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法国文学研究：研究环境、理论探索

一、“百花齐放”的新文艺政策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化解冻期，也是一个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可以说，80年代的法国文学研究在许多方面较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而这种研究领域内的进步是与中国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的。

实际上，从“文革”后期起中央就对文艺工作政策作出了调整，而要谈到80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大环境，还要回溯到70年代中期。1975年夏，毛泽东连续发表谈话，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1]

毛泽东提出调整文艺政策后，文艺界出现了“文革”以来未曾有过的有利形势。1975年2月，接手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开始对“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文艺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实际上，教育、文化领域是“四人帮”长期控制的领域，“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在教育、文化领域发生的，而邓小平对这两个领域的整顿便是刺向“四人帮”的一把利剑。针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讲话、企图独断文艺导向的阻挠，邓小平在10月4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了毛泽东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这就在客观上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艺工作的复兴扫除了政治上的阻碍。在这样的努力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当年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通知，正式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于是，在1976年至1978年间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前新时期”的过渡期，虽然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认识仍然有分歧，但文艺创作和出版事业已经沿着复苏的道路逐渐推进了。法国文学研究能在1978年以后重新活跃起来，也是得益于这个文艺政策调整的大环境。

这一时期的许多工作为“文革”后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了准备，开辟了道路。其中，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的会议的召开就是其中一例。“文革”的动乱使得中国的辞书市场格外凋敝，到1975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而教学、科研、外事等方面需要的大、中型中外语文词典十分欠缺。鉴于这种形势，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于1975年3月22日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请示报告》，预期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13个省、市的文教、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和专业工作者100人左右，会议为期25天左右。5月23日至6月17日，“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东方宾馆正式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75年至1985年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草案）。经过邓小平和周恩来审批后，国务院于22日向全国转发了这个规划，从而保证了这一规划得以实施。在八九十年代陆续问世的辞书，包括《辞海》、《辞源》的修订版和新编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汉语词典，新编的英汉、日汉、法汉、德汉大词典等大、中、小型中外语文词典，大多是列入1975年制定的规划中的项目。它们的出版为中国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文革”正式结束之前，文艺界已经出现了“拨乱反正”的征兆和秩序回归的萌芽，为新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而广大学者和科研人员也为最终文化解冻的到来作了积极的准备。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能在“文革”结束后迅速复苏并取得成绩的原因，因为必须考虑到研究工作的前期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时间差。改革开放后，封闭了多年的国门重新打开，新的思想、新的流派、新的理论和新的作品的涌入为法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也进一步解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而中国的学者们也得以走出国门，到国外去面对面接触研究对象，去探求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外国文学的热烈响应也构成了一个文学研究的良好氛围。当时，政治环境的解禁推动了思想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如饥似渴地买书、读书，掀起一个又一个读书的热潮。这是一个“文学大爆炸”的时代。多少人曾驻足街头，在书店门前排起长队，只为买到一本《悲惨世界》或《高老头》，而又有多少少男少女曾为《红与黑》流下热泪。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法国文学的研究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势，在改革开放后迅速繁荣起来。

二、文论翻译和现代批评理论的引入

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新批评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由于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研究界一贯秉持“文学研究即思想研究”的方针，体现出一种用思想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批判取代文本研究的趋向，因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译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文论研究，丰富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装备，提高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水平。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对结构主义的关注是这方面的代表。

