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的学术发展及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后，法国文学的研究也会在新的客观条件下保持着动态发展的趋势。由于文学的评论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沉淀和积累，我们很难定义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但能从研究的成果中寻找法国文学研究的走向，当然这些走向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

一、法国文学研究的新趋向

1.获奖作家研究

法国大大小小的各类文学奖项数不胜数，其中影响最大的六个奖项分别为龚古尔文学奖、费米娜奖、梅迪契奖、勒诺多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奖以及联合文学奖，因为在法国每年有将近100万人会购买六个大奖的得奖作品，这无疑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而中国的出版业也早已瞄准了这些获奖作品，尤其是获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自20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龚古尔文学奖作品在获奖的当年或第二年就已经翻译过来了，这些作品的翻译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题材。对龚古尔文学奖作品的解读有：2005年，周小珊发表在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布莱希特的情人：换一个角度看布莱希特》；2008年，张亘发表在第3期《法国研究》上的《〈巴西红〉之人性的原始冲突》，由权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艾什诺兹小说的不确定美学》，余中先发表在第6期《外国文学动态》上的《红色巴西和当今法国历史小说的几个特点》；2009年，戴秋霞、张新木发表在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论〈我走了〉中的循环式主题结构》，等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更是一直受到文学界的青睐。法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安德烈·纪德、弗兰索瓦·莫里亚克、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克洛德·西蒙等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而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在最近五年可以说占据法国文学研究的顶峰。我们仅以勒克莱齐奥为例来分析法国文学研究的走向。

2008年，在宣布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等的联合评选，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颁给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表示了中国学界和出版界对这位作家的理解和重视。同年，孙圣英发表在第11期《外国文学》上的《走向自然的乌托邦之旅——评勒克莱齐奥〈乌拉尼亚〉》指出了勒克莱齐奥反抗现代文明社会，追求返璞归真、自然原始的生活状态的艺术趋向及其在20世纪法国文学视野中拥有的独特地位，并针对中国学界将勒克莱齐奥归为新寓言派作家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圣英指出，其他新寓言派作家“都是以神话为载体，重塑自己的哲学理想，是以一种形而上表达另一种形而上的文学形式”，“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则主要以现实为起点，描述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着眼点植根于现实，放眼于自然，以自然为超越现实的理想所在”，因而“是一个非常关注现实的作家”。如果说在勒克莱齐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只有少数学者对他给予了热情的褒扬和推介，他的创作尚不为中国文学界、文艺理论界所充分了解，那么这丝毫不妨碍这几年来学界对他作品进行研究的热情。勒克莱齐奥获奖后，中国媒体迅速作出了反应，有关勒克莱齐奥获奖的各种报道和评论见诸报端，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此起彼伏。其中，对勒克莱齐奥是属于“三流”还是“一流”作家的疑问引起了各界的争论，如10月10日《生活新报》的文章《叶匡政：诺文学奖得者克莱齐奥属三流作家》，而在10月13日《深圳晚报》的同一版面上则出现了两篇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三流作家还是文学泰斗？中国读者看勒莱齐奥》和《许钧：不读他的作品，不要轻易下论》。相对某些比较片面的媒体评断，学界以客观、深入的视角对勒克莱齐奥的写作作出了评价。作为国内较早关注勒克莱齐奥的学者之一，董强在10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上发文《勒克莱齐奥：其人，其作品》，向中国读者大力推介勒克莱齐奥。之后，即2009年，他又在第1期《读书》上发表长文《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点明了勒克莱齐奥创作的世界性，无疑是对有些评论勒克莱齐奥“题材小气”[33]的反驳。同年，许钧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追踪——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记录了2008年11月作者对勒克莱齐奥的访谈。访谈中，作家就写作中的一些重要和热点问题进行解答。这篇访谈为中国读者和学界熟悉这位饱受争议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见证。

同时，对勒克莱齐奥作品深入研究的成果不断面世，一时间可谓众彩纷呈。2009年，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专门开辟“勒克莱齐奥专论”，刊载了谭成春的《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历程简述》，袁筱一的《探索人性的寓言世界——论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鲁京明、冯寿农的《与沙漠的和谐结合——析勒克莱齐奥的〈沙漠〉》，高方、许钧的《试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与创作思想》四篇论文。谭成春的文章对作家的写作进行了梳理，从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历程出发，详细介绍勒克莱齐奥其人、其创作阶段以及创作特色，并简要分析了勒克莱齐奥摘取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国内外文学界、读书界所引发的一些争论。袁筱一的文章针对读者和大众对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疑问，从勒克莱齐奥作品整体的内在统一性、主题和叙事风格三个层面论述作品价值，特别指出了作品的世界性价值。鲁京明和冯寿农的文章从叙事结构二元性、子母主题和叙事空间二元对立三方面考察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沙漠》，指出了作家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以及写作意图。而许钧和高方的文章则对勒克莱齐奥的创作思想作了梳理与分析，指出了他一贯的艺术追求和不断拓展的世界视野，他对异域文明的持续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以及对传统的突破。同年，第5期《名作欣赏》也以专栏的形式刊载了多位学者对勒克莱齐奥作品的解读。仵从巨的《世界性的作家与个人化的小说——说克莱齐奥与他的〈诉讼笔录〉》、杨中举的《追寻人类生存的诗意“乌托邦”——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评析》和邱睿的《勒克莱齐奥的中国式阅读——兼论〈乌拉尼亚〉和〈桃花源记诗并序〉》分别从写作手法、思想内涵、比较阅读等不同角度和方法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进行了解读。另外，这一年，黄晞耘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上的《“另一个世界”在佩特拉峡谷的变奏——勒克莱齐奥小说〈宝藏〉的叙事艺术》从寓言的角度对《宝藏》的多重内涵作出了解读，分析了小说中两条叙事线索与时空交叉的特点，揭示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主题在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创作母题地位。2010年，陈寒发表在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乌托邦，永不消逝的蜃景——勒克莱齐奥和〈乌拉尼亚〉》指出这部作品以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构建了一座现代“乌托邦”，以反现代性的眼光展现出现代生存条件下的爱与死，营造出人类大地上“诗意栖居”的真实图景。这些研究多着重于勒克莱齐奥写作对社会的介入性，强调其作品的世界性和人文价值。

