医学生读经史子集：从集到别集总集

在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集部汇总了历代学者与文人的文集作品，收入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剧曲及诗文评论等著作，反映了中国古代学者与文人在诗文创作和文学评论等方面的丰富成果，其中也包含大量的学术内容，是四部分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部之学的“集”，本字作“雧”。《说文解字·雥部》说：“雧，群鸟在木上也。从雥木。集，雧或省。”按《说文解字》的解说体例，凡象形字，即用“象形”，或用“象某形”；会意字，则用“从某某”。集字为“从雥木”，说明是会意字。雥是群鸟。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中说：“《禽经》曰：独鸟曰复，众鸟曰集。”《诗经·周南·葛覃》说：“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就是使用了“集”字的本义。

“集”字从本义引申出聚、会的意义。如《尔雅·释言》说：“集，会也。”《广雅·释诂三》说：“集，聚也。”再进一步引申，将单篇的文章作品汇辑整理成一部书，也称为集。如三国时期曹丕《与吴质书》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为了纪念朋友，于是收集、汇集徐干、陈琳等人的文章编成书册，称之为“集”，这是作为文集之义的“集”字较早出现的文献记录。

作为文集意义的“集”，按照所收录的作品出自一人或多人之手，又分为别集和总集两种不同类型。

别集是汇聚一家的诗文作品所成的文集。先秦时期，诸子文章结集起来只称“某子”，如《孟子》《荀子》之类，并没有什么“集”的说法。到西汉时，文章虽然渐渐多了起来，但也还没有汇集诸体编成文集的。到东汉以后，自觉编纂个人文集的现象开始出现。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宪王苍卒后，“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这是由朝廷诏告而编成的个人文集。再如《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载：世叔妻班昭死后，“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这是由作者的亲属编成的个人文集。但东汉时为他人编别集还不常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他人编别集普遍流行，而且还出现了许多自编别集的现象，个人文集开始大量涌现。

与别集相对，总集则是汇总多人的诗文作品而成。在历史上，《诗经》《楚辞》堪称最早的诗歌总集与辞赋总集，但严格地说，当时并没有文集的观念，因此，它们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总集。(www.xing528.com)

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看，汇聚各家诗文作品的总集，只有在学者文集著述不断增加以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形态形成之后才可能产生。据现存文献记载，真正的总集创始于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并趋于自觉的时期，当时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超前代，出现了许多“文章家”，这些能文善诗之士都有专门的文集传世，而且文集中众体具备，佳作屡现。这种作家辈出、作品云集、文章种类繁多的局面，对于读者的选取与浏览就极为不便，由此推动了根据读者的需要对各家作品进行汇集、选录的总集编纂活动的出现。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问世的。

对于总集的问世，《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小序有精炼的揭示，其称：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无论是汇聚一家诗文作品的别集，还是汇总多人诗文作品的总集，作为文集的两种基本形式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观念的重要演变，以及文学与经、史、子学相区别的独立地位的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