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漠视和否定，“文革”后的中国学界对这股曾在西方大行其道的理论浪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78年，在《哲学译丛》上刊载了一篇杨熙令编译的《结构主义是什么》，对结构主义进行了非常简单的介绍，包括被视为其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等，还援引了皮亚杰对结构主义的概述。同期的《哲学译丛》还刊载了皮亚杰和苏联学者萨哈罗娃关于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下，国内学者真正对结构主义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介绍则要算袁可嘉发表在1979年第2期《世界文学》上的题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述评文章。这篇文章在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领域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也引起了这两个领域的专家的注意。80年代是结构主义在国内渐渐兴起、广受关注的时代。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幼蒸翻译的布洛克曼专著《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这是中国译介的第一部关于结构主义的重要学术著作，而译者李幼蒸也属于国内第一批关注、研究结构主义的学者。同年，在第2期《文艺理论研究》上也刊载了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一文，译者正是袁可嘉先生。这一类重要的译文还有不少，其中包括1986年《法国研究》上戈德曼撰写的《文学史中的发生结构主义方法》等。此类译文在8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仅以罗兰·巴特为例，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期间就出现了20多篇译文。[2]而从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角度而言，80年代初期也的确出现了若干关于结构主义的论文，多属于我们在上文提到的第一类成果。其中，1981年，王泰来发表在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关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一文，应该说是早期介绍研究结构主义的重要论文之一。在大家对结构主义还比较陌生的时刻，作者首先论述了“结构”的意义，并从“言语范畴”和“句法范畴”两个层面破解了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范式的可能性。不久之后的1983年，王泰来又在第3期《国外文学》上发表了《一种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谈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分析了与传统的、从社会背景及作者意图入手的批评模式不同，结构主义方法的立足点在于文本本身。文章借用多托罗夫（今译托多罗夫）的观点，非常简明扼要地提到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最基本的特点是“批评的内在性和批评的抽象性”，其“目的在于说明而不是判断”[3]。接着，文章还追溯了结构主义的由来。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与一般泛泛的介绍有所区别，文章重点在于说明结构主义的方法是如何运用于具体作品的批评的。最后，文章提到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得出“结构主义是一种探讨文学的形式，探讨文学表现方法的手段，它不可能成为文艺批评的主流”[4]的结论。迄今为止，王泰来的这两篇文章仍然不失为国内关于结构主义最基本、最有分量的成果。同年，张隆溪也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结构主义的文章，包括第9期上的《语言的牢房/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第11期上的《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第12期上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如果说王泰来的两篇文章已经让我们初步了解了什么是“结构”、结构主义批评的发展和特点甚至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范式是如何运用的，那么张隆溪在《读书》上的这一系列文章则用另一种语言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解释了什么是“结构”，甚至第12期上的文章已经从“结构”过渡到了“解构”和“后结构”。第一篇文章中，张隆溪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的“二项对立”概念谈起，到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依的结构主义音位学，接着就进入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基本要义，最后，作者还用非常通俗的方式，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对“结构”二字再次予以观照。张隆溪的第二篇文章介绍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前一篇文章一样，作者首先追溯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由来，即普罗普的神话学，然后过渡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模式，最后介绍了格莱麦和托多洛夫（即托多罗夫）的叙事学理论。在第三篇文章中，张隆溪更是介绍了德里达、克里斯蒂瓦、罗兰·巴尔特（即罗兰·巴特）等人基于对结构主义者的批判之上的文学批评理论。这也是国内最早介绍“解构”和“后结构”的文章。80年代，另一篇引起较大反响的文章是季红真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和王泰来、张隆溪侧重于介绍和阐释结构主义的来源与发展不同，季红真看到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范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尝试的是“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思想，重新阐释结构原则的基本范畴”[5]。虽然是在结构主义“二项对立”的框架之内，但是季红真的阐释建立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及“动态结构与静态结构”所构成的模式之上，力图突破结构主义的“形式”之说，容纳进历史的因素，并且尝试着将之用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之上。

