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必读：史官、史书、史事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当人类进一步创制文字，并用于记载、撰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时，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在世界各民族中，对于历史记载的爱好与重视，是中华民族的突出特点。中国古代史籍之多、历史记载之丰富与连贯，在世界史上都极为罕见。史学在中国传统四部之学中，地位也仅次于经学，足见其受尊崇的程度。在明清与近代时期，甚至不少学者主张“六经皆史”，将经学等同于史学，出现史学凌驾于经学之上的发展趋势。所以，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

中华民族何以如此重视史学？欲明了这一问题，还需首先从中国人关于“史”与“史学”的观念认识入手。

关于“史”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根据其字形结构像手持“中”之形状，解释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释为：“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以上解说中，“史”字体现出两项要旨：一是“史”本指“记事者”，是负责记载的人，即古代的史官。如，《周礼·天官·冢宰》说：“史，掌官书以赞治。”其次，史官记事应当秉持“中”的态度，即以不偏不倚的“中正”原则予以实录。

清代学者基于古文字的考证，开始怀疑许慎“中，正也”的说法。因为中正的“中”是一抽象的原则，如何以手持之？于是认为“中”字本义不是指中间，也不是指中正，而是指简册、簿书类的东西。如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以手持簿书也。”（《周礼疑义举要》）

上述不同解说虽对“中”的理解不同，但“史”表示持书之人，即古代史官已无疑义。“史”即史官，这是中国人使用“史”字的最早含义。因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称“史不绝书”，即指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之意，这里的“史”指史官，而非通常理解的史书之意。《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以及《孟子·离娄下》中“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中的“史”字也都指史官之意。

中国最早的史官，相传是“黄帝之史”仓颉。据说仓颉是汉字的创造者，可见最早的史官就是运用文字记事的人。到了殷代，史官的设置已得到甲骨文中“史”“作册”“太史”“内史”等不同称谓的确认。西周建立后，史官已出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不同的分工，说明史官的职责在进一步分化。但这时的史官，是广泛意义的官名，职掌范围很广，包括各种以掌管典册为特征的“任事”或“遣使”之职，所以“史”字也通“事”“使”。这时的“史”官并不等同于后世专职历史记载或编纂的“史官”。从用“史”指称广泛意义的官名，到用以专指历史记载的“史官”，又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演化。

大约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冲击下，“史”才从指称多种职掌的官名中分化出来，指称掌管历史记载与编纂的史官。如，《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秦始皇本纪》载：“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焚烧之。”这两条记载中，“初有史以纪事”的“史”字是在文献上最早明确同历史编纂联系在一起的“史”。“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焚烧之”的“史官”也是文献所见最早“史官”二字连用的记载。

春秋时期，“史”开始形成指称编纂历史的史官之意，同时也使“史”衍生出指称史官书写所形成的薄书，即“史书”“史籍”的意义。

中国最早的史书名称即是“书”。如“六经”中的《书》就是记载历史的书。以“书”指称“史书”的古老传统也被后世长期沿袭，如《太史公书》《汉书》《宋书》《唐书》等。但在秦汉之际，人们已较多地使用“史记”一词来泛指史书。如《吕氏春秋·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是古书传抄讹误上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是文献上最早把“史”与“记”结合起来称作史书的例证。到两汉时期，以“史记”指称史书的现象已较普遍，在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中都多次出现。

三国以后，多以“史”称史书。孙权自称：“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书。到了西晋杜预撰《春秋左氏传序》时，文中除以“史”“史记”“国史”“旧史”等指称史书外，也明确使用了“史书”一词。“其（指国史）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此后，以“史”指称史书或直接使用“史书”逐渐流行开来。(www.xing528.com)

“史”从史官的本义，到人们赋予其“史书”的引申意义，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它进一步表达史书所记载的对象，即实际发生的客观历史的“史事”含义，则更为漫长。

从中国远古传说所保存的古史踪影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原始观念远在史官、史书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人们关于史事的观念概括的形成却经过了漫长的认识发展。

一般认为，殷商时期，甲骨文虽然具备了历史记载最简单的形式，但距离编年史雏形还为时尚早。当时的“史”作为指称广泛的官名，是与各种职掌任事的“事”相联系的，而且这时的“事”是指“时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并无表示历史意义的“往事”含义。到周代，已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以及“左史记言，古史记事”（《汉书·艺文志》）等说法，但这里的“动”“言”或“记事”还只是史官记载当时之事。

及至春秋战国，“事”的观念除表示时事外，还出现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彰往而察来”“述往事，思来者”等不同说法，这里的“前言往行”“往”“往事”，以及后来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的“事”，都已指向了史事意义。

到司马迁著《史记》，对于史事的称说仍是沿用了“事”的概念。如，“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这里，所谓“时事”“行事”都是指史事。此后，从两汉直至魏晋南北朝，人们都是采用“事”“时事”“行事”“往事”等概念来指称史事，“史”字还没有被赋予客观历史的史事含义。

但到唐代，人们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史”字开始被用来表达客观历史的史事含义，“史事”一词开始出现。

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在论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撰述相继问世后写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这里的所谓“一代之史”，在意义上就是指一个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观的历史过程。“史”已具有了表述史事的新意义，这是“史”的含义演变的重大发展。

“史”由远古的史官含义，发展到表示史书的意义，再到表述史事的意义，这是史学观念的巨大进步。随着表达史事意义的“史”的出现，人们逐步把“史”与“事”结合起来，采用“史事”这个概念来指称实际发生的客观历史或史书所记的历史事迹。如唐高宗简择史官的诏书中称：“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泄漏史事。”（《唐大诏令集》卷81）这里的“史事”与现代史学中的“史事”概念已无多大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