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流变与派别：揭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

经学自汉武帝时期正式确立，直至清末民初两千余年，经历了确立、发展、变异、消解和终结的复杂过程。

汉初，各种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传写的“五经”帛书即今文经出现。对今文经进行的章句训诂与经义阐说就成了后世所谓的“今文经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原先在地方传授的今文经学由民间私学变为朝廷官学，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开创后，传承唐虞三代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取代法家和黄老道家作为统治思想，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经学中的纲常名教、宗法等级秩序及以德化民等各种关于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学说，适应了封建统一帝国的长远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把儒家今文经《春秋公羊传》与战国以来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汉初黄老“无为”及法家的刑名法术等思想相整合，再加入《尚书》的“《洪范》五行”、《周易》的“阴阳卦气”、《礼记》的“明堂阴阳”等，构造出一个“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也表述了他们的利益追求，适应了统一帝国的需要，从而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

汉代今文经学主要依靠博士制度传承。汉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按每经一位博士传授经典，如《书》经由欧阳生传授，《易》经由杨何传授，《春秋》经由公羊寿传授等，在传授中就形成了各种“师法”。随着经典传承的发展，受业的博士弟子以后又自成一家之学，又形成了所谓的“家法”。随着博士人数的增多与“师法”与“家法”的出现，同一经典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解说。

为了评议经义异同，维护封建礼制，汉宣帝在甘露三年（前51）召开了石渠阁会议，以“法制”形式对经义异同进行决断。会议结束后，博士定额增至十二位，其中除《礼》经仍是后仓一家博士外，其他各经都出现了多家博士，如，《书》有欧阳氏与大小夏侯三家，《易》有梁丘氏、孟氏和施氏三家，《春秋》除公羊春秋博士外，又立穀梁春秋博士。十二博士的设置，标志着今文经学的高度繁荣。

西汉后期，在官方的今文经学繁荣的同时，原先发现的《古文尚书》《逸礼》《周官》《毛氏诗》《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书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在民间形成了“古文经学”。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学者，为了取得与今文经学同等的官学资格，与今文学者展开了激烈论战。西汉末，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即《周官》），作为“改制”依据，建立“新”朝后，设置了古文经学博士，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

但东汉王朝建立后，古文经学博士全被废弃，光武帝置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今文经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然而，盛极而衰，今文经学越来越走向章句训诂繁杂支离的道路，以至于湮没和破坏了经学的微言大义。为了摆脱今文经学“章句烦多”之弊，东汉章帝在建初四年（79）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会议记录即后世所称的《白虎通》或《白虎通义》。《白虎通》在内容上以“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思想为核心，广泛涉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汉代官方今文经学的百科全书。《白虎通》在经义阐释中，与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相结合，引谶纬解经，使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倾向更为突出，预示了今文经学盛极而衰的发展趋势。

与今文经学处于官学地位而较多拘守于师法、家法相比较，古文经学在东汉一代始终以“私学”形态存在，对现实政治的依附性较少，注重名物训诂，其学者多博通群经、融会贯通，涌现出贾逵、马融等一批卓然有成、遍著群经的学者。东汉末期，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形成所谓“通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曹魏末期，王肃利用其政治势力，遍注群经，形成所谓“王学”，企图抗衡郑玄之学。至西晋初期，王、郑两派并立为官学，实际上它们都是今、古文经学从对立到融合的产物。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今文经典已近消失，古文经典流传渐广，经学教育内容和制度都出现变异，在博士和太学教育制度外，还出现了国子寺、国子学、四门学、助教、学士馆等许多新的教育体制。因当时南北对峙，经学传习也呈现出南北地域差异。南朝重礼学，受玄学和佛教影响，讲经兼采众说，清新简约，编出比“注”更详的“义疏”。北朝传承郑玄的“通学”，渊综广博，多从旧说，较为质朴。

隋唐时期，国家政治一统，迎来了经学统一的新时代。首先，陆德明编撰完成《经典释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做了初步总结，成为经学统一的先声。其次，在教育制度上，确立了以国子监为最高学府的官方经学教育新体制。为了适应国子监教育所需，唐太宗颁行颜师古审核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以“南学”为主统一了南北“义疏”。继《周易》《尚书》《毛诗》《礼记》与《左氏传》等“五经”定本与义疏后，《周礼义疏》《仪礼义疏》《春秋穀梁传注疏》与《春秋公羊传注疏》也相继完成。唐代“五经定本”及整个“九经”的《正义》或《义疏》的编撰，是两汉以来经学统一的盛举，也标志着中国经学史上自两汉至隋唐时期所谓“汉学”系统的学术总结。

经学从中唐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北宋中期，正式形成与以往不同的经学系统——“宋学”，并形成了诸多学派。

“宋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早在东汉末，今、古文经学的章句训诂已出现烦琐支离之弊，经学也无力体现其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与佛道思想的兴起，包括经学在内的整个儒家思想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学开始失去其在文化思想及社会生活中的原有优势。唐朝虽然实现了政治一统，但思想文化领域仍是儒释道三教并行，经学降格为统治思想中的鼎足之一，只在学校教育中仍以读经为主。同时，盛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首重诗赋文章的进士科，进一步削弱了经学对于士人的影响力。

但儒家经学，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制度上的理论地位却非道教及异域传来的佛教所能代替，因此，随着中唐以后封建中央集权强化需求的增长，削弱佛道的影响，恢复儒家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便成为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重大主题。

