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法国文学研究概述

一、法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

在整理有关介绍和评述法国文学研究甚至是外国文学研究整体状况的论文和成果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将1979年之后的文学研究划归成一个新时期来加以梳理和探讨。2000年，吴元迈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便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这期间的外国文学研究分成了“新兴期”、“停滞期”和“发展期”，而1977年至1999年间的研究成果都属于第三阶段“发展期”的内容。2009年，吴岳添、王芳发表在第4期《法国研究》上的《法国文学研究六十年》也同样将1979年至今视为“法国文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把八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的文学研究都纳入到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范畴。

当然，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研究视作一整体来看待，这样的划分是无可厚非的。首先，1978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趋势都是一致的。文学研究不再是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道德赞颂或批判，而是站在客观立场上对作家、作品、流派、思潮作出的分析和评价，甚至是对文学理论的运用与升华。正如吴元迈先生在《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所说：

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明确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论述必须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两者不可分开；重新审视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纠正了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偏颇，激发了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重新评价了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意义和作用，重新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进一步确定了文学是一种多维现象，必须而且应该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去进行探讨和研究。

吴远迈的这段话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研究指导思想的总体概况，无论是八九十年代或是新世纪，都是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对外国文学本身的研究不断发展与深化的过程。其次，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90年代的法国文学研究是在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既有对单个作家研究的深入，如杜拉斯、普鲁斯特等，也有对之前未受到足够关注的作家的重新认识，如勒克莱奇奥、波伏娃等，更有对一些重要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热情重拾，如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90年代对某些代表作家或思潮的研究并没有像80年代那样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的热情，如“萨特热”、“存在主义热”，但对他们的研究却并没有停滞，反而在热情冷却之后有了更加客观与理性的继续研究的空间，更为新世纪的研究进入另一个高潮期作了充分的准备。

然而，即便我们承认90年代的文学研究对80年代具有明显的承继性，也并非说明90年代只是单纯地沿着80年代的研究之路继续；相反，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群体的扩大、国内外交流的进一步拓展，90年代的法国文学研究也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成果的系统化。前文中提到，《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法国研究》等杂志，还有一些大学的学报成为法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发表在杂志和学报上的论文成为法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之后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应该说，到90年代，文学研究已基本完成了对法国各种文学现象，主要流派，代表作家、作品与各种批评方法的描述性介绍和初步评析，因此，对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原始材料加以理论提升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一些学者将前期的研究成果或整理成册、或加以修正补充和提升，纷纷以论文集或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如郭宏安于1992年出版的《论〈恶之花〉》一书便是作者对自己前期研究的整理、补充和完善。这不仅使对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有了更为清晰的脉络，而且使法国文学研究从零星分散走向系统整体。另一方面，一些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也以丛书或者系列研究的方式，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或流派研究整合起来，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一系列作家研究丛书。这样既扩大了法国文学及其研究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又将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高校出版社也在研究成果的系统出版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呈现。从总体上而言，法国文学研究大多是从作家、文本出发，对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主题、风格、人物形象等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研究。90年代，在继续深化作家和作品研究之外，研究者选取的视角表现得更为多样化。如果说之前的研究更多偏重的是文本内的研究，那么90年代开始，文本外研究作为文本内研究的重要补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译介学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被纳入到法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比较，作家和作品在中国的本土化解读，这些都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也成为90年代颇为突出的文学研究的特征。研究者们将法国的小说家、诗人与中国或同时代、或风格相近的小说家、诗人作对比，从各自的创作思想、手法等多方面去挖掘中法之间所实现的文学文化交流。同样，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在90年代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大胆地运用西方引入的相对比较新的理论和方法，除了传统的社会批评方法外，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相关的符号学、叙事学、语义学等都被广泛地、试验性地运用到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中。

再次，是文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全面展开。从数量上来说，9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已经达到近20本，尽管梳理的对象、时期、方法都不尽相同，但渐成规模的对文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却是法国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史的梳理方式也非常的多样化，既有传统的文学史整体把握，也有断代史的方法，还有以文学题材或体裁为研究对象的方式。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较为优秀的法国文学史翻译著作，同样也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是文学研究群体逐步扩大。90年代之前，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是法语文学爱好者、法语法国文学的从业者，较为突出的便是研究所的研究员或是高校教师。进入90年代，随着高校法语系的成立和完善，硕士、博士点的建立，法国文学研究吸引了一批硕士、博士等年轻学者的注意，他们也成为法国文学研究队伍中的新兴力量，有些甚至在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而同时，面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法国文学研究也不再是法语专业或者法语从业者的专利，一些中文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丰富了研究的群体，也使不同学科在交流和互动中激荡出新的火花，扩大了法国文学的影响力，为法国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二、法国文学研究成果

90年代，法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更加的多样化，有发表在主要学术期刊、杂志上的论文，有论文集或者专著，有翻译丛书或者论述性丛书，还有社会范围的大讨论。而研究所覆盖的对象也愈来愈广，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再到19世纪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再到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结构主义等，这些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大多有所涉猎，而研究的题材也包括了小说、戏剧、诗歌、随笔甚至文学批评等多种。

1.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90年代，对拉伯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巨人传》的介绍和评述，如1996年，王培青发表在第2期《西北师大学报》上的《〈巨人传〉：人性的探索与表现》便主要分析了拉伯雷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探索，高度评价了拉伯雷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巨人传》这部作品对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将对拉伯雷的研究与巴赫金研究紧密结合，这一点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拉伯雷与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联系主要源于巴赫金于1940年完成的论著《现实主义发展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通过对巴赫金的解读，重新认识拉伯雷成为90年代拉伯雷研究的重要部分。1995年，夏忠宪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拉伯雷与民间笑文化、狂欢化——巴赫金论拉伯雷》为我们仔细解读了巴赫金所关注的是民间笑文化广阔背景下拉伯雷的创作特色及其阅读策略。在另外几篇关于巴赫金的论文中，作者都没有绕开巴赫金对拉伯雷的重要论述。作研究为巴赫金的重要学者，夏忠宪通过分析巴赫金的论著深化了中国的拉伯雷研究。另外一位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李兆林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介入拉伯雷研究的。1998年，他发表在第4期《俄罗斯文艺》上的《巴赫金论民间狂欢节笑文化和拉伯雷创作初探》以《巴赫金全集》的第六卷《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为解读对象，对巴赫金笔下的拉伯雷的狂欢化语言和民间笑文化进行了探讨。

2.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戏剧翻译和出版的进一步完善为戏剧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莫里哀戏剧作品的翻译，除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了赵少侯等翻译的《莫里哀喜剧选》之外，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在四卷本的《莫里哀喜剧》之后，于1990年至1994年，集合李健吾历年译本出版了四卷、共计100多万字的《莫里哀喜剧全集》。这部集子包括莫里哀的27个主要作品。李健吾不但为译本新写了序，而且还随译著附上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如1682年版莫里哀作品集原序、莫里哀年谱，还有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对莫里哀及其喜剧的评价。另外，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肖熹光翻译的《莫里哀戏剧全集》，包括37个剧本，补足了前一版的不足。

