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元典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书籍推荐：医学生读经史子集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华夏民族在春秋以前历代文化累积的总汇，既是经学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元典。中国古代的一切学术文化，无不以“六经”为生发的滥觞和母体，对于从与自然和疾病做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中医学来说，也概莫能外。

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六经”等经学元典保存了春秋以前中国古人对于疾病诊治、养生保健、药物认识和医政管理等方面的丰富记录，是后人认识这一时期医药理论与实践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文献史料。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描述了近300种生物种类，其中常见的植物类药物就有50多种，如芣苢（车前草）、杞（枸杞子）、蓷（益母草）、女萝（菟丝子）、蒿（青蒿）、苓（甘草）、杻（女贞子）、芍药、白茅根、椒、木瓜、藻、艾、荷、桑、柏等。尽管其中记载的药物知识还非常简单、零碎，但它载录的众多生物种类是认识中国早期药物记载的珍贵史料，其中许多药物也被后世本草著作所采用，对古代药物学有重要影响。同时，《诗经》中还出现了首疾、狂、痗、癙、瘉、疾首、瘼、疷、烈假、翳等十几种疾病名称，这些专用病名和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疾首”“疾耳”“疾目”等用“疾”加部位的命名方法相比较，是一种在疾病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尚书》中也有一些关于疾病的记载，如《金滕》的“王有病弗豫”“遭厉虐疾”及“王翼日乃瘳”等。其中，还有用药方面的，如《说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即如果药物服用后没有瞑眩等毒性反应，治疗疾病往往是难以取效的，反映了商代治疗疾病常用重剂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当时的巫医活动、心理疗法、预后及养生等内容的篇章。

《礼经》除最初的《仪礼》外，还包括后世并入其中的《礼记》与《周礼》，合称“三礼”。其中，《仪礼》关于医学的主要是食疗方面的内容，而《礼记》与《周礼》的医学知识都较丰富。其中，《礼记》对于心理情志、环境卫生、个人生活卫生、时令失序等与疾病诊治的关系都有较深入的认识。如，《丧大记》有“疾病，外内皆埽”；《曲礼上》有“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而在用药经验上也提出“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曲礼下》）的重要思想。《周礼》的重要史料价值是其记载了周代晚期已设置医政管理制度，医巫分业，由医师掌医政，下设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医疗分科，并要求有病历记载和死亡报告的书写，这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成就。另外，《周礼·天官》记载，“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脉，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这些记载反映了对疾病诊治及药物的属性、分类等方面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高度。

《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其占验卜筮的卦爻辞中很多涉及医理、疾病，如豫卦六五爻“贞疾，恒不死”，损卦六四爻“损其疾，使遄有喜”，遁卦九三爻“系遁，有疾厉”，鼎卦九二爻“我仇有疾”等。在卦爻辞中蕴含的天人相应、阴阳调和、顺应自然、养生预防、疾病预测、身心健康等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六经”中，《春秋》涉医相对较少，但解说《春秋》的《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世纪两位重要的医家——医缓与医和。其中，医缓故事中，晋景公病笃，先召桑田巫求治，后怀疑桑田巫的诊断而派人到秦国求医。医缓在检查后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之不至，不可为也。”这则记载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医在与巫的斗争中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由医缓所论“攻”“达”“药”，也可见当时在治法上已有较系统的规范。而医和故事中，医和提出的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气”致病说，表明当时医家已脱离鬼神致病说，对后世病因概念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六经”代表的经学元典不仅记载了春秋以前华夏民族医药经验的积累与医学理论的早期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中医学提供了阴阳、五行等基本理论范畴与象数思维方法，直接催生了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为标志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阴阳观念最早来自华夏先民对于生活中日光向背及男女两性区别的认识，在《易经》中表现为两种最基本的卦爻符号，即阳爻（―）与阴爻（--），成为对宇宙万物中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属性的认识。到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已成为揭示宇宙万物联系、运动、发展的根本范畴，举凡自然、社会、人事，无不以阴阳之间的对立、交感、相摩、相荡、进退、消长来解释。对于人体疾病的认识与诊治，同样受到阴阳观念的制约和指导。