另一类对勒克莱齐奥的研究则关注其作品的诗意。2009年，赵秀红发表在第1期《现代外语》上的《让文字随音乐起舞——论克莱基奥小说〈沙漠的女儿〉的音乐性》对小说的音乐性与诗意的关联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晰地感觉到作家在叙事方面的匠心独运，处处都能够体会到音乐的律动。小说有一种强烈的乐感，在阅读的同时，读者仿佛是在聆听一首首动人的乐章：如梦如幻的背景音乐，神秘而悠远；女主人公哼唱的小调，意味深长；文本结构的和声与交响，雄浑而圆润；音乐式的叙事节奏，诗意绵长。音乐是小说之魂，文字随着音符而灵动。”同年，《书城》上郭宏安的文章《沙漠：悲剧·诗·寓言》指出勒克莱齐奥的笔下“处处流露出盎然诗意”，“从沙漠、大海到各种动植物，从日月星辰到风火光影，都有精妙的描写，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化境”。也有学者关注这样一种诗意与回归自然这个创作主题之间的关联，如张璐发表在2011年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沙漠〉中的文化身份模式与诗学建构》和2013年第1期《国外文学》上的《勒·克莱齐奥小说〈蒙多〉中的自然叙事》。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引起的热潮和争论已然成为了近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现象，这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2009年，老高放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上的《翻译的选择与渐进的理解——勒克莱齐奥〈沙漠〉的译介与评论》以《沙漠》一书在中国的译介和评论为例，从翻译和接受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勒克莱齐奥的选择与翻译中明显的特点，以及意识形态、社会语境和文学价值观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对作品评价的影响。

勒克莱齐奥与中国的种种关系又吸引了另一些学者的注意。陈寒在《乌托邦，永不消逝的蜃景——勒克莱齐奥和〈乌拉尼亚〉》中就指出：“作家对于天、地、人、神的解读与再现，既闪现着存在主义的光芒，又渗透着老庄哲学的智慧。”[34]而2009年，钱林森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一书则收录了勒克莱齐奥评论老舍的文章《老舍，北京人》。因此缘由，也偶见学者从比较文学、影响学的角度探究勒克莱齐奥与老舍相似相通之处。

勒克莱齐奥这样一位近几年才受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真正关注的作家已经成为了硕士、博士研究课题的热门。目前，已有近30篇硕士、博士论文从儿童视角、流浪主题、生态文学以及翻译学等角度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2.平行比较研究

进入新世纪，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大背景影响，法国文学研究也渐渐走出单一国别的文学研究而被纳入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之中，这一时期比较研究越来越显现出活力。如果说前文提到的研究大多是历时性的纵向研究，那么比较文学的研究或曰平行研究则是共时性的横向研究，两种研究纵横交错，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法国文学研究完整的构图。这种比较平行研究既包括法国文学与欧洲各国文学的比较，主要研究作家的美学思想、创作手法等，也包括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主要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后者有：2004年，王少杰、王志耕发表在第4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上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性格的异质——兼谈法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差异》；2005年，刘蜀贝发表在第2期《晋阳学刊》上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罗曼·罗兰》；2009年，曾艳兵发表在第4期《法国研究》上的《“文字的基督”：福楼拜与卡夫卡》探讨了福楼拜对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以及卡夫卡如何学习和借鉴福楼拜的叙述文体，而形成自己的写作特色。而对经典作家的平行研究更是突出，如对莫里哀的比较研究占据了很大比例，有莫里哀与李渔的比较（潘薇的《李渔与莫里哀喜剧创作跨文化研究》、傅少武的《李渔与莫里哀从事戏剧创作的层因比较论》），莫里哀与关汉卿的比较（孔聪的《关汉卿、莫里哀喜剧艺术相似性探微》），莫里哀与蒙田的比较（王晶晶的《真理的不可捉摸：从阿尔赛斯特看莫里哀与蒙田怀疑论的精神契合》），莫里哀的创作与其他文学作品的比较（周娅的《复杂的人物性格——莫里哀和拜伦笔下唐璜的形象对比》，等等。

