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大学“六艺”承载了中国先民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逐步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精神。但在孔子之前，这种民族文化精神还是以文献形式处于一种自在的潜隐状态，而且，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六艺”之教已出现《礼》《乐》废弛，《诗》《书》残缺的衰颓现象。如果不对“六艺”的文献典籍进行及时的整理与保存，自上古以来逐步形成的民族文化典籍及其承载的民族文化精神就会有散失、中断以至湮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孔子通过他的文化活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享年七十三岁，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孔子远祖为殷贵族，后居宋国，因避乱迁居鲁国。孔子之父叔梁纥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衰。青少年时，他做过为人相礼、料理丧事的工作，也做过替人管理仓库的“委吏”、看管牧场的“乘田”。孔子自叙他“十五而志于学”，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和方向。“三十而立”，开始独立地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并且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私人讲学，促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下移。五十岁以后，孔子踏上从政道路，在鲁国做过中都宰、司空和司寇，还曾摄行相事。但因与当政者季桓子政见不合，弃官出走，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活动。孔子在诸侯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但到处碰壁，颠沛而不得志。六十八岁时，孔子回到鲁国，除继续从事教育活动外，还潜心致力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一直到他病逝为止。
孔子的一生，除了短期从政外，主要从事教育活动，身边聚集了大量门徒，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学术文化流派——儒家学派。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中，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大学”六艺，并在“六艺”的研究整理中，形成“仁-礼”结合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孔子是如何整理“六艺”，形成了后世被尊称为“六经”的新“六艺”呢？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篇三绝。……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对《诗》《书》进行了“论次”，对《礼》《乐》予以“修起”，对《易》则是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作了后世所称的《易传》，对《春秋》则是据鲁国旧史而修订。
由于时代久远与文献阙如，司马迁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以至后世学者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说法：一种认为“六经”均为孔子所创作，另一种则完全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六经”古已有之，是世代相传的古代典籍，孔子并未对它们进行过加工整理。
联系文献史料及孔子的教育活动来看，司马迁的说法是基本符合史实的，即孔子在以“六艺”施教的过程中确实曾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上古文献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收集、整理和编订工作，并将编订的新“六艺”作为教学内容传授给他的弟子，从而创立起影响深远的儒家学派。
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中国上古文明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经夏、商、周三代沿革，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重要的文化成果。尤其是在殷周变革之际，作为附属国的小邦周取代殷商，文、武、周公等人形成了“以德配天”与“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实现了道德理性的人文自觉，并通过制礼作乐，构建起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嫡长子继承、封邦建国、宗庙祭祀和同姓不婚等一系列经济、政治、宗教与伦理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周礼”。周礼的形成和确立，是中国上古文明的成就总结。依托于周礼，华夏民族才进一步摆脱蒙昧与野蛮而步入真正的文明社会。
孔子出生并主要生活在周礼保存比较完整的鲁国。他在周礼的学习中，对于周礼的意义有高度的认识。如，在《论语·八佾》中，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中庸》中：“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在孔子看来，周礼是夏、商、周“三代之治”的总结，是上古文明的结晶，人们只有奉行周礼，才能得以成就为有教养的“君子”；国家只有按照周礼去做，才会永享太平。
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社会动荡。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以学习、传播和恢复周礼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并赋予了其传承文明的崇高意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而在对周礼的研究和思考中，孔子逐渐形成了“仁-礼”结合的思想体系，揭示了周礼所承载的内在文化精神。“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制度又从何谈起呢？因此，孔子聚徒讲学，就是要通过他的倡仁重礼的思想学说，去传承尧舜文武周公以来的圣王之道和礼乐文化，重建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
以传承周礼所代表的上古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为己任，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学载体，对上古“六艺”文献进行搜集、删重、选编、论赞、修订等不同形式的整理编订。在整理编订的过程中，孔子作为编者，希望通过文献典籍来传道施教的编选思想和目的必然会有所体现。根据学者的研究，孔子的编选思想和目的具体表现在新“六艺”的三个特征上。