王泰来的两篇文章和张隆溪的三篇文章构成了国内关于结构主义研究的发端。此后，80年代关乎结构主义的研究成果也还有一些，例如胡亚敏发表在1987年第3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一文。该文以叙事学为核心，讨论了普罗普的童话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格雷马斯对叙事体语义方面的研究、托多罗夫的结构层次理论等。虽然没有涉及很深的探讨，但让我们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有了整体的了解。另外，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若干关于罗兰·巴特的研究，其中包括：1986年，程代熙发表在第6期《文艺争鸣》上的《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文艺观》；1987年，戈华发表在第5期《文艺评论》上的《罗兰·巴特的本文理论》；1988年，耿幼壮发表在第3期《外国文学评论》上的《写作，是什么——评罗兰·巴特的“写作”理论及文学观》，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应该也是基于国内学界和读书界对结构主义的初步了解，结构主义学者相关著作的中文版相继面世，从而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继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之后，首先是在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瑞士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一书。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英文转译的《符号学美学》一书，使得国内读者对结构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有所了解。紧接着，李幼蒸翻译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出版，其“引用率远远超过了《符号学美学》”[6]。同年，李幼蒸选译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出版，列入了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88年，汪耀进、武佩荣翻译的《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出版，让大家在刚刚对结构主义有所认识后不久，又接触到了“解构”一词。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出版了美国学者伊迪丝·库兹韦尔的《结构主义时代》，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几位大师。除了上述的对普遍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研究之外，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叶舒宪选编、翻译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肖尔斯的《结构主义与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结构主义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评论分支也给予了关注。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岳添翻译的吕西安·戈尔德曼的《论小说的社会学》。吕西安·戈尔德曼（1913—1970年）是卢卡契的拥趸，完善和发展了卢卡契提出的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把马克思、卢卡契和皮亚杰的思想熔为一炉，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他认为，社会行为不是来自个别人的意志，而是来自一个集体行为的意志，所有的行为和主题都表达了一个结构上的阶级、集团的世界观或集体意识，因此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集团。戈尔德曼在《论小说的社会学》里着重分析了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与小说结构之间的同源性。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摈弃了过去左派批评家只看作家和人物的阶级属性，把资产阶级文学一概斥之为颓废文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新的活力。戈尔德曼的这部著作发表于结构主义和新评论当道的60年代，却另辟蹊径试图从工业社会的进化角度寻找解读新小说等先锋文学的入口，对研究战后的法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的引进反映了80年代文论研究中兼收并蓄的包容心态，而对戈尔德曼批评理论的研究在21世纪吸引了众多学者。

三、1978年至1989年法国文学的翻译状况

十年动乱之后，时代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外文学作品进入了学界的视野，而广大读者对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也求之若渴，出于这种市场需要以及出版界的变化等种种原因，文学翻译在停滞了十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恢复、整理和快速繁荣的阶段，在80年代开始出现了翻译和重译经典名著的热潮。一部分以前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翻译过来的作品，在这个阶段也都有了翻译。改革开放之后，法国文学翻译界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已经翻译的作家的作品进行整理、增补和重版。19世纪经典作家们，例如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司汤达等人已有的译作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时间里又经过修订，重新出版。

雨果作品的翻译在“文革”后掀起了高潮。继50年代末期出版的前两卷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了李丹翻译的《悲惨世界》第三卷、第四卷。1983年，最后一卷出版，令雨果的这部长篇巨著终于有了全译本。这是法国文学翻译界，也是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大盛事。《巴黎圣母院》也很快有了修订本和重译本。198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敬容修订的译本，该译本是195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1986年，管震湖的译本也面世了。《笑面人》也在改革开放最初几年里就有了若干个译本，分别是：1978年，鲁膺译本；1979年，郑永慧译本；1980年，程学鑫、连宇译本；1981年，黎敏子译本。1980年，罗玉君翻译的《海上劳工》出版。除了小说作品，雨果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也得到了译介，分别有：1983年，刘小蕙翻译的戏剧作品《安琪罗》；1985年，沈宝基翻译的《雨果诗选》；1986年，闻家驷翻译的《雨果诗抄》，沈宝基翻译的《雨果抒情诗选》；1986年，程曾厚翻译的《雨果诗选》，许渊冲翻译的《雨果戏剧选》，张秋红翻译的《雨果诗选》；1987年，张秋红翻译的《夜听海涛》。

