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法国文学研究背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如果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距离来给20世纪的文学下个定论，那么对文学的研究者来说，21世纪的文学更是一片朦胧景象——零碎、个性化，一切都处于未定之中。文学本身在“文学死了”的论调中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存在着，不再有重大的流派、领袖性质的人物、统一的写作方式。文学究竟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对这个问题，也并非所有的写作者都能够达成一致。另一方面，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对文学本身的定义也在不断改变。写作的门槛降低是个不争的事实，即便在法国文学的范围内，所谓的“纯文学”与畅销文学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然而，文学在传播、阅读方式上的变化也的确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正如贡巴尼翁在总结20世纪文学史时所描述的那样，新的世纪与上一个世纪虽然最短不过十年之隔，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距离却是难以置信的，“差不多隔了一代人的时间，文学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在学校，文学与大量非文学的文本展开竞争；在报纸杂志中，文学所占的页数也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一再缩减；在娱乐里，数字娱乐夺去了所有的注意力”[1]。这一切都为文学的研究和评价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20世纪三分天下的方法论——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也还依然奏效，但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开来之后似乎也难以再有新的生命力。大的文学理论系统和框架不复存在。就法国文学而言，文学批评与文学本身开始分离，小说家不仅不再承担批评家的责任，甚至——如果我们相信贡巴尼翁的悲观论断——对过去的或者同时代的文学一无所知。文学本身的功能再度发生变化，它不再像一个世纪以前，基于对自身的思考不断翻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了大学和学界的事情，而文学有重新回到民众的倾向，只是对文学感兴趣的民众“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一再缩减”。

然而，文学的悲观局面却并不见得一定会导致外国文学的悲观局面。诚如我们所知，相对于本土文学，外国文学一向是边缘的、精英的。因而，当法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本身开始分离，恰恰作为外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却会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它的研究与翻译却联系得更加紧密，新一代译者多数也会承担起最初的外国文学评论的工作。另一方面，世界各地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使得新的思考得以随时跨越国界，在不同的视域下，在处于各种背景之中的研究主体身上发生碰撞。所以说，在新的环境中，比较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有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具体说来，这也为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带来了身份和价值上的确认。

一、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法国文学研究

具体而言，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国包括法国文学研究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都不仅使得法国的同时代文学能够迅速在中国得到翻译，也使得法国文学研究与法国本身乃至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视域下的法国文学研究之间彼此接轨，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总而言之，法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法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彼此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和分享。

此外，如果说对本土文学的发展而言，规划与指导一直是值得争论的问题，那么对外国文学而言，规划与指导却不见得是完全没有益处的事情。由于中国的经济在新世纪迅速崛起腾飞，对包括法国文学研究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投入也越来越大，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的生态。政府资金支持主要表现在研究计划项目投入、国内外学术会议资金支持、研究奖项设置、出版资助等方面。

以研究计划项目投入为例。研究项目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规划和指导，它不仅会作用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同时对学科建设、研究人才的培养、研究团队的形成也不无激励作用。对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新世纪之后，研究项目主要分布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其中，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立项情况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各学科科研工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水平。同时，一个学科的项目获得情况也彰显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成熟情况。

2000年至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外国文学类571个项目中，涉及法国文学的有30项，占5.2%。这个比例让我们想起1949年至1966年，法国文学翻译在整个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占比也在5%左右。接近的数字，但两个数字背后的内容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气变化对其他语言外国文学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对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却不见得如此之大。

从立项的选题上看，学界把主要视点聚焦在对现当代作家研究和文学理论问题的关注上，这也是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倾向。从方法上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停滞，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文学理论译介的铺垫，诗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文学关系研究亦受到重视，而文学的政治社会学研究退居其次。从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来看，高等院校科研队伍仍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这主要是因为高等院校的科研队伍成员在个人素质、学历、科研水平以及研究资源支撑等方面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其次是因为高校浓厚的学术氛围、较为频繁的学术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研成果的不断产生。而从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上看，我们也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之后，学科交融的趋势日益明显。法国文学的研究项目，既可能由法语语言文学领域的人才来主持的，也有可能由中国语言文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的人才来主持的，而且这两个领域基本能够平分天下。最后，从项目类别来看，青年项目占了一半的数量，一方面，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对青年研究者的扶持；另一方面，说明青年研究者的队伍在渐渐强大，给法国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更多的活力。