翻译的不断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戏剧研究的进行，1990年至1999年，仅对莫里哀作品的研究，几乎每年都有10篇至20篇的论文散见于各类不同的学术刊物上。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非常的多样化，有戏剧作品的细读，如徐克勤的《〈伪君子〉人物谈》，谭善的《理想与金钱——我最喜爱的法国喜剧家莫里哀》、《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谈莫里哀〈达尔杜弗〉的构思艺术》，吴坤炳的《〈吝啬鬼〉中的阿尔巴贡形象》，吴晶的《古典主义和莫里哀的喜剧创作》，胡建生的《莫里哀喜剧讽刺艺术论》等，也有作家、作品的平行比较，如莫里哀与古罗马喜剧诗人普劳图斯的比较（徐克勤的《〈悭吝人〉与〈一坛金子〉的比较》），莫里哀与莎士比亚的比较（武俊明的《从〈威尼斯商人〉和〈伪君子〉看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喜剧艺术》，吴敏的《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喜剧比较》，晁召行的《论莎翁和莫里哀喜剧笑的不同机制和效应》、《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喜剧的美学思想特征之比较》等），莫里哀与果戈理的比较（曹晓青的《吝啬贪婪的异国兄弟——谈葛朗台与泼留希金》），莫里哀与冯维辛的比较（谢岚岚的《纵情的笑与“含泪的笑”——莫里哀与冯维辛喜剧特色之比较》），还有莫里哀的创作与其他文学作品的比较（徐建初的《〈史嘉本的诡计〉和中国传统喜剧〈葛麻〉对比研究》，梁建军的《莫里哀的喜剧与明代的拟话本小说》，彭书麟的《中西悭吝人：两种戏剧美学的形象外化——郑廷玉〈看钱奴〉和莫里哀〈悭吝人〉比较研究》）等。莫里哀与其他戏剧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占了这一时期莫里哀研究的大多数。除此之外，莫里哀研究还包括：影响研究，如汤志民的《论莫里哀对罗马喜剧的继承与发展》；译介研究，如王德禄的《评李健吾对莫里哀喜剧的研究》，等等。

尽管相对于莫里哀研究来说，对古典主义另外两位剧作家拉辛和高乃依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但比较研究的视角却同样频繁地出现在90年代的研究当中，不仅将拉辛与高乃依作平行研究，也将清朝初年的《桃花扇》与《熙德》进行比较研究，如孟昭毅的《〈桃花扇〉与〈熙德〉的悲剧美》。

另外，1997年，李长风发表在第4期《泰安师专学报》上的《古典主义特征论——文艺思潮与创作方法研究》是极少数的对古典主义的整体性把握和研究。作者首先对古典主义的涵义进行了重新阐释，继而归纳了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之前与之后古典主义论的差异，并着重剖析了古典主义戏剧创作中的“三一律”。尽管该文影响力不大，但却从宏观上对何为古典主义、如何看待古典主义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1994年，郑克鲁发表在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的《十七世纪诗歌》一文，在众多的对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的研究中独树一帜，将研究的对象集中在17世纪的诗歌上。作者梳理了从17世纪初期的巴洛克诗歌、到古典主义诗剧、再到寓言诗的整个17世纪诗歌发展的进程，较为细致地分析了这三种诗歌类型和这三个诗歌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结合一定的诗作文本加以说明。郑克鲁的文章打开了对17世纪法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也使对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的研究更为全面。

3.启蒙文学

有关18世纪启蒙时期文学的整体研究，刚进入90年代，便出现了三篇比较重要的文章：1990年，亢西民发表在第3期《山西师大学报》上的《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论》，安国梁发表在第5期《河南大学学报》上的《“陌生化手法”创造的自觉时代》和秦弓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阿波罗的风采——论法国启蒙文学》。亢西民的文章主要通过分析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狄德罗的《修女》、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等启蒙文学作品，揭示了启蒙文学中的教谕价值、人的价值以及文学价值。安国梁的文章则以启蒙学者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种情节模式，即非欧洲人由于各种原因和机遇进入欧洲本土，观察和思考欧洲文明社会这一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结合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的作品，深刻剖析了启蒙文学中“陌生化”手法的特质。秦弓的文章可以说是对法国18世纪启蒙文学的总览。他从视点、文体、语调三个方面概括了启蒙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准确地把握了启蒙文学的核心所在。应该说，发表于90年代伊始的这三篇文章对新时期重新认识和解读启蒙文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为启蒙文学的个体研究以及之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至于对启蒙文学重要作家的研究，90年代依然主要集中在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和卢梭这几位身上。对伏尔泰的研究，一方面继续深入解读和剖析其启蒙思想，如孟昭毅探讨伏尔泰的美学抉择，刘自成解读了伏尔泰的政治观，张学仁分析了伏尔泰的文论观等；另一方面则主要关注他与中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如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伏尔泰的影响，伏尔泰的创作与中国戏剧模式之间的关系，《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之间的亲缘关系，都成为伏尔泰研究的重要主题。对狄德罗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和作品的本体研究上，尤其是对他美学思想的探究，另外《修女》和《拉摩的侄儿》这两部作品也成为狄德罗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研究对象。对卢梭的研究，重点考察的是《忏悔录》、《爱弥儿》和《新爱洛依丝》这三部作品，以这三部作品为依托，或通过与中国的自传作品相比较揭来示两者的异同、或分析其美学思想、或解读卢梭的伦理思想和教育观。除了关注卢梭的文学作品之外，对他的社会历史学著作的讨论也十分丰富，在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都有近三四十篇论文探讨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人民主权思想、自然教育理论、儿童观等多方面的内容。卢梭也成为90年代被研究的启蒙作家中关注度最高的一位。与前面三位启蒙作家研究略显不同的是，对孟德斯鸠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历史学角度着眼，而并不是纯文学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他的三权分立思想和立法精神，对其文学作品的独立性研究很难在学术刊物上找到。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启蒙作家研究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对博马舍的研究非常的零星，文学研究界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位启蒙时期同样重要的作家。