巴尔扎克则是另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得到了广泛译介的法国作家。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出版了傅雷翻译的两部长篇小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和《幻灭》。1982年，傅雷翻译的《夏倍上校》（含《奥诺丽纳》、《禁治产》等另两个中篇）重版。1983年，傅雷翻译的《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重版。同时期，从1981开始，安徽文艺出版社开始着手于《傅雷译文集》的出版。到1982年，该译文集已经出了六卷，含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7种、短篇小说5种。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雷翻译的《妇女研究》。至此，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终于全部付梓。在重出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的同时，巴尔扎克的其他小说作品也被翻译出版，包括：1979年，陈占元翻译的《农民》和郑永慧翻译的《舒昂党人》；1981年，郑克鲁翻译的《家族复仇》和李金波翻译的《王妃的秘密》；1982年，李金波、黄慧珍翻译的《乡村医生》；1983年，许渊冲翻译的《人生的开始》；1985年，徐和谨翻译的《交际花盛衰记》，李清安、凯林翻译的《莫苔丝·弥宁：私人生活场景之二》以及傅雷等人翻译的《双重家庭：私人生活场景之三》；1986年，韩沪麟翻译的《幽谷百合》。这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下了大手笔：1979年，出版了梁均翻译的《人生的开端/卡迪央王妃的秘密》、《驴皮记》和郑永慧翻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1983年，出版了郑永慧翻译的《一桩神秘案件》，资中筠翻译的《公务员》和袁树仁翻译的《十三人故事》，等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筹划出版30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至1989年，已经推出了10卷本的《巴尔扎克选集》，而《巴尔扎克全集》直至1999年方才全部出齐。这也是法国文学翻译出版界的另一大盛事。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批判的司汤达在改革开放后也位列第一批重新被译介的作家。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出版了罗玉君翻译的《红与黑》、郝运翻译的《巴马修道院》和王道乾翻译的司汤达文论《拉辛与莎士比亚》。该社在1982年推出了李健吾翻译的《意大利遗事》，收入了司汤达短篇小说8种，又在1986年推出了郝运新译的《红与黑》。《红与黑》在80年代已经不止两个版本，除了罗玉君和郝运的译本之外，1988年，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同时推出了闻家驷和张冠尧的两个译本。到90年代，《红与黑》更是多达十几个译本，且不包括各种改写本和简写本。这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除了《红与黑》，司汤达的其他作品的译本也都在80年代问世，包括：1984年，管筱明翻译的《阿尔芒丝》；1985年、1986年，杨元良翻译的《红与白》（即《吕西安·娄凡》）；1986年，陈玢翻译的《卡斯特罗修道院女院长》，俞易新翻译的《阿尔芒丝》，等等。

其他19世纪经典作家的作品在80年代也都部分再版或者重译，例如擅长中短篇的小说家梅里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永慧翻译的《梅里美小说选》。198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重版了戴望舒翻译的《高龙芭》（即《高龙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2年重版了林讬山翻译的梅里美长篇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并在1987年出版了郑永慧翻译的《卡门》单行本。

福楼拜的作品在80年代也得到了重出和新译，包括：198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起莘、任婉筠翻译的《三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益庾翻译的另一个版本；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郑永慧新译的《情感教育》；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出了李健吾翻译的《情感教育》；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方翻译的《圣安东尼的诱惑》。

左拉的作品在50年代后期就成了中国的“禁书”，而步入80年代后，对自然主义的重新评价也让读者重新发现了这位法国19世纪的重要作家，各家出版社共出版了左拉的11种作品，包括不同的译本在内，更是达到了20多种。这些出版物中包括：1980年，侍桁翻译的《妇女乐园》和修订重版的金满成翻译的《金钱》；1982年，焦菊隐翻译的《娜娜》，黎柯的新译的《萌芽》，金锵然、骆雪涓翻译的《梦》；1983年，倪爱禧、刘煜翻译的《萌芽》；1984年，金满成翻译的《家常事》；1985年，孟安翻译的《给尼侬的故事》和《娜伊斯·米库兰》，郑永慧新译的《娜娜》，成钰亭翻译的《卢贡夫人》；1986年，郝运、王振孙翻译的《左拉中篇小说选》，韩沪麟翻译的《泰雷斯·拉甘》，刘益庾翻译的《家常事》和《卢贡夫人》；1988年，毕修勺翻译的《泰雷斯·拉甘》重版；1989年，刘益庾翻译的《家常事》。

