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子学是当时学术思想的主干。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从子学中分化出来,位居“一尊”地位。但子学在当时学术思想上仍具有重要地位,在刘歆的《七略》中,《诸子略》仅次于《六艺略》,位居第二,在图书数量上更居首位,可见其当时仍可谓学术思想的大宗。刘歆对先秦诸子“九流十家”的划分也成为后世子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中国传统学术门类的划分是与图书分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类目的设立上,既要以图书的学术内容为基础,即以“义”立类,又要兼顾流通中图书篇卷数量的多寡,以便于利用和检索。有其书才有其类,图书过少则不宜独立成类,只能附录于与其性质相近的类目之中。刘歆《七略》将史书附于《六艺略》的《春秋》之后,主要就是由于当时史书数量过少,不便单独成为一略。而在《六艺略》《诸子略》之后,诗赋、兵书、术数、方技都能独自为类,则显示了这些领域自先秦以来已产生了大量图书。如《诗赋略》包括赋、杂赋、歌诗三类,共106家1318篇;《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技巧四大类,共53家799卷,另有图28卷;《术数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著龟、杂占、形法六类,共109家2539卷;《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36家868卷。
但两汉经学时代确立后,子学争鸣的时代不复存在,诸子之学渐衰。面对典籍流通数量的新变化,诸子学单独作为一类已显单薄,因此,西晋荀勖在《中经新簿》中采用四部分类,遂将诸子、兵书、术数合为一部。基于同样的考虑,南梁阮孝绪在《七录》中新增佛法、仙道二录,同时认为兵书既少,不足别录,遂与诸子合并为“子兵录”;《方技略》中房中、神仙已入仙道录,剩下的医经、经方也不足别创,故合方技与术数为“术技录”。到《隋书·经籍志》,则明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其子部将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全部并入其中,子学内涵实现了由“学”至“术”的形态拓展。此后,子部内容虽有部分调整增并,但基本未变,到清修《四库全书》时,子部综合前代成果,细分为14类,其中,除了源于先秦“诸子学”的儒家、法家、农家、小说家及合并墨、名、纵横于内的杂家类和包含佛道二教的释家、道家7类外,子部之学还包括兵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类书等7类,它们与“九流十家”的“诸子学”及佛道二教相比较,更具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术”的色彩,从而丰富了子学的内涵,使子学成为四部中最能展现民族学术文化丰富广博特色的学问。
兵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术体系,到刘歆编撰《七略》,已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汉书·艺文志》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认为兵家出于古代司马之职,是君王治国必不可少的武备之事。在春秋战国、两宋与明清之际,兵家出现三次发展高潮,涌现出大批著作。在《四库全书》中共著录历代兵家著作二十部。其中,《孙子》,俗称《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兵法圣典”“兵经”,是兵家之学的代表作。另外,著名的还有与《孙子》合称为“武经七书”的《六韬》《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及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所撰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在长期发展中,兵家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如:在战争与和平关系上,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崇尚和平与重视战争相统一。在战争原则上,倡导“全胜”,所谓“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在战争目的上,突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追求正义和功利的统一。在战略战术上,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将谋略制胜摆在首位。充满智谋的兵家之学,展现了华夏民族文化高超的思辨智慧与热爱和平、崇尚正义的博大胸襟和高远情怀。
医家同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汉代已成为独立的学术门类,它以整体辩证的思维方法、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及针灸、刮痧、按摩等独特的外治疗法,展现了中华民族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生命智慧。而医家视医学实践为“仁心仁术”,又充分凸显了中华民族深沉的人文关怀和博爱精神。《四库全书》共收医书97部,著名的有《内经》《难经本义》《针灸甲乙经》《伤寒论》《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铜人针灸经》《证类本草》《妇人大全良方》《脾胃论》《格致余论》《普济方》《本草纲目》《濒湖脉学》《神农本草经疏》《类经》《景岳全书》《瘟疫论》《医宗金鉴》等。
天文算法类包括天文和算法两方面。古代天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定历法,而制定历法就必须计算,所以,“算术、天文相为表里”,“二者恒相出入,盖流别而源同”。天文家和算法家也常是一身二任,统称为天算或历算家。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强调掌握季节时令,历代统治者又特别宣扬继天立极和天人感应,认为人间统治与天象息息相关。敬天授时的需要使天文观测受到高度重视,并被视为神圣的事业,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天文观测最早、最发达和最持久的国家。与发达的天文学相联系,中国算学也有突出成就,到唐代就已出现了包括算学经典《九章算术》及《周髀算经》《缀术》《缉古算经》等在内的《算经十书》,形成了重计算的算法化数学的典型形式。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和算学都达到发展高峰,出现了郭守敬制定的中国古代最好的历法《授时历》,以及算学四大家秦九韶、李治、杨辉和朱世杰。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学和算学走向衰落,在明末西学传入之际,开始走上学习、吸收西方天文学与数学的发展道路。(www.xing528.com)