五行观念在上古三代也已形成，其最早记载来自《尚书·洪范》：“五行：—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从“五行”中又衍生出五色、五声、五味、五数、五方、五谷、五脏等一系列类似观念，成为人们认识包括医药实践在内的宇宙种种复杂现象的基本观念。如，《周礼·天官》关于“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的记载，就明显体现了五行观念对于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断规范的渗透和影响。(www.xing528.com)

阴阳、五行，最初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但作为古人认识世界的两类基本范畴，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在发展中逐渐交织、融合。如，春秋时期的医和在“六气”致病说中就已将“阴阳”为首的六气与“五行”系统的五节、五味、五色、五声相联系。《易传》中，贵“五”的观念和以五行解《易经》的趋势已隐含其中。战国末期，邹衍等阴阳家的出现使阴阳与五行真正合流。“阴阳消息，五行转移”成为人们认识宇宙图式的基本模式，对当时的各门自然科学及社会政治学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内经》正是在战国末期阴阳五行构建的宇宙图景下，以阴阳、五行为基本范畴，形成了藏象经络等学说，开创和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易经》《尚书》为中医理论提供“阴阳”“五行”理论范畴的同时，还提供了寓于阴阳、五行之中的象数思维方法，为中医学天人一体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这方面，作为“大道之源”与“群经之首”的《易经》，贡献和影响最为突出。

象数思维由“象”和“数”两方面构成。其中，“象”是模拟自然、社会等各种事物现象的产物，既包括《易经》中卦爻辞描述的各种物象，也包括卦爻辞自身显现的各种卦象、爻象；“数”指占筮中的大衍数、蓍数，各卦象中的爻位顺序数、阳九阴六数、阴阳奇偶数、五行数、八卦次序数、天地生成数等各种类型。“数”，实际上也是“象”，是一种蕴含特殊内涵的“象”的符号化表现。《左传·僖公十五年》就有记载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因此，简单地说，象数思维就是取象思维，数的运用在本质上与取象是一致的。

通过取象运数，《易经》将纷繁复杂的宇宙万象统统纳入到阴阳二象之中，再将阴阳二象的爻位变化归结为64种卦象。这64卦384爻所显示的卦象、爻象也就成为牢笼天地、涵盖宇宙的根本大法。因此，取象与比类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取象，把宇宙中不同事物的运动变化归结为64卦类型，就可以实现对纷繁复杂的宇宙万象的有机联系、聚象归类和整体把握。

对《易经》的思维方法，《易传·系辞》揭示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说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从《系辞》出发，这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法，从思维载体“象”和“数”的角度可称为“象数思维”，从取象比类的思维过程可称为“取象思维”，从思维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角度，又可称为“意象思维”。包括数在内的“象”是手段，蕴含于“象”之内的“意”才是思维的目的和归宿，必须由“象”达“意”才能完成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把握。名称不一，但内涵相同，都是将可感之物象、卦象与其所蕴含的事物的内在本质有机融合，在卦象的变化中揭示事物联系、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与西方排斥感性经验、注重纯概念推理的逻辑思维差异显著，是华夏民族自上古以来所形成的最为独特的思维方式。

《易经》的象数思维方法在战国末期阴阳与五行相结合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人们认识世界、把握统一的宇宙图景的基本方法。《内经》正是在这一方法的运用中，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理论范畴，通过“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等取象比类的方法，将人体脏腑、身形、孔窍、情志等与自然界的声音、颜色、味道、季节、方位等，分门别类地纳入阴阳五行的象数模型之中，确立了以五脏六腑及十二经脉为主体的藏象经络学说，进而由生理、病理扩展至疾病的诊疗、预防等各个方面，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等各种因素统统纳入到医学体系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人体脏腑为中心、涵括宇宙万物的天人一体的医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正是《易经》等经学元典提供的阴阳、五行理论及其蕴含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最终催生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诞生。所以，唐宋以后的历代著名医家无不认为，欲为大医，必须精熟《周易》。而不知《易经》，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医学的思维特征和理论实质，从而不足以言大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