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历史繁荣：史学对医学生的重要性

自中唐起，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发生了由均田制、租庸调制逐步转为租佃制、两税法的深刻变化，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弱，这与专制集权的不断强化又构成了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在政治格局中，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入衰，此后藩镇割据，唐王朝政治统治危机逐步加深，进而演变成五代十国的又一次社会大分裂，经过宋辽夏金元等多民族政权的并峙争雄，最后，元朝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由分裂割据到又一次大统一的转变。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经济水平在宋代居世界先列，科技发展迅速，天文数字和医学达到了新高度，火药、印刷、罗盘针得到推广应用，农业与手工业技术都大大改进。各民族交往和融合进一步加深，中外交通联系密切，国内各民族交往和中外交往都成为秦汉以来最频繁的时期。与此同时，封建专制集权也在不断强化，理学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不同民族政权的斗争，这一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社会危机更趋严重。所有这些，都促使史学家对社会历史的深入思考，推动了史学意识的深化与古代史学的繁荣发展。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注重“通变”。中唐时期杜佑提出“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通典·食货》）；南宋郑樵力图做到“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天下之变”（《通志总序》）；元初马端临更进一步，着眼于“推寻变通张弛之故”（《文献通考·自序》）。所有这些，都以“通变”思想对历史进行贯通古今的考察，以回答历史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在“通变”意识指导下，通史撰述在中唐后大量涌现，代表性著作有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史书体裁有所创新，史学范围不断扩大。《通典》和《资治通鉴》分别开创了典制体通史和编年体通史的新体裁，《唐会要》《五代会要》等标志着典制体断代史的崛起，袁枢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与《伊洛渊源录》则分别创建了纲目体史书和学术体史著的先河。另外，晚唐历史笔记的勃兴，宋代地方志的发展，金石学、目录校雠等历史文献学与史考的兴起，以及当代史记录、编修和史论的兴盛，进一步体现了这一时期历史意识的深化和史学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入拓展。(www.xing528.com)

理学思想对于史学的渗透与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自中唐开始，随着儒家经学的重振，经学逐渐从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并在宋代中期逐渐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南宋以后，其主要学派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学派。理学的兴起与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确立，对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宋元史学打上了鲜明的理学烙印。宋元史家已不满于两汉儒家以谶纬神学阐释历史，将历史的思考上升到哲理高度，认为人伦纲常是天理、天道的体现，天理支配宇宙万事万物，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兴衰治乱。围绕着天理史观，宋元史家针对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和经学的关系、历史编纂中的正统与春秋笔法，以及历史过程的理解等展开激烈辩论，推动了史学思想的发展和史学评论的兴盛。但天理史观过分强调名分纲常和“义理”解史，又对史学发展形成了某种阻碍，这种消极作用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最后，五代宋辽金元时期作为我国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其规模远超隋唐，使史学的民族内容进一步丰富，民族史著述获得巨大发展。自唐代以来，汉族政权编纂的“实录”“国史”“正史”等，大量记述了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历史。到宋辽金元时期，关于这些少数民族历史的著述不仅数量增多，而且产生了元好问、刘祁等具有重要成就的史学家，以及用蒙古文、藏文编写的民族史专著。这些少数民族史学既表现出自身的民族特点，又鲜明地反映出对于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同，是中国史学反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元朝建立后，作为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盛大的统一王朝，在历史观念上，《蒙古秘史》自然受到重视。但是，元皇朝同样承认汉族、契丹与女真族统治者分别建立的宋、辽、金三皇朝的历史地位，并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完成宋、辽、金三朝正史的纂修，成为对多民族国家历史认同的重要成果，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华各族民众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