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辉煌成就：书籍数量、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

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自觉和发达，孕育了悠久的史官制度、日益健全的修史机构和异常发达的私人著史，从而催生了浩瀚的史籍，连续不断的记载，以及繁富多样的内容与形式，创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辉煌成就。

典籍数量繁多，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除了数量浩繁，史书记载的连续性也是与世无匹，格外醒目。从现存的文字记载和历史典籍看，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及《世本》《竹书纪年》等，记述了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司马迁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与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写出了自黄帝以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通史——《史记》。此后，或断代史，或通史，或专史，或方志，或传记，历史撰述从未间断，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多层面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为世界史学上绝无仅有的学术壮举和文化奇观。这既是中国历史连续性发展的客观产物，更是中国史家历史意识的高度自觉，视历史撰述为神圣事业的实践结晶。

这种历史撰述的连续不断，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这种“五千年文明史”，并不是从中华民族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言，因为从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像古埃及等一些民族比中华民族的历史甚至还更为悠久，但是，从历史记载即史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史书，尤其是二十四部“正史”的记载就形成了由黄帝起始到清朝约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如此长时期连贯而完整的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民族发展史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及由之形成的自成体系的记史方式和自具特色的史学精神，也就成为中国史学辉煌成就的显著表现。

古代史学的辉煌成就还表现在随着历史记载的连续进行，史学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体裁形式的推陈出新。(www.xing528.com)

在史学内容上，先秦时期，史书已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制度、地理、天文等不同内容，到司马迁作《史记》，史学则向人们展示出社会历史进程、朝代兴衰、人物活动、民族关系、典章制度、社会风习以至中外交往等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史学内容得到不断丰富和拓展，在史书分类上由南梁阮孝绪《七录》的12类，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的13类，再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15类。史学内容的不断丰富在典制体史书的撰述上表现更为明显。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分历代典章制度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9门，马端临《文献通考》则分历代典制为24门，其中仅《通典》中“食货”一门就演变为“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8门，到明中后期王圻著《续文献通考》，历代典制又分为30门，可见史学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发展趋势。

史学内容的不断丰富使史学的表现形式不断创新，从最初的记言、记事到《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书的问世，再到《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诞生，中国史学最主要的两种体裁趋于定型。到唐代，典制体通史《通典》问世，又突破了编年、纪传的“二体”格局，它从典章制度的制订、演变，探讨其对于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突出了史学为现实社会政治变革服务的经世作用，使典制体成为中国史书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宋代以后，中国史学的高度繁荣，使史学体裁更趋多样化，袁枢的纪事本末体、朱熹的纲目体、黄宗羲的学案体，以及史考、史评等各种不同体裁竞相涌现，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展现了古代史学丰赡繁富的思想内容，共同铸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宏伟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