4.19世纪法国文学

对19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在90年代，一方面继续延续80年代对作家的作品本身的细读，从主题思想、创作手法、人物形象等多方面加以剖析，以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如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对巴尔扎克的研究：50年代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方与苏联研究者的文章以及一些较短的介绍性文字；60年代到“文革”前，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高老头的父爱以及《欧也妮·葛朗台》的现实主义意义这三个问题上；[18]1978年以后，有关巴尔扎克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高，研究涉猎面广。单就巴尔扎克研究的专著而言，包括：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黄晋凯的《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清安的《巴尔扎克》；1997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高丕忠的《巴尔扎克：漫步在她们心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艳凤的《巴尔扎克研究》；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路的《未完成的雕像——巴尔扎克传》，等等。其中，尤以90年代最突出。这些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巴尔扎克其人其作，为引导中国读者正确认识作家、作品，打开他们的阅读视野，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也使这位现实主义大师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朝着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与前期较为不同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现实主义作家之间或与其他流派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流派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将整个思潮和流派置于欧洲乃至世界大背景下的本体研究。以现实主义为例，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上，但很少有作家、作品间的平行研究，而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作家之间或与其他流派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方面。199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顾嘉琛翻译的《文学与感觉：司汤达与福楼拜》对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其实，译著很多时候都是把国外相对比较前沿和新颖的观点见解介绍到中国，这不仅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思路，而且也有利于与国际相关方面研究的接轨与交流。译著作为一种先导作用的存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激发国内的研究热情，从而深化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1992年，任合生发表在第1期《安徽教育学院学报》上的《两位大师笔下的滑铁卢战役——司汤达与雨果的小说艺术手法比较分析》选取了两位小说家分别在《巴拿马修道院》和《悲惨世界》中描写的相同事件，即滑铁卢战役，作为考察的对象，再现了不同作家对同一事件观感、把握、表达上的差异，展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交锋。1998年，邓经武发表在第4期《成都大学学报》上的《梅里美与艾芜比较论》则将法国作家梅里美与中国作家艾芜的创作进行对比研究，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和艾芜笔下的“野猫子”均是泼辣大胆、自由奔放、敢作敢为的女性，将两者加以比较，对两者形象构造和形象表现上的异同加以分析和探讨不失是颇有意思的研究。而较早一些时候，即1988年，孔耕蕼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人间喜剧”与“约克纳帕塌法世系”——论福克纳与巴尔扎克》则把视野从法国、中国的作家流派比较研究扩展到了英美世界。通过对这两位文学巨人的比较，深入分析两者从整体结构到风格特色上的相似与差异。由此可见，比较研究能极大地拓展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而在同一流派或者不同流派甚至不同国别的作家、作品间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加深对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的认识与理解。

将法国现实主义置于欧洲乃至世界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也是9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散见于中国学者整理的外国文学史的叙述中。赵澧、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中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评述就写道：“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产物。‘理性王国’幻影的消失，社会矛盾的深刻化和明朗化，使得‘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批判现实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文学。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它的创作理论的哲学依据，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反映论。”[19]陈振尧在梳理法国文学发展历程时，对现实主义也作了评述：“在法国，到十九世纪中叶现实主义才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被提出。法国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反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方面的学院主义风气，认为文艺作品必须反映现代生活，提倡作家客观地、无偏见地观察事物。”“现实主义在各个历史时代的各民族、各阶级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同一民族和同一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方法、表现形式和具体成就也很不一样。”[20]可见，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时代背景和地域空间都密切相关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将其置于欧洲乃至世界大背景下加以探讨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涵。

与现实主义研究持续发展相对的是，另一法国19世纪重要的文学流派自然主义，对其缺乏关注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好转。散见于杂志、期刊上的论文零零落落，而梳理法国文学史或者法国文学概况的著作中，有关自然主义的介绍也是篇幅有限，不成气候。

在90年代的自然主义研究中，从微观着手，通过作品的分析达到更深入理解自然主义的学者要数邵炳军。邵炳军选取了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史》第七部——《小酒店》中的主人公绮尔维丝，试图从分析绮尔维丝形象的塑造方法入手，探究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些特征，并继而将其特征概括为：科学的态度、求之于平凡、注重环境描写、提倡工笔画式的细节描写。当然，也许这些特征的揭示和概括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但是从细微处着手，通过文本细读与分析来挖掘其创作手法的尝试却是值得提倡的，这也是使自然主义的文学研究能够更深入进行的重要保证。

所幸的是，在为数并不算多的自然主义研究中，比较和影响研究的视角为其在中国的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钱林森是较早开始从事自然主义在中国影响研究的学者。在《茅盾与法国自然主义》一文中，他系统地梳理了茅盾在国内翻译、介绍、评价、研究法国自然主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根据他的资料和研究，茅盾是在对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的提取和改造中完成了自己“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而在自然主义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中，求真精神、实地观察和客观的科学描写法是茅盾最为推崇的。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也试图回答前文中提到的那些困惑，即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者认为，即使是评介研究自然主义多年的茅盾也未对写实主义（或称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出明确的区分。茅盾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它们都努力把观察现实所得的印象如实反映出来，既不用理性去解释，也不用想象来补饰，不同的只是自然主义比现实主义把这种手段更推之于极端罢了。[21]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介绍法国自然主义时特别肯定和强调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从文艺观到写作技巧诸多共同之处，试图从本质上突出自然主义文学的写实性，然而所带来的影响便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造成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混同”。

如果说钱林森是在论述茅盾与自然主义的联系中涉及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划分问题，那么1998年，张冠华发表在第1期《中州学刊》上的《面对历史留下的问号——自然主义文学批判探源》则是直面了这一问题，并深刻探究了自然主义文学之所以长久以来受到中国文学界、文学研究排斥或者忽视的多方面原因。张冠华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根源是盲目夸大作者的主观倾向性，而造成与国内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相悖的事实，从而阻碍了自然主义文学的评述和研究。另一方面，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既亲密又疏远的关系也是其中一大因素，因为那个时代唯一最好的创作模式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除此以外的一切文学都是反现实主义的，都是应该加以排斥和摈弃的。现实主义至上的文学氛围无疑让自然主义的研究寸步难行。可以说，对自然主义文学批判的探源明确了很长时间以来自然主义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的深层次原因，而更重要的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自然主义文学的真实面貌会慢慢呈现出来。

吴岳添的《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一书中，有关自然主义文学的章节应该说是在同类文学史著作中相对比较详细的。书中，他回顾了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历程，并涉及了代表作家左拉的部分作品以及其自然主义的创作思想。他还举例说：“左拉的作品始终深受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的欢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左拉小说袖珍本发行了近1000万册，仅描写工人罢工的《萌芽》一书就发行了113万册，而且至今在法国仍畅销不衰。”[22]以此说明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文坛的影响力。

90年代后半期，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大多也呈现出客观的立场和较为细致的分析。然而略显遗憾的是，新世纪自然主义文学研究并未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与其他法国重要的思潮和流派相比，国内的自然主义的评介和研究始终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即使是在西方文学、文论研究非常活跃的氛围中，这一现象也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5.20世纪法国文学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与当下的时间差缩小，因此90年代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较为突出的一点便是翻译与研究并行，翻译推动研究。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一以贯之的做法，而在90年代重译之风兴起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存在主义在90年代的译介和研究状况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至2000年，多部有关萨特的文集出版，主要有：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萨特文集》；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由之路》三部曲；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文集》包括《萨特小说集》、《萨特戏剧集》、《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哲学论文集》及《辩证理性批判》，等等。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明、艾眠主编的《萨特文集》包含了四部小说卷、两部戏剧卷和一部文论卷。加缪的作品集《加缪文集》也在郭宏安主持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此外，波伏娃的作品也陆续在20世纪末与读者见面，特别是波伏娃著名的《第二性》于1998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的第一个全译本，而其1954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士风流》在90年代也有了三个不同的译本，仅许钧的译本就在不同的出版社两度出版。可见，90年代对萨特、加缪、波伏娃等存在主义作家的译介更为全面。这也能够反映这几位存在主义作家在这一时期继续受到追捧的盛况。

