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1978-1989）概述

一、法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令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来，国外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观点蜂拥而入，在国内文坛上激起一轮又一轮热烈的讨论与争辩。法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它丰富的文学宝藏与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产生了无数的思想火花。这一时期，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为了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大主力。

为及时反映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态势，消化吸收其研究成果，对原有的研究平台的扩充显得迫在眉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法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杂志应运而生。继1964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后，80年代成立了一批专门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其中有南京大学在1979年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在1983年成立了法国问题研究所。后者还创办了全国唯一的中文和法文双语杂志《法国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也于1982年成立，并出版了不少研究法国文学的专著和资料。同时，其他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也为法国文学研究提供了舞台。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文艺报》在经历了12年的被迫停刊后也终于迎来了自主的时代，于1978年复刊。另外，还有《世界文学》（1953年创刊）、《外国文学动态》（1955年创刊）等老刊，以及《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创刊）、《外国文艺》（1979年创刊）、《译林》（1979年创刊）、《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创刊）、《国外文学》（1981年创刊）、《外国文学欣赏》（1984年创刊）、《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创刊）等一大批“文革”后新创办的外国文学期刊也是法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在通讯和媒体尚不发达的80年代，这些杂志成为了当时法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设置了专题研究、外国文坛动态、热点事件与人物、文学流派、文坛现状综述等包罗万象的各种栏目，刊载了大量法国文学的研究论文和实效信息，同时也在第一时间翻译了许多法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而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以后，各地的大学学报也迅速活跃起来，展示了大学界的丰富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这些期刊着重于作品翻译，但很多由于条条框框束缚未能立即通过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正是通过它们为读者和学界所知，而这些期刊在译文之外也往往安排了作家、作品介绍，尽管未必深入，却常常开辟了这些作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先河。

在研究人员的构成上，一支专业的研究群体围绕着高校和研究所迅速地形成并发展壮大。老一辈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继续发挥着领军人物的作用，罗大冈、李健吾、郑永慧、叶汝琏等继续活跃在研究界。难能可贵的是，80年代初期，一些新的、带有突破性的声音很多都是从这些老学者那里首先发出的。另外，一大批年轻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或高校教师，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专业水平。他们中有很多也是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翻译界的青年骨干，作为译者和研究者，他们的参与为80年代的法国文学研究带来了丰富的成果。在这一时期，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合作十分频繁，而一些大型的研究项目和出版物如“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的展开和编撰更是少不了几代研究人员共同的参与和努力。

从研究内容来看，出现了经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对各个时期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都有所涉及。这些研究的成果我们会在下文专门撰文进行介绍。一方面，对一些已有研究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研究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打压和限制之后涌现出新的高潮，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一些研究著作在出版发行之时在文艺界和普通读者群里掀起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步入新时期后，法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大大加大加宽。和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翻译所体现出来的一样，研究范围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对很少关注的19世纪作家的研究，对19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启蒙时代以及更早的作家的研究，以及对20世纪作家的研究。

而在这一时期，尤其得到突破性发展的是法国当代文学研究。由于以前的研究较多忽视了当代文学，或者说，即便有一些研究也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新时期的时代要求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对国外的当代文学继续保持漠视或排斥的态度，所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首先要摆正对法国当代文学的态度。为此，研究界首先以谨慎的态度通过一系列文章对法国当代文学进行了概要性的介绍。早在1978年，第2期《国外社会科学》就刊载了郑克鲁等编译的《法国〈新评论〉讨论“先锋派”文学和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了以新小说为代表的先锋派文学的先进性以及法共对文艺干涉政策的调整。接着，1980年，第5期《外国文学动态》刊载了朱延生翻译的《法国近期文学简况》，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刊载了高行健的《法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题——追求》。1982年，罗大冈在第5期《世界文学》上撰文《当代法国文学评论初探》，《外国文学动态》刊载了徐光华的《近二十年来法国文学新倾向概述》。次年，第3期《当代文艺思潮》刊载了吴岳添的《当代法国左翼文学运动》。1985年，第1期《法国研究》刊载了叶汝琏的《当代法国诗阅读经验谈》，第3期又刊载了罗国祥的《当代法国小说管窥》和红雪的《法国当代戏剧掠影》。这些文章介绍了当代文学中新的文学创作手段和思想倾向，在总体上对法国当代文学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并表示出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到了80年代后期，此类对法国当代文坛的注目就更加频繁了，其中有：1987年，张寅德发表在第5期《外国文学报道》上的《法国当今小说的整合交融》和3月26日《文学报》上的《法国小说的新趋势》；1988年，吴岳添发表在9月至12月《文学知识》上的《当代法国文学概况》，高强发表在第4期《南京大学学报》上的《当代法国戏剧新特点纵横谈》，余中先发表在第4期《青年外国文学》上的《近年来法国文学中的非虚构化倾向》，等等。这类关注还扩展到对当代有影响的且获得了文学奖项的作家、作品的关注上，如1988年，《文艺报》上余中先的《法国1987年度文学获奖作品一览》和阎素伟的《法国一九八六年的几部获奖作品》。此类对法国当代文坛的综述性文章在80年代占了期刊上发表的法国文学研究中概论研究的大部分。可以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学界对法国当代文坛真正开始了持久、密切并且愈来愈有实时性的关注。

从研究方法来看，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外国文学研究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质的转变，从思想角度入手的批评方式仍然大行其道，批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法。在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中仍然可以看到苏联学派的影响，比较强调作家的阶级斗争精神，研究人物的社会意义，但在对一些现当代作家和流派的研究中仍然出现了一些新的评论方法的运用。这不得不归功于对当代评论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引入。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文章对法国新批评进行了介绍，如程晓岚发表在1984年第4期《外国文学报道》上的《法国的形式主义批评简介》、周始元发表在1985年第6期《当代文艺思潮》上的《“新”新批评——当代法国文学批评的新潮流》。1989年，“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张寅德选编的《叙述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日奈特、托多罗夫等人的叙述学理论，填补了研究界的理论空白。这些当代叙述学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普鲁斯特等现当代作家的研究中去。

法国文学外围研究中不得不提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后，法国文学史的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那个时代的思想受着某些意识形态的禁锢和限制，但是法国文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它在中国的译介经过老一辈学者的辛勤耕耘，已经呈现相当的基础了，如傅雷、李健吾等杰出的翻译家已经对法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使得法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这一时期，文学史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等三位同志编著的三册《法国文学史》出版发行。三册的出版跨越12年，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寻常的12年。上册构思于1972年，尽管当时正受“文革”在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性、暴烈性与荒诞性的影响，作者仍旧怀着强烈逆反情绪，决意反当时的思想标准而行之，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启蒙主义文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评述为准绳，采取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化历史观的立场，因此在“四人帮”垮台后，此书得以顺利出版。出版后，李健吾于1979年7月在报刊上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是中国人以马列主义编写的“第一部法国文学史”。中册于1981年出版。出版前，概论部分的校样曾得到钱钟书先生的审阅，被称赞“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1982年，陈淳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撰文，评价中册为“适时而有益的好书”。上、中册出版后，下册的出版时间跨度拉得较长，直至1991年才出版，这其中有作者的一些主观因素，因为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文革”后外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个春天，作者各自有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还有参编人员的增添等，都影响了出版时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下册涉及的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学本身就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长久的准备是为了拿出更专业的成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下册长时间的筹备是值得的，而上、中两册的出版对80年代的法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辅助、借鉴和推动作用。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郑克鲁的《繁花似锦——法国文学小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陈振尧的《法国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后者主要面向我国外语院校法语系师生和法语工作者，介绍法国历代文学的梗概，以便读者能以较短的时间一窥法国文学全貌。此书偏重于事实的介绍，内容简明，条理清晰，但较少作品分析。

二、法国文学研究成果

1.古典主义

80年代，对古典主义文学的研究仍然集中在莫里哀身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滞之后，莫里哀研究在80年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80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里哀喜剧》序言中，李健吾以简洁凝练的语言重申并发展了此前对莫里哀的定位和评价：“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喜剧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向同代人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现实主义’，因为这最能说明他的战斗精神。它又是法国唯物主义喜剧的第一人，他以滑稽突悌的形式揭露封建、宗教与一切虚假事物的反动面目。他不卖弄技巧，故作玄虚，而能使喜剧在逗笑中负起教育观众的任务。”[8]这一评价预示着中国的莫里哀研究在经过了“文革”期间的中断后又将翻开新的篇章。

这一时期的莫里哀研究也逐渐走向高潮。李健吾在翻译之余，继续着对莫里哀的研究，发表了论文《莫里哀的喜剧艺术》（1981年）。戏剧学家陈瘦竹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公众的镜子”——莫里哀德〈妇人学堂〉及其戏剧理论》（1984年）。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一批中青年学者加入莫里哀研究的队伍，使得莫里哀研究的成果数量有了很大提升，研究内容不断得到丰富。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至1989年间，仅发表在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上的莫里哀及作品研究的论文就有40多篇。

对莫里哀的定位问题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一大课题。对此，多名学者围绕莫里哀对古典主义的突破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1984年，孔耕蕻在《论莫里哀对古典主义的突破——莫里哀喜剧创作新探》和《莫里哀喜剧现实主义倾向的成因》两篇文章中指出了莫里哀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及其文学和社会的原因，其现实主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莫里哀的喜剧提升了喜剧的地位并且扩大了喜剧的表现范围；二是他突破了古典主义模仿自然、模仿古代而轻视民间文学的界限；三是他突破了古典主义“三一律”和“风格的统一”等规则。孔耕蕻还认为，莫里哀的这些突破不仅是针对古典主义的，其矛头直指封建权贵和教会反动势力，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活实践决定了他的这种斗争性，是他突破古典主义界限的重要和根本原因。1985年，罗大冈在《现实主义戏剧家莫里哀》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莫里哀的创作表现了社会进步思潮和阶级斗争，从而突破了古典主义，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倾向；莫里哀是“法国文学史上为其最早、成就极大、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在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性不亚于巴尔扎克”。

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对作品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其中对《伪君子》的研究占了大部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艺术特色和人物形象等方面。

