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术思想嬗变：医学生读经史子集

在中国古代学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子部之学最为庞杂，也最能体现华夏民族文化的包容精神。两汉以后，随着子部之学的历史发展，子学不仅将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纳入自身之内，还将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学术纳入其中，仅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其子部就收录了西方传教士独撰或与中国士人合撰，以及深受西学影响的著作30多部，显示了明清之际传入的西学在传统子部之学中的重要影响。

包括《四库全书》著录的西人著述在内，明末西方传教士译述传入的西学著作共有100多部，其中除了一批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宗教神学著作外，大部分是介绍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水利、机械等方面的科技知识。西方学术，尤其是其科技知识中注重实证和应用的学术思想的传入，有力推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批判宋明儒学空谈性理而强调实证、实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知识界都产生了强烈震撼，逐渐形成了明清之际注重实际、实证和强调经世致用的一代学术新风。明末中医温病学的大家吴有性能够明确提出温疫的流行并非六淫所致，而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戾气”所致，在中医病因学上突破传延千古的六气致病说，与当时思想界注重实证、实用的学术风气的浸淫影响密不可分。

知识链接：蔺道人与基督教

蔺道人（约790—850），唐代著名医僧，是当时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位久居中国的景教徒。他留下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记载的小夹板治疗骨折术，是古代西方医学的特长；他对骨折的处理方法与《希波克拉底文集》所叙相同，但在内服外敷方药上较多地采用了中医学内容。《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实际上是中西方药技法相结合的产物。该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骨伤外科专著，将古代西方医学的骨伤治疗引入中医学，对于中医骨伤外科的发展和学术特色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在明末西学东渐以前，古代西方文化通过不同途径也曾传入中国，蔺道人以景教徒身份传入西医骨伤外科学仅是其中一例。但从整体上说，明代以前传入的西方学术对于中国社会及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非常有限，时断时续，都被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所融化或淹没，无法与明末西学东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相提并论。

而西方传教士译述中的部分西医学内容，更对中医学术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医学术思想的时代变革。

当时，西方医学虽然已从希波克拉底与盖伦代表的古典医学进入到以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为标志的近代医学革命的新阶段，但由于当时耶稣会保守的宗教立场，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所接受的仍然大多是维萨里以前的西方古典医学理论。而西方古典医学在疾病认识和临床治疗上与当时的中医学相比较，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学术传教”以吸引中国士大夫的策略出发，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介绍的西方学术主要集中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水利、机械及音乐、绘画等方面，对西方古典医学并未做重点介绍。

但是，在他们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宗教神学及上述的部分科技类著作中，也涉及一些对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的认识，以及一些医药卫生知识，从而使西方古典医学的部分内容传入中国。如，利玛窦在《西国记法》的“原本篇”中介绍了西方神经学，在论脑时指出：“记含之所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将西洋的神经学和脑学说最早传入中国；高一志在《空际格致》中介绍了古希腊的四元素说与一些解剖学知识；熊三拔在《泰西水法》中阐述了人类躯体运动原理、体液生理和病理等方面的内容，并介绍了西洋炼制药露法；汤若望在《主制群征》中，则介绍了不少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方面的医学知识；傅汎际在《寰有诠》和《名理探》中介绍了心脏和视觉功能、大脑的作用，以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等内容。

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对西医学做出专门介绍的仅有瑞士人邓玉函。邓玉函在投身耶稣会前，本为欧洲名医，在明末来华的传教士中也最为博学。他到达澳门后，在当地行医，并解剖了一名日本神父的尸体，开创了西方医生在华进行尸体解剖的最早实践。1629年，他被明廷征召进京，修撰历法，从此放弃了医学。但他是欧洲名医，有将西方解剖学传入中国的愿望，为此译述了《泰西人身说概》，并与罗雅各、龙华民合译了《人身图说》。通过这两部医学专著，邓玉函将诠释人体结构的解剖精细图说和生理学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www.xing528.com)

通过传教士的各种译著，西方古典医学的理论、学说、临床、药物及治法等，开始传入中国。虽然这时传入的西方医学与当时的中医学相比，在整体上并不占优势，甚至在临床治疗技术和实际效果上还不及中医，再加上当时与传教士接触的中国学者及能够读到西学著述的中国医家人数有限，因而在社会影响与医疗实践上，西医学并未对中医学界产生多少触动。但是，西方医学中与中医截然不同的四元素、四体液、神经、脑学说等新鲜理论及远较中医精细详明的生理解剖学，毕竟对直接或间接接触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其中，部分学者开始将西医学的有关知识纳入自己的著述，并在传统中医学的框架中予以接纳和消化吸收，在学术实践上开启了中西医学汇通发展的时代潮流。

