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爱史重史，创造璀璨史学成果

虽然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有了人类的历史也就有了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感知、理解与回忆的历史意识的诞生，但这种回忆往事的自发的人类历史意识只能成为史学的胚胎和萌芽，只有当它上升到自觉的历史意识的高度，并以文字予以记载传承时，史学才会真正形成。因此，在世界各民族中，虽然伴随着自发的人类历史意识，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中都有史学的胚胎和萌芽，但这种史学的胎芽却仅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这仅有的两处破土而出，宣告了史学的真正诞生。而且在史学诞生的这两大发源地中，与古希腊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又更为自觉和发达。可以说，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上，酷爱历史、自觉回忆历史并加以理解和记录，以供后人考察和研究，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历史意识的高度自觉与发达，以及由此形成的爱史重史的独特民族品性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历史非常悠久，并经历了多次外族的入侵和统治，最终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先后征服，但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古埃及人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以至埃及文明史上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直至今日仍是未解之谜。古印度则只有口耳相传的宗教经典和传说资料，其宗教中的时间观念不是极长的“劫”，就是极短的“刹那”，没有明确的历史时间观念，从而也没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历史记载近乎空白，以至印度的确切历史要从公元前六世纪后被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入侵才逐渐揭晓。对于印度人历史意识的缺乏，黑格尔曾感叹说：“因为这个原因，最古老而又最可靠的印度历史资料，反而要从亚历山大开了印度门路以后的希腊著作家笔下的文字里去寻找。”^[1]至于古代两河流域，包括古巴比伦王国在内出现了诸多民族，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发展虽也做出了众多贡献，但同样没有留下多少关于自身的历史著述。

古代希腊，作为史学的两大发源地之一，虽然诞生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著名史家及《希波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史》等历史著述，并与此后的古罗马史学一起构成了西方史学史上辉煌的古典阶段，但到中世纪，西方史学却沦为注释宗教创世及末世论、罪罚论等神学思想的工具，史学蜕变为非史学。而且，在古希腊，史学并不是如同哲学、数学、医学那样的专业学科，史学著述仅是一些具有历史感的业余知识分子撰写的，在古希腊的学术文化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古希腊的基本文化精神是对于稳定的秩序，对于永恒不变的对象的追寻，这种主流文化精神强调的是作为一般、普遍的抽象共性，与史学所面对的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具体性、个别性恰恰相反。因此，希腊人虽然也不排斥史学对于生活的指导，但他们认为历史在根本上是不可能认识的，史学不可能提供真知，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作为知觉集合的意见而已。正是这种反历史的文化精神，亚里士多德才认为诗较历史更具哲理，更为重要，因为诗更多地讲述一般，历史则更多地讲述个别。注重一般、普遍这些永恒不变的确定性对象，使希腊人不关心自己的历史，在教育中也没有史学的学科设置，史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私人的业余爱好和兴趣而得以维系。

在与世界各古老民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格外自觉和发达的独特民族。“黄帝之史”仓颉造字的远古传说就已透露出中国人重视历史记载的观念在文字诞生之时就已形成。这种发达的历史意识使中国古代史官的设置年代非常悠久，史官的地位也极尊崇。除了传说中的仓颉，相传夏代有史官终古，殷代有史官向挚。西周以后，载于典籍的史官便代不乏人，如史佚、史伯；春秋时期，晋有史臣董狐，齐有太史南史。据钟鼎铭文记载，天子赐钟鼎给公卿诸侯，往往派这些史官做代表，去行给奖礼。西周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记载就不下数十次，可见史官尊崇的社会地位。

先秦时期史官设置的悠久传统，使中国自上古以来就产生了丰富的史官记载，这又为春秋以后私人撰史创造了条件。此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史学沿着官修与私撰两大途径持续发展，形成了世代相续、绵延几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记载，在世界各民族发展史上绝无仅有。(www.xing528.com)

随着中国史学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发达也得到了不断的诠释和体现。

早在西周初年，周人便形成了“殷鉴”的观念。《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说：“吾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明确提出了历史鉴戒的思想。到战国时期，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并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揭示了史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到汉代，司马谈在临终时表示：“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表达了对“天下之史文”的深深忧虑。司马迁正是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而写出了《史记》。

到唐初，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认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如至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因而主张修撰前代所缺正史。随后，唐太宗时，史馆修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并重修了《晋书》；唐高宗时，史馆修成《五代史志》，史家李延寿撰成《南史》和《北史》，共完成了二十四部正史中的八部。这一中国史学史上的盛举与唐初史家与君臣“贻鉴今古”的自觉历史意识是密不可分的。

元初大臣王鹗提出撰写辽、金两朝的历史，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正是这种鲜明的历史意识，元朝编修了宋、辽、金三朝历史，推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撰述。明清之际，黄宗羲更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后来龚自珍更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认为史学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正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自觉和发达，形成了爱史重史的独特民族品性，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璀璨辉煌的史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