此外，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中，与其本体研究相比，自然主义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比和影响研究成为新世纪的整个自然主义文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与茅盾类似，李劼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自然主义文学先研究后化用的重要人物，因此，对他的研究也在自然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研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2009年，胡丹发表在第3期《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上的《〈死水微澜〉主题的史诗性与法国自然主义》细致分析了作家李劼人的创作与法国文学尤其是自然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胡丹认为，李劼人之所以创作出《死水微澜》这样的作品，完全是受到法国文学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模式和科学写实的创作精神的影响。而他放弃早期短篇那种万能评判的叙述角色，而采用摄影师式的方式，拍摄生活的画面，完全是一种写实呈现，这个中的缘由也可以用法国文学叙述的客观性这一特点加以解释。但胡丹同时指出，作家对自然主义的借鉴和化用并不是机械的照搬照抄，而是批判性的继承，有选择性的接受。郭景红则从《死水微澜》人物形象的塑造着手，再次印证了上述观点。[35]《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的关系》则从宏观的角度，以李劼人留法学习、回国创作的亲身经历较为详实地评介了作家受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内在与外在动因。而后又以其作品为例，探寻他笔下的自然主义因子。尽管从结论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作者为我们揭示了李劼人能做到批判性继承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研究自然主义时，它在法国已经衰落，这就使得李劼人能站在圈外，以旁观者的眼光冷静地审视自然主义，从而能理性地看到自然主义的优劣”[36]。

李健吾是另一位深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家。《论李健吾对话法国自然主义的“人性”观》一文较为深刻地剖析了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李健吾是如何剖析和论述的，而这其中多少又带上了法国自然主义的色彩。李健吾的“人性观”并非是区分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从科学的角度解剖和呈现“人性”，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因此，“李健吾考察‘人性’问题的出发点与其他京派文学批评家明显不同，他观照的理论视点主要是自然主义提倡的病理学、生物学和种族等科学学说”[37]。

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在其他国家的传播和流变也成为中国的自然主义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块领域，尤其以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自然主义或者说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本土化的自然主义研究为主。2010年，有着日语学习背景的王慧君发表在第3期《三江学院学报》上的《日本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比较》指出了接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日本自然主义，与其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异域变迁的痕迹和特征。“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全盘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在写作技巧上很注重对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借鉴和模仿，结合日本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近现代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大潮”，同时，在描写人的本性的自然性、人的本能冲动、人的生理情欲以及看待环境、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两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日本几乎全盘接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思想不同的是，德国在法国自然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传入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高建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剖析法国自然主义历经在德国被排斥、引争议，再到获得普遍认可甚至读者高度热情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中众多的影响因素。[38]

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法国象征主义对欧洲乃至亚洲的诗学及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郑体武发表在第4期《中国比较文学》上的《西风东渐》就谈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发展如何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而象征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也是重大的，最突出的要数著名诗人戴望舒。有关戴望舒与法国象征主义的研究从80年代末开始之后，便愈来愈丰富和深入。2000年之后，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研究也从多角度、多方面展开。《戴望舒诗歌新探》、《解读戴望舒诗歌的色彩密码》、《戴望舒诗歌外来影响的多元性》、《追寻记忆中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的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评析》、《“诗情”论与“纯诗”论之比较——戴望舒与法国象征主义诗论研究》等一系列的论文，尽管是对戴望舒诗歌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始终未曾脱离对其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法国象征主义，同时也不乏直接对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接受状况的研究。2010年，蒲雯发表在第3期《文学界》上的《论戴望舒对波德莱尔的接受》通过对戴望舒的《雨巷》和法国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进行分析比较，阐述戴望舒的《雨巷》及其他诗作对波德莱尔以《恶之花》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2013年，吴瑞发表在第1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的《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则从象征手法、音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歌的暗示性，还有通感的运用这四个方面，探讨了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也是在对中国诗人和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分析和解读中，我们对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加深。除戴望舒之外，前几个时期的研究中已有所涉及的法国象征派诗学对李金发、郭沫若、梁宗岱、穆木天等文人的影响和接受研究，也在新世纪受到继续的关注和探讨。

作为中国新诗史上难以归类的诗人，卞之琳的创作同样也深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2000年，江弱水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卞之琳与法国象征主义》从卞之琳接受魏尔伦与瓦雷里的影响着眼，既就显著的迹象一一举证，也就彼此相类似之处作出审慎的推断，以说明法国象征主义如何给卞之琳的诗思与诗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源。作者指出，卞之琳对法国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前期的魏尔伦，后期的瓦雷里，由形入神，多有借鉴，又结合其他来源的影响加以创造性转化，从而获得丰硕的成果。对卞之琳与法国象征主义联系的探究，进一步拓展了象征主义在中国影响和接受研究的领域。从一定程度上说，以研究者或者诗人为线索来对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状况加以考察，是较有条理也极为有效的研究思路。这不仅仅是因为象征主义思想尤其是象征主义诗学对整个20世纪的诗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中国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学习与借鉴，这种借鉴首先又是借由接受象征派诗歌的典型人物来实现的，以人物为主线的研究能在最大程度上梳理象征主义在中国被认识、被接受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研究者和诗人为主线，能够打破象征主义在中国被介绍、被评述这样直接的、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从中国诗人的创作中反观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核心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最有效地集中对象征派诗歌的理解与阐释。