而在翻译的推动下，对存在主义的评述也呈现从整体研究向文本研究和个体研究转向的趋势。以萨特为例，90年代之后，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萨特或其作品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开始增多，每年的研究论文都在50篇至100篇之间[23]。而对存在主义文学的整体论述仍然维持在80年代的水平，其中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是1991年，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署名曾艳兵的《文学化的哲学与哲学化的文学》。作者对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强调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其中心为“人”，而对“人”的探讨也的确是存在主义——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的核心所在。转入个体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对萨特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围绕几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是萨特的文学主张。在90年代，杨昌龙、施康强、涂成林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萨特的文艺观，其中以1994年，施康强发表在第1期《文艺理论与批评》上的《萨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一文影响较大。作者回顾了萨特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介绍了他在文学评论上的主要成就。二是关于萨特戏剧作品的研究。萨特首先以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的身份进入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多的几篇针对萨特的评论中就有相当部分是围绕萨特的戏剧作品来进行的。1981年，胡伟民发表在第2期《戏剧》上的导演手记《肮脏的手》就已经谈到了“境遇剧”的概念。而90年代之后，几篇关于萨特戏剧作品的评述都围绕“境遇剧”的概念来展开。三是仍然将评述的重点放在存在主义文学赖以存在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与纯粹的哲学研究不同的是，这些研究的切入点都是萨特的文学作品。通过萨特小说、戏剧的人物，所处社会环境等来切入萨特关于“存在”的概念，并与其哲学作品尤其是《存在与虚无》中的观点相对照。四是对萨特的作品评述在90年代还找到了另一个切入点，那就是萨特本人的经历和生活。这一时期，与萨特相关的传记陆续出版，如黄忠晶翻译了波伏娃作品《萨特传》，同年又出版了自己著的《萨特传》。而他在这一时期也发表了若干篇关于萨特的研究论文，涉及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萨特思想的全面介绍、存在主义哲学、“偶然性”的思想等多个方面。在90年代之后，萨特不再是外国文学界甚至西方哲学界不能碰触的“禁区”，而萨特传奇的一生，他与波伏娃的关系、与加缪的关系以及与其他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和哲学家的关系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萨特独特的个人经验在21世纪之后更是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当然，90年代，除了上述的传记式作品之外，关于萨特的研究专著也纷纷出版，最重要的当属杨昌龙的《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一书。此书于1998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论著。

翻译与研究并行之外，在90年代的存在主义研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5月5日至10日，由法国文学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召开的“‘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柳鸣九致开幕词。而这开幕词对所谓的存在主义文学却可能成为“致命的”颠覆，因为柳鸣九在开幕词中明确说明存在主义文学并不存在，他意图在此“正名”。柳鸣九的论据已经触及到了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加之发生在萨特这样一个特例的身上，可谓是为文学“正名”：文学和哲学承担不同的任务，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萨特研究有借文学之名传播哲学之实的嫌疑，尽管萨特本人的文学成就很高——他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他的野心或许也仍然在哲学里，或者说，在现代的精神领域，文学和哲学（抑或思想）早就借助“语言”这个关键因素而无法分割，但是，文学可以与哲学提出相同的问题，却并不负责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萨特的文学作品的确是关于“存在”的，甚至萨特、波伏娃或是加缪（早期）都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却并不存在所谓的存在主义文学。而文学直指“存在”的问题，这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基本特征。表现“存在”的文学关注的是“人的境况、人的存在的感受以及面对着人的状况、人的存在状态而提出来的主张，具体说来，就是（对）荒诞、焦虑、孤独、恶心、自我选择、超越、反抗等等问题的思考与表现”[24]。(www.xing528.com)

这次研讨会绝大部分与会人员是法国文学研究的专家，但同时也有哲学界及出版社的代表参加。不过，就像柳鸣九在开幕词中所宣称的那样，“正名”之后的效果的确使得萨特的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彼此泾渭分明。而在新世纪之后的存在主义文学研究中，我们看到，“存在主义”的这个标签仿佛不再能够轻易贴到萨特、波伏娃或者加缪等人的身上。而当初借助文学进入中国的哲学家萨特也成了哲学界单独研究的对象。虽然萨特仍然与存在主义脱不了干系，但是用“存在主义文学”这个名词并将之当作研究的唯一对象的，确实少了很多。

新小说在90年代的研究与存在主义研究也有着类似却不尽相同的轨迹。这一时期，新小说的译介和研究相对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中国先锋小说容纳新小说的叙事形式和语言探索的过程在80年代后期已经基本完成，因而于新小说译介的渴求相对而言也不再那么强烈。另一方面，9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19世纪名著重译蔚然成风，而新小说的翻译却成了成本较高的冒险。因此，在整个90年代前期，对新小说作品基本没有什么翻译，只有：1991年，漓江出版社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收录了布托的《曾几何时》，之后在1994年，又收录了罗伯-格里耶的《幽灵城市·金姑娘》；199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倒是到了90年代末期，新小说的出版渐渐多了起来。199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合集《吉娜·嫉妒》；次年，该社又重出了朱静翻译的布托作品《变化》。1998年，陈侗、杨令飞主编了一套四卷本的《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1999年，相对而言是新小说作家出版的高潮：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窥视者》，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这里》和克洛德·西蒙的作品《大酒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农事诗》，等等。2000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娜塔丽·萨洛特的《一个陌生人的画像》和《天象仪》。