从主题研究上来看，大部分评论文章都指出了莫里哀喜剧讽刺权贵、抨击社会现实的主题。曹让庭在《〈伪君子〉论析》（1983年）中指出，《伪君子》具有鲜明的反宗教倾向，“其锋芒所向，对这弥漫于贵族上流社会中的伪善，特别指向反动的教会势力”。罗达尊在《揭开庄严神圣的帷幕——论莫里哀的〈恨世者〉》（1987年）中高度评价了《恨世者》，并认为，这部在西方评论家眼中的“阳春白雪”式的喜剧其真正价值在于它对17世纪法国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较之以前的评论，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莫里哀喜剧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产生了较大的兴趣。陈立富在《深刻辛辣的讽刺艺术——简评莫里哀喜剧特点》（1985年）中指出，夸大讽刺是莫里哀喜剧创作的主要艺术特色，并归纳了莫里哀喜剧的三大特色：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另外，评论家们尤其对莫里哀作品塑造典型人物的技巧进行了高度评价。如果说曹让庭认为，从莫里哀对“三一律”的运用和遵循来说，他是古典文学潮流喜剧方面的代表作家，那么程继田则在《答丢夫形象简析》（1981年）中指出，答丢夫的形象塑造突破了古典主义类型化的美学原则，令人物具有鲜明却丰富的性格，“具有个性特征”却“并不显得单一”。另外，他还认为，答丢夫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对答丢夫的恶行的批判，是对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的支柱——教会的批判”[9]。江伙生也在《莫里哀和他的不朽剧作〈达尔杜弗〉》（1979年）中说道：“达尔杜弗的形象，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特别发人深省。它所具有的那种艺术的深度和广度，使其超越了本身所处的时代、民族的限制，取得了不朽的普遍的世界意义。”[10]在人物形象研究中还体现出跨学科研究和比较方法研究的趋势，如龚如山的《理性的强音，智慧的彩虹——谈莫里哀笔下的仆人形象》（1985年）通过对《无病呻吟》、《伪君子》、《冒失鬼》等大量作品的分析，指出了莫里哀作品中的仆人富于理性、充满智慧的正面形象，从人物分析的角度证明了莫里哀作品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另外，陈惇撰写的《莫里哀和他的喜剧》于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新时期最早的一部全面介绍莫里哀及其作品的著作，对莫里哀的几部重要作品以及他与专制王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的莫里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朱延生翻译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加克索特的著作《莫里哀传》。此书对莫里哀的生平史料进行了严格的考据，是具有权威性的莫里哀传记，为中国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80年代的研究大都延续了老一代研究的传统，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仍旧比较倚重苏联学者对莫里哀的评价，强调莫里哀的阶级斗争精神，着重通过莫里哀的生平和所处时代研究他与17世纪法国的联系，研究他作品中的人物的社会意义。但其中也有突破，象征着对莫里哀的评价逐渐脱离了社会政治评语的窠臼，研究趋向深入和开放。任明耀是80年代对莫里哀有持续研究的一位学者，继《从〈妇人学堂的批评〉看莫里哀的文艺观》（1984年）和《浅谈莫里哀的〈逼婚〉》（1984年）之后，他撰文《别具一格的答辩喜剧——莫里哀〈凡尔赛宫即兴〉》（1987年），在国内首次对《凡尔赛宫即兴》这部作品进行了评论，指出了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人物造型和剧本内容上别具一格的特点，提醒读者注意莫里哀高超的艺术技巧。

相比莫里哀，对其他古典主义作家的研究则比较少见，且大多停留在介绍层面上。关于拉封丹的研究有：1979年，王德华发表在第4期《武汉大学学报》上的《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诗〉》；1986年，江泽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欣赏》上的《是投枪，是匕首——拉封丹〈寓言诗〉浅探》，刘洪一发表在第3期《文学知识》上的《一出古典主义的大型喜剧：介绍拉封丹的“寓言诗”》；1989年，李莉发表在第3期《法国研究》上的《拉封丹的智慧与法国人的民族性》。关于高乃依的研究有：1984年，家坪发表在第6期《戏剧创作》上的《〈熙德〉人物内心冲突的描写艺术》；1985年，陈兆荣发表在第2期《淮阴师专学报》上的《关于高乃依的悲剧理论》；1987年，肖文编发表在9月《电视与戏剧》上的《理性与情欲的搏斗——高乃依和他的古典主义悲剧》。

而对拉伯雷、拉辛、龙萨等人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在此略举一二：1983年，艾珉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季刊》上的《赋荒诞以严肃，寓深刻于滑稽——读拉伯雷的〈巨人传〉》，郭宏安发表在第2期《国外文学》上的《拉辛与法国当代文学批评》；1988年，黄满生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欣赏》上的《爱的悲歌——略论〈昂多马克〉中两个死去的人物》，吴泽义发表在第1期《青海大学学报》上的《拉伯雷及其《巨人传》；1989年，郑克鲁发表在第1期《名作欣赏》上的《赞颂·启发·感伤：漫谈龙沙的爱情诗》。

2.现实主义

1978年以后，有关巴尔扎克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高，研究涉猎面广。这些专著或是论文深入探讨了巴尔扎克其人其作，为引导中国读者正确认识作家、作品，打开阅读视野，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也使这位现实主义大师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朝着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8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文本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1）生平传记研究

一方面继五六十年代之后，继续将国外研究者对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评传翻译引介到中国。1981年，毕修勺翻译的左拉的《论司汤达》发表在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上。文中，左拉更多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即心理描写、人物刻画等方面，肯定了《红与黑》的艺术价值。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篇于80年代初期出现的译文拉开此后客观评价《红与黑》、全面认识司汤达的序幕，也为90年代掀起的翻译该书的热潮奠定了基础。另外，这类译介还有：1983年，奥布洛米耶夫斯基著、刘伦振等翻译的《巴尔扎克评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茨威格著，李金波、鲁效阳翻译的《巴尔扎克传》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马修·约瑟夫森著、包承吉翻译的《司汤达传》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

另一方面是中国研究者或编或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传记。关于巴尔扎克的有：1981年，黄晋凯著的《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3年，李清安著的《巴尔扎克》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关于司汤达的有：1983年，赵隆勷著的《司汤达和〈红与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关于福楼拜的有：1980年，李健吾著的《福楼拜评传》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孟宪义著的《福楼拜：1821—1880》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关于梅里美的有：1985年，蓝梦著的《梅里美：1803—1870》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生平传记的撰写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因为相对而言，生平传记侧重更多的描述性的记叙，而观点的阐述和论证却略显不足。但是，在80年代，经历过之前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大讨论、大批判之后，重新认识这些现实主义大师们便显得非常必要，或者说，了解这些作家们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对我们正确看待和解读其文字大有裨益。以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为例，作者让中国的读者深入了解了福楼拜本人和福楼拜作品的同时，也了解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2）主题研究

如果说生平传记的研究还是停留在作品文本之外，那么主题研究则真正开始深入文本，探究作品内在的主题思想和精神意义。

针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主题研究的论文有：李健吾的《〈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夏定冠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李小江的《试论〈人间喜剧〉中的老处女群》、金嗣峰的《一个复杂的强项主义者——〈人间喜剧〉人物论》，等等。

（3）人物形象研究

在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笔下，曾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8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分析和研究也十分突出。

《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研究十分丰富，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葛朗台，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等典型人物形象研究也可以在一些研究性的杂志和期刊上找到，但在规模和数量上较之于连形象研究都有一定的距离。

（4）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研究

除了主题思想表达、人物形象塑造，文学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可以说，前两者的实现都离不开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关注和推敲。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在80年代有了一定的成果。

1981年，吴金韬发表在第1期《宁波师专学报》上的《试论巴尔扎克塑造人物的手法》探究了巴尔扎克何以在《人间喜剧》塑造出两千位奕奕有神的人物，通过对其作品及部分信札的阅读，分析了巴尔扎克塑造人物最显著的特点，即让人物在人生舞台上充分表现七情六欲。1982年，丁子春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巴尔扎克艺术理论勘探》高度评价了巴尔扎克对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开拓和建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试图对巴尔扎克的艺术理论作一比较详尽的概述和评论。1983年，乐烁发表在第3期《青海社会科学》上的《是“不道德”，还是非道德化？——谈巴尔扎克对丑恶的表现》则通过比较巴尔扎克笔下不同的人物，具体论述了巴尔扎克表现丑恶的方法、特点和意义。1985年，柳鸣九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巴尔扎克的小说艺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艺术和现实主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另外，也有一些针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作品的创作手法的研究，如《〈情感教育〉和福楼拜的科学直观化描写》、《福楼拜的艺术追求和他的〈情感教育〉》、《控制与绵延再探——兼论福楼拜的写作与心理分流》等，以及梅里美等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风格的研究，如《〈卡门〉的梅里美风格》等。

从对80年代中国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论文的整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数量上，对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创作、文本、思想意义的研究大大超过把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潮或者流派的研究。对后者的研究要数1980年，柳鸣九发表在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上的《论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一文最为突出。这从一方面说明，曾经或者说一直影响法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孕育的大师级作家数量之多、作品之重要，是很多其他文学思潮和流派无法比拟的；而另一方面，从18世纪末至今，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始终在持续，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其内在意义的把握也确实不易，只有建立在对作家及其作品理解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体研究才更加准确和有意义。

3.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在新中国遭遇的批判状态到80年代初终于有了改观。1980年，何孔鲁的《略谈左拉自然主义文学》标志着重新认识和评价自然主义文学的开始。作者回顾了法国自然主义自19世纪60年代初期雏形形成，到龚古尔兄弟的自然主义创作尝试，再到左拉的系统化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也包括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纳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达尔文进化论、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等对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参照和影响。作者将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归纳为“科学”的观点、超政治的立场、描写普通人和平庸现象、从遗传规律来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继而总结道：“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完全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与现实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它排斥了文学的倾向性和典型化原则，排斥了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对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这就必然限制了他真实地典型地反映社会本质的能力，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11]从总体上说，作者对自然主义的把握与理解还是较为准确的，更重要的是，彻底摈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自然主义欠公允的立场和偏见，这对正确认识左拉，客观看待自然主义有着积极的作用。