在三四十年代备受中国翻译界推崇的莫泊桑在80年代也有了一系列重出、新译的作品。尤其是各大出版社都出版了专事莫泊桑作品翻译的李青崖的译本。1980年，盛澄华翻译的《一生》重版；接着，1986年，该书李青崖的译本重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李青崖翻译的《一生》和张冠尧翻译的《漂亮朋友》放在一起，再次出版。《俊友》也是一样：1980年，李青崖翻译的《俊友》重版；1981年，任起萃、任婉筠翻译的新译本出版，更名为《漂亮朋友》；1989年，张冠尧翻译的《漂亮朋友》单行本出版。1982年，李青崖翻译的《温泉》重版。其他还有：1983年，王振孙、韩沪麟新译的《温泉》；1985年，李伧人、林京翻译的《不可抗拒的爱》；1989年，伊信翻译的《我们的心》和郑永慧翻译的《我们的爱情》。而莫泊桑的各种中短篇小说集也都纷纷再版或新出，包括：1978年，赵少侯、郝运翻译的《羊脂球》，李青崖翻译的上、下两册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1981年，郝运、赵少侯翻译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李青崖翻译的短篇小说集《一场夜宴》；1985年，郝运、赵少侯翻译的短篇小说集《项链》；1988年，吴江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无情妻子》；1989年，郝运等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了郝运翻译的都德的长篇小说《小东西》。1982年，徐吉贵翻译的《巴黎女人》出版。1984年，刘方翻译的《一个女人的沉沦》是该书的另一个译本。除此之外，都德作品的翻译还有：1985年，盖家常翻译的《小弗罗蒙和大理斯勒》；1986年，沈宝基翻译的《富豪：巴黎风俗》；1988年，成钰亭、李孟安翻译的《达达兰三部曲》；1989年，龚灿光翻译的《磨坊书简》。

在五六十年代，对大仲马的译介甚少，但这位作家在新时期成为了出版界的热门。1978年，蒋学模翻译的《基督山伯爵》率先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李青崖翻译的《三个火枪手》，该版于1980年再版。1982年，出版了伍光建译述的《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和苏炳文翻译的《三个火枪手》。80年代初，国内还陆续出版了《三个火枪手》的续集，具体有：1982年，周爱绮翻译的《三个火枪手续集》和伍光建译述的《续侠隐记》；1984年，伍光建这个编译的本子又再度重版。另外，除了上述大仲马的两部重要小说作品之外，70年代末至80年代还陆陆续续出了十数种大仲马作品，主要有：1979年，郝运翻译的《黑郁金香》；1981年，罗玉君翻译的《红屋骑士》；1982年，郝运翻译的《玛戈皇后》，李爽秋等人翻译的《阿芒得骑士》；1983年，王振孙、韩沪麟翻译的《王后的项链》，陈祚敏翻译的《蒙梭罗夫人》；1983年至1984年，谭玉培、郝运和陈乐翻译的三卷本《布拉热洛纳子爵》，1983年，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版本面世，题为《布拉日隆子爵》；1985年，杨稼民翻译的《瓦鲁阿家族的玛格丽特》（即《玛戈皇后》），韩沪麟翻译的《阿斯加尼奥》；1986年，王振孙翻译的《双雄记》；1987年，全小虎翻译的《暴君末日》，等等。

最早借林纾妙笔来到中国的《茶花女》也在80年代得到了重出和新译。1981年，新版的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面世。而其他的译本也纷纷问世，主要有：1979年，陈林、文光译本；1980年，夏康农译本；1986年，王振孙译本。1983年，林京、朱角翻译的小仲马的另一部小说《克莱孟梭事件：一个被告人的自白》出版。

另一位法国19世纪作家凡尔纳的作品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陆续有了新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重新翻译出版凡尔纳的作品，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添上了11种，因此这套凡尔纳选集共19种29册，于1992年出齐，但是大部分都是在80年代出版的。这套选集主要有：1979年，李伧人翻译的《从地球到月球》；1980年，徐知免翻译的《烽火岛》；1981年，孔昭宇、马河清翻译的《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李伧人、李庆星翻译的《环绕月球》，徐仲年、沙地翻译的《十五岁的船长》，惊蛰、陈祚敏翻译的《太阳系历险记》，苏文平、杨远虎翻译的《桑道夫伯爵》；1985年，何友齐、陶涤翻译的《征服者罗比尔》；1987年，徐知免翻译的《飘逝的半岛》，等等。