除了研究项目支持以外，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也是法国文学研究在“面”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召开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直接推动了法国文学的研究。这些会议主要是在某些重要作家的诞辰、去世周年的时候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法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交流彼此研究成果的机会，同时也是专题学术论文集结出版的契机。

2002年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诞辰200周年，法国文化部将该年命名为“雨果年”。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举办了“‘纪念雨果诞辰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3月14日至17日，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在南宁举办了“‘雨果与浪漫主义’学术讨论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欧盟协会、法华文化交流促进会和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活动于4月20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拉开序幕。这次活动历时两天，包括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和电影招待会三大部分。纪念活动结束后，活动组织者将大会和学术报告上的发言以及纪念文章等共21篇汇集成册，出版了《北京2002年纪念维克多·雨果诞辰200周年文集》（唐杏英等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2004年8月10日至13日，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分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发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纪念乔治·桑诞生200周年暨法国女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兰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乔治·桑的文学成就、思想观点与女权意识等展开了讨论。乔治·桑研究在20世纪曾一度被冷落，但最近十几年，欧美出现了“乔治·桑热”。学界普遍感到她的思想具有超前性和现代性，其惊世骇俗的言行包含着女权主义思想的萌芽。她可谓是女权运动的先驱。

同年10月23日，为纪念刚刚辞世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解构批评大师德里达，中国学界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德里达与中国——解构批评与思考’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与会者对解构主义和他的建立者德里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是中国学界深入理解德里达及其解构批评所做的一次有益尝试。2005年，中国学界为纪念德里达逝世一周年，于11月26日至27日召开了“解构的命运——德里达学术纪念会”。这次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协办。近30位学者围绕“解构的价值：否定与肯定的双重意义”、“解构的策略：从关键词入手”、“解构的定位：多学科跨越”等议题就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精彩的对话。

2004年，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年会的主题是“法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这次会议于11月9日至12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组织与会专家就当前中国的法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全面把握新世纪法国文学研究的动向，进一步促进中国高等院校法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

2005年4月18日至20日，“‘马尔罗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法中文化年法方委员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巴黎第三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有近50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此次研讨会在“法国文化年”框架内举办，是“法国文化年”期间各种文化活动中涉及法国文学的重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集中探讨了法国20世纪重要作家、文艺批评家、政治活动家马尔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讨会论文集《马尔罗与中国》作为《马尔罗的影响》学刊第5卷于2006年在法国出版。

同年的9月28日，作为“中法文化年”[2]重要活动之一的“中法作家文学对话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MSH）、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复旦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上海文学杂志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来自中法的多位作家、翻译家、汉学家、批评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主旨为“体验迁徙与文学写作”。与会者围绕“迷宫”与“迁徙”两个主题，着重探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同地域、民族、文化、教育等背景下的人们的迁徙现象，又如何作为文化、文学资源，进入各国作家的写作视野的。与此次研讨会配套的“‘两仪文舍’作家对话会”分别于9月27日和30日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和南京师范大学法语联盟中心举办。另外，为纪念萨特百年诞辰，我国学界在2005年还举办了两次以研讨萨特政治和哲学思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一次是由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政治哲学研究所、哲学与社会学系主办的“哲学与政治：纪念阿隆与萨特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于6月11日至12日在同济大学召开，有来自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共2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宣读论文。参会论文将作为《法兰西思想评论》第2卷出版，成为“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次是由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萨特与当代法国哲学’国际研讨会”。会议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全国各地的80多名与会学者围绕“萨特的现象学”、“萨特的本体论”、“萨特的伦理学”等议题展开了讨论。纵观以上学术会议，大都是以作家的诞辰或去世纪念为契机召开的，而以文学现象和问题焦点为主题的专题学术会议还为数不多。这似乎是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尚需努力的方面。