3.女性研究突出

在刚刚迈入新世纪的2001年就有媒体宣称，新世纪将是一个女性的世纪——“她世纪”，从法国文学研究来看也不例外。女性写作提供给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是多重的：话语——如果我们确实跟随法国先锋派的脚步，相信新的文学首先是从新的话语开始的；主题——法国文学在20世纪的后半叶就已经出现了“主体回归”的倾向，这与女性写作的异军突起不无关系，从外界到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从男性话语向女性话语的转变。就法国女性文学的风景而言，一方面，20世纪的女性作家柯莱特、波伏娃等依然没有脱离评论的视野；另一方面，又涌现了一批新的女性作家，她们新的创作手法和女性写作理念重新掀起评论界对女性作家研究的一个高潮。埃莱娜·西苏以及她提出的“身体叙事”的理论是其中的主要代表。2001年，林树明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身/心二元对立的诗意超越——埃莱娜·西苏“女性书写”论辨析》，以及2013年，白艳发表在第5期《语文学刊》上的《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述评》、王晓霞发表在第23期《名作欣赏》上的《让写作自由地飞翔——埃莱娜·西克苏“女性书写”解读》等，都是对西苏的理论的重新梳理和分析。还有，评论界将西苏的理论同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创作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具体有：2002年，杨莉馨发表在第1期《中国比较文学》上的《“身体叙事”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美学特征——林白、埃莱娜·西苏的对读及其它》；2007年，冯皓发表在第2期《辽宁大学学报》上的《埃莱娜·西苏的文论〈美杜莎的笑声〉和林白的前期小说》；2008年，欧阳灿灿、于琦发表在第5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的《“身体写作”在中国的影响与变异——从性别身体的角度》，等等。对21世纪兴起的女作家安妮·埃尔诺、阿梅丽·诺冬、玛丽·达里厄塞克、缪莉叶·巴贝里等的研究也渐渐出现在重要的文学期刊杂志上，具体有：2001年，何峰发表在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荒诞中的真实：现代人的困境：从卡夫卡的变形记到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2007年，马利红发表在第3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回归“游离”的矛盾书写——解读法国当代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2011年，刘阳发表在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追寻生命和艺术的永恒——缪莉叶·巴贝里的小说〈刺猬的优雅〉》，等等。

对中国读者熟悉的杜拉斯的研究也从未停止，并在新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令“杜拉斯热”一直延续。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杜拉斯研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前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得到运用，令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主题研究仍然占据了各类研究的相当大一部分。2005年，杨茜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杜拉斯初期小说的追寻主题》就杜拉斯初期小说创作中的追寻主题进行了评述。她指出，追寻是在烦恼主题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体现了这一时期作品内容不断扩展、思想逐渐深化的过程。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加，追寻主题由隐而显，音调渐趋激越高亢，表现了杜拉斯精神上乐观昂扬的一面。同时，追寻主题与烦恼主题构成的因果关系，是理解杜拉斯初期小说创作的关键之点。王璇在《情人杜拉斯及其情人——浅谈杜拉斯的“另类道德观”》中指出，杜拉斯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一种另类的道德观：“它是一种少数人的新生类观念。他们是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之外的范畴去占卜自己的命运，以自主的思考、自觉地去审视自身内在的欲求。”[39]刘成富的《杜拉斯：寻求绝对爱情的人》就杜拉斯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及其在她作品中的体现进行了评述。“杜拉斯通过文学创作生活在梦幻之中，生活在乌托邦式爱情之中。”[40]他认为，这种对绝对的爱情的寻求，是其小说人物悲剧的根源。2012年，范荣发表在第1期《世界文学评论》上的《杜拉斯作品中的声音世界》别具一格地研究了音乐、画外音以及各种大自然的声音在杜拉斯写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指出，杜拉斯将声音融入文字，让文本充满声响，使读者在其中看到电影的活动影像，听到画外音，听到音乐和大海。这样一种文字和声音创造性的组合，形成了杜拉斯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令文本是电影，也是戏剧，令读者在阅读时，是观看，也是倾听。

精神分析学也被广泛运用到研究中去。2006年，范荣发表在第5期《外国文学》上的《父亲是一种隐喻——试析拉康的“父亲之名”在杜拉斯作品中的能指作用》用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解读杜拉斯作品，证明其作品中父亲的缺失与死亡是象征性的。范荣指出，在杜拉斯小说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父亲的作用与地位并不是“真实的父亲”所自然具有，在父亲—母亲—孩子三角关系结构中，父亲的位置往往由“父亲之名”来替代，这一“能指”可以通过情人、儿子、母亲的话语甚至某些物体来体现，因此，“父亲之名”的“能指”并不与父亲这个人物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固定指向某人或某物，而是体现出父亲的“菲勒斯”作用，即他在法律与经济方面的象征意义。而范荣的另一篇论文《杜拉斯女性世界的“第二状态”》则结合福柯的理论研究了杜拉斯作品中处于“行走于理性与疯癫之间”[41]的女性形象。他指出，杜拉斯呈现给我们的女性世界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它融原始的欲望和疯狂的诗性于一体，带着不可知的变数和神秘在我们面前无止境地伸展敞开。因此，范荣认为，希望以某种逻辑的力量去阐释杜拉斯是困难的，需要借助福柯的理论努力回到疯狂历史的零点，努力去接近和捕捉杜拉斯女性世界里的真实。

这一时期，也有电影和戏剧方面的研究。2000年，朱旭辉在第4期《剧本》上分析了杜拉斯的《死症》。他认为，这部作品和大部分杜拉斯作品一样，是一个反古典的爱情故事。这部剧中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杜拉斯有意铺置了静止的戏剧情态，迫使人物栖息在他们戏剧化的躯体限制中，踌躇于他们自己不可能的行为。2005年，户思社发表在第5期《外语教学》上的《构建历史与记忆空间的〈广岛之恋〉》从写作背景、剧本简介、对历史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对个人记忆的重建、对诗意空间的建构等方面分析了《广岛之恋》的主题，尤其是表达主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和语言风格。