上述这些都是80年代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法国19世纪作家的作品的重新翻译、再版或补充翻译。但在80年代，法国文学翻译也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以前很少翻译的19世纪作家或是根本未见翻译的19世纪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对19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启蒙时代作家以及更早的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对20世纪作家的作品进行探索性的翻译。

在第一个方面，对乔治·桑、缪塞、夏多布里昂、龚古尔兄弟以及19世纪一些重要诗人的作品的翻译都可以被囊括在内。

女作家乔治·桑的作品虽然在中国有翻译，甚至在50年代还出版过罗玉君翻译的《安吉堡的磨工》和《弃儿弗朗沙》，但是对她的译介一直不多。从80年代开始，18卷的《乔治·桑文集》陆续出版，这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突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系列的乔治·桑作品的中译本面世，主要有：1983年，齐香翻译的《木工小史》；1982年至1984年间，郑克鲁、金志平翻译的两卷本《康素爱萝》；1989年，王聿蔚的《维尔梅侯爵》，等等。另外，1981年，罗玉君翻译了《印典娜》；1984年，章鸿康翻译了《小法岱特》，罗国林翻译了《奥拉斯》；1985年，张继双翻译了《笛师》；1987年，冯汉津翻译了《印第安娜》，王聿蔚翻译了《乔治·桑自传》。

缪塞也是法国19世纪的一位重要作家、诗人。他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揭开了19世纪“世纪病”的序幕。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也曾出版过他的小说选集和诗选。但真正的突破是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梁均翻译的缪塞代表作《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玉民翻译的《缪塞戏剧选》。

法国浪漫主义重要代表作家、诗人夏多布里昂在中国被定义为“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因而他在中国的命运与雨果截然相反，长期处于默默无闻中。但在80年代，对夏多布里昂的译介取得了突破。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时雨翻译的《阿达拉·勒内》。

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并不多。不过，从80年代开始，法国文学翻译界对兄弟俩的译介渐渐多了起来，主要有：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华等翻译的小说选集《爱海沉帆三女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纯、杨汝生翻译的《热曼妮·拉瑟顿》；1987年，葛雷翻译的《热曼妮·拉瑟顿》被收入柳鸣九主编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

80年代，法国文学翻译界的突破还重点体现在对法国19世纪一些重要诗人的译介上。这一时期，对新的文学形式和新的表达形式的渴求，又再次燃起中国读者对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等诗人的热情。尤其是波德莱尔，从70年代末开始，就有译文陆续出版。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收录了陈敬容的六首译诗。同年，该出版社出版的伍矗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收入波德莱尔的《随笔·艺术和自然》、《1845年的沙龙》、《1859年的沙龙》三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收入了《波特莱尔论形象思维》。1980年，第3期《外国文学研究》刊载了程抱一的七首译诗。同年，外国文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了王了一翻译的《恶之花》，收入波德莱尔的150多首诗歌。80年代，有关波德莱尔的出版物还有：1982年，亚丁翻译的《巴黎的忧郁》；1986年，钱春绮翻译的《恶之花》；1987年，郭宏安翻译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此外，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图像与花朵》中也收入了波德莱尔的39首诗歌。

在第二个方面，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界对19世纪之前的作家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拉伯雷、蒙田等16世纪作家、17世纪的古典主义剧作家或小说家、18世纪的启蒙主义小说家。

对拉伯雷作品的翻译也是在80年代取得了质的突破。50年代，中国只有《巨人传》的节译本，而在1981年，成钰亭翻译的《巨人传》全译本面世了。1983年，鲍文蔚翻译的《巨人传》的前两卷也出版了。16世纪另一位重要的作家、散文家蒙田的作品，也是在80年代有了较为完整的译本。1987年，梁宗岱、黄建华翻译的《蒙田随笔》出版。1988年，辛见、沉晖翻译的《我知道什么呢？——蒙田随笔集》出版。