最早倡导中西医学汇通的是明末思想家方以智。方以智，文而兼医，自号“药地”，早年曾参与徐光启的译述西学工作，与传教士毕方济、汤若望等皆有交往，对西人译著有较全面的学习和了解，在其所著《物理小识》中载录了不少西医学内容。如卷三“人身类”引汤若望所著《主制群征》中的“脑说”，介绍了脑、脊髓、脑神经和脊神经的解剖，提到“脑散动觉之气，厥用在筋”。又引述西方体液说与盖伦的肝血心血供养说，认为这些都是“灵素所未发”，“诸症医者必从三部跃动之势揣之”，以中医诊脉三部九候之理与西医学进行了初步汇通。他在《物理小识》“自序”中，更明确提出西学“详于质测，拙于言通几”，发展了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为中西医学取长补短的汇通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明末清初中西医学会通思想的启蒙者。

方以智最先接纳了西医学关于“脑散动觉之气”的观点，而西医学“脑主记忆”说尤令中医界震撼。中医学自《内经》创立以来，认为脑为“奇恒之府”，不是主宰人身的主要器官，将实际上属于脑的功能归之于“心”。直到明代医家李时珍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但其如何发挥“元神之府”的功能，仍语焉不详，也没有涉及脑的思维记忆等功能。在此背景下，西人“脑主记忆”说格外引人关注。首先接纳这一学说的为明末抗清名士金声。金声又将其传给了同乡医家汪昂。汪昂在其所著《本草备要》“辛夷”条下记载了这一“脑主记忆”说，并将它与李时珍“元神之府”说进行了初步汇通，认为二者“于义暗符”。汪昂的《本草备要》通俗易懂，读者甚多，脑主记忆说遂不胫而走，流传渐广。

方以智、金声等接纳的“脑散动觉之气”与“脑主记忆”说在100多年后仍对清代后期著名的革新派医家王清任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影响。他在《医林改错》中专设“脑髓说”，明确批判自古以来“灵机发于心”的错误，综合了“脑散动觉之气”与“脑主记忆”说，肯定了脑主记忆及脑神经的感觉与运动两种功能，并引申发挥，阐明了脑与五官功能的关系，提出脑主宰生命，“一时无气，必死一时”。此外，他还用脑髓说解释癫痫病机、小儿抽风与大人气厥等病理现象，使中医学关于脑功能的认识大大提高。

脑学说是早期西方医学传入时影响最大，也最早为中医界接受并汇通的内容之一。在中医学界对西医学“脑”学说汇通的同时，明末医家王宏翰则在《医学原始》中更为全面地引入了西医学生理、病理的四元行、四体液论，以及记忆、感官、运动、呼吸与解剖等各种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兼取中西的“元神元质说”和“太极元行论”，成为中西医学全面汇通的开拓性医家。

继王宏翰之后，王学权、郑光祖、王清任、王士雄、陈定泰等都是中西医学汇通的重要推动者。而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医学的大量传入，以及西方医家在华开办诊所、医院等医疗实践的深入拓展，中西医学汇通进一步发展，诞生了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一批中西医学临床汇通的大家，中国医学界也由中医独尊逐渐转变为中西医学二元并存的新局面。从此以后，与西方医学之间的交流、容纳、汇通、竞争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医学存在的基本形态。如何吸收西方医学的发展成就以发展中医学，实现中医学术思想的会通与超胜，是自明末以来直至今天中医学术思想发展所面临和探索的时代课题之一。

自两汉以后，中医学在发展中有三次大变革时期：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注重实用，临证方书和医学各科得到充分发展；第二次是金元时期，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金元四大家为代表，在统一的中医学领域形成各家学说互竞发展，掀起学派争鸣的理论繁荣局面；第三次是明清之际，西方学术东渐，中医学开始吸收西方医学思想，形成中西医学汇通发展的时代大潮。这三次大变革中，第一次与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的兴起与传播密切相关，第二次与宋代儒学强调以己意解经和学派争鸣的思想氛围影响关系密切，第三次则是西学东渐的推动使然。在这三次大变革中，儒、道、佛与西学，成为中医学历史发展中四种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展现了内容庞杂的子部之学对中医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