杜拉斯与新小说派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一些学者从杜拉斯对传统小说的扬弃角度寻找她与新小说派的共性，如柳玉刚认为，杜拉斯的小说《琴声如诉》摈弃了小说的传统写作手法，借鉴了绘画、电影和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运用“不叙述”的开放结构和印象派的手法，形成其独特的文笔风格，是20世纪50年代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代表作。[42]而另一些学者则承继了90年代木子的观点，强调作家写作的个性和特殊性，不提倡停留在新小说的角度去解读杜拉斯的作品。2000年，宋学智发表在第3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杜拉斯笔下的谜》就表示，杜拉斯是法国当代别具一格的小说家，她采用了新小说的某些写作手法，但她笔下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与那些主张纯艺术、反对作品含有社会意义的新小说作家又不完全相同。

比较文学角度的研究也层出不穷。2007年，户思社发表在第6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东西文化视觉中的杜拉斯》从东西方文化的视角对杜拉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进行研究，试图揭示杜拉斯从文化悬空、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的艰难过程及其创作历程。同年，黄荭发表在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中国视角下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从译介接受的角度看待了中国特殊的时代语境与杜拉斯在中国的走红之间的微妙关系。

另外，杜拉斯与中国女性作家的比较也是这一角度的研究所关注的话题之一。宋学智、许钧的《〈情人〉的中国情结：杜拉斯与中国当代女作家》对杜拉斯与林白、陈染等中国当代女作家之间的影响和接受情结作了阐述。其他的此类文章还有：2000年，潘力斌发表在第4期《文史》上的《三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气质》；2002年，杨剑影发表在第1期《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的《记得当时年少——〈饥饿的女儿〉与〈情人〉之比较》，赵凝发表在第4期《国外文学》上的《我是一名杜拉斯“中毒者”》；2003年，孔新人发表在第5期《当代文坛》上的《织茧自入——〈蔷薇岛屿〉与杜拉斯》；2004年，李雪莲发表在第1期《河北理工学院学报》上的《两株水仙花——〈情人〉和〈一个人的战争〉的主人公自恋倾向之比较》，等等。

西方杜拉斯研究的情况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2004年，杨茜发表在第5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西方的杜拉斯研究》总结了中国杜拉斯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从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两部分对西方的杜拉斯研究进行梳理，对国内的杜拉斯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事实上，在短短几年间，杨茜文章中所指出的一些不足正在不断得到改观，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杜拉斯研究正体现出本土化、专业化和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日益密切的特点。2012年，第3期《法国研究》刊载了范荣对法国学者、巴黎三大法国文学系教授、杜拉斯和女性文学研究专家米莱伊·卡勒-格吕贝尔的访谈。访谈中，卡勒-格吕贝尔从美学和史学角度对杜拉斯的写作进行了解读，其见解及体现出的理论眼光对中国学者有很大借鉴和启示意义。为纪念法国作家杜拉斯辞世十周年，南京法语联盟于2006年6月2日至3日举行了两天的小型研讨会，即“文学三人谈：我眼中的杜拉斯——三位中法杜拉斯专家的对话”和“渐入迷狂：论杜拉斯与写作”。6月5日，上海法语联盟也举办了一场专题座谈会“玛格丽特·杜拉斯，从印度支那到巴黎的辗转人生：现实与小说”。在“文学三人谈：我眼中的杜拉斯——三位中法专家的对话”座谈会上，法国作家、杜拉斯研究专家阿列特·阿梅尔，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的袁筱一和南京大学法语系的黄荭谈论了各自和杜拉斯以及她的多个文本遭遇的体验和思索。该座谈会上的对话被整理成《我眼中的杜拉斯》和《十年后，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分别于当年发表在第5期《文艺争鸣》和第8期《书城》上。