正是因为在90年代初期没有新的新小说作品得到翻译，研究也显得相对沉默。在新世纪到来前的十年里，研究的论文数量呈减少趋势，并且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论文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新小说的研究，如1994年，杨剑发表在第2期《南京大学学报》上的《新小说派对小说艺术的探索》对新小说或者说以前研究中未能穷尽的新小说的特征加以剖析。第二类是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新小说，如1996年，叶岗发表在第4期《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上的《以图像构筑现实——论法国新小说派》，以及1997年，蹇昌槐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后现代视角下的新小说》。到了90年代，新小说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梳理过去成为新世纪到来之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如何定义新小说，如何定义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在我们已经获取了那么多新的方法之后又可以怎样阐释新小说——这些构成了新小说在中国得到新研究的契机。90年代以前，我们的研究中从来没有想过新小说究竟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这个问题。从译介、研究开始的时间上来说，我们似乎将之视作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一种，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一种质疑和反动，是对西方小说传统的一种反动。而在蹇昌槐的这篇文章中，新小说却被定义为后现代派的小说，与之前的荒诞派或是介入文学有了差别。这也是进入新世纪后，围绕着新小说我们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第三类论文最多，是对新小说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评述和研究，角度各自不同。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1991年，柳鸣九发表在第6期《读书》上的《“新小说”代表作的杂色》。作者对布托代表作《时间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新小说作家偏爱的侦探小说形式和作品的隐喻入手进行分析，很具启发性。第四类论文数量不多，在90年代较具影响力的只有一篇，但却可能成为新世纪新小说研究的新方向，即比较文学的角度。90年代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的年代，而新小说又确实与中国新生代作家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法国新小说与中国新时期的小说间是怎样的关系，就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1997年，冯景兰发表在第1期《国外文学》上的《法国“新小说”与中国新时期小说》就是这方面较早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新小说的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我国对这位作家的研究在90年代初的几年里发展缓慢，在译介上也没有大的突破，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1993年，随着陈侗主持的“实验艺术丛书”的启动，对罗伯-格里耶研究步入了一个新时期。同年，杜莉、杨令飞翻译的《重现的镜子》出版，接着，在陈侗的主持下，更多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被译成了中文。1998年，三卷本的《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出版。该选集第一卷收入《弑君者》（邓永忠译）、《在迷宫里》（孙良方、夏家珍译）、《不朽的女人》（徐枫译）、《幽会的房子》（周家树译）；第二卷收入《纽约革命计划》（郑益姣译）、《欲念浮动》（徐普译）、《金三角的回忆》（张容译）。同年11月，受出版人陈侗邀请，罗伯－格里耶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先后到过广州、阳江、湛江、雷州、海口、三亚、桂林、香港，并在广州出席了“《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首发式”，以及分别在广州中山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作了两场小型讲座。为配合作家的到来，香港科技大学还举办了作家五部电影作品的放映周。这些活动大大推进了对罗伯-格里耶的关注和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的罗伯-格里耶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发展和提升。1990年至1999年，共计有23篇关于罗伯-格里耶的研究论文，且研究方式和手段日趋多样化。当时，国外现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的引入大大丰富了国内的文学评论，一些学者大胆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罗伯-格里耶的研究中去，具体有：1992年，李忠星发表在第1期《武汉大学学报》上的《〈窥视者〉三题》；1994年，杜莉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是探索还是回归——从〈重现的镜子〉看罗伯-格里耶》，曾艳兵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写作的零度与阅读的创造——论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晁召行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原型与变形——〈橡皮〉浅析》，杨令飞发表在第2期《中山大学学报论丛》上的《罗伯-格里耶作品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因素》，等等。他们从叙事学、精神分析、主题学等角度切入不同或相同的新小说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研究队伍的组成上，除了柳鸣九等老一辈学者，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加入进来，如晁召行、张唯嘉、张佑周等，都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不少关于罗伯-格里耶的系列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分析深入、见解新颖，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

然而，这些研究相对于国外，总体上仍然滞后。有关研究主要关注罗伯-格里耶前期的作品，如《窥视者》、《嫉妒》、《弑君者》等，且带有一定的重复性，而中后期的作品研究却被忽略了。实际上，“自传三部曲”后，罗伯-格里耶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体现出别样的风貌与价值，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另外，对这位作家，我们往往给他贴上“写物主义”的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他的写作，忽视了其作品中关注自我和内省的一面。

另一位与新小说颇有渊源的女作家杜拉斯也在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末掀起了一股翻译和出版的“杜拉斯潮”。90年代前期，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和《外国文艺》等期刊上刊载过杜拉斯的一些作品，如1990年，第1期《外国文艺》上的《杜拉谈话录》（为《物质生活》的选译）；1992年，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洛儿·瓦·斯泰因的迷狂》。还有另一些作品也零星地出版或散见在各种文集中，如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法国卷”中收录了《痛苦》；199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物质生活》——这是我国作家很感兴趣的一部关于写作的随笔集。

在翻译杜拉斯作品的同时，一些评介文章首先以译序、译后记或前言的形式出现。其中，王东亮译本的代译后记、戴明沛译本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简介、王道乾关于《情人》和《琴声如诉》的前言，都各有见地，起到导读的作用，具有参考性研究价值。柳鸣九为《悠悠此情》写的前言《自传文学中的新探索》和胡小跃为《北方的中国情人》写的译后记《杜拉斯的魅力》都具有评论文的深度，给他人的研究带来启迪。

在整个90年代杜拉斯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也对之后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有：1994年，袁筱一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从〈情人〉不同译本比较看现代小说之翻译》从翻译学的角度对《情人》的不同译本进行了比较，从而探讨了现代技巧小说的翻译问题。同年，木子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新小说”派观念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从第一人称叙述、人物的消解、结构的非悲剧性和深度的丧失四个方面对《情人》进行分析，并指出：“现当代小说的目的在于开发读者身上那种被阅读习惯禁闭许久的感受潜能，让读者能用自己的感受去和小说叙述者合作，共创一种平等沟通、互相共鸣共振的文本……《情人》无疑达到了这样的效果。”[25]同时，木子指出，虽然杜拉斯受新小说派观念的影响，作品具有一些新小说的特征，但是《情人》具有传统小说的故事特征，杜拉斯自己也否认自己属于新小说派。户思社在《试论〈情人〉的结构、象征意义及语言特色》中认为，杜拉斯打破了小说语言、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的界限，把三者融为一体，使语言中有了诗意的空白和诗意的跳动，同时具有了散文的质感。而1977年，他发表在第3期《外语教学》上的《文学的失落语言的重复——〈情人〉与〈中国北方的情人〉的语言特色之比较》一文则从语言的朦胧性、语言的力度、语言的音乐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情人》语言的朦胧性、诗意性、空白性和音乐性。彭姝祎的文章认为，杜拉斯的作品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一个统一的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26]小说一般由两个叙述层面组成，每一个层面都有一个围绕各自中心的主题并处于两个事件或两种境况之中，体现出叙事结合层面和外部结合层面。在叙事结合层面上，叙事者集中了主要人物，安排了主要事件，这是一个核心层面。在外部结合层面上，杜拉斯则安排了一些看上去与主线无关的事件，形成与第一个层面相对应的次要层面或外部层面。这样处理类似音乐中的复调，一主一次，音符对位，曲调不同却互相和应。它的运用使小说的表现空间更加开阔，作品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化。在简单的情节和复杂的结构的反差中，杜拉斯试图更深刻地展现现代人的心理危机和感情异化。

此外，还有吴岳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轶事》，在介绍阿兰·维尔贡德雷的《杜拉斯传》的同时，无疑增添了广大读者对杜拉斯的浓厚兴趣。[27]吴岳添还在《文艺报》上评介过杜拉斯和萨冈的爱情小说，在《世纪末的巴黎文化》中谈到了“世纪之星”——杜拉斯的一生。[28]王东亮的《盖棺难以定论的杜拉斯》对女作家的创作生涯和代表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评述。[29]刘成富则揭示了女作家如何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独特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并认为，杜拉斯通过文学创作生活在梦幻之中，生活在乌托邦式的爱情之中，她通过对酗酒、情杀和抗拒现实等行为的描绘，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她一生对绝对爱情寻求的心路历程。[30]这一时期，最不应忽视的文章就是1995年，王道乾发表在第2期《法国研究》上的《关于杜拉的小说创作》。他在《情人》的翻译上显耀的成功与其在文中表现出的深厚的文学功力和具有穿透力的见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综合性的评论还涉及“杜拉斯的精神空间”和“爱是不死的欲望”[31]等内容。

