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著作全景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单独为医家扁鹊和淳于意立传，将医家和医事活动纳入史学撰述的视野，而且，他所创立的纪传体史书结构又能将医家与医事活动广泛地穿插在诸如《孝景本纪》《六国年表》《天官书》《赵世家》《曹相国世家》及《刺客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其他的本纪、表、书、世家与列传之中。虽然这些记载不如《扁鹊仓公列传》集中系统，但综合全书，对于上古以来的医学发展却有广泛的反映，举凡医事制度、医林人物、胎产养生、诊断治疗、医学分科、各类疾病和矿植药物，都有涉及。

继《史记》之后，历代史著对于医家与医事活动的记载是不绝如缕，医家与医事活动成为史学撰述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中国古代的史学发展又极为兴盛，史学著述浩瀚无匹，典籍繁富，其中所蕴含的医学文献也自然丰富多样，在多方面展现了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

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分类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将史部图书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15类。这15类中，正史、编年、杂史、传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等类别，与中医学史联系较为密切。它们从不同的题材和内容出发，多方面地揭示了中医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学术成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文献价值。

正史以《史记》开端，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直至《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和《清史稿》在内的二十六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历史沿革和重大人物事件，汇集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科技史料。其中所记载的医学内容非常可观与信实，举凡两千年来的医事制度和医官设置、医林人物、临床各科病种的疗法、医理养生、医学文献、医学教育传承、药品发展，以及环境卫生、防病保健、卫生设施与中外医学交流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载录。这些丰富可靠的医学史料对于研究和探讨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临床诊疗、发展规律与历史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以医林人物为例，二十六部正史中正式立传的医家就多达183人，除去相关各史中一些重复立传的医家，如华佗在《后汉书》与《三国志》、陶弘景在《梁书》与《南史》中同时立传，实际入传的医家仍有154人。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基本上都有传记传世。仅隋代以前的医家就有31人入传，如战国的秦越人，西汉的淳于意，东汉的郭玉、华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甫谧、葛洪、范汪、殷浩、羊欣、王微、褚澄、陶弘景、周澹、李修、徐謇、徐之才、王显、崔彧、李元忠、崔季舒、祖珽、张子信、马嗣明、姚僧垣、褚该与许智藏等，都位列其中。唐宋以后入传的医家更多，如《宋史》即入传23人，《明史》入传16人，《清史稿》立传医家则达40人。如果从人物史的角度看，中医的发展史实际上也就表现在不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与医疗实践活动上，因此，仅从医林人物就可看出二十六部正史对于认识中医学的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与正史的纪传体不同，编年体以时间为序记载历史，也是古代史书的重要体裁。这类史书对历代医政制度和医官设置、地方与域外进献香料药草及疾疫流行等情况常有记载。而编年体史书中，专门记载历代帝王言行的“起居注”或“实录”记录有许多帝王及皇室成员患病的症状、诊疗和方药配伍方面的记载。这些史料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不仅对认识历代的疾病、方药史有重要意义，对现代临床实验研究和药物开发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清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历次疾病诊治的医案大都保留在他们的起居注中。正是在对起居注等文献史料的应用基础上，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编写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医案研究》《清宫配方研究》等书，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与纪传、编年作为一代之信史不同，杂史内容庞杂，兼包众体，是“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的史书，一些记载遗文旧事的所谓稗官野史与私家笔记俱可入内。这类史书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虽比不上正史，但由于体例自由，也常蕴含较丰富的医学史料，恰可弥补正史的不足。如清人潘永因所编《宋稗类钞》，其卷七的“方技”类就记载了包括宋代名医史载之、庞安时等在内的多个医家的医学史料，而清末徐珂所编《清稗类钞》将史料分为时令、地理、礼制、风俗等92类，其中的“疾病”“艺术”两类中就收录了126则医学史料，如《徐灵胎以医活人》《蒙古医疗断舌》《薛福辰疗孝钦后疾》《德贞以行医至华》《草头医治疾》《华医为美人治病》等。这些论医篇目或记载当时名医的医迹医案，或记载民间医生的一技之长，或记载少数民族医学，或记载中西医学交流，对中医临床和医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www.xing528.com)

地理类中的各种地方志，包含着许多其他文献无法寻及的医家生平、医学著作与地方医学、医俗等内容，对于医学史的医家医著的考证研究和区域医学研究意义重大；而其中的《大唐西域记》《诸蕃志》《真腊风土记》《职方外纪》等“外纪”类著述，对于认识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则至关重要。如，唐代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12卷就有很多关于印度医药方面的记载，这为研究隋唐时期的中印医学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职官类主要记载历代官制，与政书类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功能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政书既包括通论古今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所谓“三通”“九通”以至“十通”类著述，也包括像《唐会要》《五代会要》之类的专写一朝典章制度的各种会要体政书。政书与医学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它记载了各种与医学有关的典章制度，如医官设置、医学机构及医学教育、科举选拔等制度史内容，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医学制度沿革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

另外，传记与目录类史书与中医学史的联系也较为密切。传记类源出《史记》的各种列传，后来成为专叙一人或一事之始末的史著类别，包括《列女传》《高士传》《唐才子传》《东林列传》等各种类型，其中也不乏医林人物的传记问世。如，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撰述历代名医，人各一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史专著，其中包含了正史中未予立传的两位重要医家——张仲景与王叔和的生平活动，为后代医史著述广泛援引。再如唐代名僧义净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是一份了解中印医药交流的珍贵文献。

目录类著作是古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书，在史部中既表现为正史中的各种“艺文志”或“经籍志”，也表现为《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文渊阁书目》《千顷堂书目》等各种目录学专著。在这些图书目录中，包含各种医学类图书及其内容提要、卷数及文献存佚情况。如《隋书·经籍志》在子部医方类共收录医经、医方、本草、临床各科与养生、导引等各类医学图书256部，4510卷。如果将子部的五行、道家与释家类所载录的部分医学著述计算在内，则可以把握唐初医学文献残缺存佚的基本情况。因此，目录类著述对于研究历代中医文献的源流存佚及其所反映的学术发展沿革意义重大。

中国古代史学高度繁荣，史籍浩瀚，种类多样，成就辉煌，其中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医学文献，包括医林人物、疾病诊治、临床分科、疫病流行、药品方剂、医药交流、医政制度、文献源流等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载录了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和多方面成就，展现了古代史学在构建和研究中医学发展史上的巨大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