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我国社会进入到夏商周以来的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以“周礼”为代表的上古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新旧社会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士”阶层迅速兴起。作为当时不同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以干时政，“诸子百家”应运而生。
“诸子”是这一时期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也是先秦至汉代各种思想学派的总称，属于春秋以后产生的私学。“百家”中的“家”，按《汉书·艺文志》所说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学派，如儒家、道家等。按这个意义，先秦诸子主要有所谓“九流十家”。二是指个别的思想家，如说“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阴阳二十一家”等。按这一意义，据《汉书·艺文志》统计，秦火之后所存书籍尚有诸子之学189家、4324篇。在这189家之中，大多数人和著作都出自春秋战国时代，可见“百家”之说并非奢夸之语。即便据今传文献，可考者也约有六七十人。其中，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诸子蜂起，群星闪耀；百家争鸣，思想激荡。先秦时代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各种不同学说和流派相互争辩，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其灿烂多姿，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瑰丽篇章！
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使春秋战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对于这一时代学术文化的探讨，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充满魅力的话题。其中，关于诸子的起源，自战国时代庄子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以来，就产生了诸子出于王官说、诸子起于救弊治世说、诸子针对“周文疲敝”说及诸子为“哲学的突破”说等不同观点。
诸子“出于王官说”始于刘歆的《诸子略》。其文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所谓某家者流，即其学派的衍流。所谓出于某某之官，即指某家之王官。根据刘歆的说法，上古知识分子集中于王室，当时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到东周末，王室衰弱，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丧失了职位，流落各地，遂以私人身份在民间传授他们掌握的知识。于是他们就由“王官”转为私学的“师”，各个学派就在这种官师分离中产生。虽然从历史文化承受上看，诸子之学应该出于王官，但将诸子与某家之“王官”一一对应，难免失之拘泥，过于牵强，从而遭到近世学者的许多批评。如，钱穆就认为：“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皆出于王官，则不可也。”[1]
诸子起于“救弊治世说”最早见于西汉刘安《淮南子·要略》。该篇论述儒、道、墨、法各家学说起源，都称其为救世道衰弊而发。如，论法家起源时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就是说，法家刑名之学是出自救世之乱的。《淮南子·泛论》更总括说：“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也。”(www.xing528.com)
民国初年，胡适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发挥了《淮南子》的“救弊治世说”。他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认为，当时社会出了问题，民生有疾苦，所以诸子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发的，与古代王官之学并无关系。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和胡适将诸子学归结为民生疾苦等社会问题都过于笼统和浮泛，诸子之学实质是针对周代礼乐典章制度崩坏而发的。他说，西周三百年的礼乐典章制度发展到春秋时代，已渐渐地失效，出问题了，这就是“周文疲敝”。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回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2]牟宗三的诸子之学针对“周文疲敝”说，将诸子学的出现提升到思想文化制度毁坏之后重建的层面，较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救弊治世说”确实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
与以上三种从外在环境的视角探讨诸子起源有所不同，当代史学家余英时又从文化思想与理论思维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诸子之学为“哲学的突破”说。他援引美国社会学家派森思的观点，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这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都曾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的宇宙本质发生了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是从未有过的。随着这种认识，人们对人类处境本身及其意义有了新的解释。在中国，这种“哲学的突破”就是针对周代《诗》《书》《礼》《乐》等“王官之学”而来的。以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家为例，孔子“述而不作”，在承继“六艺”传统的同时，赋予了它们新的精神与意义，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研习《诗》《书》《礼》《乐》的，但后来却是礼乐的激烈批判者，其对传统的突破上较孔子更为激烈。其余诸子也都是各就一端对古代王官之学予以“突破”的。正是“哲学的突破”导致统一的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不同学派蜂起并峙，形成庄子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多元思想竞秀争流的学术繁荣时代。[3]
关于诸子起源的这些不同观点，分开来看似乎相互否定，但实际上，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诸子起源问题的多维性。诸子出于王官说揭示了诸子起源的历史文化渊源，救弊治世说侧重于诸子的生存境遇，针对“周文疲敝”说着眼于社会思想文化与制度的重建，而“哲学的突破”说则突出了人类理论思维与精神文化突破的共性。综合审视这些不同观点，它们相互补充与交织，更能全面展示诸子起源的丰富面相。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轴心时代 （Axial Period） ”的著名论断。他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轴心时代”形成了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②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新兴的“士”阶层在“王官之学”长期蕴蓄累积的基础上，面对礼乐文化崩坏导致“周文疲敝”的时代课题和世道衰弊的社会危机，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突破。诸子百家各陈因应之方、治世之道，以高度创发性的思想自由争鸣，共同书写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轴心时代”！他们所提出的命题与思想，如日月朗照，光景常新，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不断思考的重要范畴和汲取智慧的无尽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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