同杜拉斯一样，新世纪后，对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女院士尤瑟纳尔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在《尤瑟纳尔文集》总序中，史忠义从“历史小说体裁的关系”经常转移为“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出发，谈论了“上溯型历史观与哲学式的时间诗学在尤瑟纳尔的作品中共存”等创作手法，又从“静止的历史观以及变时光为空间的时间观”谈到她“奇异的自传观和不留自传痕迹的自传写法”[43]。史忠义还指出了尤瑟纳尔对神话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尤瑟纳尔“不愿走单独创作神话之路”，另一方面又让“神话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她的全部作品中”，并从哈德良和泽农这“两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巨人”的基本向往和表现出来的典型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角度指出了尤瑟纳尔作品中“具体与抽象、个体与普遍性、即时性与永恒”这一永久的话题，认为她的作品体现出“排斥个性经验”的意愿和“追求永恒价值的使命感”。2001年，段映虹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尤瑟纳尔世界中的一位道家人物——试析〈王佛得救记〉》是对《东方奇观》中的《王佛得救记》的分析。（《王佛得救记》亦译为《王佛报名之道》，《东方奇观》亦译为《东方故事集》）。段映红认为，不应当“将这篇小说作为一个封闭、孤立的文本来看待”，而应当“联系《王佛得救记》的哲学背景并将它置于《东方故事集》乃至尤瑟纳尔整个创作的背景之中来考察”，这样，“王佛得救的故事将会显示出更为深刻的内涵”。2003年，《哈德良回忆录》的译者陈筱卿专门撰文《玛·尤瑟纳尔其人其书——〈哈德良回忆录〉和〈北方档案〉译后感》，表达了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切感受。陈筱卿认为，尤瑟纳尔“并不是一个突发灵感的作家，而是一位久久地酝酿、构思自己的作品，使之逐渐成熟，臻于完善的艺术家”，《哈德良回忆录》“写出了她对人类文明的命运的思考”，“该书既是小说、历史，又是诗作”[44]，这部作品的魅力和美妙，源自作者对历史的真实而生动、细腻的精确的追溯。国外的尤瑟纳尔研究成果也被介绍到国内。2004年，段映红翻译的若斯亚娜·萨维诺作品《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尤瑟纳尔的生平和创作生涯，提供了许多和作品相关的宝贵信息，对理解这位奇特的作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2007年，胡小跃翻译的阿兰·维尔贡德莱作品《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4.旅法华人作家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华人移居法国，并出版了一些文学作品，例如清末的外交官陈季同。但中国对旅法华人作家的研究起步较晚，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种文学在法语文化圈中基本上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局面在世纪交替之际发生了改观。1998年，旅法华人程抱一的小说《天一言》荣获了费米娜奖。进入新世纪后，他的另一部小说《此情可待》于2001年获法兰西学院法语文学奖，成为荣获法语国家文学大奖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本人也于2002年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40个“不朽者”之一。这一时期，一批旅法华人作家的作品频频在多种文学奖项中拔得头筹，给法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气象。高行健于2000年凭借《灵山》获诺贝尔文学奖。新生代女作家山飒以《和平天门》获1997年龚古尔处女作奖后，又以《围棋少女》获得2001年中学生龚古尔奖。戴思杰的《狄的情结》获2003年费米娜奖。这些文学作品由于融会了中法两国文化，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对程抱一的研究，除了介绍他的“文化摆渡人”身份和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光环外，更多的是研究者及读者对程抱一作品（小说、诗歌、书法等）的解读以及对其思想的分析。刘阳发表在2003年第3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天一言〉：对生命意义和艺术真谛的探询》，牛竟凡发表在2005年第2期《法国研究》上的《程抱一作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程平发表在2006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程抱一的小说〈天一言〉中的三元命题》等，从结构、文体、人物等方面对程抱一的小说进行了分析。朱静发表在第17辑《跨文化对话》上的《月光下的升华——初析程抱一的〈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以及蒋向艳发表在2005年第3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书评《心灵在夜晚吟唱的歌——程抱一的诗作〈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都是对程抱一诗歌的研究。褚孝泉的《交织于时空中的学术对话》和车槿山的《探险与证词——读程抱一〈对话〉》则是在理论上对程抱一研究的一步发掘。

此外，其他的法国华人文学也开始受到国内文学评论界的紧密追踪和重视，甚至在法语国家里，已经有人开始对华裔法语作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2012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就答辩通过了博士苏菲·科瓦塞的论文《来自中国的华裔法语作家》，对自陈季同开始的24位华裔作家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而从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来说，比较重要的研究论文有：2003年，钱林森发表在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故国之歌声召唤异乡的灵魂：法籍华人作家山飒小论——法国文化圈中的华人文学之二》，李亚萍发表在第5期《广东社会科学》上的《围棋的隐喻——从〈围棋少女〉看法国华人文学》；2004年，钱林森发表在第2期《法国研究》上的《中西交通的一道桥梁：法国文化圈内的华人作家》，刘成富、焦宏丽发表在第6期《译林》上的《法国文坛华人文学的崛起：以戴世杰、山飒为例》，等等。另有研究者撰文分析了高行健《灵山》中隐喻和象征的寓意以及其小说和戏剧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如2010年，王孟图发表在第3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显—隐”的经纬：高行健小说诗学研究》。这些对华裔法语作家的研究也渐渐成为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个新话题。

二、法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命题

我们在这里使用“问题”一词，并不完全是对中国100多年来法国文学的研究提出质疑。但“命题”一词或许适用于任何对已经构成历史的现状的反思，因而我们也可以用“命题”一词来指代我们对新世纪法国文学何去何从的思考。

法国文学和大多数其他语言的外国文学一样，在中国的历史首先表现为它的翻译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发端伊始，法国文学就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新中国成立前，对法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无论是从法语原著直接翻译，还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都使得中国的读者从阅读外国文学开始，对法国文学就不陌生。而且，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译介与中国的新文化、新语言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晚清和“五四”时期实现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其中西方文学资源引入中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译者往往同时身兼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多重身份。可能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几乎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发端开始，翻译导向就一直是法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到新世纪也还没有改变，至少在法语界如此。新世纪，虽然增添了一些与法国文学有关的奖项，但是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奖项，还是法国政府的奖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翻译的奖项。另一个能够印证“重翻译、轻研究”的现象是，如果说法国文学在中国发端开始，法国文学的译者往往也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这个现象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定改变后，到了新世纪却又有回潮之势，却又显现出一定的变化，其身份的合一与法国文学进入中国初期的身份合一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批优秀的法国文学译者，例如傅雷，或是在出版社专职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编辑的译者，倒是很少涉及研究，这一现象到了新世纪之后，却几乎不存在了。翻译与研究的重镇都在高校的事实，使得法国文学的译者几乎清一色是高校的法语教师。

