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揭示民族文化源泉与精魂

经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它位居传统学术“四部”之首，并广泛渗透于史、子、集三部之中，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干与核心，更为重要的是，以“六经”作为基本典籍的经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源泉与精魂，它以“天地之常道”的民族文化生命的永恒性与超越性，在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展现着历久弥新、万古常新的文化价值意义。

经学虽然是在汉武帝时代正式确立，但其源头却非常悠久。作为经学最基本的典籍，儒家“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保存、汇集了中国远古至春秋时期逐渐形成的基本文化典籍，其历史源头在文献记载上始自“五帝时代”的唐尧，在图形上更以《易经》中的卦、爻远推至传说中“三皇”时代的伏羲。文字的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最重要标志。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与文明。“六经”的出现正是中华民族由史前文明时期迈入文明时代新纪元的文献宣言。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相对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而言，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文明时间则更为漫长。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摩尔根曾说：“如果假定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时间为十万年，我们立刻就会看出，至少要把六万年划归蒙昧阶段。按照这样的分配，人类最先进的一部分竟花去五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蒙昧阶段。余下的时间，要把两万年——即五分之一——划归野蛮阶段的初期。给野蛮阶段的中期和晚期留下一万五千年，文明阶段就只剩下五千年左右了。”这就是说，人类经历蒙昧与野蛮阶段等史前文明的时间比此后的全部经历还要长，而文明阶段所占据的时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小片段。这一人类学上的结论对于理解人类史前文明的价值是极端重要的。那就是：“人类在蒙昧阶段的进步，就其与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而言，要大于在此后野蛮阶段三期中的进步；同样，人类在整个野蛮阶段所取得的进步要大于其后整个文明阶段的进步。”^[2]在漫长的蒙昧或野蛮阶段等史前文明时期，人类虽然处在文化发展阶梯的底层，她的进步是如此艰难与缓慢，与文明时代人类的进步相比，远没有后者那样耀眼、快速和绚丽，但它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却远较文明时代更为重大与基本，因为正是史前文明时代的人类，为此后文明时代的转变提供了一切潜在力量。正是站在史前文明时代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基础上，人类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新曙光，开始了璀璨辉煌的文化创造与快速发展的崭新历史。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发展进步历程，“六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不仅仅在于“六经”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华夏民族在春秋以前的远古文献，是自尧舜至夏商周三代以来文明的结晶，更在于它以文献的形式凝结了华夏先民在漫长的史前文明实践摸索中所逐渐形成的华夏民族特有的经验、知识、心理、情感、性格、观念等文化传统。

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华先民的史前文明探索长达200多万年。其中，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距今约70万年的北京猿人、距今约10万年的许家窑人、距今约18000年的山顶洞人、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人与河姆渡人，以及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人与良渚人都是史前文明时期较为著名的代表。

在这一百多万年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华夏先民在改造自然和解决人世问题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并积淀成为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密码渗透到每一民族个体的血脉之中。随着文字的发明，这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凝结为以“六经”为总汇的典籍文献，并以“王官之学”的观念形式表现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三代学术文化小传统。因此，“六经”不仅展现了尧舜禹汤以至春秋时期一千多年的民族文化小传统，更以华夏民族早期文明的结晶形态揭示了它赖以产生的此前一百多万年史前文明时期华夏先民积淀凝结的民族文化大传统。这种深厚悠久的民族文化大传统历经百万年的漫长历史沉淀而逐渐形成，并在历史实践的长期检验中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了民族生存发展的高度智慧，从而塑造与奠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基因和民族文化精神，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生命的不竭源泉和发展进步的永恒动力。

经学，作为对“六经”的阐释与传承之学，由此也就成为认识与传承华夏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生命的特有学术。没有经学的传承，就会遗忘华夏民族文化生命的源泉，民族文化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族文化生命也就会枯萎和衰竭。而传承经学，以不断训解或阐述“六经”典籍的学术形式，在本质上则是要使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化发展重新回归民族文化大生命的根源之上。对民族文化生命根源的不断回归，也就是民族文化生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一种回归中的发展，发展中的回归，返根与创新同时并存。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民族文化有源而不竭、有本而不匮的持续恒久的创新与发展，民族文化生命也才会展现出生生不息、不断更新的永恒活力。因此，经学也就成为华夏民族文化发展中内在的鲜活灵魂，在民族文化发展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纵观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孔子整理编订“六经”，实现了民族文化生命的自觉。但此后，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秦与汉初时，法家与黄老道家先后盛行，以“六经”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受到忽视和压制，但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经学时代正式确立，使民族文化发展重返于唐虞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华夏民族文化生命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得到新发现。这种新发现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生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过程。

随着经学的确立，围绕着“六经”的篇章、文字、注解及孔子与经典的关系等问题，出现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清学等不同系统或派别的众多争论。这种激烈的争论，表面看似乎有损于经典作为“天地之常经”的永恒真理性地位，实际上正反映了经典在民族文化发展中丝毫不容忽视的神圣地位。对于经典的不同理解和诠释，既是朝向着民族文化生命的历史源头，解析着元典，却又是元典在新时代的开花与结果，表现为蕴藏于元典中的民族文化生命生长、丰富而产生孕育出新成果、新文明的历史过程。

在确立后的两千多年中，经学之所以能始终成为封建统治的官方思想，正是由于它时时回归于“六经”，却又时时创造出新思想、新成果，以回应时代的新挑战、新问题，进一步丰富与充实民族文化的生命活力，使民族文化生命呈现出历久弥新、亘古常新的永恒魅力。(www.xing528.com)

在两汉以后的魏晋至隋唐时代，以经学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受到了异域的佛教文化的严峻挑战。在佛道思想的兴盛下，民族文化传统又一次面临遮蔽和衰微的危机，但在中唐至宋初的一大批儒家学者排佛道、兴古文的持续努力下，经学以“宋学”形态实现了新复兴，由三教并立重新获得一尊地位，民族文化发展在重归民族文化传统之上融汇整合了异域的佛教文化，民族文化生命也由此得到新的畅通和生发。

到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在传教士的推动下开始东来，民族文化传统又一次面临消化整合异域文化的挑战。但清代经学虽然在经典考据和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却并没有完成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根基消化融摄西方文化的时代任务。及至清末封建帝制的覆灭，经学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历史时代宣告终结。

但经学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经学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生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它仅仅宣告了经学作为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历史形态已经终结。华夏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生命已经通过百万年的史前文明积淀和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内化渗透到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日用行常与血脉骨髓之中。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经学必将展现出新形态，在和现代西方文明的交流互动中，融摄和整合现代西方文化，重返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上，展现出华夏民族文化生命创化不息的新力量，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华夏民族新文明。这正是自近代以来经学面临而尚待解决的时代重任。

回溯经学的发展历史，每一次经学的复兴，民族文化发展重归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上汲取深厚渊博的养料和智慧，民族文化生命得到新生发，中华民族都迎来了一个发展的辉煌时期。汉王朝一改法家与黄老道家之弊，确立经学的官学地位，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辉煌强盛的大汉帝国；反佛道思想的完成与宋学的崛起则使宋王朝走向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代。对此，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处于现代社会的今天，以“六经”为基本典籍的经学研究仍不可废弃。在西方文化盛行的现代社会背景下，重归于“六经”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上，消化融摄现代西方文化，必将开启华夏民族文化现代复兴的新纪元，实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辉煌。这正是在现代社会提倡经学研究与经典阅读所承载的重大学术意义与民族文化使命。

【注释】

[1]范文澜《范文澜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259页。

[2]［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0—41页。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