第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编订的“六艺”都是来自古代文献，孔子坚持“信而好古”的态度，说自己“述而不作”，表明自己仅是一个传道者，是述先王之旧，而无自己的创作，因此，整理后的新“六艺”基本保留了原有文献的内容与风格。
第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周代虽然出现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等人文观念，但直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巫鬼信仰仍是支配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这种社会现实在古代的“六艺”文献中必然留有印记。而孔子根据他对周礼内在文化精神的把握，在历史文化世界否定和排斥了鬼神、上帝等外在力量的主宰，形成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可贵精神。这样编订的新“六艺”就删削了古代文献中有关鬼神上帝之类的芜杂妄诞的内容，具有突出的人文道德理性色彩。(www.xing528.com)
第三，着意表彰“仁”“礼”思想。孔子整理“六艺”，目的是通过文献典籍来传承周礼所体现的圣王之道，而“仁”正是孔子发掘的圣王之道与周礼最为核心的内容和文化精神，因此，突出“仁”与“礼”的思想就成为整理“六艺”的总原则，贯穿于整理“六艺”的全过程。这不仅反映在记录孔子平时言论的《论语》中，“仁”与“礼”字就分别出现了109与72处；而且，在整个新“六艺”的字里行间，也都贯穿和体现着倡“仁”重“礼”的基本思想。
从孔子整理“六艺”时“信而好古”的态度看，新“六艺”保留了原有文献的文辞内容与风格，可以说是“述而不作”。但是，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表彰“仁”、“礼”思想的角度看，孔子在保留原有“六艺”文献的同时，又大大发展了尧舜文武以来古代圣王之道的内在文化精神，删削了“六艺”中神秘怪诞的内容，突出了“六艺”中的“仁”“礼”观念，使新“六艺”展现了尧舜文武以来华夏民族文化最独特的精神，凸显了浓厚的人文道德理性色彩。因此，孔子之于新“六艺”，就不仅仅是“述而不作”的整理编订，在“好古”之中更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实际是寓作于述，或者说以述为作，丰富了“述古”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于新“六艺”，是既“述”又“作”了。
上古“六艺”经过孔子的整理编订，成为儒家学派的基本经典。这种新“六艺”，到战国晚期开始被尊称为“六经”，但直到汉代，“六艺”与“六经”仍并称于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王朝竞相尊崇，把“六艺”视为“为万世垂法”的神圣经典，“六经”之名才完全取代“六艺”之称而流行于世了。
孔子整理“六经”及其对于“六经”的阐发和传授，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重大而深远，堪称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恢弘壮观的文化盛举。
首先，通过孔子的整理编订，上古“六艺”开始定型化、规范化，避免了文化典籍的散失和湮灭，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春秋以前的重要文献，使上古文化有了继续发展的条件。所以，章太炎说：“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1]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孔子通过整理编订“六经”，突出周礼中内在的“仁”的思想，更使“六经”中承载的自尧舜以来的民族文化精神开始由潜隐走向显发，由自在变成自为，由晦暗转向敞亮，实现了华夏民族文化生命的理论自觉。
如果说华夏文化自有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至西周，已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那么，这种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还只是处于尚在塑造和形成中的自在形态，它是隐潜不彰，晦暗不明的。虽然到了西周时期，经过对前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文、武、周公制礼作乐，创设了“周礼”，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是，作为具体的制度文化，“周礼”以其具体性和历史性特征，还不具有普遍和超越的文化意义。只是经过孔子的阐发，“周礼”中内在的“仁”的精神才得到揭明，而且，“仁”不仅贯穿于“周礼”，也是贯穿于尧舜禹汤等历代先圣文化创制活动的内在精神。这样，“仁”就成为贯穿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华夏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具有了普遍与超越的价值意义。以“仁”的精神为内核，“圣王之道”的历史文化传统才得以在上古历史一千多年漫长而隐晦的道路上彰显与明朗。
“仁”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一经孔子的阐发而获得思想的自觉，恰如长夜之灯，将此前漫长的文化历史发展通透和凝贯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代圣王的文化创制实践由此契接而统贯，统一的民族文化大生命遂彰著而显现。随着民族文化生命的自觉，华夏民族成为具有自觉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使命的民族。“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践仁成圣的独特民族文化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崇高的文化理想，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从此步入文化生命和文化理想的自觉实践历程。
经过孔子的整理与传授，“六经”成为我国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献典籍。这些古代典籍作为华夏民族在春秋以前历代文化累积的总汇，成为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源头活水，因而它们也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元典”。而孔子，通过“六经”的整理和“仁”的精神的阐发，就使自尧舜禹汤以来尚在塑造和形成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了思想上的最终确立和呈现，他也由此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塑造与形成过程中伟大的揭示与塑造者，在民族文化发展中占据着继往开来的中心角色。所以，现代著名史学家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2]
【注释】
[1]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