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读经史子集：发掘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

经学，作为解说、阐发儒家经典以进德成圣的学问，其基本典籍便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通常所说的“六经”。而“六经”的传承则离不开孔子。

“六经”作为古代文献典籍，在孔子以前早已存在，那时被称作“六艺”。中国文明起源很早，在文献记载中，司马迁的《史记》以黄帝为开端，《尚书》则以《尧典》开端，但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从商代中期盘庚迁殷开始。这一时期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文字。文字的出现，表明中华民族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到了公元前11世纪，周代殷而立，实现了一系列制度变革，由甲骨文和青铜铭文形成的文献记录也在不断增加，逐渐在周王室“学在官府”的教育形式下汇集形成了称为“六艺”的文献典籍。

据《周礼》记载，孔子以前的“六艺”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内容不尽相同。

“小学”，即贵族子弟的基础教育，教学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即文字，“数”即计数，二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语文和算术，是学习文化的基础知识；“礼”和“乐”是当时贵族从事政治与宗教活动的基础知识；“射”“御”指射箭、驭车，是战争活动的基本技能。从内容看，小学“六艺”是对贵族子弟进行知识和技艺的教育和训练，以培养贵族统治所需要的能文能武的初级人才，不一定有固定的统一的课本。

所谓“大学”，《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属于高等教育，基本课程有诗、书、礼、乐“四术”。对此，《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与“小学”相比，“诗”是新设的，“书”不再是学习书写与造字原则的基础教育，而是读历史文献的训典之类；“礼”与“乐”也不仅是礼仪、音乐，还包括理论，因此，“大学”更多的是理论学习，需要基本的课本。从西周到春秋末期的数百年间，虽然各诸侯国教育制度变化多样，但以“诗、书、礼、乐”为主要课程的官学教育仍然存在。

在诗、书、礼、乐四门课程外，大学教育还包括《易》和《春秋》。关于后两门课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一》中说：“乐正崇四术以教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

因此，“大学”课程合计共六门，在名称上沿用小学“六艺”之名，也称“六艺”。

大学“六艺”中，《诗》是古代的歌谣选集，它被列为第一门课，是因为当时诸侯国在政治、外交等活动上都往往用诗来应对。如，《左传》《国语》中屡屡见到在朝聘、会盟、酒宴等场合，人们引诗述怀、赋诗喻意，乃至冷嘲热讽、展开斗争。所谓“赋诗断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就是指用诗来应对、比喻，在当时已成惯例。周王室也十分重视对民间诗歌的搜集与整理，定期派人到民间去“采风”，然后由太师整理编订。经历了长期的采集与编排，孔子以前已形成“风”“雅”“颂”三部分。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于周乐”，演奏的就有“国风”“小雅”“大雅”“颂”，这与今天所见的《诗经》，在编次上已大致相同。(www.xing528.com)

《书》是历史文献的选编。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典籍。在殷墟发掘的甲骨卜辞上，多有钻孔，并且有“册六”等字样。这说明典册的观念在殷商时期不仅存在，而且当时的巫史已经在尝试建立档案并加以分类了。到了周代，按《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周王室从收藏的典册中选取一些篇章，作为大学“六艺”中“书”的“教材”，供贵族子弟学习，这就是《书》的最早源头。

到春秋时代，诸侯割据后，“书”的教学内容已很不一致。如，楚庄王时楚大夫申叔时曾谈及这门课程的教学：“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其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这里，“令”“语”“故志”“训典”，都是重要的典册文献。这些东西，都属于《书》的范围。

《礼》是从“小学”到“大学”都必须学习的课程。“礼”的意义在古代相当广泛，一般认为其起源于尊祖及祭祖活动，以后逐步扩大、规范和制度化，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演化，有所谓“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了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和仪式。“夏礼”“殷礼”的情况，在孔子时已无法确考。周王室则把“礼”奉为立国之本。如，“礼，国之干也”（《左传·襄公三十年》）；“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礼”的重视。“小学”教育中的“礼”，主要教贵族子弟“执礼”，被视为日后成为“君子”的基本条件。“不学礼，无以立”。到了“大学”，则从烦琐的礼仪制度中选取一些理论内容，以文献形式来教学。学“礼”，已不仅是要成为“君子”，更重要的是把礼作为统治的手段。“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和《礼》一样，《乐》也是贯穿“小学”和“大学”的一门课程。由于课程内容的特殊性，“乐”一开始就与《诗》《礼》以及歌舞密不可分。《礼记·内则》说：“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乐》的教育不在于单纯的娱乐性情，更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效应。当时，从天子、诸侯、大夫到士，用乐都有规定，包括乐队的规模、舞队的人数、演奏的乐章、歌唱的诗篇等，这也是礼的体现，即权力、地位、等级的象征。孔子以前，“乐”有没有以文字形式表达的课本已很难确定。

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以诗、书、礼、乐“四术”造士，说明在早期的“大学”里，是没有《易》和《春秋》的，这两门课应是后来才增设的。

《易》原为上古筮书的泛称。《周礼·春官》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据说，《连山》为夏代易，《归藏》为商代易，但二者都不可见。流传下来的《周易》，最早可能萌芽于殷商之际。据现代研究发现，在甲骨卜盛行的商代已有筮占存在，从筮占到《周易》文本的形成，则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其经文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当是长期积累的产物。据《左传·昭公二年》载，晋侯派韩宣子出使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至迟在孔子以前，《易》已被列入“大学”课程。

《春秋》泛指编年史书，作为一门课设置，约在春秋时代。我国编年史著作的起源很早，殷周时代，已设有史官，按年按月记录国家大事。孔子以前，编年史已是贵族的教科书。但各国史书名称不同，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鲁国史书专名《春秋》。因此，“春秋”后来遂泛指诸侯国的各种编年史书。如墨子就说过“吾见百国春秋”，并具体提到周、燕、宋、齐《春秋》。作为后世儒家经典的《春秋》，也就是鲁国编年史中的一种。大学开设“春秋”的作用，主要是使学子们了解上世历史。按申叔时的话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国语·楚语上》）

总之，自殷商时期甲骨文出现，到西周以后，由于教育的需要而逐渐编集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大学“六艺”。“六艺”保存、汇集了中国远古至春秋时期逐渐形成的基本文化典籍，承载了中国先民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逐步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精神，堪称中国上古文明的结晶。作为民族文化的根荄和母体，“六艺”构成了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源头活水。没有“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国文化要认识自己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就必须回到“六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