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相辅 直观示范医学生

历史意识的发达与爱史重史的民族性格使中国文化在起源处便表现为史官文化的形态。作为上古文献汇集的“六艺”，当时都是由史官记载和执掌的，并以学在官府的形式得以传承。到春秋末期，随着王室衰微，学术下移，孔子整理编订“六艺”，使之成为儒家学派的基本典籍，并在战国时期获得了“六经”的尊称。但这时，经与史实际上是混沌相错的，“六经”是“经”亦是“史”，从对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的揭示与塑造的角度看，“六经”具有揭示民族文化常道的意义，是“经”；而从保存春秋以前的历史文献的角度看，“六经”也是“史”，经、史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

将“六经”视为“史”，实际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六经”作为上古三代的“先王政典”，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所以古人一直说，《易》是上古卜筮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诗》是商周史，《礼》《乐》是西周史，《春秋》是东周以下史。“六经”作为三代以来的文献汇编，自然成了认识三代历史的基本史料。其次，“六经”中的《尚书》与《春秋》以记言或编年记事为形式，在历史编纂上更成为中国史籍的直接源头。而最为重要的，视“六经”为“史”，是因为史学并不同于简单的历史记录，它必须具有贯穿于史事之中的史学思想，即通常所谓的“史义”，而“六经”经孔子的编订，其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历史观念与历史意识，具有相当丰富的史学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历史观念或史学思想在每部经书中都有相对集中的体现。如，《易经》具有明显的历史通变思想；《尚书》突出了历史盛衰的总结意识；《周礼》反映出政教礼治，以及民本、德刑的重要观念；《诗经》展现了一种文化风俗史观念；《春秋》则凸显了历史编纂思想，它强调“属辞比事”，将史事、史文与史义相结合，编纂形式与历史观点相统一，更成为后世史书编纂的范式。除了上述史学思想外，“六经”中还孕育有通经致用、道德垂训、忧患意识等多方面的思想，成为中国后世史学思想发展的渊薮。

作为我国流传下来的最早文献典籍，“六经”所具有的经史同源、亦“经”亦“史”的特征，使中国文化在源头处便呈现出经史相为表里的重要特点。正因为“六经”的这一形态特点，后世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家站在“经”或“史”的不同角度，对孔子与“六经”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其中，今文经学家主要是站在“经”的角度，强调孔子是“创作”，“六经”揭示的是天地之常道；而古文经学家则更多地强调“六经”的“史”的色彩，由此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六经”仅是保存和传承上古三代的历史文献。实际上，孔子整理编订“六经”，是寓“作”于“述”，既“作”又“述”，民族文化精神所体现的永恒贞常的“经”的意义是寓于对上古三代之“史”的绍述之中的，“经”的永恒贞常性也正是通过“史”的变动不居的发展而得到彰显和体现。“六经”这种寓经于史、以史彰经的学术特色奠定了后世经史之学密不可分的学术因缘。

春秋以降，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到汉武帝时代，儒家经学正式兴起，与此同时，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而完成《史记》的撰述，也宣告了史家与史学的正式形成，由此，经史之间从先秦时期的混沌未分中实现了相互分离，并相继独立成学。但是，经史之间的学术分离并没有改变二者相为表里的密切关联。对此，司马迁及后来的班固等人具有明确的学术自觉，在史学实践中贯穿着鲜明的崇经意识。如，司马迁在《史记》撰写中，明确提出要“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在评判史实与选取史料上也是“折中于夫子”“考信于六艺”，凸显以“六经”统帅其史著的思想；班固在《汉书》中体现的儒家经学的正统观念更为突出，史学崇经意识更为浓厚。正因为经史之间相为表里的密切关系，加以当时史籍数量较少，所以，刘歆、班固在图书分类中才将史学附于“六艺”中《春秋》之下。

两汉以后，史籍数量激增，在图书分类上，史学也逐渐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到《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式位居经部之后。但是，经史之间相为表里的内在关系并没有改变，在两汉以后的学术发展上，经史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呈现出同步共振的密切关联。(www.xing528.com)

具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经学玄学化倾向相一致，史学也表现出重视品评人物与历史评论的玄学化色彩。而且，南朝史学的序、论、赞更具历史洞察力，北朝史学评论则更多是就事论事，缺乏思辨，这与南北经学的风格差异高度一致。到隋唐时期，与经学走向统一和总结相适应，唐初八部正史和史评专著《史通》的问世也标志着史学发展的总结。宋代以后，经学进入到义理形态的宋学时代，理学高度发达。在义理经学的影响下，史学发展走向高度繁荣，并呈现出注重通变、天理、正统及春秋笔法等明显的义理化倾向。宋代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重要的史学家本身都与理学发展有密切关联，而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同是有重要建树的史学家，经史之学的关联表现得非常明显。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人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倡导经学经世之风的思想，也同样表现在他们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上。乾嘉时期，与经学考据之风同时盛行的是考据史学的蔚然成风，并诞生了《廿二史考异》等三大考史名著。到鸦片战争以后，经史之学都与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相结合，但在剧烈的时代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传统经学走向衰落，而传统史学也出现严重分化，并以新史学的学术变革而逐步走上现代史学的发展新阶段。

综观传统经史之学的发展历程，二者自汉武帝时代同时兴起，经历了中国古代社会同步共振的持续繁荣发展，到晚清时期共同走向衰落，并为现代学术研究所取代。两千多年间，史学由两汉时期附于经，到晋唐时期图书分类次于经，再到明清时期强调“六经皆史”而将经等同于史，直至近代章太炎提出“夷六艺于古史”（《訄言·清儒》），将“六经”历史文献化，史学凌驾于经学之上，经史之间的学术地位经历了多次变动，但纵观两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经史之间相为表里的本质特征却从未变动。对此，继司马迁与班固等两汉史家后，隋代的王通，宋代的二程、朱熹，明代的王阳明、王世贞、李贽，以及清代的章学诚、龚自珍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经史之间相为表里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揭示。其中，李贽更直接撰写了《经史相为表里》一文。他说：“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综观他们的阐释，经学主要是载道与明理的，而史学则是纪事的，但道与器、理与事是不能分离的。因此，欲重经学以传道明理，则必重史学，在史事发展中彰道穷理，否则必沦为空疏无用之学；而欲重史学，则又必重经学，因为史学不仅仅是记事、属文，更重要的是在记事属文中表达与彰显“史义”，即史学思想，从而传存经学之“道”，以实现经世垂训的价值功用，这又与经学息息相通。正由于道器不二、理事不二，所以，史以经明理，经以史彰事，经史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

“经史岂有二学哉！”（《廿二史札记·序》）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经史之间作为不同的学术形态，虽分而实不可分，不研究一个时代特定的经学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时代的史学，而不研究这一时代的史学，也不可能认识这一时代的经学风貌与本质特征。史学与经学之间相为表里的密切关联，正是在经学居于统治地位的古代学术发展中史学能够高度繁荣并与经学并为“显学”的根本原因。所谓“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龚自珍《尊史》），汗牛充栋的浩繁史籍，为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成长与文化精神的孕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