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它对四部之学中的史学、子学与集部之学的广泛渗透与深入影响上。
从经学对史学的影响看，虽然在源头上，“史”早于“经”出现，“经”名未立时已先有“史”。但自汉武帝以后，经学居主导地位，而史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仅仅隶属于经学。刘歆在《七略》中将《史记》等史籍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在汉代人看来，“史”的叙述仅是形式，在本质上仍要体现“经”的原则。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且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说明他将历史记录视为继《春秋》传承“王道”之志。
经学对史学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历代史籍都重视经学，记录了经学的发展。二十四史中，除《三国志》《宋书》《南齐书》与新、旧《五代史》外，其余各史均列有《儒林传》或《儒学传》，记载经学家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而三国、南北朝和五代时期，虽然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经学在文化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这些时期的史书中仍为一些重要的经学家立传，如《三国志·魏书》中就有《王肃传》。经学，可谓史不绝书。
经学对子部的影响更为直接，堪称子学的渊薮。因为“六经”作为唐虞三代学术的总汇，本为“王官之学”，这时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只是到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官学衰微，“学术下移”，经孔子首创“私学”，才出现诸子百家之学。因此，没有“六经”，也就没有诸子。孔子正是在整理与传承“六经”中开创了儒家，成为诸子中的“显学”；其他的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等诸子百家也无不是通过对“六经”的研习和发挥而成一家之说的。对此，刘歆早在《七略》中就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其关于诸子与上古官学间的对应关系虽并不完全准确，但认定子学起源于“六经”却是公论。(www.xing528.com)
经学与集部的文学同样关系密切。儒家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后世公认的，尤以《诗经》的影响最为突出。这不仅表现为《诗经》开创了典型的中国文学表现形式，还在于它为古人立言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汉代，人们对五经的尊崇已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了“文本于经”的观点，即将五经视为文章的最高范本，是各种文体之源。两汉以后，经学对文学观点的发展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立《宗经》一篇，就是通过儒家经典来探索文学创作的规范、评价的标准、文体的渊源等基本理论。他认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心雕龙·序志》）。唐宋之间兴起的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更直接推动了儒家经学的复兴。实际上，历代大文学家的文集中，也不乏研究经学的著作。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历来受人称道，但王粲在经学上也很有造诣，曾与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论难《尚书》，并有论著收入文集。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集中也都有重要的经学著作。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使它位居“四部”之首，并广泛渗透和影响于史、子、集等各门学科之中，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最有影响的学问，构成了国学的主干与核心。没有哪一门学问能像经学那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及社会意识的影响如此深远。即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经学的影响力。如，我们的年俗节庆活动基本上就是依据《礼记·月令》来进行的；生、冠、婚、丧、祭等各种人生礼仪也大体是由《礼》经上斟酌变化而来的；甚至像大城市的规划建筑，也是来源于《周礼·考工记》。这样的例证，举不胜举。正因如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题识中说：“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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