自然主义之所以始终没有赢得研究者的热情，与它本身与现实主义之间似是而非的亲缘关系也有一定的联系。万里骅在肯定“自然主义小说家对客观事物，首先是一个无动于衷的‘记录者’，摒弃自己的想象和观点，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用记录的材料进行创作，从‘天性’和‘遗传’的角度去描写社会的病态现象，其次是尽力去描写本能的冲动，特别是性欲的冲动，把人与兽混为一谈”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当左拉按照自然主义理论，单纯暴露社会现象，而忽视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时，他的作品往往是表面的、片面的，和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实际相脱离，因而也就没有教育意义。”[12]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者将左拉冠以“法国十九世纪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对其创作中的自然主义成分却持着保留态度，“尽管左拉在文艺理论方面大力宣扬自然主义，但是，他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使得他的生物主义及遗传学观点，在作品中显得无足轻重了。即使他的两三部自然主义色彩甚浓的小说，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精神”。显然，若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确实存在矛盾，那么其理论的可信度便会大打折扣，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自然主义能否算得上是19世纪法国文坛的一股独立的文艺思潮？这些问题也许也曾带给当时的研究者不小的困惑，我们期待在之后的研究中，能够理出一个头绪来。

1987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了“法国文学研讨会”。以此会为起点，理论界开始扭转对自然主义的看法，发表了不少肯定或者客观评价自然主义的文章，创作界的写实文学也出现了向自然主义回归的现象，对自然主义的价值也进行了重新评判。同年，柳鸣九主编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这一选集主要是为了译介并呈现更多的自然主义文本，但是在编选者序中，柳鸣九还是充分肯定了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甚至世界文坛的影响，“自然主义开启了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先河，它追求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周全齐备、繁细具体的描写……现当代文学中情节的淡化、叙述的散文化实际上从这里已经开始。自然主义重视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人理解人表现人，从另一个方面开拓与充实了对人的写实，对20世纪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产生以后，又很快波及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形成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一历史阶段中一种世界性的重大文学现象。而自然主义作为写实文学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即使在它告一段落、趋于平息之后，又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的发展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一年之后即1988年，柳鸣九主编的另一部作品集《自然主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他提到：“如果说它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自然主义在文学创作中要求有更大范围与程度更为彻底的真实，它追求无所不包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严酷的真实，不带任何粉饰的真实。”无论是这里的编选者序，还是前言，都无法称得上是对自然主义文学展开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不能否认的是，作为法国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柳鸣九的评述和判断不仅肯定了自然主义在19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也试图将自然主义从现实主义的笼罩之下剥离出来。

总体来说，1980年至1989年，对自然主义的研究还是主要停留在翻译、介绍的阶段，甚至通过译介别国关于自然主义的研究来扩大自然主义在中国的受众，如1989年发表的日本学者吉田精一的《自然主义文学》，这既延续了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先驱们转译日本学界相关评论研究的传统，也为打开国内自然主义研究的局面另辟了一条途径。因为就国内而言，80年代与自然主义相关的研究型论文不足10篇，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影响都十分有限。

4.浪漫主义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对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短短几年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了一些著述和研究资料汇编，研究趋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70年代末的雨果研究很自然地同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有所结合，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介绍性的评论。在这之后，对雨果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很快就向着更深层的方向前进。在这一时期，对雨果的两次世界范围内的纪念活动大大推进了研究工作。

1981年，雨果诞辰180周年前夕，在长沙召开了“雨果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200多位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出版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仅大会收到的论文就有90篇。会后，从这些论文中择优编辑成的《雨果创作评论集》（柳鸣九等著，曹让庭编）由漓江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的中册。在书中，编者辟专章以长达72页的篇幅，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雨果的生平与创作道路，阐释了雨果的文艺理论，并对雨果戏剧、诗歌、小说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人物典型、艺术特色及其影响与意义，进行了分析评论。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伯通撰写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旗手雨果》一书。1985年是雨果逝世100周年，北京、武汉、南京、上海、长沙等地也分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雨果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全国很多报刊杂志纷纷开辟雨果专栏、专题，充分显示了对雨果研究的重视与成绩。1985年5月，武汉的“雨果创作研讨会”后，《法国研究》开辟了雨果研究专栏，出版了一期“纪念雨果学术讨论会专辑”，罗大冈发表了重要论文《试论雨果》。柳鸣九则在《外国文学欣赏》上发表了《雨果的意义与启示》。

这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较深入的有分析的研究文章，不再只是满足于指出雨果某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倾向，而开始注重研究作品的艺术成就、创作特色；同时，对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文艺思想有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在80年代，关于雨果的研究文章超过了200篇，这在当时的研究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当时学界对雨果的重视。在这些关于雨果及其创作的研究中，不少问题处于探索和争鸣之中，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雨果的评价问题，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及雨果应属于哪一个流派的问题，雨果的人道主义以及雨果创作艺术的研究是这些研究和讨论的核心。

浪漫主义的先驱作家夏多布里昂也吸引了当时的不少学者，但对他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争议。这一时期的研究首先受到了马克思对夏多布里昂评价的影响。1983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刊载的粟美娟整理的《马克思论夏多布里盎》从政治观、宗教观、文艺观的角度指出了他的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作者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指出了夏多布里昂在艺术上“既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却又在新的外衣装扮底下，贩卖向神圣同盟献媚逢迎的旧内容”的双面性，认为他反映了“剧变动乱的年代里，‘法国小市民及其大人物们’的矛盾的精神状态，是个时代的典型”[13]。而在1986年，郭家申翻译的雅洪托娃著的《法国文学简史》中，苏联学派从马克思主义批评角度对夏多布里昂作出了同样否定的评判。这样的眼光影响了80年代的学者们对夏多布里昂的评价，很多当时的文章中都带有这样的批判色彩。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学界对他作品的阅读和研究。江伙生在《试评夏多布里盎》中虽然称他笔下的勒内为“畸零人”，但仍然肯定了其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并对作家在《阿达拉》、《勒内》和《基督教真谛》等作品中精心创作的散文诗表示赞赏，对他开启浪漫主义先河的文学地位予以了肯定。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983年，郭宏安发表在第11期《读书》上的《北美荒原上的文明人——读夏多布里昂的〈阿拉达〉》；1984年，粟美娟发表在第4期《法国研究》上的《灰暗画布上的一道光芒——关于夏多布里昂的〈勒内〉的一点看法》；1985年，王聿蔚发表在第1期《外国文学欣赏》上的《“他那个时代最好的纪念碑”之一：谈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

除此之外，对乔治·桑的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十余篇相关的文章，对她的创作和代表作品如《小法岱特》、《印典娜》、《弃儿弗朗沙》等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具体有：1980年，柳鸣九发表在第1期《文学评论》上的《论乔治·桑的创作》；1983年，罗大冈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小木工史”，乔治·桑的一部人道主义小说》；1984年，陈慧君发表在第1期《济宁师专学报》上的《从乔治·桑的田园小说看她的美学思想》；1985年，郭辉辉发表在1985年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礼赞——试论乔治·桑的田园小说》，等等。这些研究也对她的美学思想和作品的人文内涵进行了探讨。尽管这些文章中深入透彻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无疑对后续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另外，学界对缪塞也有了一定的关注，对他的戏剧和短篇小说进行了初探。

5.象征主义

虽然有三四十年代研究的基础，但象征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批判，直至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象征主义作为曾经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流派，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波德莱尔作为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成为了最早的研究对象。早在1979年，金志平就在《外国名作家传》中介绍了象征主义的代表波德莱尔。[14]同年，刘自强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波德莱尔的相应说》也是新时期最早对波德莱尔进行研究的文章之一。作者从三层意义上来理解波德莱尔的相应说：不同感官的东西如芳香、颜色、声音之间存在着某种感应，感官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互相的感应，以及诗人的心灵与超感官世界之间的相互感应。可以说，作为早期研究，刘自强的分析是有深度的。

其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80年开始出版由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中重点介绍的第一个流派就是象征主义。尽管此书以选编象征主义比较重要的译本为主，辅以少量的评述性文字，但对肯定象征主义的重要作用还是具有不一般的意义。此后，各种有关象征主义的选本、译本、评论和专著纷纷问世，这也标志着中国有关象征主义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对象征派诗人的研究中，波德莱尔是学界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和重点。而80年代的研究和译介首先面临着一个如何对这位诗人进行评价的问题。可以说，对波德莱尔的看法直接关系到象征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前景。1980年，李健吾针对再版的《辞海》对波德莱尔的评论未作任何改动的问题，专门撰写了《有关波德莱尔等人的评价问题——与〈辞海〉编委会商榷》一文，并发表在当年第3期《山西师院学报》上。作者试图从几个角度对《辞海》的注释提出质疑。其中，就波德莱尔究竟是否受到美国诗人爱伦·坡的影响问题，李健吾认为，当波德莱尔接触到爱伦·坡的时候，他的创作和世界观已经相当稳定，因而不能因为波德莱尔对爱伦·坡的欣赏而推论出这种影响的关系。另外，针对波德莱尔究竟是否“反映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李健吾认为，波德莱尔诗作的感人力量正是来源于他的真挚，尽管他的生活颓废，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他在现代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位置。1984年，廖星桥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欣赏》上的《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法国现代派文学浅探之二》中也提及了法国评论界众口不一的评价，作者认为，“诗集也有不少消极、颓废、变态的东西”，提出要辩证地看待消极与积极面。