法国文学研究与学科尤其是与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相结合，会呈现出一些特别的现象。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时，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是文学，但这一基础在后来却逐渐产生了变化，从文学向语言技能过渡，尤其是法语语言学科应所谓的市场需求迅速扩张以来，这种变化更为明显。这就有可能使得新一代的译者接受的基础训练也从原来的文学训练变成了后来的语言技能训练。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法国文学的研究往往分裂成了两块：一是在外语的领域，这时译者往往同时兼有研究者的身份，但是翻译的产出要远远高于研究的产出；二是在归属中国文学的比较文学领域，对语言以及法语语言的掌握并不见得是对研究者的必然要求。研究往往基于译本之上，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文本本身，并且将译本视同于原文本来对待。但比较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从体量上来说还相对边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法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产出，尤其是在系统性及深度等方面。诚如我们在绪论中所说的那样，翻译甚至是重译，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经阶段。可倘若中国的法国文学发展了100多年，仍然无法突破“重翻译、轻研究”的瓶颈，这就必然会对外国文学研究或者说是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价值认定的问题。

与本国的文学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由外国文学翻译构成的外国文学史总是首先表现为一种选择，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不体现为本土文学史所具备的原发性。而外国文学研究则是基于选择的选择，它会显示更强的主观性，会受到本土文学和语言发展需求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选择的基础上如何选择，这就是外国文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对于选择，研究成果应该如何贡献于其合理性，这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当然，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命题是外国文学研究有两个参照：一是外国文学在其本土的历史、传统、发展和今天的风景——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当代的外国文学在其本土也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二是本土文学的历史、传统、发展和今天的风景——我们还应该明白的是，本土文学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自身传统的产物，但这个传统本身已经包含外国文学的影响，虽然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可大可小。对这一组命题，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所显示的无序性和零散性或许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

新世纪对法国文学研究提出的第二个命题是：法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何在？法国文学在中国应该也势必有自己的研究视野，否则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就得不到确立。

在各国的文学研究中，向来是“重古典、轻当代”。原因很简单，现当代文学和今天之间还没有拉开一定的距离。而基于古典作品的文学研究本身则形成了一定的历史，会不断构成阐释的循环，在新的文学环境下寻求新的价值显现。然而，比较文学的兴起本身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在文学的传统所提供的力量之外，又证明了文学的另一个倾向——开放性也同样具有生发的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因为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文学的迁移变得空前的快捷与方便。新的文学文本很快就能够突破语言的屏障，在其他语言里生成全新的翻译文本。

法国文学在中国走过了100多年，从19世纪末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偏爱，到改革开放之后对超现实主义、新小说的译介和研究，可以说都体现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文学发展不同阶段对已成历史的法国文学的选择，它对不断发展中的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文学的体裁、手段、语言等方面，同时也对文学所承担的重大命题——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的争论——构成影响。或许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窥见比较文学视域下的法国文学研究所应该完成的使命。不同的文学传统、不同语言所决定的不同思维方式，在翻译文本中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变化以及可能得到的阐释究竟是怎样的？正因为在新世纪的信息革命中，文学的迁移已经变得如此迅捷，文学传播的方式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才更应该彰显其理性的力量，而不是完全任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翻译构成其自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显示出来的某些倾向确实说明了其研究视野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平行的比较研究、女性写作研究以及对华裔法语作家的研究等，但另一个事实也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大多数研究的成果仍然过于浮泛，缺少对新世纪法国文学研究所应承担的新使命的认识。

新世纪法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命题是：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究竟有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方法和范式？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是：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究竟应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方法和范式？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说到底是法国的文学研究，法国文学是法国几千年文明的产物；反过来，法国几千年的文明又为其文学提供了不同的批评途径、批评方法、批评范式与批评角度。因而，法国文学批评与法国文学理论经历了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思潮中也获取了自身的历史。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当然也不能够脱离法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哪怕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成果，即便是加了批判口吻的编者按，也会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得到翻译介绍。只是法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就其方法和范式而言，从来不曾真正照搬过法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相较于文学翻译的选择，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与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紧密。因而从法国文学进入中国之初开始，在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法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并没有对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在新世纪里，这一状况是有所改变的。从主题的政治正确到文本本身，中国的法国文学批评自然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不过，新世纪的尴尬也在这里，那就是，一味跟随着法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显然也是要迷失方向的。进入新世纪后，即便是法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也陷入了方法论的窘境里：新的方法没有产生，对文本的过于关注——如果我们采用贡巴尼翁的语汇，是所谓“文学在自反性中遭到损害”——使得文学成为“文学爱好者的文学”[45]。法国的法国文学批评也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出现了从文本内部重新回归到文学的社会性阐释的倾向，当然，与此同时也还有着对叙事的种种因素的谨慎坚持。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问题才尤为复杂。我们总在期待着转变和创新，这既是中国文学对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的期待，也是中国的文学研究对包括法国文学研究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期待。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或许应该提出批评主体的问题。除了翻译批评主体，围绕主体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话语以及批评过程中多元但却贯通的方法，只有这些因素一一得到确认，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的价值才会得到最终的确定。在100多年的历程中，我们或许可以举出张若名的纪德研究，吴达元的古典主义戏剧研究，包括罗大冈在内的一批法国文学专家的罗曼·罗兰研究等。上述的这些研究虽然从成果数量而言并不算多，但也为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当然，在新旧世纪的转折之际，我们也还能够想到柳鸣九对中国20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或是郭宏安对波德莱尔研究和加缪研究的贡献等。但是，毕竟相较于新世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在数量上的激增，如此鲜明的印记似乎太少了。高校法语语言文学学科从文学传统向语言技能的转变更是让有着明确研究主体，有着比较视野，同时又有着鲜明、一贯的批评话语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

