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的编纂体例与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持续几千年的发展，史籍浩如烟海。随着史学著作内容的日益丰富，编纂形式也经历了不断创新，从最初简单的记言、记事，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大主要史著体裁问世，再到典志体、纲目体、学案体及史考、史评体的丰富拓展，史籍体裁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认识的日益深化和史学视野不断开阔的发展历程。

1.记言、记事的体裁萌芽

《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又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二者关于左史、右史的分工不相一致，但都明确指出了中国史著体裁在萌芽时期就有了“记言”“记事”二体之分。商代甲骨文、商周金文主要是记事的，《尚书》《国语》属于记言，偶或记载动作行事，也主要是交代言语的背景或场合的。

2.编年、纪传与纪事本末体的问世

到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各国历史的史书大量问世，于是记事和记言的古老体裁不能适应著史的需要，便出现了《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编年体史书。孔子《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以年、月、日为序记述史事，但通篇记事，绝不涉及人物话语。到《左传》，把言和事糅为一体，发展成“言事相兼”的叙事模式，“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遂使编年体成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主流之一。东汉荀悦的《汉纪》、东晋袁宏的《后汉纪》，都是运用编年体编撰的断代史。它们运用连类列举，即历史人物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扩大了编年体的范围。到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成为编年体通史巨著，进一步丰富了编年体的表现手法。此后，还相继出现了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朝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等编年体史著。

在编年体史著源远流长的同时，随着统一的秦汉王朝的建立，要全面认识封建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编年体撰述难以适用，于是司马迁以《史记》开创的多种体裁综合运用的纪传体史书应运而生。纪传体以本纪、世家、列传等人物传记为中心，辅以志、表，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既全面反映了各类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适应了统一皇朝宣扬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需要，又能分门别类地叙述典章制度，便于总结统治经验和探讨治乱兴衰。因此，继《史记》后，经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纪传体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历史编纂的正统形式，取得了“正史”的独尊地位，在汉代以后的史著编纂中影响最大。

知识链接：“二十四史”知多少

纪传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四史”“十史”“十七史”“二十四史”等名称。“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总称。唐与五代先后形成“十史”“十三史”之称。到宋代，则有“十七史”之称，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明嘉靖时校刻史书，于宋人所称“十七史”外，加宋、辽、金、元四史，合称“二十一史”。清乾隆时，《明史》告成，合明人所称二十一史，乃有二十二史之称，又诏增《旧唐书》，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到民国七年，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遂成为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我国的正史共有二十六部。

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将史书分为“六家”“二体”。“六家”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着重从内容上分；“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针对二体的不同特点、优劣与编写方法，刘知几进行了详细研讨，是对汉唐史学体裁发展的理论总结，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

然而，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它们或以时间顺序记录史实，或对历史现象进行分类研究，都只能揭示历史现象的简单因果关系与类别特征，不能体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复杂关系，在记事方面也都有明显的“断续相离”的弊病。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为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更加深入的综合认识，进一步探讨治乱兴衰的规律，为政治统治提供借鉴，南宋袁枢依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按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按时间顺序编排，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它在比编年、纪传体更高的层次上完成对于史事的分析综合，实现了中国古代史书编撰体裁上的重大突破。

自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之后，后世采用这一体裁者甚多，明代有冯琦撰《宋史纪事本末》，清代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撰《三藩纪事本末》等。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纪事本末”成为史部著述的一个独立门类，与编年、纪传一起，共同成为中国古代史著体裁的三种主要形式。

编年、纪传与纪事本末三种体裁在纪事上，或“以年为经”，或“以人为经”，或“以事为经”，特点不同，各有优劣。(www.xing528.com)

编年体的长处在于，一切事迹按时间编排，可以避免重出，较易反映同一时期各历史事件的联系。短处在于以帝王活动、国家政事为中心，凡与此关系不大的人物事迹皆隐埋不彰。另外，同一事件常前后分割，一件史事甚至分散在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记载中，以致首尾不能连贯，不易集中反映历史事件的前后联系。纪传体的长处在于，可全面反映各类人物的历史活动，记述范围广泛，无论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达官贵人、山林隐逸，都可记载。短处在于，一人一事若牵涉面广，必分别记述，不免重复烦琐，也难以清晰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历史事件与人物间的相互联系。纪事本末体的长处在于，揭事为题，汇聚条分，首尾详备，巨细无遗。短处在于所述多为国政大事，分目琐碎，难以融会贯通。三种史体，各有短长，若考一代之史，以编年为长；若详一人事迹，以纪传为佳；若一事首尾历时久长，涉及人数众多，则以纪事本末体编撰，才能明晰、贯通。