天文算法、医学与农家类的农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四大知识体系,其中蕴含着华夏民族认识和探索自然奥秘的丰富智慧。
术数类,又称“数术”,是秦汉以后利用《易》的象数与阴阳五行学说形成的各种方术,用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四库全书》将术数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六类。这里的数学,是根据《易经》的象数形成的以数目来探究宇宙奥秘的神秘“数”学,不是指算法类数学。占候是观测天象,预测灾祥的。相宅相墓是研究住宅坟墓吉凶的,俗称“风水”学,又称堪舆学。占卜是通过易术预测吉凶的。命书相书就是算命看相。阴阳五行则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统摄前五家加以研究的学问。这六家中,《四库全书》认为,仅数学一家,本于《易经》象数之学,有一定的道理,其余都是傅以杂说,百伪一真的“悠谬之谈”。术数以趋吉避凶为目的,其中不乏附会、牵强、武断与神秘,可谓古代迷信之总汇,但也体现了古人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积极态度,其中也留下了一些宝贵的探索结果,如占候中的《开元占经》就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天文资料,极具价值。因此,术数也从侧面展现出中国古人处理宇宙人生问题的实践探索与智慧。
艺术是子学中异常醒目的一类,在《四库全书》中分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类,包含了音乐、书法、篆刻、绘画、雕塑、舞蹈、围棋、演奏等中国传统艺术的多种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可以怡情养性,培养智慧,具有审美和教化的双重意义,它以含蓄内敛的中和之美和极富意境的技艺形式展现了华夏民族敏锐细腻的心灵感受和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其中,琴棋书画更是传统文人必备的四大技艺,它们以独特的艺术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高雅与精致,展现出华夏民族高远淡雅的审美情趣与境界追求。
谱录是专门研究一类事物的学问,按照不同事物以类相从的原则进行归属,形成关于一类事物研究的系统目录,在《四库全书》中,分为器物谱、食谱、草木鸟兽虫鱼谱三类。器物谱是讲古玩、器物、文具图谱的专书,如《古今刀剑录》《鼎录》《宣和博古图》《钦定西清古鉴》《奇器图说》等。食谱是讲食物调配和烹调方法的,如《茶经》《茶录》《宣和北苑贡茶录》《北山酒经》《酒谱》《糖霜谱》等。草木鸟兽虫鱼谱是讲植物动物的,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范村梅谱》《金漳兰谱》《荔枝谱》《竹谱》《菌谱》《禽经》《蟹谱》《异鱼图赞》等。谱录家涉及的内容不仅对于历史考证有重要价值,对于后人了解中国科技史和动植物研究也有积极意义,它体现了华夏民族对于生活的广泛兴趣和闲雅情致,展现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和精致。
类书是子部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因为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按不同方式进行编排以供检索的工具书,其中兼收各类的综合型类书作为百科全书性质的资料汇编,在内容上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是“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因此,按道理,综合性类书应从四部中独立出来,另立门类,但《四库全书》按四部分类,只能将其寄存在子部中,更加凸显了子部之学的浩瀚和广博。曹魏时期编修的《皇览》为“类书之祖”,此后,历代相继仿效,纂修出大量类书。现存最早的类书是唐初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宋代,类书编纂非常兴盛,出现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著名类书。明清两朝更编撰了古代最大的两部类书《永乐大典》与《古今图书集成》。其中,《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历经康雍两朝编纂完成,共一万卷,一亿六千多万字,收录了从上古到雍正以前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类书的编写,客观上保存了大量珍稀散佚的古籍文献,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浩瀚。
经学时代下,在“九流十家”与佛道二教多姿多彩的学说外,智谋的兵家、仁爱的医家、精深的天文算法家、神秘的术数家、高雅的艺术家、专门的谱录家及广博的类书家,将“子学”的内涵由“学”的理论进一步拓展到“术”的实践层面,使子学在传统学术门类中更加多姿多彩,熠熠生辉,集中展现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创造精神和生命智慧。其中,中医、国画自近代以来,虽历经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侵蚀,但始终被视为“国粹”,传承不绝,更凸显了中国传统子学的不竭生命和独特魅力。
作为民族文化生命观念自觉的产物,子学自先秦时期形成起,一直是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最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提出的不同思想和学说的总汇,并在历史发展中进一步拓展到战争、医疗、观象、授时、艺术、生活等实践活动的不同领域,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丰富与特色。在强调创新精神的新世纪,对于这一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生命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学问,尤须认真研习,承续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