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影响中医学术思想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广泛传播，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了儒道释三教鼎立的发展局面。进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至鼎盛状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佛教宗派，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医学领域，佛教思想也非常丰富。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包括人身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由“地、水、风、火”四大基本要素构成，“四大”不调，则百病丛生。大乘佛教主张利益众生，要求勤习“五明”，“医方明”即是其中一种，是僧徒修习的功课之一，包含着古印度各种医治疾病的学问和方法。而被誉为“经中之王”的《法华经》更指出，佛是大医王，能医众生病。世间一切都是药，都可以治病。佛法是不定法，众生有种种病，佛就用种种法药去对治。

佛教丰富的医学思想随着佛经的翻译和传播进入中国，而佛教徒为扩大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往往将行医济世作为弘扬佛法“普度众生”“自利利他”精神的一种重要手段，寺院在历史上也常常建立病院，作为疾病收容和战伤救护的重要场所。另外，佛教寺院多建在远离城镇的穷乡僻壤或名山大川，为了自身保健和防治疾病的需要，僧侣也必须研悉医术，以自救救人。这些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佛教在魏晋至隋唐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古印度及西域的医学理论、治疗方法、卫生保健等内容被大量运用于解释生理、病理和临床诊治的医学实践，不仅逐渐形成了佛教医学的独特理论体系和临床诊疗方法，对中医学术思想的拓展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在医学理论上，佛教的“四大”致病说就对中医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南朝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作为一部重要的中医方剂著作，就说：“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也称：“地水风火和合成人。……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这种每“大”可致“一百一病”，“四大”共致“四百四病”的说法，就直接来自于佛教典籍。

在药物方剂上，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药，四百四病就有四百四方。受此影响，魏晋南北朝的医家特别致力于搜集专方，寻找专药，编纂方书，创造了中医学发展史上药物和方剂创新最为丰富多彩的时代。

其中，在药物研究上，这一时期现可考的著述多达70多部，较有影响的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雷敩的《雷公炮炙论》、徐之才的《雷公药对》等；在方书著述上，更是成就斐然，其中佛教僧侣直接编撰的方书就有东晋僧人于法开的《议论备豫方》、支法存的《申苏方》，刘宋僧人胡道洽的《治卒病方》，北魏僧人释昙鸾的《调气方》《疗百病杂丸方》，北齐释道洪的《师道洪方》，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南朝宋齐僧深师的《僧深方》等。除僧侣著述方书外，受佛教思想影响的重要方书还有南北朝陈延之的《小品方》、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以及隋唐时期王焘的《外台秘要》、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等。如，《外台秘要》就载有天王补心丹、九味沉香散、少林正骨精等佛家医方60多首，《备急千金要方》中也记载了印度和西域传入的佛教药方10多首。

在诊疗技术上，《内经》强调“粗守形，上守神”（《灵枢·九针十二原》）的医学观念及以功能论藏象的医学模式，对于临床外科治疗的发展有较大的局限。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医学的传入，尤其是佛经中关于印度神医耆域以利刀破肠来治疗疾病的各种奇术，极大地激发和促进了中医学临床外科和手术技术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医家多擅长外科手术。如，据史料记载，晋代的医家已能进行唇裂修补术、开肉锯骨截肢术、骨科的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术，以及眼科的金针拨白内障等多种外科手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也在这一时期问世。该书为晋末刘涓子所著。书中介绍了消毒方法和脓肿切开针烙引流等术式，强调内治外治结合，重视手术技巧，为后世外科“消、托、补”三大法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在养生保健上，佛教提倡素食养生，强调饮食节律和注重饮食禁忌，并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沐浴、揩齿、焚香避秽等卫生保健，尤其是佛教医学特别重视精神修养，强调精神调养重于药物治疗，自我调养重于外缘调节，在戒、定、慧三学中的禅定养生，注重调身、调息、调心，内容丰富多样，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佛教思想在医德规范上也对中医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佛教提倡慈悲为怀，积德行善，普度众生。魏晋以来，也涌现出一大批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佛教医林人物，如西晋的佛图澄、支法存，东晋的于法开、僧深，北魏的昙鸾、僧坦等。这些医僧不计名利、不求酬报，以济世救人、普度众生为己任，在医学伦理学史上树立了千古典范，对后世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就指出：“凡太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他还同时指出，不得杀生取药，损彼益己，即“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这种“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及医疗实践中的“重生”思想都是佛教思想在医家伦理观上的鲜明体现。

历史上，佛教思想的传播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医家群体上，继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一批德艺双馨的医僧后，隋代的梅师，唐代的义净、鉴真，宋代的施护、法坚、初虞世、奉真、继洪，元代的普映、拳衡，明代的住想、普照，清代的本圆、雪岩等，都是留名史册的著名医僧。他们在佛教医经翻译、中外医学交流、临床诊疗或方药整理等方面各有建树，为佛教医学及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唐代的医僧为例，义净是继玄奘之后赴印取经获得杰出成就的佛学大师，为中国历史上四大译经家之一，他的取经译经活动及其撰述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中印医药交流的重要篇章；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所著《鉴真上人秘方》在日本被奉为圭臬，为中日医药交流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除历代著名的医僧外，佛教思想对医学发展的影响还表现在历代出现了很多私淑佛学的重要医家。如，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殷仲春、王肯堂、吴有性，清代的章楠、喻昌、程国鹏等，都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们的部分著作，如《肘后百一方》《医藏书目》《医门普度瘟疫论》《医门棒喝》等，在命名上就直接取自佛教的用语。清代医家喻昌、程国彭在他们所著的《医门法律》和《医学心悟》中，更将佛教的道德规范引入医学领域，以佛法和佛家的戒律来约束医家的道德行为，将弘扬佛法、普济群生视为医家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突出体现了佛教思想对于中医伦理学发展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历代的医僧及私淑佛学的著名医家，在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大量医学著述，这些宝贵的医学文献连同佛经中的论医佛经和涉医佛经，卷帙浩繁，内容广泛，涵盖医学理论、方剂本草、临床各科、养生保健等医学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医学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佛教医学在中医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