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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成长:秦汉至唐前期【医学生读经史子集】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秦代开始,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前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史学进入快速成长期,经历了封建史学的创建与多途发展诸阶段,并在唐代前期获得了初步总结。两汉史学的最伟大成就正是纪传体“正史”的创建。唐代前期,王朝统治者借鉴隋代的史学观念,正式设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并以宰相负责监修,加强皇家对修史的控制。

史学的成长:秦汉至唐前期【医学生读经史子集】

从秦代开始,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前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史学进入快速成长期,经历了封建史学的创建与多途发展诸阶段,并在唐代前期获得了初步总结。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但秦王朝采取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不允许战国时期秦国以外的诸国史著流传,更不允许私撰诸国历史,在史学上未能有所作为。

汉王朝建立后,在文化思想上放弃秦朝的高压专制政策,采取黄老学说,注重收集图籍,允许各种思想的传播,这为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汉初经济和文化数十年发展的基础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创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本纪、列传为主,还有表、书、世家等五部分构成的纪传体通史——《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史学任务,将反映中华民族历史面貌和封建统一皇朝历史面貌结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史学规模。

纪传体以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为中心,分等级层次载人记事,为封建等级制的古代社会历史找到了适当的著述形式。到了东汉班固在《史记》基础上断代为史,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著成《汉书》,于是纪传体断代史便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修撰国史的基本模式,被后世列为历代“正史”之首,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两汉史学的最伟大成就正是纪传体“正史”的创建。除纪传体外,两汉时期,编年体与国别体史书也有新发展,并出现了起居注、史注、史评等新史体。另外,史官职责开始向专职化方向发展,为形成独立的史官制度和国史撰著制度准备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南北对峙和割据战争使门阀地主成为统治阶层,民族迁移持续进行,民族融合不断加深,这种形势既推动了各民族政权断代为史的皇朝史撰述的兴盛及谱牒、姓氏之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民族史和中原以外的地方史的撰述。其次,思想文化领域的佛、道两教的广泛传播和兴盛,以及大量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使佛道二教成为史著中的新领域,产生了《释老志》《高僧传》及佛经、道经等目录学著作,并推动了《佛国记》等中外交通和域外史的记述。社会政治、民族关系及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变动,使这一时期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种类繁多,史学出现多途发展的新局面。(www.xing528.com)

魏晋以来,各民族政权为总结历史经验,以及为统治制造历史根据,都对修史极为重视,设官修史成为定制并有发展,加上造纸术的发展,士人多由解经转而治史,出现官、私修史的热潮。这一时期有名传世的史官、史家多达数百人,陈寿、裴松之、袁宏、范晔、萧子显、沈约、崔鸿、郦道元、魏收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史风之盛和史家辈出,使得这一时期的史书数量剧增,种类繁多,远超秦汉。据唐初编订的《隋书·经籍志》,史书类已分成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13类,总共达874部,16558卷。这些书中,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们约占《隋书·经籍志》所录四部书种数的五分之一弱,卷数的三分之一强。史书数量的剧增也使史学著述在西晋时期开始由作为经学春秋》的附属物而独立出来,成为与经部并立的学术门类。到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史书从丙部调入乙部,仅次于经部,成为史学快速发展和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视野开阔,撰述多途,除皇朝史外,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佛道史、域外史、史论、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隋朝建立了新的统一皇朝,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历史意识得到增强。隋文帝在开皇年间即发布诏令,禁止私人撰史,将修史权攫为官有,并强调正统观念,推崇“《汉书》学”,号为“国学”,体现了史学发展中的新趋势。隋朝虽然国运短促,史学成就不大,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却为唐代统治者所继承。

唐代前期,王朝统治者借鉴隋代的史学观念,正式设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并以宰相负责监修,加强皇家对修史的控制。除了完全由史馆修撰本朝的“实录”和“国史”外,还通过官修、诏令私修、私修官审等形式,修成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纪传体史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同时,通过修纂《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冠名四部,明确了史籍在四部分类中仅次于“经”的重要地位,并将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位于史部首位。这些表明官撰“正史”已制度化,并体现了李唐王朝力求在统一的新形势下对魏晋以来史学发展进行全面总结的时代需求。随后,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撰写了划时代的史学批评巨著《史通》,全面阐述了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史书编撰的体裁、体例、编撰方法、表述要求、撰述原则及史书内容和史学功用等做了深入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史才三长”论和直笔论,对中国古代史学自创建以来的历史发展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进入到更加自觉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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