尽管围绕波德莱尔的争论并没有立即平息，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的研究眼光已经被打开了，在这之后，对波德莱尔和象征主义的介绍和评论迅速地多起来。郭宏安的著作《论〈恶之花〉》虽然到90年代才正式出版，但在80年代即已成文，其中的第五章以《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及其他》为题发表在1983年第1期《法国研究》上。1981年，第4期《诗探索》杂志刊载了张英伦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概观》一文。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较为全面的评述性文字。作者从“象征主义”这一命名的源头开始追溯，以介绍和分析象征派诗歌史上的代表性诗人为主体，从先驱波德莱尔开始，历经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尔·瓦雷里。这些代表诗人的诗作不仅是历史的反映和见证，更是象征派诗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发展过程的写照。张英伦在细致梳理象征派诗歌发展史的同时，也为我们厘清了象征派诗歌创作的几个艺术原则，如朦胧性、交感和音乐性。“虽然在30年代曾有不多几位诗人做过一些引进的工作，但象征主义诗歌的理论和创作，从未在我国获得过全面、系统的介绍。近几十年来，人们同象征主义更是生疏了。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象征主义可以说是新事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样铺陈式的介绍和评述才显得尤为必要。而这也说明，对象征派诗歌的理论、创作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0年代前期，由于对象征主义的阅读和认识有限，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评介更多的是停留在“介”的层面，如《文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分别于1981年、1983年刊载过一些编译的文字来介绍象征主义和象征派诗歌，以此让更多的研究者和读者了解和认识象征主义。类似文字尽管从传播角度来讲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仅就象征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而言却意义不大。直至1985年，王诺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通感》以及江伙生的《法国诗人让·阿尔蒂尔·兰波》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才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对象征派研究的起步。王诺是把象征派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主要探究了其创作的艺术性。他抓住了艺术通感这一象征派诗歌极细微的艺术特质，因为“艺术通感是他们表达‘不可表达之物’的主要方法”[15]，以兰波的《母音》和波德莱尔的《异域之香》为例，深入分析了在不同的作品中诗人是如何建构艺术通感的线索与结构，以实现言语无法表达之内心感受的呈现。其实张英伦在总结象征派诗歌的艺术原则时已经提到了交感，而艺术通感便是交感最核心的内容，王诺对艺术通感这一贯穿象征主义创作的重要特性加以分析和研究，既是对张文的进一步补充和阐述，也开辟了一条象征派诗歌的研究之路。

与王诺的整体性观察相对应的是江伙生的诗人个体研究。这是一篇对诗人兰波的全面介绍，更是对兰波诗歌创作的深入研究。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中一颗璀璨明星”[16]，兰波用短短六年的创作生命完成了诸多为后世称颂的诗歌作品和诗学理论的建构。与一般的诗人个体研究不同的是，江伙生并没有着力于其代表诗作的介绍或分析上，而是以其诗作中的语句、日常通信中的文字为依据，试图探究诗人创作思想和诗歌理论形成的痕迹与脉络。而恰恰是江伙生以史学理论为导向，而不是以作品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使这篇文章看似是史的梳理，实质是理论的剖析。因此，这不仅是兰波研究的重要祭奠，也为象征派诗歌创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80年代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外国研究成果大量引入。以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为例，1980年，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除刊载了程抱一的七首译诗外，还刊载了他的《论波德莱尔》。程抱一留法多年，潜心研究了包括象征主义诗歌在内的西方文艺流派。他对波德莱尔的研究结合了西方学界的成果和东方学者的感悟，极大吸引了国内学者对波德莱尔的关注。1985年，第1期《文艺理论研究》刊载了美国学者亨利·詹姆斯的《沙尔·波德莱尔》。作者以一种新的定位标准对波德莱尔进行了评价，肯定了波德莱尔对词语的高度敏感及其对痛苦的天赋感受，并将其定义为一个“怪诞的错觉的受害者”，并认为，“他希望用低下的主题作美好的诗”，可是失败了，“他引起一种永远的不安和痛苦的印象”。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艺术理论家泰奥菲·戈蒂耶的散文体回忆录《回忆波德莱尔》。1989年，《当代电影》刊载了张旭东等翻译的本雅明有关波德莱尔的论述《论波德莱尔的几个问题》。本雅明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文章中，作者将电影、大众行为模式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相关联，为中国读者对波德莱尔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前还附有译者的简要评论，对该文的作者及其风格进行简单的介绍。同年，该文所在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书揭示了波德莱尔的写作与他所处的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紧密联系，极大改变了20世纪中国对波德莱尔的看法。此书在2007年再版，多次印刷，对国内学者的波德莱尔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

80年代的后半期，对象征主义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象征主义与中国诗人、诗歌的比较、影响研究，而对象征主义及其作家、作品本身的剖析却数量极少。葛雷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象征派诗歌与中国联系的第一人。1986年，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马拉美与中国诗》一文中，他较为细致地分析了马拉美受中国道家思想与中国诗歌的影响，而反过来马拉美的创作又影响了中国新诗的这一文化循环过程。尽管马拉美是否受中国影响这一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但葛雷坚定地认为，无论是诗的风格、思想，还是创作选取的题材和创作手法，马拉美都毫无疑问地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大胆和有意义的，因为提及西方文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研究，更多的关注是在中国的接受上，而鲜有人注意文学、文化的影响也许存在着双向的性质，在“输入”与“输出”的交换中，才能实现文学、文化跨国界的向度。当然，葛雷并没有一味地强调马拉美受中国的影响，而是同时指出，象征派诗歌对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新诗发展乃至中国象征派的形成都有着巨大作用，尤其以李金发的创作表现尤为明显。

陆文靖发表在《齐鲁学刊》上的《李金发与法国象征诗派》则对李金发是如何受到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极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作者认为，虽然李金发在中国诗坛的出现毁誉参半，但他的第一部象征诗集《微雨》却是中国受象征派诗歌启发最早的成果之一。无论是在创作方法技巧上，还是在文艺理论的引导上，法国象征派尤其是波德莱尔的诗作和创作思想都给李金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关于通感的理论和实践。但同时，作者也发现，李金发对象征派诗歌化用的最大弊端在于“亦步亦趋地模仿，缺乏创造，缺乏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17]，这也是李金发存在很大争议的最重要的原因。(www.xing528.com)

另一位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重要影响的中国诗人是戴望舒。对戴望舒与象征派诗歌关系的研究也成为象征派诗歌中国影响和接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容街的论文应该是这方面较为早期的一份研究成果。1989年，第1期《齐鲁学刊》上的《戴望舒：留下沉着震音的夜行者——戴望舒诗歌创作论》系统回顾了戴望舒不同创作阶段的成果、特征及其成因。徐容街指出，1928年至1938年是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吸收、消化、借鉴和接受期，而1939年至1945年才是戴望舒在汲取了象征派诗歌的营养之后，结合中国的民族特点进行现代派新诗创作的时期。徐容街的研究是针对戴望舒的诗歌创作的，但是戴望舒作为法国象征派诗歌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典型诗人或者说是缩影，他的创作历程以及创作阶段中呈现的不同特征恰恰是与象征派诗歌被中国诗坛认识、理解、借鉴、影响的过程相吻合的。

另外，鲁迅与波德莱尔也构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话题。从这组比较对象的选择上可以看出，研究者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突出鲁迅的进步性和波德莱尔的阶级局限性，因而往往多多少少带有思想批判的意味，但在客观上仍然推动了中国的波德莱尔研究，也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诗歌具有参考意义。1984年，熊玉鹏发表在第1期《中国比较文学》上的《将彼俘来，自由驱使——〈野草〉与象征主义》是此类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作者认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与鲁迅的《野草》在象征手法和表现主观世界上有重大区别：前者属于草创作品，喻义浅直简单，象征手法缺少变化，而鲁迅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则丰富得多；波德莱尔的主观世界表现为厌恶都市、病态愁闷，而鲁迅则在作品中寄予了一种迷惘与模糊的希望。此外，1986年，吴小美、封新成发表在第5期《文学评论》上的《“北京的苦闷”与“巴黎的忧郁”——鲁迅与波德莱尔散文诗比较研究》和王定天发表在第4期《名作欣赏》上的《浮生两过客——鲁迅的〈过客〉与鲍特莱尔的〈陌生人〉》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而1984年，张挺发表在第3期《青岛师专学报》上的《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与鲁迅及其〈野草〉之比较观》与之前的研究相比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从作家的生平出发，列举了中西两位诗人的相似之处，如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深受文化风气熏陶，未成年便遭遇家庭变故，精神状态上均有忧郁的特性，作品呈现的主题、风格等方面的近似，但不同的阅历导致鲁迅有着明确的以理性为基础的革命理想，由此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对待现实的态度及其处理方式，令两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1988年，陆文靖发表在第2期《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法国象征派步入中国的历史痕迹》一文，既是对象征派中国之旅的回顾和梳理，也是对80年代象征派中国评介、影响、接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概括和总结。从译介到评述，从阅读到吸收，从周作人到梁宗岱，作者将象征派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到80年代的评介历史娓娓道来。但从总体上来看，作者更多关注的是象征派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史，对象征派诗歌在中国的研究情况却几乎没有提及。

6.普鲁斯特

在80年代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中，普鲁斯特是又一个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众多法国著名作家和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普鲁斯特这位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擘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普鲁斯特不再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字，而是被越来越多的人谈论着，其作品也逐渐被介绍、翻译过来，并且成为了法国文学研究中的热点。

80年代初期，普鲁斯特便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注意。1982年，徐和瑾在第2期《外国文学报道》上发表了一篇上万字的介绍文章《马塞尔·普鲁斯特》，冯汉津在第5期上发表了《法国意识流小说作家普鲁斯特及其〈追忆往昔〉》，这是当时介绍这位法国作家的最早文献之一。1985年，廖星桥在第1期《外国文学欣赏》上发表了他的法国现代派文学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三篇《普鲁斯特和他的〈追忆似水年华〉》。1988年，王泰来在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的文学地位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普遍肯定，然而，要对这位作家进行深入研究，学者们马上就面临了译本的问题。没有文本，在研究上就难以突破这类介绍性的文章。80年代前期唯一一篇文本研究类型的论文是1985年，第5期《外国文学报道》上翻译自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的《普鲁斯特和间接语言》。

