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著述位居首位的介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反复提倡，孔子成为“犹天之不可阶而升”的圣人，六经成为“悬诸日月而不刊”的经典，儒家经学具有了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经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学术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举凡治国之道、社会准则、教育内容、为人之要以至知识观念、风俗习惯等，都可以通过研读经典而得到“权威”的答复。

对于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与思想权威，历代学者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表述。

如，《汉书·匡衡传》说：“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息之道也。”

再如，《隋书·经籍志》说：“夫经籍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www.xing528.com)

这些都充分突出了儒家经典作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绝对权威性与神圣性，因此，对经典内容进行研究阐释的儒家经学也就拥有了一般学术所不具有的庄严、神圣的学术意义。这种尊经、崇经的文化氛围，使经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最为重要的学科门类。在传统学术著述中，无论是在《隋书·经籍志》以后定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还是在此以前的其他分类中，经学著述始终居于首位。

在西汉刘歆编撰的我国最早的学术分类著作《七略》中，在总论的《辑略》下，就是《六艺略》，然后依次是《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艺略》即后来的经部，置于六类之首。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删去刘歆的《辑略》，保留了原六略共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其《六艺略》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凡九种，在六大类中仍居首位。到西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始创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其中，甲部即经部，著录六艺和小学等书。东晋初年李充上《四部书目》，沿用四部分类，“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南齐王俭上《今书七志》，以经典居首，而次之以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数志、图谱志。南梁阮孝绪撰《七录》，以经典录居首，次之以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由此可见，在《隋书·经籍志》以前的图书分类中，无论四部分类还是七部分类，也无论名称怎样变异，经学著述始终占据第一位，经学的领军地位从西汉至清代从未改变。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始终居于首位，其研究规模和著述数量也异常庞大。数量有限的儒家经典所引发的经学研究著述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如，《孝经》在儒家经典中篇幅很短，本身不足两千字，但仅至唐初，其注疏研究已达五十九部一百四十卷，经学研究之盛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