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的衰变：从医学生读经史子集看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

元朝末年，中国传统史学在理学名教思想的支配下已趋保守、僵化，史学思想的贫乏与体制记事的不断规范，使古代史学的发展已呈现出衰颓不前的迹象。进入明清，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呈激化趋势，同时，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一定启蒙色彩的新思潮。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明清两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通过兴文字狱和寓禁书于修书等政策，钳制士人思想，强化思想控制。这种时代特点使明清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衰变期，一方面是史学发展中因循保守的停滞与衰落气息，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史学的总结、反思、评判及探索史学发展新方向的思想嬗变。

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汇抄成书的方法，使明代前期的史学较为苍白。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尖锐，加上统治者对史学控制有所削弱，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私人著史出现高潮，涌现了王世贞、李贽、王圻、焦竑、谈迁等史家和《弇山堂别集》《藏书》《续藏书》《续文献通考》《国朝献征录》《国榷》等著述，使明代史学略放异彩。

明代史学虽在整体上创见性的史著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本朝史撰述上，明代只修实录而不修国史，自建文帝至崇祯年间先后纂修13部实录，显示出官修史书的巨大优势。另外，方志的兴盛，稗史著作的空前增多，经济史著述的繁富，以及史学通俗化的发展，使史学与社会生活的结合更趋广泛与深入。

明末清初，空前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史家眼界大开，思想活跃。继李贽提出不同于理学思想的“六经皆史”“经史相为表里”，反对脱离现实空言义理的史学思想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理学的空谈误国，注重研究现实问题，针砭时弊，明确提倡史学“经世致用”。在他们的代表性著述《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日知录》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国家、民族观念，抨击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表现出反封建的启蒙色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六经皆史”，是要抹去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工具的神圣光环；“经世致用”，则是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之路，消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从明代后期的“六经皆史”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在封建社会末期“穷则思变”的发展要求。但在清代文化专制与高压政策的钳制下，到乾嘉年间，史学发展已远离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当时的史家以“实事求是”为旗帜，转向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订、整理。他们敢于怀疑古经古史，坚持无征不信，在校勘、辨伪、训诂、考异、辑佚、补志、补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人治经治史扫除了障碍。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这一时期史学考据的三大名著。乾嘉考据史学的出现虽有脱离社会政治的不良倾向，但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科学理性精神的成长和向纯粹求知求真方向的重要转变。(www.xing528.com)

在考据史学盛行之时，浙东学派的章学诚异军突起，在学术上继承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完成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和历史文献学理论力作《校雠通义》，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以圆神、方智将史学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宗门，揭示了中国史学的辩证发展规律，并提出“史意”“史德”概念，系统地阐释了“六经皆史”，明确指出治史不能囿于纂辑、考据，尚须成一家之言，史学必须经世。针对封建统治者在史学领域的专制统治，章学诚认为，唐宋以来设馆修史致使史学衰落，因此藐视官修，推崇私人修史，“别识心裁”，自成家学。《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历史文献学的全面总结和发展高峰，同时也以一系列见解独到的史学观点远超同时代的考据史学思想，预示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势在必革的发展趋势。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王朝统治危机日益加重，繁琐的考据史学脱离社会的弱点更加暴露，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再一次高涨。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开始注重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等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沈垚的《新疆私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与《蒙古图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等经世致用的史著。

到19世纪末，面对西方入侵的不断深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思潮迅速兴起。在大变动的社会背景下，史学发展出现严重分化，一方面是传统史学以其深厚根基，仍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则是人们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古代史学的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史学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发展历程。随着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揭举“新史学”旗帜，以及夏曾佑撰写的章节体通史《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问世，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史学走到了尽头，与世界潮流相汇通的现代史学登上历史舞台，揭启了中国史学现代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