但总体来说，中国对杜拉斯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文章还属于印象式的评价，深入独到的评论比较少见。另外，研究中缺乏系统性，大部分是对单个文本的分析，这对许多作品都有显著互文性特点的杜拉斯来说还留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同时，批评关注的焦点往往在杜拉斯的少数知名作品上，如对《情人》的评论占了其中很大的比例，因而不能全面地反映杜拉斯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1999年至2000年，翻译界和出版界又出现了一次“杜拉斯潮”。1999年7月，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外面的世界》和《黑暗号轮船》，另外还有两部关于杜拉斯的作品是布洛-拉巴雷尔的《杜拉斯传》和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同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陈侗和王东亮主编的三册《杜拉斯选集》，其中第一册包含了《如歌的中板》（即《琴声如诉》）、《毁灭，她说》和《卡车》，第二册包含《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八十年的夏天》、《大西洋的男人》、《萨瓦纳湾》、《死亡的疾病》和《诺曼底海滨的妓女》，第三册包含了《话多的女人》和《埃米莉·L》。1999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弗莱德里克·勒贝莱的《杜拉斯生前的岁月》和雅恩·安德烈亚的《我的情人杜拉斯》（该书亦包括杜拉斯写的《杜拉斯的情人》）。在翻译界这样猛烈的推势下，中国的杜拉斯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令这次“杜拉斯潮”一直延续到21世纪。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杜拉斯研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前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得到运用，使研究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出现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90年代，法国翻译出版界和文学研究界受到极大关注的一件事便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出版。1991年11月5日至6日，“《追忆似水年华》首发式暨普鲁斯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出版总署、作协、译协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法国文学翻译家、评论家、研究学者共6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和学者就《追忆似水年华》的社会意义、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开展了热烈讨论。此书的译者分别在会上作了《普鲁斯特在中国》、《〈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激情》等学术报告。大会还邀请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教授、著名的普鲁斯特研究专家米利在会上介绍了《追忆似水年华》在法国的出版和研究情况。[32]紧接着，《追忆似水年华》全本推出。1992年，王道乾翻译的普鲁斯特论述小说观和写作观的一部著作《驳圣伯夫》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6月，柳鸣九组织、沈志明选译的《寻找失去的时间》“精华本”分上、下卷，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译本和研讨会所掀起的热烈气氛之中，中国的普鲁斯特研究逐渐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90年代初以来，对普鲁斯特研究不断深化，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这一时期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翻译研究。翻译的国外普鲁斯特研究专著中有桂裕芳、王森翻译的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所著的《普鲁斯特和小说——论〈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小说形式与技巧》（1992年），徐和瑾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著的《普鲁斯特传》（1998年）。另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研究文献《普鲁斯特论》（1999年），其中收录了七篇包括作家贝克特在内的外国学者对普鲁斯特的评述。编者在选文上力求多样化，涵盖了英、法、俄、爱尔兰等国家，从20年代至80年代不等。选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普鲁斯特小说的小说理论、情感意象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看出，90年代对法国文学研究从译介逐渐转向写作技巧、叙事手段等形式角度的研究。而《普鲁斯特传》实际上在80年代已经完成，当时是应河南人民出版社约的译稿，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立即出版。

事实上，相比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的普鲁斯特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翻译研究的局限，国内自主的研究愈发蓬勃发展。在众多有关普鲁斯特的传记研究中，涂卫群的《普鲁斯特评传》代表了国内普鲁斯特传记研究领域的最高成果。此书是她普鲁斯特专项研究的第一部分，通过作家的生平、思想，探讨了普鲁斯特如何通过阅读、模仿、批评，成为自己所欣赏的作家，追述了他如何写出《追忆似水年华》的历程。与一般传记研究不同的是，涂卫群的论述不以介绍作家生平为限，而是将作家的生活同他的作品密切地联系起来，旨在探求伟大作品产生的独特契机，这样的用心从诸如“多重自我与多面人物”这样的章节标题中就可以看出。全书且评且传，评传相益，深入浅出，既有可读性，又有很高的学术性。张寅德的专著《意识流小说的前驱——普鲁斯特及其小说》将普鲁斯特置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文学思潮新旧交替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他的生平、思想、著述以及与时代氛围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并从小说的三重主题、叙述主体、时间结构、艺术风格等方面对《追忆似水年华》作出了评析。此书于1992年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至今仍然被学者广泛引述，对普鲁斯特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应该说，这一时期，对作品形式方面的研究已经渐成主流。其中，比较瞩目的还有：张新木的《用符号重现时光的典范——试释〈追忆似水年华〉的符号体系》（1996年），以及《论〈追忆似水年华〉中符号的创造》（1997年）和《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程式》（1998年）；丁子春的《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建构轨迹》（1993年）；曾艳兵的《一张精心编制的巨网——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94年）。

对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研究尽管主要集中在作家获奖之后，但从80年代开始，他的《沙漠》（又名《沙漠的女儿》，1983年）、《诉讼笔录》（1992年）、《少年心事——梦多与其他的故事》（1992年）、《战争》（1994年）、《流浪的星星》（1999年）、《金鱼》（2001年）和《乌拉尼亚》（2007年）被陆续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在《外国文学动态》、《外国文学评论》、《译林》等期刊上也偶见勒克莱齐奥创作动态的报道，而像钱林森、许钧、董强等学者自80年代起就对勒克莱齐奥的作品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1991年，倪莉发表在第2期《世界文学》上的《勒克莱其奥简评》从多个角度对作家的创作特点进行了探讨。作者舍弃了80年代的思想性评论话语，强调了勒克莱齐奥创作中的艺术性，并认为，作家“以浓厚的神秘色彩、哲理寓意、新颖的写作手法独树一帜”。这样的评论角度见证了中国学者对勒克莱齐奥不断加深的理解。中国学者对勒克莱齐奥的关注还可见于江伙生与肖厚德合著的《法国小说论》（1994年）和郑克鲁编的《现代法国小说史》（1998年）。《法国小说论》重点评介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37位作家，其中单列一节对勒克莱齐奥加以专门评介，体现了两位作者敏锐而大胆的文学触觉。他们认为，勒克莱齐奥的写作“反映着现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某种融合性，体现着世界秩序与写作秩序的某种一致性”[33]。郑克鲁在《现代法国小说史》中重点论述了40多位作家。在此书下编第六章“新一代小说家”中辟专节加以重点评介勒克莱齐奥，也在全书的绪论中对勒克莱齐奥作了介绍。作者指出，在法国新一代的小说家中，勒克莱齐奥是值得关注的一位，“他表达了现代文明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并以壮美的大自然来衬托现实生活给人们的压抑，能发人深省”[34]。

