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阶段的史学成就：传统直书、私人编年，为后世史学奠定基础

先秦，是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阶段，堪称中国史学兴起的童年期。

人类只有到了文明时代才有对自己历史的文字记录，从而形成关于人类历史的观念成果，宣告史学的诞生。但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类已经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形成了各民族远古的神话传说。在神话传说中，发展和保存了人类的历史记忆，构成了后世历史记录最初始的前提，成为史学发展的古老源头。

在中国远古流传下来的“三皇五帝”等远古传说中，中国先民的原始历史意识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这些传说与生产、生活密切相连，二是这些传说虽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都突出了是人而非神创造历史，具有浓郁的“人间性”气息。蕴藏在这些远古传说中的原始的历史观念和古史踪影，为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提供了最初的前提。

我国很早就有了黄帝之史仓颉造字的传说。但真正的历史记载，不仅需要文字，还需具有表达时间过程的计时系统，即历法。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来看，到了殷商时代，无论是记事的甲骨卜辞，还是兼顾日月盈亏变化和四季寒暑往复的阴阳历法都出现了。它们的问世表明，到商代，我国历史记载的条件已经具备，文字记述的历史已经萌芽。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史书”。

接踵甲骨文的是西周的金文。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又称钟鼎文、铜器铭文。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其计时都不够清楚与完整，记事也大多时间不明、彼此孤立，历史发展的脉络还不够明确。但甲骨文关于祖先祭祀、世系排列，以及金文“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等记载已反映出当时人们自觉的历史意识的萌芽。

殷商和西周的历史记载，除了甲骨文和金文等实物外，还有一些王朝的训诫、诰誓等官方文书和王朝颂诗，在春秋末年经孔子整理分别编纂在《书》《诗》中。这些历史文献及晋代发现的《逸周书》虽还不是完备意义上的史书，但保存了夏商周时期重要的史实，在历史记载上较商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记事中出现了明确的历史鉴戒思想。(www.xing528.com)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周王朝及其分封的各诸侯国出现了按年代顺序记事的正式的国史，这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形成的最早阶段。

从甲骨文、金文的历史记载，到《书》《诗》《逸周书》中王朝文书和颂诗的形成与积累，再到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编年体国史，中国史学从远古传说的史学胚胎中逐步萌芽，开始形成按时间顺序记事的历史记载形式，并初步认识到历史对现实的鉴戒作用，史官在职掌上也逐步摆脱卜、祝类的神职色彩，越来越加重了面向人事、面向世俗的变化，出现“秉笔事君”“君举必书”“诸侯之会”“无国不记”等重要特点，使历史记载呈现出向多种形式及由王朝而公室、由公室而私家的发展趋势。

春秋末期，随着孔子整理“六经”，首创“私学”，“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孔子编修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也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降至战国，社会历史变动更趋激烈，思想文化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在这一过程中，史学开始突破王侯贵族的藩篱而同私人讲学和撰述结合起来，出现了《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最早的一批私人历史撰述。其中，《春秋》《左传》编年记事，《国语》《战国策》以记言为主，《竹书纪年》《世本》则开创了通史著述的先河。

经过长期的孕育、萌芽和生长，史学在战国时期终于勃然兴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已初步摆脱了夏商周三代“天命史观”的束缚，开始立足于人事来审视社会的变动与自身的命运。不少史学家开始探索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甚至产生了历史变化和进化的观点。在对史学的认识上，人们已经形成了以史为鉴的思想，提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疏通知远”等观念，并开始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或学术活动。在史学撰述上，“书法无隐”、秉笔直书的传统初步形成，修撰国史受到普遍重视，对于重大史事的记载已成为制度。著述体裁上，编年、记言体史书已获得相当的成就，纪事本末体、传记体及典制体也已萌芽，史学记载的范围及文字表述的成就都已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所有这些，共同汇成了中国史学在其成长的童年期的光辉成就，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源头性的成果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