2008年是傅雷先生百年诞辰。这年5月15日至18日，由南京大学、江苏作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南京大学法语系、南京大学翻译研究所承办，大众书局、香港翻译学会和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协办的“傅雷诞辰百年纪念暨‘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法国、英国、比利时、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的180多名文学界、翻译界和文化界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继2008年4月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举行的“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傅雷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后，中国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傅雷与翻译”进行全面研讨的一次峰会。

2009年10月16日至18日，由武汉大学发起的“‘保罗·克洛代尔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成功举办。参与会议的有来自中国、法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等国的4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国外参会者几乎每人都有过至少一部有关克洛岱尔的著作问世，其中，来自巴黎索邦大学的名誉教授米歇尔·欧唐则更是国际公认的研究克洛岱尔的权威学者，曾有多部极具影响的学术论著出版。

2012年7月15日至18日，为推进中法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和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山东大学（威海）新闻传播学院和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在湛江联合举办了“‘中法文学与文化关系暨卢梭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商务印书馆和花城出版社等全国30多所大学和出版单位的近6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就“中法文学与文化关系”、“卢梭思想和法租界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以上的会议仅仅是一些较为大型的学术会议，事实上，每年各地都还会召开各种小型的专题研讨会。这些小型的专题研讨会上也都活跃着法国文学研究者的身影。除此之外，法国驻华大使馆、驻沪领事馆或是法语联盟也都会举办文学活动，邀请作家、文学评论家来沪，参加各类文学对话活动。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法国文学的传播与研究。(www.xing528.com)

法国文学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地位，以及法国自身对文学、文化推广的重视，都为法国文学的译介、研究提供了额外的条件。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和法国政府机构或者企业设立了一些奖项，对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提供特别的奖掖，为法语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法语文学翻译方面，“傅雷翻译奖”的设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个奖项设立之前，法国驻华文化处就协调法国国家图书中心、法国国籍出版总署、法国出版者协会、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法国文化机构以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中国文化机构一起合作，在法语译者资助、出版资助以及法国图书中译本数据库的建立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2009年，经过多年的酝酿，首届“傅雷翻译奖”开始运作，当年共有39部图书参评，最后马振骋翻译的蒙田作品《蒙田随笔全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张祖建翻译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作品《面具之道》（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同时获奖。2010年，20多部作品参选，最终李玉民翻译的达尼埃尔·佩纳克作品《上学的烦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胡小跃翻译的皮埃尔·阿苏里作品《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获奖。2011年，50多部作品参选，最终，金龙格翻译的莫迪亚诺作品《青春咖啡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杨亚平、赵静利、尹伟翻译的丹尼尔·罗什作品《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获奖。2012年，郑克鲁翻译的波伏娃作品《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和郭宏安翻译的加缪作品《加缪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获奖。“傅雷翻译奖”同时奖励出版人与译者，虽然如评委余中先所说，这并不能解决文学翻译中的所有问题，但应该说，对新世纪的文学翻译尤其是法语文学翻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激励作用。因为“傅雷翻译奖”作用早已超出了奖掖优秀译者的范围，所以它更是法语文学翻译界的一大盛事，是对每年法国文学翻译状况的一次梳理。

其他的翻译奖项还有“依视路杯”和“卡西欧杯”翻译竞赛等。2007年，本着发现、培养和奖掖更多的法语翻译新人，推动和促进中国法语文学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推动和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宗旨，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南京大学法语系和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首届“依视路杯”全国法语文学翻译竞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参赛人员涉及国内大专院校法语专业的年轻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还有在法国与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以及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机构的人员，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成为法语翻译界的盛事，获奖者出色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国内著名出版社的信任，获得了珍贵的翻译机会，如南京大学的博士生陈寒和张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翻译了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和内米洛夫斯基的《库里洛夫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前三届的获奖人员已独立翻译出版法语名著和人文社科著作近30部，成为了中国法语翻译界的新生力量，真正达到了赛事发现翻译人才、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译文》杂志共同承办，本着同样宗旨和目的的“卡西欧杯”翻译竞赛，自2008年起增设了法语的翻译比赛，也促进了法国文学翻译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世纪，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生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造成了新世纪法国文学研究几个关键因素的变化。