在作品译本大规模面世之前，这一时期的普鲁斯特研究以传记研究为主。除前面提到过的相关论文外，还有罗大冈发表在1989年第1期《国外文学》上的《普鲁斯特传略》。在这类传记研究中又以传记翻译为重。1987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袁树人翻译，根据法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莫洛亚所著的两部文论集编辑而来的《从普鲁斯特到萨特》。全书回顾了法国现当代文学从普鲁斯特到萨特的发展历程，论及九位现当代作家，其中的《马尔塞勒·普鲁斯特》一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普鲁斯特的生平和作品的主要主题，对当时的普鲁斯特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参考作用。许崇山和钟燕萍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克洛德·莫里亚克所著的《普鲁斯特》，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下出版。此书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对普鲁斯特作了概括而有深度的介绍。它虽然是一部传记性的作品，但其特点是不涉及普鲁斯特任何具体的传记材料，只是将他的作品当作传记材料处理，从普鲁斯特的鸿篇巨制中还原、重现出文学家的本来面貌，使得读者“决不至因未能遍览普鲁斯特的原作而时时产生隔膜感，因为我们在最终合成普鲁斯特的完整形象之前已频频领略到他的文采、情趣和心态”[18]。所以说，在普鲁斯特作品尚无完整中译本情况下推出这本书的中译，不失为一种策略性的译介。实际上，这本书确实成为我们了解普鲁斯特及其作品的珍贵资料，在之后涌现的普鲁斯特研究中被中国学者们频频引用。此书在1991年由三联出版社重新出版，译者为孟湄。

80年代的论文专述尽管数量不多，但也已经体现出卓越的现代文学研究水平。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普鲁斯特的写作观念和写作风格上。译林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之时，中国普鲁斯特研究的先行者罗大冈作了长序，指出了这部作品注重描绘内部世界、有回忆无情节的独特艺术手法。瞿世镜在《意识流小说理论》一书前言中对普鲁斯特的艺术观念作了归纳整理，对普鲁斯特的真实观、自我观、时间观和艺术观作了简要勾勒。1989年，柳鸣九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中的《意识流》一书收录了两篇国内学者有关普鲁斯特的论文。沈志明在《普鲁斯特意识流小说初探》中指出，《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以作者生平回忆为蓝本的小说回避有意识的记忆，即靠智力的记忆，而通过无意识记忆为导线串联起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片断，是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寅德的论文《普鲁斯特小说的时间机制》则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在关注作家心理意识的同时去重视产生这种心理意识的审美意识。他分析了《追忆似水年华》无时序、节奏滞缓、重复性叙事的特点，并指出，“三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三者共受‘心理时间’的制约，构成复杂的小说时间机制”。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普鲁斯特的写作里，“创作的心理活动从来是融化在对小说形式美的执著追求之中的；在他的作品里，叙述技巧早已不是现实表现的手段、心理意识的附庸，而是与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19]，从而为这部鸿篇巨制在形式上的复杂性找到了内容上的理由。

张旭东在《“拯救是我个人的展现”：普鲁斯特与历史哲学》中肯定了普鲁斯特以“小玛德兰蛋糕”为代表的捕捉通感的写作方式对重建经验整体的意义。他认为，这些本雅明意义上的“气息”所唤来的是在“‘逝去’的伪装下从心灵逃走的经验”，这种经验不但是一种个人经验，更是一种集体经验，“因为回忆‘不仅在时间维度上，而且也在空间维度上瓦解了经验范围的禁闭’”[20]。自此，普鲁斯特“纯然私人的写作方式”反而成为了一种复活传统经验、寻找救出自己和他人生活的途径，因而体现出一种历史哲学的要求。

在这一时期，我们对普鲁斯特的了解和认识大大加深，然而在对作品的总体评价上仍然带有意识形态批判的痕迹。徐和瑾的文章入选杨岂深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欣赏》第七辑，由于当时批判精神污染，不得不加了一段文字，批判普鲁斯特认识论中借鉴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沈志明的《普鲁斯特意识流小说初探》在文章开头着重指出了小说对贵族、大资产者的辛辣讥讽，将它视作小说家对上流社会幻想破灭后的产物。文中不乏针对《追忆似水年华》内容的批判性评语，在思想内容上将它归结为一部“着力于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所事事的贵族遗老遗少和饱食终日的资产者、猥琐渺小的凡夫俗子以及他们个人的命运”的小说，并认为，作者通过对近40年失去岁月的追忆，“再现了昔日荣华的阶级如何衰退，如何没落”[21]的过程。

7.超现实主义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翻译和传播外国文学和思潮的环境日渐宽松，超现实主义也与其他众多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和思潮一样，重新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然而，80年代初期，对超现实主义的评价依然受到之前政治氛围的影响、意识形态的笼罩，更多地被冠以消极、贬义的字眼，而缺乏建立在细读与理解基础上相对客观和公允的立场。

1983年，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提及超现实主义并作了如下判断：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是颓废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到垂死阶段的反映，是资产阶级绝望地堕落的表现；就其创作原则来说，都是形式主义，不仅是借形式的光滑以装点内容的空虚，而且是借形式的奇特以掩饰内容的反动”[22]。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反动”等用词中不难看出，作者是站在怎样的角度对这样一个文学流派作出的政治性判断。尽管也许如今看来，很难让人信服，但是在外国思潮准备再次进入中国文学界、中国读者视域的起步阶段，这样的评介有可能是摧毁性的。当研究者、读者正小心翼翼地靠近超现实主义的时候，这犹如一道屏障，阻隔了阅读和研究的可能。这道屏障或许显得更为有力，因为出版《文学概论》的单位是相对比较权威和有说服力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独有偶，1984年，钱中文在《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的前言中也着墨不少来评介超现实主义。他写道：“超现实主义……宣扬一种脱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或专注于形式的追求。用勃勒东的说法，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无意识化’，‘一种不受理智的任何控制、排除一切美学或道德的利害考虑的思想自动化记录’。这种主张的信奉者不是对现实感兴趣，而是把梦幻、潜意识当成自己描写的唯一对象，企图在不受理智控制的梦境中去寻找什么真实。当他们达不到这种预期的境界时，他们竟是口吞鸦片，注射药物，以便使自己沉入幻觉，汲取诗的灵感和内容。”[23]尽管与《文学概论》中的判断相比，钱中文的介绍详细和委婉了许多，但作者对超现实主义的偏见性认识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的。不可否认的是，原书为苏联学者所编，其中不免贯穿着苏联学者的政治观点和艺术态度，而我们的选编者和翻译者在转译过程中也多多少少会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在中国传播的文本，将会成为中国读者阅读的蓝本和中国研究者研究的参照，任何带有主观先见性的判断，都会因缺乏客观的立场而可能带来不小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去除了苏联学者作为选编者的限制，钱中文对超现实主义的判断依然没有改变或是修正，他这一观点再一次出现在1987年出版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中。

稍许让人欣慰的是，在不少带着意识形态烙印的判断中，也不乏以文本细读作为起点，经过消化、吸收、理解，而带给学界和普通读者更让人信服的对超现实主义的评介。1981年，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出版。书中选译了超现实主义主要作家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查拉、托马斯、埃利蒂斯、安德拉德等的20多篇作品。译文前有郑克鲁撰写的短文《超现实主义》，对超现实主义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其艺术特征也不乏正面评价。他指出，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一些比较可取的作品都有这种意象丰富新颖的特色”，从笼统地归纳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到更加细微地推究超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艺术特征，这本身就是超现实主义研究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不再追随那些人云亦云的判断而武断地否定其价值，而是可以细细地品味作品中的意蕴，试图接近作品思想的内核。当然，对这一流派的改观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郑克鲁对超现实主义的总体评价依然无法脱离意识形态的局限。“超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但它是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对人的内在意识进行解释的，因而不能正确阐明人的内心世界和某些意识现象与现实的关系，走到偏斜的道路上去了”；“他们的言论既有不满于现实的一面，又深深打上了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烙印”。[24]

1983年，廖练迪发表在第12期《外国文学》上的《超现实主义初探》同样本着“通过对超现实主义的初步探讨，简单说说它的可取之处及其消极的东西，从而给超现实主义以一个尽可能客观的评价”这样的纯朴初衷，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超现实主义。从阿波利奈尔到布勒东，从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到超现实主义团体的解散，作者如数家珍地将超现实主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代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出现在对超现实主义的评价中：“由于超现实主义者没有接受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没有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脱离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此外，他们把‘诗歌革命’置于社会政治革命之先，这种主张显然也是错误的。”所幸的是，作者没有忘记开篇所提出的“客观立场”，指出超现实主义的不足之后，继而充分肯定了其文学价值和历史影响，“它的影响仍寓于各种文艺形式和现实生活”，“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思潮，作为一种美学观点，给文艺宝库增添了新的技艺”。[25]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外国文学研究而言，廖练迪能够始终不忘坚守研究的客观立场，实属不易。

80年代的前半期，对超现实主义的评述和介绍性文字除上述提到的之外，还有：1981年，陈先元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超现实主义的发展》；1983年，程抱一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1985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上的《超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等等。这些文章更加侧重对超现实主义的介绍，而相对来说，分析或是评论性的观点并不是很多。

1989年，另一处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评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陈振尧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文学史》。在梳理“二十世纪的两种思潮”一节中，只有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榜上有名。暂且不论其内容，这一编排本身就说明了很多。在编者看来，首先，超现实主义，它的身份是一种思潮；其次，作为一种思潮的存在，超现实主义影响着许多的文学创作，甚至在文学领域之外也不乏因受其影响而完成的艺术作品；再次，对20世纪的法国文坛而言，只有两种思潮才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是存在主义，而另一种便是超现实主义。这里说“重要”，可能不仅仅是对20世纪的文学创作而言，而且是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并对后世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而就评介的内容，编者更多也是站在批判和否定立场上，尽管承认超现实主义者们是要“把文艺从传统的理性、良知和常规形式中‘解放’出来”，但提到超现实主义的意义时，他认为：“这种非理性的、反逻辑的文艺思潮岁一时因其作品的荒谬怪诞似乎具有某种暗示性、挑衅性和模糊不定的印象，超出了意识的控制而结实潜意识，但毕竟缺乏实际意义。它不过是狂乱不安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可以说是既无‘文’，也无‘道’，当然‘行之不远’。”[26]面对超现实主义思想始终保持其影响的事实，“行之不远”的预言当然是不攻自破的。但编者对超现实主义不留情面的批判与目录中仅列举两种重要思潮的行为，着实令人惊讶。

