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传承中医学术思想

经学与中医学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易经》等经学元典提供了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与思维方法，催生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还在于自汉武帝时期儒家经学正式确立后，经学的观念及其阐释方法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

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法定”经典，拥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为了维护儒家经典“天地之常道”的绝对权威和经世功能，就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对儒家经典进行不断地解说、注释和阐发，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传”“说”“故”“训”“记”“注”“解”“笺”“章句”“集解”“正义”“注疏”等多种多样的注释方法与体例。在注释阐发中，经学元典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注解、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尊崇和重要的学问。这种尊经崇古的观念及经学的阐释方法，作为两千余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学术文化的主流，也深刻影响着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其他学术门类的传承和发展。

中医学从标志理论体系形成的《黄帝内经》开始，到《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四部经典构建了中医学理、法、方、药的完整学术体系，它们都是在经学氛围浓厚的两汉时代最终成书的，因此，受经学观念及其阐释方法的影响也尤为显著。

在观念上，《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与《神农本草经》书名冠以“黄帝”或“神农”，体现了经学崇古的风尚，这三部原创的初始著述都被称之为“经”，也就如同《诗》《书》等儒家经典一样，获得了“天地之常道”的神圣地位，被视为医学的最高典范和学术标准。后人对这三部医学圣典只能注释、训解，而不得更改一字。张仲景作为一代宗师，被后世尊为“医圣”，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也实现了由《黄帝内经》的基础理论向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的范式性转换，在后世同样被医家尊之为“经”，但当时只是称为“论”而不敢称为“经”，因为从汉代儒家经学的角度，只有孔子或孔子以前的圣人所写的书才能称为“经”，后人的著述一般仅以“论”“说”“传”“记”等命名。“四部经典”在命名中就已经展现了汉代经学尊经崇古的浓厚气息。(www.xing528.com)

医学著述既然称之为“经”，以经学注释的方式进行阐发也就成为发展的必然。两汉以后，援引“说”“故”“训”“注”“疏”“释”等经学阐释方法来注释、阐发《黄帝内经》等四部经典的，多至上百家，诸如《黄帝内经集注》《难经解》《难经经释》《内经诠释》《本经疏证》《难经广说》《本草述》《伤寒续论》《古今名医方论》《素问校义》《伤寒论浅注补正》《难经正义》《内经章句》《素问注证发微》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注家们在经典的注释阐发中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辨、钩沉，寻找章句以求发明。这种经学化的阐释方法在形式上具有突出的继承性特征，使中医学理论体系历经两千多年始终保持了基本架构，这在文化史上非常罕见。但实际上，创新性的医学思想也正寓于继承的形式之中。医家们在注释、疏解中，把自己对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中的新见解、新发明写进注文，通过注疏训解的方式发展医学理论，使中医学理论蕴含的临床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广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中医学以注疏的方式实现理论延伸的发展道路，和儒家经学在经典的注释阐发中寓创新于回归元典的发展方式完全一致，本质上都是以经为常道的经学思维作用下的产物。这和西方医学不断推翻旧说、建立新说的发展方式具有显著区别。这种经学思维及阐释方法崇古尊经，虽然不乏遏制理论创新和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但两千年来的中医学术文化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保存和传承的，各种注本中蕴含着历代医家大量的临床经验和理论探索的成果，继承和创新、旧识和新知融为一体。因此，在中医学的传承发展中，重视历代医家的各种文献注本，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对其进行理解、探微、注释与发挥，仍是理论衍生与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中医学术思想的创新发展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