首先，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出现了从重古典到重当代的质的变化。一直到新世纪之前，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主要集中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虽然在90年代，以翻译先行的法国文学研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漓江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以及丛书主编、法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人物柳鸣九自成一体的序揭开了当代法国文学研究的序幕，但是从所占比例、研究深度以及阅读程度来说，都远远不及对法国19世纪及以前文学的研究。但从20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来看，重古典的文学研究倾向似乎完全被颠覆了。以201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与法国文学相关的研究立项为例，30项的研究项目中，只有“波德莱尔的城市诗歌与抒情诗的现代转型研究”、“左拉文艺思想研究”两项是对19世纪以前（含19世纪）的法国文学的研究，而其余的，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还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了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上。

其次，法国文学的研究者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校的法语（或者说法国文学）教师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研究项目的自助投入主要是针对高校学科的，除高校外，只有社科院之类的机构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还占有一席重要之地，但比例也开始下降。从已经成长起来的法国文学新一代译者来看，主要也集中在高校。这当然与中国的法语学科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相关。新世纪以来，高校法语专业的扩张造就了一批高校的法语教师，从数量上而言与20世纪之前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这批法语教师所接受的训练与之前法国文学的译者或研究者有很大不同，视野也大相径庭，这也决定了新世纪法国文学研究的一些特点和问题。

最后，从法国文学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来看，我们可以说，虽然在新世纪，无论是文学的传播方式，还是研究范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法国文学在中国，就其翻译量也好，研究深入程度也好，其地位大致是稳定的。地位的稳定却并不说明法国文学在中国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法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似乎也与半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法国本身对其文学的发展、传播是敏感的，也的确给予了大量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政治环境历经变化，中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关系似乎基于历史原因一直也还都算稳定，这就使得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不曾发生过突变。

二、新世纪的法语文学翻译

进入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特别注重对现当代作品的译介，出版了大量的译著。由于出版业的大力发展以及民营资本进入出版领域，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翻译出版了千余部法国各类图书，数量之大，是20世纪无法比拟的。翻译出版的对象，一方面，包括法国传统的经典作家，且大多冠有“全集”或“文集”的头衔，目的是要全面翻译和介绍经典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对当代作家可以说是“同步译介”，这其中翻译研究者和出版社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对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多源于作家去世或诞辰的周年纪念，出版社重新梳理或重版该作家的作品。如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纪念雨果诞辰200周年之际，推出了12卷本《雨果文集》，这是继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卷本《雨果文集》后的又一套重要雨果文集。对雨果译介力度之大，超乎寻常。同年，为纪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逝世5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分别推出两套《纪德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纪德文集》为三卷本，收有小说作品14部。花城出版社的《纪德文集》包括“散文卷”、“传记卷”、“日记卷”、“游记卷”、“文论卷”五卷，其中3/5的篇章是首次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对加缪的译介也是如此，2003年是加缪诞辰90周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柳鸣九、沈志明主编的四卷本《加缪全集》。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为纪念加缪逝世50周年推出了四卷本《加缪全集》，共200余万字，由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主编，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为文本依据，邀约丁世中、李玉民、沈志明等法语界的精英译者担纲翻译。这套《加缪全集》称得上是汉语出版界有史以来作品收罗最全、译本也最权威的加缪作品总集。2000年，为了纪念萨特去世2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志明、艾珉主编的七卷本《萨特文集》。此后，又于2005年，萨特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书信卷”，出版了八卷本《萨特文集》。这套文集汇集了萨特创作的全部小说、戏剧及重要文论，充分展示出萨特作为文学家的全貌。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推出了《萨特读本》，收录了小说作品《恶心》、《墙》、《文字生涯》，戏剧作品《隔离审讯》、《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的片段以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演讲的处境》。而《寄语海狸》作为文集的补充，也于2005年出版。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萨特散文》。而杜小真翻译的萨特哲学作品，先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过的郑永慧翻译的《厌恶及其他》，也都在新世纪得到了重版。