要实现经学重振，就需压倒佛道学说，尤其是外来的佛教思想。但是魏晋以来，儒者排斥佛道屡次失败的事实说明，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框架，以章句注疏、名物训诂为形式的汉唐经学达不到这个目的。当时一些思想家普遍认为，儒家经学在孔孟那里是完美无缺的，汉代虽立经学为正统，但汉儒舍本逐末，沉溺于章句训诂，把经学“大义”丢失殆尽，后之疏义作者摭拾汉儒牙慧而无所发明。因此，经学重振，就需抛弃汉唐经学粗疏的目的论和章句训诂传注疏义，回到孔孟，直接从儒家原典中寻找“大义”，进而对佛道思想进行整合，夺回儒家经学自魏晋以降所丧失的精神阵地，重新恢复经学在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尊地位。

这样，以中唐的韩愈、李翱、陆淳等人发其端，经学研究不再拘泥于汉唐官定注疏，开经学变古之风，到北宋中期，胡瑗、孙复、欧阳修等全面抛弃汉唐注疏，凭己意解经，以“疑古”“变古”和义理解经为特征的“宋学”正式崛起。至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在科举改革中以策论代替诗赋，以义理代替记诵，并颁行官方标准解释《三经新义》，从此，义理之学兴而传注疏义之学废，宋学正式取代汉学，进入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并涌现出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等不同学派。(www.xing528.com)

南宋开始，宋学进入成熟阶段，由二程开创，经朱熹发展完善的“理学”取得了完备形态，在南宋末逐渐成为官方正统学派，朱熹的《四书集注》也自元朝中期起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持续到清末。在程朱理学形成的同时，陆九渊的“陆学”、吕祖谦的“吕学”、陈亮的“永康学”、叶适的“永嘉学”及张栻的“湖湘学派”共同构成了南宋时期宋学发展的不同学派。

知识链接：朱熹与“四书”

朱熹（1130—1200），南宋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谥文，又称朱文公，尊称朱子。朱熹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学术上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建立起形式严密、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世称“朱子学”，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官方统治思想，他所辑定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朱熹的思想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发展与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且远播海外，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圈，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及门人后学所辑的《朱子语录》《朱子全书》等。

元明二朝，经学沿袭宋学道路，程朱理学得到朝廷的提倡，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这也使其意识形态化和“八股化”，丧失了原有活力。而陆九渊的“心学”得王阳明“王学”的加入，在晚明学术思想界有压倒“朱学”之势。但王门后学多不重经学，其末流日益空疏，束书不观，流为“狂禅”。

清代官方正统学说仍是程朱理学，但其学术主流已非理学。鉴于明人“清谈误国”的沉痛现实，清初学者对宋学以理说经、离经言道的空疏学风深表不满，他们强调“舍经学无理学”，要求回归经学原典，重申经学经世致用功能。以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毛奇龄等为代表，通过对《周易》《尚书》《周礼》《诗经》等经学原典的整理考订，首开经典考据之风。到清代乾嘉年间，由于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防范高压政策加重，士大夫渐渐脱离经世致用取向而埋头于经典研究，他们从校订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诸子、金石、艺术、科学、版本目录等，将经学的文本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涌现出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焦循等经学名家，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等各具特色的经学流派，共同构成了所谓“乾嘉考据学派”，成为清代经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到嘉庆末年，乾嘉考据学发展至极，部分学者已不满皓首穷经而脱离现实的琐碎学风，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常州学派”的龚自珍、魏源打出《春秋》“公羊学”旗号，借经学讥议时政、倡言变革，经学进入近代阶段。

鸦片战争后，传统经学面对西学的入侵和挑战，经历了深刻的转向与变革。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的“公羊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经学研究的主旋律。从龚自珍、魏源开始，经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展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利用《春秋》“公羊学”的“托古改制”思想，融西学入中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改造传统经学，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在近代今文经学盛行的同时，道光、咸丰之际，还出现了以曾国藩、陈澧等为代表的调和汉宋学术，提倡“汉宋兼容”的思潮，反对乾嘉汉学末流皓首穷经而不解世事的学风，提倡“通经致用”，企图重振清初经世精神，以维护危机中的封建统治，与今文经学一起共同展现了晚清经世学风的历史走向。

乾嘉考据学所代表的古文经学研究在近代迅速衰落，但其研究传统并未中断。俞樾、章炳麟、刘师培等人承乾嘉汉学余绪，将古文经学发扬光大，并将经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从经学研究中引出国民的民族意识，作为反清排满、民族救亡的理论武器，展现了传统经学学术取向的根本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帝制覆灭，经学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不复存在。此后，虽然有人提倡“尊孔读经”，并创立“孔教会”，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但已无济于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下，持续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正式结束。此后，儒家经典作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原典和文本依据，与经学一起，开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经学的研究步入现代学术研究的新道路。

纵观经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经两千余年，先后兴起汉学、宋学、清学与近代经学四大系统，学风数变，流派纷呈。但从对经典与孔子的基本态度看，大致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宋学三种基本的派别类型。这三派的区别，简单地说，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强调孔子“素王”创制与经典的“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教育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强调孔子“述而不作”，侧重于经典的“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其流弊为烦琐。宋学则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重视经典中的心性理气与“道统”之传，强调“四书”胜于“六经”，其特色为玄想的，其流弊为空疏。三派各有缺点，亦各有优点，相互攻驳，纷争辩难，掀起了经学史上跌宕起伏的思想波澜。两千多年经学史上的不同派别对于经学内涵的阐释与论争，正显示了经学在中国古代社会重大突出的价值意义与至关重要的历史地位。

【注释】

[1]当然，这是古文经学家的观点。今文经学家认为，《乐经》本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内容包括在《诗》与《礼》之中，儒家“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