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医学生读历史文献，汉学的原因分析

实际上，“国学”一词，古已出现。如《周礼·春官》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在这里，“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即“国子之学”。它在不同朝代又有不同的称谓，汉称太学，晋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改称国子监，此后历代相袭沿用，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废除国子监，改设学部。但到了20世纪初期，面对西方学术的传入，“国学”一词的意义出现了重大转变，由原来的“国子之学”转为表示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成为相对于“西学”的一个特定概念。与“国学”这一新意义相近的还有中学、旧学、国粹、国魂、国故、国故学等一系列语词。因此，近代以来的“国学”概念，是在近代西学传入以后而产生的一个与西方学术相区别的特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概念，是“一时代的名词”^[1]。

从现存史料看，在与西学相区别的意义上最早使用“国学”一词的，当推梁启超。他在1902年就有谋创《国学报》的设想，并认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2]。此后，晚清国粹派人物邓实于1904年发表《国学保存论》，在正式刊物上使用“国学”一词，随后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刊刻《国粹丛书》《国粹丛编》。1906年夏，章炳麟在日本东京以“昌明国学”为宗旨，发起成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从此指称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词便流行起来。

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国学热”。当时，北京大学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相继成立，并分别创办《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国学论丛》等重要刊物。此外，还有位于北平（今北京）的中国大学创办的《国学丛编》、上海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上海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等一批以“国学”命名的刊物问世。以“国学”入名的书籍，更有章炳麟与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国学概论》，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综论国学的研究著述。

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国学”在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想界再一次受到关注，并在21世纪以来成为一股强劲的文化热潮，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众多讨论。

然而，自20世纪初“国学”概念诞生以来，对“国学”的探讨已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但是，关于“国学”范畴的具体理解却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众说纷纭，有“中国传统学术”说、“国故学”说、“中国学术”说、“中国传统文化”说及“西学”说等几种不同的观点。综合学界的探讨，笔者认为，所谓“国学”，在本原的意义上，是指近代西学传入以前的中国古代学术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www.xing528.com)

将“国学”界定为现代西学传入以前的中国古代学术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既采纳了“中国传统学术”说的基本含义，又明确地以“原国学”的意义与用来指称20世纪以来研究传统学术的“国故学”及“西学”说的“新国学”划清了界限，避免了概念的歧义、混淆和误用。它和“中国学术”说与“中国传统文化”说相比较，避免了后两种观点的宽泛、庞杂之弊，但又吸收了这两种观点对于中国学术与文化精神内在传承的统一性思想的强调。

强调“国学”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术，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也有力彰显了近代以来研究传统学术的“新国学”与西方“Sinology”即“汉学”的区别。所谓“汉学”，是指西方及日本等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学术，又称“中国学”。国外“汉学家”与20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研究的“新国学”的学者，虽然都以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但“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是把它当作古董来研究的，无视其所蕴含的鲜活的民族文化生命和文化精神，就像研究古埃及文化一样。从事“新国学”研究的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钱穆等中国学者，却无不具有对中国古代学术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承续和发展意识。

因此，在“国学”本质的界定中，确定“国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明确了“国学”的时段范围与具体领域，分疏了“原国学”与“新国学”的不同学术性质，避免了国学概念的泛化、模糊与歧义；突出“国学”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维度，则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发掘中国古代学术的内在精神，在现代学术的发展中继承与弘扬这一民族文化精神，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当代世界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