对罗伯-格里耶的译介得益于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他是法国新小说派的创始人，2003年跻身法兰西学院“不朽者”行列。2005年，罗伯-格里耶第三次来到中国，参加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与中国作家余华进行对话，并在国际展览中心做了讲座。新世纪以来，对罗伯-格里耶译介的势头有增无减。2001年，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了余中先翻译的《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和《反复》。其中，《反复》的中文版在出版时间上达到了与法文版同步。2007年，译林出版社将1999年出版的四部作品冠以“罗伯-格里耶作品系列”的名称进行了重版。201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余中先翻译的剧本集两卷——《桃色与黑色剧·玩火》和《桃色与黑色剧·骰子》。前者收录了《快感的逐渐滑动》（即《欲念浮动》）、《玩火游戏》、《美丽的女俘》等电影的相关文本，后者收录了《欧洲快车》、《撒谎的男人》、《伊甸园及其后》、《N拿起骰子》等电影的相关文本，内容包括构思、剧本大纲、对白、音响编排、访谈以及电影小说提纲等。201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集结了先前所出版的罗伯-格里耶作品，加上新增的《格拉迪瓦在叫您》（宫林林译）、《情感小说》（孙圣英译）、《要塞》（许宁舒译），推出了“罗伯-格里耶文集”18种，是迄今出版的规模最大的罗伯-格里耶中译作品。至此，这位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均有了中译本。

此外，国内的各大出版社也都以丛书的形式推出各类法国小说的翻译，如译林出版社推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实验艺术丛书”中也有不少法国作品，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午夜文丛”则专与法国午夜出版社合作，漓江出版社的“杜拉斯小丛书”收入了有关杜拉斯的四种书，海天出版社的“西方畅销书译丛”则几乎囊括了法国近几年来的所有得奖书和畅销书，春风文艺出版社在许钧的主持下出版了“杜拉斯文集”近20种，百花文艺出版社也推出了“法国最新获奖小说”，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法国侦探小说警察局奖译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法兰西书库”。除此之外，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法国当代女性小说系列”、花城出版社的“当代名家小说译丛”也收入了不少法国当代小说，其他出版社，如太白文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等，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法国图书。法国图书在中国又一次掀起了高潮，并出现了多家出版社争抢同一本书的现象。2000年2月23日，《中华读书报》还以《法国文学能否成为国内出版新秀》为题对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出版前景作了乐观的预测。

东方出版社在2002年至2003年间推出了史忠义主编的七卷本《尤瑟纳尔文集》。虽然尤瑟纳尔在文坛上享有盛名，并且是法兰西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院士，但很长时间以来，她似乎曲高和寡，并不处在中国大众的主要阅读视野范围之内。这套文集的出版显示了出版者超群的胆识和良苦的用心，推动了中国对尤瑟纳尔的研究。这套文集中收有：陈筱卿翻译的《哈德良回忆录》、《时间，这永恒的雕刻家·遗存篇》和《北方档案》，苏启运翻译的《何谓永恒》，李玉民翻译的《火/一弹解千愁》，赵克飞翻译的《苦炼》，王晓峰翻译的《虔诚的回忆》，等等。史忠义为此文集作了总序《走进尤瑟纳尔》，指出了这次大规模出版的缘由：“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尤瑟纳尔的作品在国内鲜有译本，有关她的研究资料也仅限于柳鸣九先生编选的一本《尤瑟纳尔研究》，我国读者对尤瑟纳尔还相当陌生。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出版社推出这套《尤瑟纳尔文集》，定会增加我国读者对尤瑟纳尔的感性认识。”[3]这套文集出版后，有书评人甚至将《哈德良回忆录》推举为“这段时间的最佳翻译小说”。