或许，作为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在这个阅读习惯已经受到空前挑战的时代，挑起读者对法国文学的阅读兴趣就已经算是完成了一部分使命了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国文学的译者和研究者们在新世纪还算是战绩不俗，并且也让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们对法国文学研究充满了期待。

注释：

[1]　M. Delon，F.Mélonio，B.Marchal et J. Noiray，A. Compagnon，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dynamiaque&histoireⅡ，sous la direction de J.-Y.Tadié，Paris：Gallimard，2007，p.800.(www.xing528.com)

[2]　中法互办文化年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盛事和创举。“中法文化年”（Les Années Chine-France）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和2000年，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在互访的时候共同确定举办“中法文化年”。2001年4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法国期间与法国外交部长韦德里纳签署了关于中法互设文化中心和互办文化年的《会谈纪要》。双方商定：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年；2004年秋季至2005年7月，法国在中国举办文化年。

[3]　史忠义：《走近尤瑟纳尔》，载〔法〕马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李玉民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4]　沈永赋：《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说开去》，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5]　罗先霖：《〈包法利夫人〉在我心中掀起的波澜》，载《法国研究》，2003年第1期。

[6]　费勇：《茅盾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7]　钱林森：《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对茅盾创作的影响》，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　郜元宝：《影响与偏离——略谈〈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及其他》，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9]　廖琳：《女人的现实与浪漫——〈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的比较》，载《安徽文学》，2006年第12期。

[10]　李嘉懿：《生与死的选择——论〈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两位女性的不同结局》，载《法国研究》，2010年第2期。

[11]　王亮：《论〈包法利夫人〉与丁玲早期作品的关系》，载《兰州学刊》，2010年第1期。

[12]　蒋方：《巴尔扎克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　钱林森：《二十世纪法国新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4]　吴金娉：《女性人生的主体性——从19世纪法国文学看女性人生的迷思》，载《剑南文学》，2011年第11期。

[15]　王钦峰：《论十九世纪欧洲现实文学的民族差异》，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6]　王长才：《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叙事话语研究》，四川出版社2009年版。

[17]　关春华：《论精神分析学说对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载《理论界》，2005年第7期。

[18]　梁亚洁：《浅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载《学理论》，2013年第12期。

[19]　陈秋红：《超现实主义在中国》，载《东方论坛》，2006年第4期。

[20]　宋学智：《法国超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影响举要》，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1]　骆寒超：《法国文化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载《人民日报》，2004年10月19日。

[22]　赵小琪、李朝明：《〈野草〉的超现实主义倾向》，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1期。

[23]　宋学智：《法国超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影响举要》，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4]　樊启鹏：《法国超现实主义电影与中国超现实电影的比较分析》，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5]　这4篇博士论文依照答辩时间先后分别为：王强的《萨特情境剧研究纲要》（2002年），吴格非的《萨特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的存在探询》（2003年），伏爱华的《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2007年），鲍俊晓的《现象学视野中的萨特想象理论研究》（2012年）。

[26]　徐贲：《文化“场域”中的福楼拜》，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27]　郎立：《剥开洋葱之表——〈红与黑〉的符号学解读》，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8]　任秀芹：《雨果〈悲惨世界〉中生态环境透视》，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9]　刘渊：《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0]　翟春雪：《象征主义在中国的遮蔽与改写》，载《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0期。

[31]　麻文琦：《“莫里哀式喜剧”辨析》，载《戏剧文学》，2007年第7期，第39页。

[32]　胡建生：《莫里哀喜剧艺术风格：悲喜交错乎？——试论莫里哀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盲点》，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49页。

[33]　见高方、许钧：《试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与创作思想》，载《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

[34]　陈寒：《乌托邦，永不消逝的蜃景——勒克莱齐奥和〈乌拉尼亚〉》，载《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第2页。

[35]　郭景红：《〈死水微澜〉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法国自然主义》，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6]　李秀卿、龙岗：《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的关系》，载《西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7]　范水平、黄卫星：《论李健吾对话法国自然主义的“人性”观》，载《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38]　高建为：《文学场力的较量》，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9]　王璇：《情人杜拉斯及其情人——浅谈杜拉斯的“另类道德观”》，载《法国研究》，2007年第1期。

[40]　刘成富：《杜拉斯：寻求绝对爱情的人》，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41]　范荣：《杜拉斯女性世界的“第二状态”》，载《国外文学》，2011年第1期。

[42]　柳玉刚：《杜拉斯之印象手法——杜拉斯的小说〈琴声如诉〉的文体特点》，载《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4期。

[43]　史忠义：《走近尤瑟纳尔》，载〔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李玉民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44]　陈筱卿：《玛·尤瑟纳尔其人其书——〈哈德良回忆录〉和〈北方档案〉译后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45]　M. Delon，F.Mélonio，B.Marchal et J. Noiray，A. Compagnon，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dynamiaque&histoireⅡ，sous la direction de J.-Y.Tadié，Paris：Gallimard，2007，p.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