对超现实主义真正的改观性认识也许要归功于罗大冈。1987年，罗大冈在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超现实主义札记》。他从超现实主义称其为“文学流派”的合理性出发，将超现实主义提升到“20世纪法国文坛上最重要的流派”的地位。除对这一文学流派再次作了全面介绍之外，作者在梳理其发展过程时，尤其关注超现实主义何以在流派林立的法国文坛乃至世界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二战后的20多年间，遭受多方挤压、质疑、批判的超现实主义却依然顽强地存活着。超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道破其中的缘由。《超现实主义札记》几乎是用随笔式的文字写成的，但罗大冈对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把握却是不容小觑的。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罗大冈可以说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研究中最重要的学者。在众多否定、贬低超现实主义文学性和价值的声音中，《超现实主义札记》为我们拨开了限制超现实主义阅读的乌云，扫除了阻碍超现实主义研究的障碍。值得一提的是，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文章开篇着力于“文学流派”这一概念和评断标准，作者认为，能称之为“文学流派”的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发表正式的文学宣言；有一个倡导者；必须有拥护者、追随者；必须发表用新观点、新艺术手法创作的引起读者重视的文学作品。而显然，超现实主义齐备这四个条件，因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流派”。罗大冈对超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流派”的身份的进一步明确，对新时期的超现实主义研究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除一些与文学史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将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加以评介之外，在此之前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几位代表性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等，以及他们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罗大冈的这篇文章无疑提供了一种将这些作家、作品加以联系、整合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超现实主义可以作为一个流派、一种思潮，加以全局性地把握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立在作家、作品个体性上的流派整体性研究，为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探讨打开了新的局面。

几乎在罗大冈发表文章的同时，柳鸣九主编的《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一书也面世了。书中收录了三篇有关超现实主义的论文，即程晓岚的《超现实主义述评》、吴岳添的《超现实主义简论》和王齐建的《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还有超现实主义的三次宣言，以及其他纲领性文件。编者希望通过这种介绍和说明，使我们对超现实主义有更切实的了解，对某些理论问题有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例如，‘反理性主义’曾是用来判决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反动、消极、颓废’的有力证据，但超现实主义那些反理性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否也能使人们看到其中一部分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偏见、习俗、传统、成规的积极因素？”[27]作者用引导性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曾经批判超现实主义是颓废的、消极的、反动的诸如此类的观点，也许在质疑这些偏见的同时，我们会忽然发现原来超现实主义的反理性主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探究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实质之外，作者也不忘探讨超现实主义者在艺术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在指出其中不足的同时，也较充分地肯定了其价值和意义：“他们的创作活动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段，有其积极意义，包含着足以启示当前和将来的思想。”[28]纵观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历程，这应该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次比较全面、客观而又系统地介绍超现实主义。因此，此书在之后的超现实主义研究方面所起到的参考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应该说，经过80年代后期，一些文学研究者对超现实主义的“拨乱反正”的研究成果的呈现，让国内对超现实主义这一流派和思潮的认识日趋客观化和公允化。有了评介的客观立场和角度，才能引导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流派，激发起更强烈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因此，进入90年代之后，超现实主义的本体研究在进一步作出整体性评论和介绍的同时，更深入地探究其创作思想、创作手法以及其思想对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

8.存在主义

80年代，哲学界趁“萨特热”之际出版了与存在主义相关的一系列著作，包括夏基松的《存在主义哲学述评》，徐崇温、刘放桐等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王克千等人的《存在主义述评》和《论萨特》，黄颂杰等人的《萨特及其“人学”》等，尽管这类仍然深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作品不久之后就销声匿迹，但为存在主义哲学，同时也为存在主义文学的讨论提供了可能。另外，较之更为敏感的哲学研究，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却保持了一定立场，除去编选者序之外，将萨特的作品以及西方评论界对萨特的评价完全交给读者去评判。

因此，80年代后期，萨特、波伏娃和加缪的文学作品又陆陆续续被翻译出版，同时，有关的研究文章又继续出现在学术杂志上。我们发现，解禁后的萨特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批评角度和批评结论。1985年，赵鑫珊发表在第4期《读书》上的《我观存在主义文学》，已经完全不见了80年代初期之前的“政治立场”式的批判。文章的结论颇能说明问题：“某种哲学观点，只要社会在实际上存在对它的需求，而本身又是一种严肃的哲学思考（本身正确与否是另一问题），总是要存在的。”

80年代中后期，对所谓的存在主义文学的评介还出现了一个变化，即研究不再仅仅集中在萨特的身上，对加缪、波伏娃的评介开始增多。中国加缪研究的重要学者郭宏安从80年代初期就致力于加缪的评介、翻译工作。早在1982年的第2期《读书》上，他已经撰文介绍了加缪的《鼠疫》。80年代后期，对加缪的小说作品和戏剧作品的关注明显增加，仅1987年一年，在《外国文学研究》、《读书》、《法国研究》上就出现了十余篇关于加缪作品的评述。这一年的第3期《法国研究》上有“加缪研究专辑”。专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的法国文学专家对加缪的小说、戏剧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与其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评述；第二部分则由六篇译文组成，是法国的加缪研究专家对加缪的评述。第二部分的文章是国内第一次关于加缪较为全面的评介，而第一部分也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国内加缪研究的较高水准。

9.荒诞派戏剧

继五六十年代的排斥、批判和不解之后，“文革”后，中国学界对法国荒诞派戏剧投去了新的关注。1978年，朱虹发表在第2期《世界文学》上的《荒诞派戏剧评述》论述了荒诞派的兴起和前驱、它的思想出发点及艺术特点，并结合贝克特、尤奈斯库、品特、阿尔比等人的作品分析了其中的荒诞元素。此文是“文革”后最早的关于荒诞派戏剧的评论文章，直接推进了“文革”后出版界对荒诞派戏剧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在对荒诞主义剧作进行翻译的时候，译者们也为这些作品写了译序或译后记，如冯汉津为《剧终》所作的译后记，虽然短小却不乏真知灼见，对读者和研究者进入文本、理解作者的创作，有着导读和启发的作用。

而在作品翻译的同时，荒诞派作家的文论也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被翻译过来。这其中包括：1979年，第3期《外国文艺》刊载的尤奈斯库的《起点》；1981年，第5期《外国文学报道》刊载的朱静翻译的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语言的悲剧》；1982年，第4期《外国戏剧》刊载的对尤奈斯库的访谈录《荒诞派戏剧家纵横古今》；1983年，《外国戏剧》刊载的朱静翻译的尤奈斯库的理论文章《戏剧经验谈》、加拿大学者马森的《〈椅子〉的舞台形象》、英国学者沁费尔德的《贝克特剧作的艺术特色》。

在国内研究方面，1981年，冯汉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当代法国文学流派披涉》，其中对荒诞派及其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进行了评述。同年，第1期《飞天》上裘小龙的《荒诞派戏剧》和第15期《戏剧界》上褚伯承的《荒诞派戏剧及其代表作》对这一流派进行了介绍。1985年，红雪发表在第1期《法国研究》上的《荒诞剧纵横谈》是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作者从革新与继承两个方面对荒诞剧进行了深入阐述。作者认为，革新与继承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传统戏剧美学的扬弃”，即在戏剧实践上荒诞剧作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表现出一种失敬的态度；二是“新的舞台语言”的运用，即荒诞派“调动布景、服装、悦终、灯光、音响、功作等”来揭示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服务，让道具参加表演，让物体具有生命，令布景活动使各种象征化为具体形象。1985年，王捷发表在第3期《艺谭》上的《抽象、寓意、割裂、外化——浅谈荒诞派戏剧的象征手法》则从题目所示的四个方面对荒诞剧中的象征手法进行了分析。1986年，刘强发表在第3期《文艺研究》上的《荒诞派戏剧及其表现手法借鉴》和次年汪义群发表在第4期《外国戏剧》上的《痛苦人生的探索——论荒诞派戏剧》则分别指出了荒诞派的局限性和矛盾性。

而另外一些研究主要围绕着尤奈斯库和贝克特及其代表作品进行。1981年，高强发表在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约内斯库和〈秃头歌女〉》对《秃头歌女》的艺术特点和基本思想进行了评析。同刊，蒋庆美的《贝克特及其剧作》对贝克特戏剧中的忧郁主题、创作形式和象征意义进行了阐述。1982年，罗大冈也在《外国戏剧》上撰文《耐人寻味的〈秃头歌女〉》。他认为，尤奈斯库在这部作品中用新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时代的意识，“最充分地”表现了具有强烈个性的激情。尽管作者在文章最后表示这样的戏剧“不适合晴空朗日的我国气候”，却在文中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赞扬，称其具备了一部划时代的文艺作品所必需的条件。1985年，崔成德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文章《虚无与绝望的戏剧》认为，贝克特“把存在主义关于人生的悲观看法寓于虚无绝望的舞台形象中，寓深刻与严峻于荒诞中”。1984年，陈嘉发表在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谈荒诞剧〈等待戈多〉》指出了以《等待戈多》为代表的荒诞剧的思想指征，认为：“《等待戈多》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荒诞派戏剧及其他一些现代派作品的主要思想出发点之一，即整个人生是荒诞的、没有意义的。”

对荒诞剧是否适合中国的讨论一直是研究中的一个话题。但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80年代的中国戏剧界却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本土荒诞剧的创作、演出成为了80年代中期的一大文化现象。其中，受到法国荒诞派戏剧影响的高行健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包括《车站》、《绝对信号》在内的多部戏剧作品。可以说，“文革”后对荒诞派戏剧的译介和研究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0.新小说