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法国小说大师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第一辑，包括新译和部分重译的杜拉斯作品七部，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杜拉斯不同时期的个人风格和小说特质，是出版界和读书界的一项重要事件。自2003年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还推出“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截至2005年底，新译和重译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13部著作，涵盖小说、随笔、剧本等，均是昆德拉本人剔除了那些不成熟的、应景的或练习性的作品后正式认可的作品。这个系列出版后，创造了国内图书市场销售的奇迹。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经典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福楼拜小说全集》，其中的《布瓦尔和佩库歇》系首次被译为中文。这套全集的出版使这位著名作家的小说创作第一次以全貌展现在国人面前。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吉斯贝尔的《美国佬》（余中先译）、杜甘的《军官病房》（吴岳添译）、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谭立德译）等都是法国当代文坛的佳作，出版后获得读书界一致好评。

漓江出版社致力于法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曾产生过重要影响。2004年，他们又推出了“法国21世纪作家作品丛书”，计划每年出八本。纳入出版计划的作家绝大部分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不少作品获得过法国各类大奖，如法国当红女作家安娜·加瓦尔达的处女作《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金龙格译）是获法国《读书》大奖的作品，在法国销量突破100万册；《罗马阳台》（余中先译）是获2000年度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作品；《时光飞逝》是获2003年度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作品；《灰色的灵魂》（胡小跃译）是获2003年度雷诺多文学奖的作品，并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2003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另一位女作家玛丽·雷多娜的代表作《永远的山谷·三部曲》（陈良明、钱培鑫、沈国华译）因其空无的历史背景、模糊的空间坐标、处处漫溢的预言情调、平凡故事散发的奇异氤氲、执着而又魔幻的风格，在欧美文坛备受推崇。当代名家庞克拉齐的《往事烟云》和《冬季宿营地》（张新木、张群译）、贝纳吉斯塔的《美丽人生》（管筱明译）、佩居的《孤独的女孩：生育诗章》（黄天源译）、莱维的《没什么要紧》（余中先译）等都是有相当分量的法国当代文学作品。

现当代诗歌译介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东方出版社的《洛特雷阿蒙作品全集》（车槿山译，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的《伊凡·歌尔诗选》（董继平译，2002年）、《保尔·艾吕雅诗选》（李玉民译，2003年）、《雅姆抒情诗选》（莫渝译，2004年），译林出版社的《自由的目光：马拜诗选》（胡小跃译，2003年），以及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在“黑皮诗丛”中推出的由郭宏安、树才等人翻译的法国现代诗人博纳富瓦、勒韦尔迪、勒内·夏尔等人的诗选。杨松河翻译的《恶之花》是这部诗集的最新译本。花城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的“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包括了贝尔特朗、波德莱尔、兰波、勒纳尔等人的经典散文诗。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的“法国诗歌译丛”选取了七位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及其作品，包括弗朗西斯·蓬热的《采取事物的立场》（徐爽译）、亨利·米肖的《厄瓜多尔》（董强译）、欧仁·吉尔维克的《海滨小渠》（李玉民译）、《菲利普·雅各泰诗选（1946—1967）》（姜丹丹译）、米歇尔·德吉的《听说》（余中先译）、维克多·谢阁兰的《碑》（车槿山、秦海鹰译）、雅克·普雷维尔的《话语集》（陈玮译）以及由树才编译的《法国九人诗选》。

对文学批评和理论类作品的译介成绩不俗，不仅注重对巴士拉、热奈特、罗伯-格里耶、布朗肖、托多罗夫、罗兰·巴特等名家理论著述的译介，也注意到了那些在文学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前沿性和基础性的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自2003年开始出版的引进自法国的“法国大学128丛书”中就有多种这类著作，如《诗学：文学形式通论》、《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互文性研究》、《杂闻与文学》、《新小说·新电影》、《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解析导论》、《文本发生学》等。这些著作保证了比较宽的读者面，中译本出版后引起国内学界极大兴趣，相信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学界开阔学术视野、夯实研究基础具有启迪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