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儒家内部演进与传承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各个朝代尊奉不变的统治学说，但经学的至尊地位并没有阻碍儒家学说自身的发展。因为，经学与儒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儒学”的内涵远较“经学”宽泛。经学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强调的是思想一统，而儒学自始即存在着不同的学说或派别。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这八派对孔子思想各有取舍，但都属于“儒学”。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孟、荀二人思想差异巨大，但都是当时的大儒。所以，历代封建王朝将儒家经学尊奉为统治思想，强调的是儒学中“经学”的官方“一尊”地位，并没有在整个社会阻碍、限制儒学内部不同派别或学说的存在和发展。如，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当时朝廷里原有《孟子》的“传记博士”，但《孟子》一书虽是儒家言但非“经”，所以，《孟子》的“传记博土”同遭“罢黜”，不再列为官学。《孟子》及《子思》《曾子》《荀子》等儒家学者的个人著作，都被刘歆列入“诸子略”，它们都是以“子学”的形式在社会上得以传承的。

两汉时期，由于经学的独尊地位，儒家学者视经典为惟一的是非标准和学术思想的根本源泉，注解、阐释儒家经典成为基本的治学方法，儒学主要采取经学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在理论上，两汉儒学以董仲舒创立的神学目的论为主导，与先秦的孔、孟、荀的儒学思想已不尽相同。两汉以后，由于本土道教的形成与佛教文化的东传，儒学受到了强烈冲击与挑战。在儒、释、道三教相互排斥与渗透、融合的长期发展下，到两宋时期，不仅经学从注疏训诂的汉唐经学转变为以阐发经典“大义”为特征的“宋学”形态，而且儒家学者也不再满足于解经、注经，他们更加强调继承孔孟的“道统”，以“求道”“知道”为真“儒学”，因此，后世常把宋代以后的儒学称为“道学”或“新儒学”，儒学在形态上发生了又一次变化。

宋代的所谓“道学”，实际上包含着不同的派别，有代表性的有濂、洛、关、闽四大学派。濂学是指以北宋周敦颐为首的学派，因其原居道州濂溪而得名；洛学是指以北宋程颢、程颐为首的学派，因二程为洛阳人而得名；关学是指以北宋张载为首的学派，因其讲学于关中而得名；闽学则是指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朱熹曾在福建建阳讲学而得名。其中，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到南宋时期逐渐成为官方的正统学派，影响最为强大。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主要派别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到明代，心学又有王阳明的加入，发展更加强劲。(www.xing528.com)

儒家经典《中庸》里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就是说，君子的学问与德性是应统一于一身的，然后才能达到广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的地步。但理学与心学各重其中的一面，心学以“尊德性”为宗，理学以“道问学”为主，双方各立门户，相互攻击，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后学分歧更深，门户之争，几成冰炭。理学与心学也成为宋代以后儒学的两大基本派别，虽然其间还有不少其他的学派，但总体上不出理学和心学二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清末。

纵观汉代以后儒学的发展，经学是其主要的存在形式，但经学并不代表儒学的全部。其中，只有为儒家经典直接进行注解阐释的才被列入经部著述之中，属于经学，不以注释经书的体裁来阐发学术思想的，则被纳入到子部之中，属于子学。如，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扬雄的《太玄》《法言》；宋代朱熹的《近思录》《朱子语类》《延平答问》，张载的《张子全书》，程颢、程颐的《二程遗书》《二程外书》；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等儒学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著述都属于子部。儒家思想在经学“一尊”的两千多年中，仍以子学的形式开拓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展现着儒学自身的内在活力，并以子学的创新精神不断赋予儒家经典新的生命力量，推动着经学形态的转换。在两千多年儒家经学“一尊”的外在形式下，儒家思想创新发展的子学精神始终涌动不息，成为汉代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