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对道家思想的发展影响

中医理论体系以《内经》的诞生为标志，在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作为时代的产物，中医学在形成初期就与当时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时代氛围密不可分，在学术思想上深受诸子学的影响。在《内经》中，战国时期的儒、墨、道、法，以及兵家、名家、农家和阴阳家的思想都有体现，其中，儒、道二家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医学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在综合吸收儒家、道家与阴阳家等众家学说的基础上成为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和临床诊断、治疗的思想基础和说理工具的。

到两汉时期，《内经》最终成书，并与其后的《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一起，标志着中医学理、法、方、药的完整学术体系正式确立。这一时期，儒家经学已上升为官方统治思想，在学术思想上最为兴盛。《内经》等“四部经典”在浓厚的经学氛围下著成，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然格外显著。无论是天人相应的有机论医学观和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还是元气论的自然观和医为“仁术”的医德观念，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此后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始终居于官方统治地位，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医学的历史发展和学术面貌。两宋以后，在医家群体中，大量由儒入医或儒而兼医的“儒医”的出现，更是儒家思想对中医学影响的鲜明体现。

在两汉以后中医学的发展中，古代的子部之学，除儒家对中医学产生了多方面的持续影响外，道家、佛家及明清之际东渐的西学是对中医学影响最为重要的三种学说，在中医学术思想的拓展演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道家学派，以老子为开山祖师，到战国中期庄子和稷下道家的出现而达到发展的鼎盛状态。在先秦诸子学中，道家学派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和生成演化的客观规律，强调“道法自然”，与自然科学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运动规律的认识活动最为接近，因而对包括医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具体到中医学领域，在《内经》标志的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上，举凡人体生命观、疾病与诊治的认识方法论、养生学以至《内经》的编写体例形式等方面，都有道家思想的鲜明烙印。在宇宙观上，老子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最高实体，主张“道生万物”和“道法自然”，庄子在坚持老子“道”论的同时，又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和“万物皆化”的思想，稷下道家则又明确地引入“精气”说，提出“道”即“精气”的主张，将老子的“道”论与“气”论思想结合起来。

道家在宇宙观上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内经》对于人体生命本质的认识。首先，老子主张“道生万物”和“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内经》观察自然万物与人体生命的基本观点，并具体表现为“人与天地相参”“人与天地相应”的整体论生命观。而庄子和稷下道家的“气化”与“精气”说，也被《内经》直接引入，并表现为“精、气、神”等揭示人体生命本质的基本概念，成为解释人体生命起源、内涵、历程及生理、病理的普泛性概念；其中的“气”与“气化”思想，更是中医基础理论中阴阳、脏腑、经络、运气、气机升降与四气五味等众多学说产生的理论基础，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中影响尤为重大。(www.xing528.com)

在认识方法论上，道家关于宇宙永恒运动及阴阳对立和消长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也被《内经》直接引入，成为认识人体疾病变化和确立诊治法则的基本依据。例如五行学说中的“生克”观，就深受老子“相反相成”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五行生克关系既被应用于生理上解释五脏的相互滋生与相互制约关系，又被应用于病理上解释疾病传变的过程，还在治疗上被广泛应用，成为培土生金、滋水涵木、壮水制火、佐金平木等众多治法治则的理论基础。而老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及“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等辩证观点与医疗实践相结合，更直接催生了《内经》中著名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治未病”原则。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作为《内经》中认识疾病和确立诊疗的基本依据，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证实践，是中医学最为基本的认识方法论原则。

除了宇宙观和认识方法论，在养生学上，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强调贵柔守雌、致虚守静、顺应自然，为后世养生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庄子更视养生为“通道”的重要表现，主张恬淡无为，顺应四时阴阳变化，并提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等调节呼吸、模仿动物活动的气功与导引等养生方法，对《内经》中的养生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先秦道家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对《内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了提供了许多直接的思想资源，在写作体例上也对《内经》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内经》中，不仅有很多语句与《道德经》及《庄子》非常相似，其采取黄帝与岐伯、雷公等人相互问答的对话体形式来阐发医理，也与《庄子》通过黄帝、庄子、惠施等人的对话形式来阐发哲理在文体风格上一脉相承。

两汉以后，道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以道教的形式出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致力于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形成了宗教史上特有的仙道文化。道教追求肉体生命羽化登仙的独特教义，使其与关注养生保健和疾病防治的医学关系格外密切，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如，道教修炼上形成的内丹、导引、房中、服食等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养生学的理论与实践；道教炼制外丹的“炼丹术”不仅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还创新了中药丹剂的新剂型，使紫雪丹、至宝丹、养心丹等各种中药丹剂在临床上获得广泛运用；收录历代道教丛书的《道藏》包含了大量有关炼丹、养生等医药类著作，是中医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的养生文献格外丰富。而自魏晋以来，出现了葛洪、陶弘景、殷仲堪、孙思邈、王冰、吴夲、朱提点等众多精于医道的道教人士，在历史上号为“道医”。“道医”群体的出现及他们在医学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两汉以后道教在中医学术思想发展上的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