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医药院校的当代大学生来说,国学的现代价值意义更为突出。因为,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经史子集构建的国学知识系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在西汉刘歆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的第一次系统分类中,中医学已成为“六略”中“方技略”的重要部分;魏晋时期,中医学随着方技类并入子部。此后,直至清代纂修《四库全书》,中医学一直作为子部的重要内容,它以“医家”类与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14类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子部之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现代系统论的发展,已明确揭示出部分受控于整体,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要认识处于系统中的个别对象,就要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特性将对象放在系统的联系中加以把握。因此,要全面理解中医学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本质,就离不开对整个国学体系及其内部不同学术类别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和把握。
实际上,中医学确实与国学的整体系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中医学与经学的关系来看,经学作为国学的灵魂、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源泉与主干,其理论特色与基本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子学、史学与集学,对于子学系统中的中医学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六经”中的《易》《书》二经蕴含的阴阳、五行思想,正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尤其是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对于中医学术思想的影响更是至深且巨。至今在中医学界广为流传的“医者易也”“医易相通”的说法就是对二者关系的经典论断。
对于医易之间的统一关系,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更是现身说法,阐释精微。他说:
“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谓《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以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
中医学不仅在理论体系与思维方法上与经学密不可分,而且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上也与经学的流变密切相关。晋唐医学注重临证实用,宋元医学注重理论探讨、学说争鸣,明清医学注重医学典籍的辑佚整理,这些中医学术发展不同时期的特征,虽有医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与经学发展中形成的汉学、宋学与清学等不同系统的学术风格、学术思想又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思维方法及发展演变,就无法离开对经学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的认识。
在国学系统中,不仅经学,子学、史学与集学也同样与中医学有着丰富多元的内在联系。中医学与国学,作为部分与整体的系统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中医学的兴衰起伏也与国学的命运休戚相关。
正如“国学”是晚清知识分子面对西学冲击而产生的一个特定概念,“中医”“中医学”也是在近代“西医”“西医学”传入中国后而产生的与之相区别的概念。在中国古代,虽《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记载,民间也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等说法,但这里的“中医”或指以中和之气医治百病,或指医生医术的中等水平,都没有今天所表示的中国传统医学的含义。所以,在中国古代医药典籍中,只有“医”“药”的说法,并无“中医”“中药”等概念,“中医”与“中药”都是在20世纪初由于西医药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而产生的与之区别的对应概念。在本质上,它们与“国学”概念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学者在西学东来的强势影响下对自己民族文化自觉的时代产物。
随着20世纪国学逐渐被以西学为模式的现代学术所取代,中医学作为国学的一部分,也遭到了严重的抨击、排挤和摧残,甚至一度被认为有辱国体,是中国医药卫生发展之障碍,处在被废止的边缘。在中医学界的艰辛抗争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指引下,中医药学开始步入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共同发展的新道路。(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国学走向整体沉寂的现代学术体系中,与中医学同属中国传统科技领域的天文、数学、农学都已被西方科技所淘汰,但中医学却面对西医学的主导地位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的理论特色,焕发着不竭的理论活力,在当代医学发展中仍然占有着重要的位置,这在中国传统科技现代发展中可谓是一大奇观。中医学的现代发展也从一个角度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刻智慧和不竭生命,成为推动当代国学与民族文化精神复兴的一种重要力量。
回溯历史,中医学与国学在医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上密不可分,中医学的发展命运也与国学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承续与复兴一体相连,休戚与共。作为当代中医药院校的大学生,加强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国学知识及其与中医药学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与了解,感悟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必将有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承续和光大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推进中医药学的现代发展,再塑民族学术文化的现代辉煌!
【注释】
[1]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2]梁启超《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4]章炳麟《国学讲习会序》,《民报》1906年第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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