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流派对中医学术的影响

儒家经学自汉代正式形成直至清末，先后经历了汉学、宋学、清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今古文经学、宋明理学等具有不同学术特色的经学流派。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官方学说，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重要流派的学术思想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着同时期其他学术文化的发展，对中医学术发展历史特征的形成同样影响巨大。

两汉是今古文经学最为兴盛的时代。今文经学在两汉始终处于官学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大力宣扬“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理论，强调六经的“微言大义”和伦理纲常，并衍生出以纬书解经的潮流，这些学术特征对于正在编订成书的《内经》影响非常明显。

今文经学家以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来观察宇宙万物，在《内经》中具体化为观察人体生理、病理、病因、诊治的根本观点，是阴阳五行理论与医学实践的完美结合。而今文学家大谈“天人感应”的经义，在《内经》中就递嬗出“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等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医学观，成为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今文经学的影响还表现为《内经》在形成过程中受先秦稷下道家的“精气”说及汉初黄老道家以“道”为尊观念的影响，但在董仲舒以“元”为本和《易纬》气一元论思想影响下，到西汉中后期已表现出合“道”于“气”的发展特点。全书以气名物，以气论生理病理，以气言病因病机，关于气的名词达三千多个，并在其后的《难经》中衍生出“原气”观念，“原气”也即后世医家所说的“元气”。

《内经》的部分内容在命名上也受到今文经学的纬书的影响。《易纬·乾凿度》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因《内经》是论述人体形质之书，故其一别本被命名为《黄帝内经太素》，其中一部分又称作《素问》。

今文经学关于儒家仁德的强调也影响到《内经》对于医生医德规范的认识。《内经》中，医道被视为辅佐圣贤推行“仁政”的“圣人之术”（《素问·疏五过论》），从而一变先秦视医学为禁秘的态度，主张广泛传播，“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素问·著至教论》）。《素问》的不少篇章中还具体提出了循经守数、五过四德、不失人情等以儒家“仁术”为核心的医德规范。

在官方的今文经学对《内经》产生多方面影响的同时，在东汉以私学形式广泛流行、注重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也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所影响。

据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月令疏》记载，中医学五行藏象学说在发展中经历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种不同的配属。肝心脾肺肾，在古文经中分别与金、土、木、火、水相配，在今文经中才是《内经》的样子，即分别与木、火、土、金、水相配。古文经的五行五脏配属，肺上肾下，脾左肝右，心居中央，是按照五脏在体内的解剖形态分布的，是实体意义的五脏。但今文经“左肝右肺”的五脏分布与五脏的实体解剖位置不符，却与肝主升、肺主降的气化功能相一致，是功能意义的五脏。《内经》最终选择了今文经学的五行五脏配属，是从功能属性出发的，这既与汉代易学河洛八卦的左为震木为肝、右为兑金为肺的象数思维影响有关，更体现了战国秦汉以来临床实践经验的检验与累积。对此，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引用郑玄的话说：“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这说明中医学走上重视整体功能而不重局部形态的理论发展道路，也是古代长期医疗实践选择的结果。

古文经学不仅影响了中医学发展过程中五行藏象的配属选择，其精于名物训诂的学术特征对魏晋隋唐时期“四部经典”的注释训解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而东汉末年融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师郑玄推出了象数易学的“爻辰说”，兼容汉代易学中五行和六气两种预测方法。这一学说与天干地支及医学知识相结合，就形成了对后世中医理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五运六气学说。

魏晋至隋唐时期，经学衰落，玄学与佛道思想相继兴起，医学发展始能突破经学唯经是从、崇古尊经的思想束缚，呈现出活泼多姿的创新局面。如，魏晋六朝时期，王叔和与皇甫谧敢于搜罗众经，撰著编纂成《脉经》与《针灸甲乙经》，并自称新著为“经”；方书、药剂与外科手术方面更致力于创新与发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随着医经的流传和语言文字的变化，古文经学较为成熟的注释训诂等阐释方法开始移植入医学，为古代医籍进行注释训解开始流行，产生了南北朝时期全元起所注《素问训解》，隋唐时期杨上善所注《黄帝内经太素》及王冰所注《黄帝内经素问》等重要注本。(www.xing528.com)

经学发展至宋代，形态大变，以义理解经和阐发经典“大义”为特征的“宋学”开始取代注疏训诂的汉唐经学，儒家学者强调以意逆志，凭己意解经，大谈天道性命与穷理尽性之学，涌现出濂、洛、关、闽等众多学派，在南宋程朱“理学”逐渐成为官方正统学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学说。

受宋学以己意解经，敢于怀疑经典和“格物穷理”精神的影响，宋代中期以后的医家开始重视医学理论的探讨，并敢于突破前人，自立门户，使中医基础理论步入自《内经》等“四部经典”以后的第二次创新发展阶段，这种理论上的创新由“金元四大家”发端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金元时期，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四大家”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朱震亨《局方发挥》）。他们结合临床实践，创立不同的学术思想，或主寒凉，或主攻下，或主补土，或主滋阴，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金元医家勇于创立新说的精神与宋学长期争鸣之风的浸染密不可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正是对二者关系的深刻揭示。

宋学对于经典的辨疑之风还掀起了明清医家关于《伤寒论》研究的学派之争。方有执、喻嘉言等重订错简派从怀疑《伤寒论》错简开始，到创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三纲学说，成为清代叶天士创立温病理论的先声。而维护旧论的张志聪、陈修园等人则吸收理学的气化思想，以《伤寒论》本于运气气化之理，把《内经》的气化论发展为系统的气化学说。双方的争论推动了中医理论的深化与扩展。

宋学不仅在学风上对医学理论创新产生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家热衷易学，也使蕴含在《内经》中的易理引起医家的重视，医家谈易遂成为时风，在医理、药性、针灸、诊断等方面都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推进了对于医易关系的认识。而理学家关于易学思想的太极、气化、体用、先天、后天等观念还直接成为此后中医学理论的新支脉和新概念，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理论架构的扩展。如围绕宋代理学的太极图说，明代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就提出了三种命门学说，致力于探讨藏象阴阳五行之上的生命本质，既推动了温补学派的创立，又实现了对于《内经》藏象理论的超越，是中医理论发展中极具意义的探索性成就。

经学发展至清代，以经典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学派成为学术主流。因治学上以求实切理为帜志，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亦称朴学。朴学注重经典考据和文献校勘整理的特色，也使中医学经典著作的训释、校勘与整理在清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素问》《灵枢》《伤寒》《金匮》《难经》《本草经》等重要经典的注释均有新的发展外，还有一批对经典字、词、句训释的专著问世，如陆懋修的《内经难字音义》、胡澍的《素问校义》、俞樾的《读素问余录》等，对后世注疏都颇有启迪。

纵观中医学术思想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两汉“四部经典”标志的中医学术体系的创立，还是金元明清的学派争鸣与理论拓展，以至于清代医学经典的文献整理，都与儒家经学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两千年经学发展过程中，今古文经学、宋明理学及清代朴学这些重要的经学流派的治学风格和学术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面貌和学术特征。

深入经学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的历史，如果借用明代张介宾所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则我们也可以说：不知经学，则不足以言中医学术思想史；而不知中医学术思想史，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理论本质与发展规律，不足以在中医学术殿堂中登堂入室，掌握精髓。历代医家中，从华佗、皇甫谧，到“金元四大家”的李杲、朱震亨与易水学派的开创者张元素，以至近代名医恽铁樵、任应秋，无不具有良好的经学修养而跻身于名医之列。他们的医学成长之路正是中医与经学息息相关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