译介是传播推动90年代法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但也有一些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的研究并没有因为译介活动的停滞或放缓而出现断裂的现象；相反的，这一类的文本研究、本体研究都较之前有了深入和拓展，例如对罗曼·罗兰的研究。1992年，柳鸣九的《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文拨开笼罩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上面的意识形态的迷雾，重新确立了这部作品的经典文学地位。作者评论和驳斥的重点有二：一是罗大冈在《论罗曼·罗兰》一书中认为，罗曼·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他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而是因为他是《超乎混战之上》的作者；二是以罗大冈为代表的一部分评论家将《欣悦的灵魂》置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之上的倾向。柳鸣九高度赞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发散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一部昂扬着个人强奋精神、人格力量的书”[35]。次年，柳鸣九又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针锋相对地对过去极左的评断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和明确的“拨乱反正”。作者用客观、深入的论述指明了作家和作品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强调了这部作品重要的文学和思想价值：“（《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气息、人格力量、人道主义，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沉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积累……它们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随制度、路线、政权、帝国、联盟的嬗变而转移。”[36]这两篇文章澄清了一些历史纷争，至此，笼罩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上浓重的意识形态迷雾被彻底清除，其经典地位也得以确立，从而为今后的罗曼·罗兰研究指明了方向。

这一时期，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的研究在数量上明显增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评论者纷纷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阐释，体现出去政治化与美学研究的特征。这些研究中，有研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构的，如1990年，张世君发表在第1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大河式艺术结构》，秦群雁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构艺术》；也有研究作品象征意义的，如1996年，范传新发表在第1期《国外文学》上的《力·莱茵河·三重奏：论〈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象征意蕴》。这个时期的批评家越来越重视小说的美学元素，《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一部音乐小说吸引了很多评论者从音乐的角度对它进行探讨，如1992年，申家任发表在第1期《佛山大学学报》上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英雄乐章的内化与外化》；1996年，孔祥霞发表在第1期《浙江大学学报》上的《悲怆和乐观的和谐交响——论〈约翰·克利斯朵夫〉》，蔡先保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试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性》，等等。比较文学的兴起吸引了众多学者运用比较文学的角度和方法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如罗曼·罗兰与托尔斯泰比较。[37]钱林森的《三和弦：良伴、向导、勇士——罗曼·罗兰与中国》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视角，描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接受轨迹，也考察了他和他的作品与中国作家的关系。[38]许汝祉的《试破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封存五十年之谜》通过对《莫斯科日记》的历史性考究，揭示了罗曼·罗兰与斯大林政权的纠葛及其政治思想变化。[39]另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其他的专著研究，其中，就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杨晓明的《欣悦的灵魂：罗曼·罗兰》。

尤瑟纳尔一直是少数没有受到中国学界和文学研究界足够关注的法国女作家。90年代的对尤瑟纳尔的译介尽管较80年代有所减少，几乎只有1990年，第6期《世界文学》上林青翻译的《梦幻中的罗马古币》，但对尤瑟纳尔的评介和研究却始终持续着。林青翻译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小传，对尤瑟纳尔的生平和重要作品进行了简析。1999年，另一位尤瑟纳尔的译者刘秉文发表在第2期《钟山》上的文章《第一位被请入“不朽者”行列的女性》也对尤瑟纳尔进行了介绍，尤其提到了她在文学道路上对作者的帮助和她对法中加强文化交流的期盼。这一时期，国内研究者对尤瑟纳尔的认识有所深入，如林青对尤瑟纳尔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解和关注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转向了更为全面的“古典主义特质中浸透着一种现代人的思考”。

90年代的研究中，出现了几篇有分量的尤瑟纳尔的综合性研究论文。1997年，郑克鲁发表在第4期《抚州师专学报》上的《试论尤瑟纳尔的历史小说》认为，尤瑟纳尔的历史小说创作可分为历史题材和家族史两类，“前者描写杰出的历史人物和先进分子，后者以家族变迁表现社会变化”。郑克鲁指出，通过一个杰出人物来表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尤瑟纳尔创作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方法。此文体现了高超的理论意识，论述和分析有力，从艺术角度指出了尤瑟纳尔小说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创新之处。

超现实主义也是90年代对其研究较为深入的一个文学流派。应该说，经过80年代后期，一些文学研究者对超现实主义的“拨乱反正”的研究成果的呈现，使国内对超现实主义这一流派和思潮的认识日趋客观化和公允化。有了评介的客观立场和角度，才能引导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流派，激发起更强烈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因此，进入90年代之后，超现实主义的本体研究在进一步作出整体性评价的同时，更深入地探究其创作思想、创作手法以及其思想对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

超现实主义的本体研究首先是对超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和诗人及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布勒东为例，葛雷通过对其诗作的细读和分析，将布勒东的美学思想高度浓缩为“美是一种抽搐”、“美是一种奇妙”、“美是发现”；[40]周颐则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布勒东的《娜佳》这部作品上，首先厘清了《娜佳》的文体归属、叙事形态、哲学意蕴等问题，随后重点以“自动写作”为主线，分析和阐述了《娜佳》作为诗体小说的散文化倾向，探究了《娜佳》之所以被称为“奇书”的深层次原因；[41]而张放则主要选取《自由结合》与《醒觉状态》两首诗作，用作品来印证超现实主义者们所倡导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42]

在对几位超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作家研究论文的整理中，我们发现，如果说80年代的评述和研究性论文是法国文学研究者们某种程度上的“各自为营”，那么从90年代开始，一些关于法国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和杂志，则慢慢成为研究者们呈现研究成果、表达学术观点的重要阵地，《外国文学评论》、《法国研究》、《外国文学》都以相当的频率刊载了不少有关超现实主义的论述性文章。除上述提到的几篇论文以外，在此期间，还有：1991年，柳鸣九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历史画卷中的历史哲理——阿拉贡：〈圣周风雨录〉》；1993年，陈玮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上的《勒内·夏尔和他的诗》；1995年，张斌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献给自由的赞歌——浅析艾吕雅的〈自由〉》；1996年，张放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爱与梦的诗人——保尔·艾吕雅》，1998年，张放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路易·阿拉贡》，等等。这一现象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集中有关超现实主义及其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为研究的深化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平台。另外，从研究者的结构来看，也更加趋于专业化，许多研究者或是高等院校外语专业的教师、或是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或是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日趋整齐是研究能持久进行与发展不竭的动力。

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同时，超现实主义作为整体思潮和流派的研究也承继80年代的研究势头继续展开。1995年，郑克鲁撰文《超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和理论主张》，较为深刻地分析了超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详尽地梳理了其发展历程，并在阅读诸多超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作品的基础上，将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总结为：“拒绝一切成规”、“倡导意象的大量使用和堆积”、“在艺术上要产生使人惊奇的效果”[43]。