“文革”后，法国文学研究的一大新现象就是大量当代的文学流派、作家和作品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尽管这些流派、作家和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过些许的报道，但真正的研究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虽然仍旧放在经典流派、作家和作品上，对当代的文学往往采取观望甚至批判的态度，即便在评价上也有所保留，但对新小说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较为深入的水平。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新小说或许可以算是法国在20世纪最后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小说流派。19世纪法国小说的光芒不复再来，进入了20世纪之后，小说家们也不再热衷于集结在某一面旗帜下，用统一的表现方法来写小说。继超现实主义之后，多亏了农学家出身的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家们尽管形式各异、主题各异，但总算是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为了一种新小说”。法国的新小说在60年代达到高潮，新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洛德·西蒙却要等上将近30年，才在1985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新小说在国内与在国外的境遇是一样的，研究的多——因为它是理论在先，践行在后——读者寥寥，而能读“懂”的就更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解释了新小说在中国的翻译、接受和研究走的究竟是怎样一条道路。

中国对新小说真正的译介与研究工作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新小说在第一时间进入中国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在这方面，复刊或者是新创刊的外国文学杂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刊载多部新小说作家的作品外，1984年，第4期《外国文艺》还刊载了评论文章《罗布-格里耶谈“新小说”》。1985年，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克洛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次年第3期的《外国文艺》不仅刊载了林青翻译的《佛兰德公路》，而且这一期围绕克洛德·西蒙组了一期小小的“新小说专栏”，收录了罗伯-格里耶的《克洛德·西蒙》以及英国学者登肯的《克洛德·西蒙：再现真实的危机》。这是中国学界对克洛德·西蒙的第一次着力推介。1987年，第1期《外国文艺》在刊载华青翻译的罗伯-格里耶作品《吉娜》的同时，还刊载了戈德曼的评论文章《新小说与现实》等。在外国评论家对新小说的评论文章翻译方面，除了上述《外国文艺》上的文章之外，影响较大的还有：1979年，第4期《国外社会科学》上罗伯-格里耶的理论文章《新小说》和《未来小说的道路》、第5期上沃尔夫舍勒的文章《克劳德·西蒙与“新小说”》；1982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上的米歇尔·布托所撰的《小说技巧研究》，等等。

80年代初，也开始出现了不少国内学者关于新小说的研究文章，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较为简单的介绍。1980年，廖练迪发表在第5期《外国文学》上的文章《法国的“新小说”》似乎已经摆脱了60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为客观地介绍了新小说的由来，主要代表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将杜拉斯纳入新小说作家，而没有提到米歇尔·布托——和他们的主要作品，最后也简要介绍了新小说的特点，结论是“有兴趣不妨一试”，其他再也没有任何评价。同年，王德华、少鸿发表在第5期《武汉大学学报》上的《法国现代小说史的插曲——试谈法国的“新小说”》一文，内容与廖练迪的文章相似，但着重分析了新小说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另外，文章也没有对新小说作出任何评价，而是认为新小说作家的尝试“为法国今后小说的发展另辟了一条新路。在法国小说史上，它占据着，或将要占据着它应有的地位”。而1982年，董友宁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新小说”产生的社会及其主要理论初探》则是研究初期较为深入的一篇文章。作者深入探讨了二战之后法国所面临的所有现代社会的矛盾，将此视作新小说出现的根本原因；同时，还围绕着“新小说究竟存在与否”的问题，探讨了新小说作家彼此之间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作者认为，如果说新小说是存在的，那就在于它们共同反对传统的巴尔扎克式小说，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各位新小说作家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研究最终还是会归于他们的个体研究和各自作品研究。作者借用罗伯-格里耶的话作为结论：“小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探索。”在作者看来，“探索”，这正是新小说的实质所在。另一篇80年代早期较为重要的新小说研究成果是1983年，冯汉津发表在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新小说”漫步》。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地方是，作者没有过多地探讨新小说形成的社会背景，而是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传统开始，勾勒了一条自传统的巴尔扎克式小说以来，经过普鲁斯特、纪德，一直到新小说这样一条法国现代小说走过的道路。作者还谈到了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对新小说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另一位对早期的法国新小说研究同样贡献很大的人物是柳鸣九。1982年，他访问法国，与法国的新小说作家有了面对面的接触，分别在当年第2期和第4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两篇采访手记，第一篇题为《新小说派、意识流及其他——访法国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第二篇题为《“于格诺采地”上的“加尔文”——在午夜出版社访罗伯-葛利叶》。作为早期就“批判”过新小说的重要人物，柳鸣九在采访中有意修正自己早期的观点，因而利用作家自己的回答，既解释了新小说与传统小说之间的承继和颠覆的关系，又兼顾到新小说旗下不同作家的特性、创作的动机、所受的文学教育等。访萨洛特的那篇文章向我们传递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角度，即便萨洛特承认自己的创作属于新小说，事实上，她与意识流作家、与法国小说传统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可分割的。类似的访谈文章还有1985年，徐知免发表在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访问法国新小说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在这篇访谈中，罗伯-格里耶同样追溯了自己的创作道路，谈到了自己对巴尔扎克式小说的看法、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自己的小说和在小说领域所做的实验。

1986年，作为“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一种，柳鸣九的《新小说派研究》出版了。虽然影响不如《萨特研究》，但也和其他的资料丛刊一样，成为研究新小说的必读之物。全书分为“新小说派文论选”、“新小说派作品选”、“批评家论新小说派”、“有关新小说派的资料”和“新小说派作品提要”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将以往刊载在各大期刊上的新小说作家的文论、作品以及其他批评家对新小说的评论集结在了一起，第四部分则收录了柳鸣九对新小说作家的访谈、新小说四位主要作家的简介以及新小说的书目等，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的确，自1984年罗伯-格里耶来华访问之后，再加上1985年新小说的代表人物克洛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关于新小说的研究一下子多了起来。1985年至1990年，每年都有十余篇关于新小说的论文，主要分布在《外国文学研究》、《法国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读书》等期刊上。除了法国文学专家以外，比较文学或英美文学的专家如董鼎山、王泰来也都加入进来，不过关注还是主要集中在罗伯-格里耶和克洛德·西蒙的身上。

而新小说的外围作家杜拉斯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才被译介到中国的，却迅速成为了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法国作家，不仅在翻译界引起了两次热潮，围绕着这两次翻译热潮又出现了两次研究热。但在80年代，研究界对杜拉斯的关注远没有翻译界来得高。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和梳理为主。王东亮《情人》译本的代译后记、戴明沛《情人》译本中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简介、王道乾为《情人》和《琴声如诉》所作的前言，均包含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简要介绍，起到了重要的导读和推介作用。而柳鸣九为李玉民翻译的《悠悠此情》所写的前言《自传文学中的新探索》则以更深的笔触对杜拉斯的创作进行了评述。张小鲁撰文就《情人》在法国文坛上引起轰动的情况作了介绍。[29]1985年，刘自强发表在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她的小说〈情人〉》高度评价了《情人》的艺术魅力。他认为，《情人》吸引读者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自传，不是小说，也不是叙述，而是兼而有之。它是文学，是一个洞察历史、认识人生和人的问题的地方”[30]。

然而，对新小说的关注在80年代末出现了低潮，评论界的语调纷纷转向，对新小说持负面评断的声音越来越多，而关于这个流派和作家的研究在数量上急剧减少。很多学者认为，新小说在文学创作上只有形式上的启发意义，他们对传统文学的反叛缺乏现实根基，内容上的空虚决定了其在文学史上属于昙花一现的文学流派。这类文章中，1988年1月21日《文学报》上窦时超、汤定的《王道乾谈法国文坛近况——新小说派已经过去写实作品仍受欢迎》就很有代表性。这种舆论转向，一方面是由于80年代新小说在法国本土已经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后逐渐平息，因而给很多学者（甚至欧美学者）造成新小说已经式微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80年代的新小说研究大多专注于其形式性而忽视了形式变革背后的现实性，因而导致研究的后进力缺乏。到90年代末，中国对新小说的热情才又随着一系列出版活动而重新燃起，而这时这个流派在中国的接受又是另一番图景了。

11.尤瑟纳尔

在法国当代文坛的女作家中，尤瑟纳尔是除杜拉斯外另一个在80年代受到广泛瞩目的作家。1980年，尤瑟纳尔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院士，这大大提升了尤瑟纳尔在中国的知名度，由此展开了国内学界对这位女“不朽者”的一系列译介与研究历程。1981年，《外国文学动态》首先对此事件作出回应，刊载了赴坚编译的《玛格丽特·尤尔塞娜尔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前的一次谈话》，内容包括尤瑟纳尔谈对法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看法及其创作观念和创作情况。《外国文艺》在刊载尤瑟纳尔短篇作品中译的同时，也对她进行了推介。译者林青在译文前对尤瑟纳尔的创作生涯及主要作品作了简要介绍，称她为“80年代国际文坛上声誉很高的法国女作家”。随即，《外国文学报道》在1981年刊载刘秉文翻译的三篇尤瑟纳尔作品的同时，附加了薛立华的一篇以《玛格丽特·尤瑟娜》为题的作家介绍，对尤瑟纳尔的文学观念进行了简要阐述，尤其揭示了旅行之于尤瑟纳尔创作的重要意义，与刘秉文翻译的三个短篇故事相得益彰。国内学者对尤瑟纳尔打破男性一统的局面，以女性作家的身份登上法兰西学院“不朽者”宝座尤为注目，多位专家和学者的文章都以此为角度进行介绍。1982年，柳鸣九发表在第5期《读书》上的《我所见到的“不朽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尤瑟纳尔。在这篇文章中，读者可以了解尤瑟纳尔的文学主张：“总的来说，对真理的探索是我的主题，我认为，要通过人、通过有生命的东西来寻求真理，这是我的主要见解。”“主张对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兴趣”的“全球性”视野以及“既属于传统又不属于传统”的创作倾向。1988年，柳门发表在第4期《读书》上的《法兰西学院首位女院士尤瑟纳尔》介绍了尤瑟纳尔的生平、创作和入选情况。

