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的学术使命与地位

综合子学渊源的一本性、突出的创新性与强烈的现实性这三大学术特质，子学作为民族文化生命由自发的潜隐形态走向个体自觉的历史产物，其肩负的独特学术使命已较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就是——通过个体生命的观念自觉，在历史发展中实现民族文化生命的创新发展。

实际上，孔子以前，并没有“六经”与“经学”之称。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诗》《书》《礼》《乐》等上古“六艺”只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部典籍文献，民族文化生命精神也仅以文献形式处于自在的潜隐状态。正是作为诸子之肇始的孔子通过自身的整理、编订，以及阐发和传授等“子”学活动，“六艺”才得以保存和传承，“六艺”承载的民族文化生命精神才实现了理论自觉。孔子之后，也同样是通过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子对“六艺”的传承和阐发，“六艺”才开始被冠以“六经”之称。而汉武帝时期，“经学”的正式确立与当时学界巨子董子——董仲舒的学术活动同样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正是孔子、孟子、荀子、董子等人的学术活动，才使上古“六艺”之学的华夏民族文化元典得以保存，并开启了“六经”之称与“经学”时代。而孔、孟、荀、董诸人称谓中的“子”，也非常鲜明地揭示出：正是“子学”的发展，才使作为民族文化生命源泉的“六经”得以保存和传承；也正是“子学”的发展，才使“经学”时代正式确立。

不仅如此，经学自汉武帝时代正式确立后，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学术文化发展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经学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也正是依赖于像董仲舒、二程、朱熹等不同时代儒家学者们的思想创造，从而以不同形态的经学面貌回应时代的问题与挑战，使经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维系和巩固。这些儒家学者作为“学能成家”的时代巨子，纷纷被尊称为“子”，他们的经学成就首先都是以“子学”形式呈现的。

以董仲舒为例，他无疑是汉代经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但在刘歆的《七略》中，经部著述的《六艺略》仅收录其《公羊治狱》16篇，其他著述则收于《诸子略》的儒家类中；最能反映董仲舒经学思想的名著《春秋繁露》同样被列于《诸子略》，而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经学著作。

再如经学史上著名的“宋学”的崛起，与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等“北宋五子”及南宋时期朱熹等人的努力息息相关。而无论是“北宋五子”，还是“朱子”，他们的经学成就也首先是以“子”学的形式得以呈现的。他们的著述也大多列在子部之中。如朱熹的著述中，除《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等列入经部外，《近思录》《杂学辨》《朱子语类》《延平答问》《朱子全书》等都列入子部。

从子学起源于上古“六艺”的角度可以说，没有“六经”，就没有诸子；但从子学的发展对于“六艺”的传承及“经学”的确立和维系看，没有诸子，同样就没有经学！正是孔子、孟子、荀子等人杰出的学术文化实践，使上古“六艺”得以保存、传承；正是董子在汉代综合儒、墨、道、法、阴阳家的学术创造，使经学时代得以开启；也正是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诸多儒家学者的文化创造，使经学时代得以延续而不坠！

如果说，经学体现的是民族文化生命的源泉和精魂，史学展示了民族文化生命的成长历程，那么，没有子学的创造性发展，“六经”体现的民族文化生命的精魂与“常道”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变革中，就无法得到相续不绝的彰显和实现。“六经”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生命正是依赖子学在不同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才能实现不断传承、扩大，既吸收融合越来越多的文化因素，又不迷失自己的本来面目，愈久远漫长而愈广博深厚，如渊泉时出，无有穷竭。子学承载的这种独特学术使命，使其成为华夏民族文化发展中最能体现民族文化创造精神和生命智慧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四部分类中，子学位居经、史两部之后，而且与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的经、史相比较，子部属“百家言”，来自私人撰述，地位显得似乎并不重要，它也常被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视为“驳杂不纯”和“旁门左道”，与子学的学术使命所体现的重要价值地位并不相称。(www.xing528.com)

实际上，先秦时期，并无经、史、子的学术分类。当时所谓经、子与史，都是混而为一的。三代以上所谓经，即当日之史，如《尚书》《春秋》，皆为当时之史。而“六经”依赖于诸子而传承，经自然也可视为子。只是到了汉代，在长达四百年子学争鸣所导致的学术繁荣与发展下，经开始成为“学”，于是相对于“六经”的诸子之书遂别称为子，史部也逐渐成熟，从经学中分离。汉代以后，杂辑一人或多人著述的集部又从子部中分离，最终演变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

经、史、集三者都是子学发展推动学术进步与分化的成果，因此在形式上虽与子学厘然分割，各为一类，但在内容上与子学之间无不息息相通。

从经、子关系看，“六经”赖子而传承，子中有经，经中亦有子。如，“十三经”中的《论语》《孟子》本为子书，后世以尊孔孟之故，遂入经部；与《论》《孟》并为“四书”的《大学》和《中庸》，在先秦时期也属子学，也是后来被纳入经部的。尊经而贬子的观点显然有误。

史学与子学同样渊源深厚。诸子争鸣的很大一部分是史学思想的争鸣，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又丰富了子学的时代内涵。古代优秀的史家也是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家，同样隶属于子学阵营。如，司马迁提出以“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撰写《史记》，并记载其父论“六家之要指”，表明其作史是融会诸子以形成“史家之言”的。史之成“家”，始自司马迁。再如，司马光是北宋著名史家，但又是北宋“五子”之外的又一“子”，《宋元学案》中特别为其立了《涑水学案》。清人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者，周史之小宗也”。子、史之间也是密不可分。

子与集关联同样密切。在秦汉时期，无所谓文集。当时，子即集，如《孟子》《荀子》，但都不以文集命名，因当时诸子皆能卓然成一家之言。魏晋以后才有文集，从而将一家之专学的子书与所论不一的集部区别开来，但集中亦有子。如，《昭明文选》中有贾谊的《过秦论》，《韩昌黎文集》中有《原道》《原性》等。子部与集部在内容间的相互交织非常普遍。

子学推动的学术分化及其与经、史、集三部之间的密切关联，彰显了子学在实现民族文化生命创新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这种学术地位远非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外在形式顺序所能揭示。自近代以来，尤其是现当代学者，对于子学在传统学术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也在不断强化。今天常有人说，儒道互补，或者说“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而无论是互补的儒、道，还是合一的儒、道、释三教，无疑都是子学发展的成果。这些简约的评论，已高度凸显了子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地位。

【注释】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