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更化带来的经学时代确立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王朝建立后曾立博士官掌《诗》《书》、百家言，参与朝政，为儒学的用世展现了一定机缘。但秦始皇为强化专制集权统治，于公元前213年采纳了丞相李斯的“焚书”之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以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翌年，又因方士和儒生对其发表不满言论，捕捉方士、儒生四百余人，坑杀于咸阳。“焚书”“坑儒”使得“六经”典籍受到很大破坏。当时朝廷藏书之府由“博士官所职”，所以“秦火”之余还存有少量《诗》《书》等典籍。但公元前207年，项羽兵进咸阳，烧秦宫室，秦秘府所藏之书也全被烧光。经过这两次浩劫，“六经”典籍遭到极大摧残。此后，《诗》《书》等典籍尚能传之于后，一是出于汉初儒者的记忆和口传，二是民间还藏匿若干旧籍。

汉王朝建立初期，儒者不被重用。但在郦食其、叔孙通等儒生的影响下，刘邦对儒学有利于统治的作用有所认识，不再限制儒学，儒学对统治阶层的影响逐步强化。刘邦去世前一年，路经鲁地，用牛羊豕三牲全备的“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尊孔祭孔的先例。到惠帝四年（前191年），秦“挟书律”废除。文景时期，“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民间藏匿的儒家经籍也陆续重现，并得到初步的整理和传授。这些经典大多为当时通行的隶书传写，因此后世称之为“今文经”。除了“今文经”，一些用秦王朝以前东方六国文字所写的“古文经”也陆续出现。

随着儒学势力的恢复，与汉初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的矛盾尖锐起来。景帝时，儒生辕固生因讥刺《老子》一书为“家人言耳”，即非“王官之学”的普通私家之言，惹得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勃然大怒，罚辕固生至兽圈和野猪搏斗，几乎丧命。儒道两家在政坛上的争斗一直持续到汉武帝继位以后。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十六岁的刘彻继位，是为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汉王朝社会经济已从汉初凋敝境况中复苏并转入全面繁荣。政治上，异王势力也基本被翦除殆尽。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必然导致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取代“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已成为统治思想转变的必然趋势。

汉武帝即位后不到一年，即批准了当时丞相卫绾“罢黜百家”的动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卫绾上奏中虽仅举法、纵横两家，实际上包括了儒家以外的一切诸子学说，本质上是要以儒家思想来取代黄老之学。

建元五年（前136）春，汉王朝正式设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之所以置“五经博士”，是因为经过“秦火”后，当时通行的以今文传写的“六经”中，《乐经》已不存在，“六经”典籍只有“五经”实存。^[1]

“博士”，是古代学官的名称，到战国时期已有博士官设置，齐国又称“稷下先生”。秦统一六国，博士多至七十人。汉承秦制，仍置博士，到文帝时，博士已达七十多人。早期的博士并不限于儒家，“六经”与诸子百家以至方技旁门等皆有博士，主要承担“掌通古今”以备皇帝咨询的顾问职责。但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博士开始由驳杂不一、“通古今”的顾问官纯化为专经博士，所宗的仅仅是作为上古“王官之学”的“经学”。所谓：“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汉书·儒林传》）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都属“子学”，与王官之学的六艺有别，所以，在通“五经”外的百家传记博士都遭罢黜。如，当时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因不属“五经”，同遭罢黜。但与道、法、阴阳等诸家相比，儒家由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以传经而传道，而独出于百家之上，所以，由“宗经”必然导致“尊儒”，从此，博士的增列和争论就局限于儒家所重的经籍之内了。

建元六年（前135），推行黄老思想的窦太后死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第二年，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提出了何种“大道”可以成为封建统治根本思想的理论任务。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倡议复古更化，提出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重要变革。

首先，董仲舒据《春秋》指出，“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将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强化了封建统治的神圣性，同时由天道论证了以仁德精神为核心的“圣王之道”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揭示了秦王朝崇法重刑的“亡道”。汉继秦后，必须变革秦制，实行“更化”。所谓“更化”，就是以儒家的德政——“圣王之道”变革秦制以来的恶俗，即以儒家思想取代秦王朝的法家思想及汉初的黄老之学，以承接尧舜三代以来的民族文化生命和文化精神。此种“更化”，在复古的形式中表现出革秦旧弊的创新精神。(www.xing528.com)

关于如何“更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论证。

董仲舒的复古更化受到武帝的认可，儒家思想至此正式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继设置“五经博士”后，允准博士官置正式弟子五十人，并经考核选拔为官。这样，一套为研究经典、培养儒生的完整制度开始形成。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等一系列更化举措的施行，标志着“经学”的正式确立，中国历史上持续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经学时代”正式开启。

经学的确立，除了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一最重要之处，在中国历史上还有着多方面的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第一，“经”名的确立。“六经”之名虽在战国时期《庄子》中已经出现，但直至汉武帝时，更为通行的称谓是“六艺”。但自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成为“法定”经典，其书名便添上了“经”字，成为《诗经》《书经》《礼经》《易经》和《春秋经》。从此，“五经”被定为“群籍之首”，成为历代公认的中华民族的元典。任何一种图书分类，都必须将“五经”冠于首位。此后两千余年中，“五经”成为封建统治思想最基本的文本依据，上自朝廷的诏令奏议，下至士人的著文发言，都需援引经文作为立论根据。“引经据典”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现象。

第二，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自唐虞三代以来第一次综合发展与回归民族文化传统过程的完成。“六经”，作为三代学术文化总汇的“王官之学”，官师政教是合一的。到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而“官失其守”，于是“学术下移”，孔子首创“私学”，开创儒家礼乐传统，随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上古王官之学由一化多，“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百家往而不反……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迨至战国末年，“百家争鸣”已近尾声，学术思想出现“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汇归趋势。秦始皇、李斯在文化政策上提出“别黑白而定一尊”，但以法为教，远悖王官之学，后经汉初黄老之学的过渡，到汉武帝复古更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六经”重新占据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官学”地位。以“六经”为主干，以及对这些经典的阐释训解，就构成了经学。经学的确立使民族文化自战国诸子以至秦汉的曲折分化历程而重返于尧舜三代以来所累积的文化传统，标志着自唐虞三代以来民族文化第一次综合发展和回归文化传统过程的完成。

第三，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在先秦虽号称“显学”，但也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由“宗经”而“尊儒”，因为“六经”主要赖儒家而传承。虽然“罢黜百家”仅限于官学范围，只是政府不立“百家”的博士官，举贤良方正、俊异茂材时不取“百家”之言，并没有在社会上禁绝各家的著作和思想，但经学的确立毕竟使儒家的地位与诸子百家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后又通过“博士弟子员”的设置进一步把持了文化教育领域，对封建统治产生了重大作用。

第四，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得以确立。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兴太学”与置“博士弟子员”，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研究经典、培养和选取儒士为基本内容的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形成。汉王朝自元朔五年正式设立太学，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东汉末已有太学生三万人。另外，朝廷置博士弟子员后，博士弟子经过考核可选拔为官，被列为仕途正式的出身。这样，文学入仕开始代替以前的世袭任官与买官任职，儒家士子在政治上逐渐取代原先的军人与商人阶层两大势力，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官制度得以确立，士人政府由此造成。“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这种“学校学儒经，官吏皆儒生”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使得唐虞三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对于政治的指导得以加强，中国封建政治一改秦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体现的抑低学术、贬斥道义的精神，而致力于唐虞三代以来的以学术文化指导政治，以政治转移社会，唐虞三代的“王道政治”成为历代封建教育和封建政府标榜的努力目标，使中国历史发展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的文化使命意识与文化理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