80年代后期，多家出版社开始出版尤瑟纳尔的作品，并且这些译作大都附带了对作家和作品的介绍。198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柳鸣九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收录了《东方奇观》。柳鸣九为此撰写了译本序《异国情调、东方色彩之今昔》。译序指出了尤瑟纳尔作品与法国传统的异国情调主题作品的两点不同：一是“尤瑟纳尔采撷到了比过去更为广泛丰富的异域色彩，特别是东方亚洲的色彩”；二是尤瑟纳尔“摈弃”了这类文学作品中的“猎奇精神”，“而代之以探求的精神、思考的精神，摈弃了好奇的心理与眼光，而代之以辨析与比较的兴趣”。柳鸣九进一步指出：“正由于尤瑟纳尔不是以猎奇的眼光去看待东方，而是以研究与思考的态度去对待东方异域，她的《东方奇观》就得以具有盎然的思想情趣与隽永的哲理。”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柳鸣九认为，这部作品体现了“作者对人类不同文化体系汇集融合的理想”和作者眼中所看重的“东方的精神美，东方的精神力量，异域的风采，异域的精华”。文末，柳鸣九对这部作品作出了中肯、深刻而富于启迪性的评价：“超出狭隘的地域界限与民族界限……善于发现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体系的精华，并把它表现在文学形象中而诉诸世界人民，是何等重要的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自有它的价值。”另外，柳鸣九也为作品集中的《一弹解千愁》写了题为《一份真实人性的资料》的译本序。他指出，《一弹解千愁》借战争题材写爱情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剖析人性中的层次，探测人性中的深度，表现人性中的戏剧变化以及它在实际生活中所造成的事件与变故”。他充分理解了这部作品所具有的“人的资料价值”，指出：“尤瑟纳尔不仅力图避免对这场战争作历史社会的结论、对这些人物作道德伦理的评价，而且努力超出政治历史的范畴，而集中力量于展示人性的状态。”[31]

同年，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亦收录了刘扳盛翻译的《熔炼》，随译作还有译者撰写的近万字的长篇译者前言。刘扳盛在文中首先对作家和这部作品的故事背景进行了介绍，并评析了作品内容，指出主人公泽农之死是反动封建势力疯狂反扑具有新思想人物的必然后果，并肯定这部作品，就像尤瑟纳尔自己所说的，是“反映凝聚在我们称为历史的一系列事件中人的命运的一面镜子”。此外，他还介绍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风格。

《哈德良回忆录》和《熔炼》被认为是尤瑟纳尔最著名的作品。中国这一时期的尤瑟纳尔研究围绕这两部作品的研究居多。《哈德良回忆录》又被译为《亚得里安回忆录》、《阿德里安回忆录》或《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1988年，施康强发表在8月27日《文艺报》上的《从内部再现一个世界——介绍玛格丽特·尤瑟纳的名作〈亚得里安回忆录〉》，称这部作品“同时达到了哲学的壮美和诗的优雅”，尤瑟纳尔“渊博的学识、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和长期艰巨的劳动使《亚得里安回忆录》成为了本世纪公认的世界文学名作”。施康强在文中指出了尤瑟纳尔重内心分析远远胜过外部描写的创作特色，称她巧妙运用“三条无限伸展、时而接近又时而分开的曲线”，即罗马皇帝“自以为的样子，他愿意成为的样子和他实际的样子”，成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深入到”他的“各个隐蔽角落”，“从内部去整理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从外部所做过的事”。

1987年，柳鸣九主编的《尤瑟纳尔研究》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收录内容全面而经典，为国内喜爱和关注尤瑟纳尔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是中国尤瑟纳尔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整个80年代，读者和研究者对尤瑟纳尔还相当陌生，而关于她的研究资料也一直停留在柳鸣九主编的这本书，十分欠缺。

纵观80年代的法国文学研究，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研究的氛围是开放的，研究的规模是空前的，研究的成果也是令人瞩目的。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使得法国文学研究有了新的发掘和新的提高，赋予了它新时代的新特色。篇幅所限，不能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一一进行陈述。但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有许多研究值得我们关注。

这一时期，对启蒙作家的研究也构成了闪亮的一笔。对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对狄德罗的研究尤为醒目，80年代，期刊上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多达近30篇，对其美学思想、主要作品、作品结构和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979年，卢善庆发表在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试论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读〈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的研究〉》；1984年，赵俊欣发表在第3期《法国研究》上的《论狄德罗辩证的创作风格》；1985年，冯汉津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狄德罗的阅读契约——〈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盛志浩发表在第1期《南京大学学报》上的《狄德罗和法国〈百科全书〉》以及高强发表在该年增刊上的《狄德罗和“市民剧”》；1986年，汪和梅发表在第3期《学习与探索》上的《狄德罗从自然神论转向无神论的原因和启示》，等等。1984年，狄德罗200年忌辰之际，还在扬州举行了“狄德罗学术讨论会”，国内各大期刊也纷纷发表文章，以资纪念，如1985年，陈振尧发表在第2期《法国研究》上的《深入研究狄德罗——从纪念狄德罗逝世二百周年谈起》。相较而言，对伏尔泰和卢梭的研究则没有这么丰富，研究文章数量上均在10篇以下。对卢梭的研究多集中在《忏悔录》、《爱弥儿》、《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上，而对伏尔泰的研究则集中在他的戏剧和哲学小说上。

当代作家中，莫里亚克也是当时被研究评论较多的一位作家。莫里亚克是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1983年，王德华发表在第3期《武汉大学学报》上的《饰满荣誉的文学生涯——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及其作品》就对其文学成就和主要作品进行了介绍。此类介绍文章还有：1985年，金志平发表在10月26日《文艺报》上的《继承·借鉴·创新——介绍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988年，扬剑发表在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文学变革时期的小说家莫里亚克》；1989年，李清安发表在第9期《读书》上的《“最后一朵传统之花”——絮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而1982年，柳鸣九发表在第6期《读书》上的《与克·莫里亚克谈法·莫里亚克》则是对莫里亚克儿子的一篇访谈。在作品研究上，《黛莱丝·台斯盖鲁》是被学者们谈论最多的作品。1983年，郭宏安发表在第4期《读书》上的《黛莱丝，包法利夫人的姐妹——读莫里亚克的〈黛莱丝·戴克茹〉》对两位著名的女性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而其他学者则通过这部作品来分析莫里亚克的创作手法，如1987年第4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上金全国的《简析〈苔蕾丝·德斯鲁盖〉的艺术表现手法》，1989年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上任傲霜的《莫里亚克的魔杖——谈〈苔蕾丝·德斯鲁盖〉中被反手法的运用》等。

当时的学界对瓦莱斯、克莱芒等左翼文学也表现出一定关注。马尔罗是其中的代表，而他的《人的状况》因为涉及了与中国相关的内容而尤其受到关注。柳鸣九曾在1987年第7期《读书》上撰文《超越于死亡之上——评马尔罗〈王家大道〉》、1989年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上撰文《中国革命和马尔罗哲理——对〈人的状况〉基本内容和若干说明》，两度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述。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80年代，很多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仍未能得到深入的、足够的研究，如对塞林纳及其在艺术上具有“创新”意义的巨作《茫茫黑夜游》的研究仅限于柳鸣九发表在1987年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廿世纪流浪体小说的杰作——论〈茫茫黑夜游〉》和张泽乾发表在1988年第2期《法国研究》上的《塞林作品风格翻译漫谈》等寥寥数篇。

另外，对20世纪大文豪纪德的研究虽然民国时期已经有很多，可以说研究基础十分丰厚，但进入80年代，对纪德的研究仍然不多见，且其中多为译本序。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都对纪德进行了正面的评价。1986年11月，湖南人民社出版了《藐视道德的人——纪德作品选》，老一辈法国文学专家陈占元在序言《纪德和他的小说》中说：“纪德虽然挖掘人类最隐秘的内心活动，但他像科学家一样，谦虚而大胆，在文学和道德的问题上应用实验的方法。”[32]1987年，柳鸣九为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背德者·窄门》作序言《人性的沉沦与人性的窒息》，对这两篇作品进行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而1999年，贾植芳为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访苏联归来》所作的序言中肯定纪德“是一个远离功利主义的喜欢思索的作家”。尽管如此，研究界的反响却不甚热烈。这一时期的学界对纪德这位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作家似乎还持有保留态度，更大规模和深入的研究还有待展开。

通过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对比，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作品的翻译大大促进了研究的推进，而研究的展开在总体上与翻译出版保持了相当程度上的统一。作品译文的面世立即就在研究界催生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而一些作家，如都德、大仲马、小仲马、梅里美等，随着译本的推广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相关介绍和研究文章在二三十篇左右。虽然在研究规模上同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的研究有很大差距，但较之前已经取得了不少突破，不过在研究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仍有待优化。

同时我们发现，研究的范围和进度相对翻译来说在总体上要略小、略后一些。这其中当然有一部作品接受和研究产出所必要的时间差。另外，学界的研究也带有选择性，在这方面，时代的需求、中国社科研究政策和方向的指引，以及读者的反响和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出版界的业绩，都可以对研究人员的选择产生影响。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越来越多国外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纷纷涌入，打开国门伊始的研究界却由于相关认识储备的不足而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某些研究领域的缺失或者出现一些在今天看来可能缺乏深度的评论。评论话语的缺失和不当反映的是80年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研究现状与新时期中国社科研究的总体要求之间所存在的偏差。

通过对比我们也会发现，许多法国作家尽管在80年代有了一定译介，甚至有时这些译介的数目是比较大的，却没有在研究界获得相应的反响，如圣-埃克絮佩里虽然通过《小王子》而被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但对他的作品研究却寥寥无几。“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李清安主编的《圣-爱克苏贝里研究》到90年代才面世，而在学术期刊上只有1984年第1期《外国文学》上陈占元的《圣狄舒贝里和他的〈夜航〉》这类的介绍性文字。另一个此类作家是凡尔纳。他的作品虽然被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所熟知和喜爱，但他的作品却一直被视为青少年读物而少有相关研究面世。而另一些作家，如谢阁兰、佩雷克、阿尔托、图尼埃·埃尔诺等，尽管尚未有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却已经被敏感的学界眼光所捕捉，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已有初步的介绍和研究文字。然而，不论何种情况，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将在下一个时期或者更迟一些获得更多一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