1997年，张秉真、黄晋凯主编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收录了有关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作品资料。序言也对超现实主义作出了相当精彩也是较为公正客观的评述：“超现实主义作品是一片恍恍惚惚、纷纷扰扰、似真似假、似假似真的梦境。在这些‘梦’里，有痴迷，有警觉，有疯狂的情欲，有兴奋的挣扎，有欢快的呻吟，有歇斯底里的呐喊……无意义的意义拼贴出难以言传的意义，无逻辑的画面剪接成难以描述的逻辑。这是一种只供意会而无法分析的作品。诗人在冥冥中宣泄，读者在冥冥中感应，直觉的创作只有靠直觉去体味。”[44]可惜的是，由于篇幅以及著作本身性质的局限，这些论述均没有展开，往往点到即止，没有对具体的问题或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于同年出版的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一书，应该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有关超现实主义的学术专著。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超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美学思想及其在诗歌、戏剧、绘画等方面的探索逐一进行分析研究、澄清事实，恢复其本来面目，并对其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给予尽可能恰当的评价”[45]。全书分为“超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政治主张”、“超现实主义的哲学思想及其演变”、“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践”四章。老高放用14万字的篇幅对超现实主义这一对20世纪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潮和流派作了详尽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与分析。可以说，这部书成为此后的超现实主义研究都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

90年代，对超现实主义流派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而开始了与其他流派横向或纵向的比较研究。张愿坚、荆玲的《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便是这方面研究的一种新尝试。作者将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比较的对象，既肯定了超现实主义的历史作用以及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它的最大历史功绩是把十九世纪高度发展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对人的外部性格和现实生活的精致刻画转到现代文学对人本身的深入探讨上来”，“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受到了欧洲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时又指出了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根本性差别，“他们抛弃了超现实主义对人主体以外现实极其蔑视的态度，对拉美各民族的特性和人的意识作了全新的解释”[46]。魔幻现实主义作为对超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尽管在文学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与超现实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但却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大大推进了对超现实主义的关注和探讨。因此，将两者作对比研究，犹如一面明镜，有助于找到对方投射于自身的影子以及影子以外的那部分。正是在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对比过程中，超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实质才得以进一步明晰，可以说，这样的比较研究，是对超现实主义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法国的超现实主义首先是作为一股文艺思潮和一个文学流派而存在于20世纪的文化文学发展史，并影响了诸如绘画、电影等其他众多的艺术领域。90年代，超现实主义思想与其他艺术领域的跨界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超现实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以外的影响研究，已经有所涉及。章容的《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唐吉》便是超现实主义在绘画领域的运用与表现的评述性文章。尽管此类研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但是其中关于超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阐述以及在艺术领域的运用和表现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研究起着相互映照、相互补充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是于1991年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上，一篇评述画家的文章却发表在专门刊载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期刊上，由此可见，作为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文学与绘画有着某种相同之处，而影响文学创作的文艺思潮也会对同时期绘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效应。

6.法国文学史

在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90年代也迎来了文学史重新梳理和重新整合的时代。199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汪剑鸣的《法国文学简史》。此书属于“世界文学评介丛书”中的一种，主要对法国文学各个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述评，融学术性和知识性为一体，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

除了对文学史的整体把握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断代史的研究。断代史的研究大多以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以丰富的文学创作和众多的文学流派著称，尤其因为现代派的兴起使20世纪文学呈现出一幅变幻迭起、流派纷呈的文学画卷。与此同时，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的多样化，文艺理论的复杂化，不但没有阻碍文学的发展，相反给20世纪文学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例如199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容的《当代法国文学史纲》；1998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张泽乾、周家树、车瑾山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史忠义的《二十世纪法国小说诗学》，等等。上述作品可以说聚焦20世纪文学发展，都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有关著作，尽可能地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希望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文学史发展的轨迹，较为系统地介绍不同时期的法国文学在20世纪的实际状况，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

此外，90年代还出版了许多以某种文学题材或体裁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专著，如1991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丁子春的《法国小说与思潮流派》；199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江伙生的《法国小说论》；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岳添的《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等等。其中，重要的有郑克鲁的《法国诗歌史》和《现代法国小说史》，分别于1996年、1998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法国诗歌史》被认为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法国诗歌的专著。全书共分23章，按时间的先后，全面介绍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法国诗歌和流派，并从诗歌体裁、题材、手法和创作思潮的演变等方面出发，突出诗歌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注重各个时代、流派和诗人之间的关联。在《现代法国小说史》中，作者在开篇以较大的篇幅撰写了“绪论：现代法国小说的演变”，着重论述100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小说的演变过程，从追溯20世纪之前法国小说诞生、发展到成熟的简要历程，到重点阐述20世纪法国小说演变的两大阶段，并且还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演变的内在原因和各阶段小说的成就与特点，梳理了不同流派小说发展的来龙去脉，继而将法国现代小说归为“跨世纪小说家”、“意识流小说”、“长河小说”、“心理小说”、“社会小说”、“乡土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新小说”、“女小说家”、“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通俗小说”、“新一代小说家”12类，逐一对选取的作家与作品及重点流派深入分析。此书“重点论述的作家有40余位，一般论及的作家有近80位，总数约120多位；重点论述的小说有200来部，另外，一般介绍的小说有300来部”，以全景式的描述勾画了20世纪法国小说的概貌。

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版了一些翻译的文学史书籍：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郑克鲁翻译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克鲁、黄慧珍、何敬业等翻译的《19世纪法国文学史》。这两本书均根据法国博尔达斯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原作者皮埃尔·布吕奈尔等），涵盖了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包括作品、作家、流派的评介。另外一本需要提及的是，1986年，郭家申翻译的苏联雅洪托娃等人著的《法国文学简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针对多年来的法国文学的发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对各个文学流派、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对它们的思想观点、艺术原则和创作特色加以研究和探讨。由于本书写成于50年代末期，受当时苏联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以阐明社会斗争如何通过文学来反映为首要任务，过多地强调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政治意义。

在世纪之交，由柳鸣九和吴岳添主编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从1997年开始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到2001年共出版九本，是《巴黎名士印象记》（柳鸣九，1997年）、《超现实主义导论》（老高放，1997年）、《世纪末的巴黎文化》（吴岳添，1998年）、《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张蓉，1998年）、《米修与中国文化》（杜青钢，1999年）、《塞纳河岸的桐叶》（柳鸣九、吴岳添编，1999年）、《枫丹白露的桐叶》（柳鸣九，2000年）、《二十世纪法国小说诗学》（史忠义，2000年）、《从普鲁斯特出发》（涂卫群，2001年）。这套丛书以小开本装帧，字数不多但内容丰富，文体不一，风格各异。柳鸣九的《巴黎名士印象记》以散文的笔调记叙了他在两次访法期间与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和出版家的交流。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对超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及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及其演变、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作了既全面又简明的阐述。史忠义的《二十世纪法国小说诗学》对众多的小说诗学进行了有序的梳理，择其有重要影响的学说进行概括、总结、分类等，介绍和分析了法国小说理论并提出了作者的独特见解。杜青钢的《米修与中国文化》主要阐述了米修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与中国文化的认同之行、线性写作等表现手法，以及作者诗文中的气韵，如诗中说禅、汉字的启迪、趋虚向道等东方思想。总之，这套丛书为世纪之交的法国文学研究和评论提供了一个广阔开放的空间，无疑推动了新世纪的法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