3.典制、纲目、学案、史考与史评体的拓展

中国古代史著除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主要体裁外，为适应史学内容的不断丰富，在编撰上又产生了典制体、纲目体、学案体、史考体、史评体等众多新体裁，使史书体裁实现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典制体，亦即《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政书”，它分门别类地记述历代的典章制度，是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中发展出来的独立体裁。我国第一部典制史著述是唐代杜佑的《通典》。全书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综合各代，贯通古今。其后，南宋郑樵作《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体例上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所述典制都有贯穿各代的通史性质，后人将其合称“三通”。清乾隆年间官修《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再加上1935年刘锦藻编《清续文献通考》，就成为贯通上古到清末典章制度的“十通”。

此外，典制体中也有专详一朝的典章而断代为书的，称为“会要体”。如唐德宗时苏冕撰《会要》百卷，记唐高祖至德宗九朝典章制度。此后各朝都非常重视修撰会要，卷帙浩繁。私人撰著中较为重要的有北宋王溥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等。

纲目体由南宋朱熹开创。朱熹原计划仿孔子春秋笔法删削《资治通鉴》，后受到袁枢的影响，结合纪事本末体写成《通鉴纲目》，创立了“纲为提要，目以叙事”的纲目体形式。其纲仿《春秋》而兼采诸史之长，目仿《左传》而稽合诸家之粹。纲和目不仅在体裁上标题明确，叙事分明，而且每一纲目也都有渊源，寓意尤深，遂为后世部分史家奉为典范，不断有人仿例续补，如明商辂作《续资治通鉴纲目续编》，明南轩撰《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以及清吴乘权等编辑的《纲鉴易知录》等。

学案体是适应学术史编写需要的体裁。这种体裁有学者传记、言行录、著作摘要、评论等，特别重视学派的师承关系，起源可上溯至《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迁《史记》中的《儒林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堪称学术体的雏形。宋代以后理学盛行，各宗派门人都注重编纂本学派的宗旨、渊源，例如朱熹撰《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撰《圣学宗传》。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此基础上著成学案体专著《明儒学案》。该著在每一学案中先为诸家撰写小传，概述其生平，再录各家学说精要，明确各家论学旨趣，文析宗派，条整源流，体大思精，网罗宏宕，成为中国学术史开山名著。随后，又续作《宋元学案》。后人仿例续作的有清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及徐世昌编纂的《清儒学案》等。

史考体属考史著作，是随着史学发展对史实进行考证而诞生的新体裁。在宋代已经出现了史考体专门著作，如南宋李心传撰《旧闻证误》、王应麟撰《汉书艺文志考证》等。综观历代考史成就，以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最为著名。三书所考对象包括当时尚未列入正史的《旧唐书》与《旧五代史》，实际上涵盖了《史记》以来的二十四史，所考内容除校勘本文、补正讹误、考订史实、辨别真伪外，兼论舆地、职官、政事、典章制度与世系沿革，是当时的考史名著。

史评体是就史事、史书或史家进行评论褒贬的一种体裁。在类型上分为两种：一是以客观历史，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评论对象，其目的是要取得可资鉴戒的历史教训；一是以史学，包括史籍、史家作为评论对象，目的是总结史学经验，阐述史学理论，提高史著水平。前者最初是随书附载，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或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的专篇论述，到宋明以后开始发展为专书，代表著述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读通鉴论》是对《资治通鉴》所载史实加以分析、评论；《宋论》专评宋代史事，借史为鉴，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后者代表性的著述有唐刘知几的《史通》、南宋郑樵的《通志·总序》及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内容决定形式。史著内容的不断丰富，领域的不断拓展，推动了编纂体裁的不断创新和多样化。从远古时期记言、记事的体裁萌芽，到适应历史叙述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主要史著体裁的诞生，再到适应各个不同历史领域的典制体、纲目体、学案体及史考与史评体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多方面深入发展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