对17世纪的古典主义剧作家们，80年代的译介重点还是放在莫里哀身上，尤其是对莫里哀作品的重印上，主要有：1978年，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六种》；1980年，赵少侯翻译的《伪君子》；1981年，赵少侯、王了一等翻译的三卷本《莫里哀喜剧选》；1982年，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重新整理、出版，书名为《莫里哀喜剧》。而其他的古典主义剧作家的作品在80年代均未见重译或重印。

不过，对17世纪、18世纪的法国小说家，80年代有了新的发现。198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建华、余秀梅翻译的《克莱芙王妃》。法国18世纪著名的“流浪汉小说家”勒萨日在50年代就通过杨绛的译本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到了80年代，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也在第一时间得到重印，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法汉对照的简易读物。夏尔德罗·德·拉科洛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也有了中译本：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匡明的译本；同年，刘扳盛的译本也面世了，译名为《风月笺》。

80年代也重新发现了法国18世纪的启蒙作家，尤其是卢梭。在这之前，卢梭在中国虽有译介，但总体来说不受欢迎，译介规模一直不大，而且对其哲学随笔的翻译比文学作品的翻译要多。80年代出版的卢梭作品主要包括：1980年，黎星翻译的《忏悔录》第一卷；1982年，范希衡翻译的《忏悔录》第二卷；1985年，张弛翻译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1986年，徐继曾翻译的《漫步遐想录》；1988年，伍蠡甫翻译的《新爱洛绮斯》。至此，卢梭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有了翻译。虽然卢梭翻译的真正高潮要等到90年代，但80年代的这几个译本已经算是不小的突破。傅雷翻译的伏尔泰作品在80年代初就被重印。1980年，《伏尔泰小说选》出版，收入了傅雷翻译的《查第格》、《老实人》和《天真汉》。除此之外，还有：1981年，郑彦范翻译的《巴比伦公主》出版；1983年，徐志摩翻译的《赣第德》出版。狄德罗的作品在80年代也有了江天骥翻译的《拉摩的侄儿》和段维玉、余尚兵翻译的《修女》。

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在法国当代文学译介上的突破。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限制，同时也是由于对法国文学传统的认识，法国文学翻译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一直将重点放在法国19世纪的作家与作品上，对当代的作家，除了少数因为特别的机缘来到中国，例如罗曼·罗兰、法朗士等，其余的几乎不见踪迹。这对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失。(www.xing528.com)

在突破性地译介法国当代文学之前，首先是对已有的翻译作品的重版、整理和新译。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8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的第7卷至第10卷也是四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文集》的第11卷是傅雷所译的罗曼·罗兰传记作品（即《贝多芬传》、《弥开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同年，三联书店在出版的《傅译传记五种》里，也收录了傅雷所译的三部罗曼·罗兰传记作品，另外两部则是傅雷翻译的莫罗阿传记作品《服尔德传》和《夏洛外传》。另外，1980年，陈实、黄秋耘翻译了罗曼·罗兰另一部长篇小说《母与子》的第5卷《搏斗》；1987年，罗大冈翻译的三卷本《母与子》面世。罗曼·罗兰的其他传记作品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1981年，梁宗岱翻译的《歌德与贝多芬》；1988年，陆淇翻译的《卢梭传》，等等。1984年，金锵然、骆雪涓两位译者还翻译了《罗曼·罗兰回忆录》。

除了罗曼·罗兰，法朗士也算是较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其作品的翻译主要有：1981年，郝运翻译的《企鹅岛》；1982年，萧甘、郝运翻译的《诸神渴了》，傅辛翻译的《黛依丝》得到修订重版；1989年，郝运、李伧人翻译的《天使的叛变》。法朗士的儿童文学作品在80年代也都有翻译，主要有：1981年，叶君健翻译的《一个孩子的宴会》；1986年，方德义翻译的《蜜蜂公主》。

皮埃尔·洛蒂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翻译过来。50年代黎烈文翻译的《冰岛渔夫》在1981年重版。1983年，这部作品有了戈沙的新译本。

但是，对法国现当代作家的译介最主要的突破并不在对上述作家的作品的重版或新译上。80年代，许多因意识形态领域的限制而被搁置的法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开始在中国有了翻译。其中最重要的有：

对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纪德作品的翻译。其作品的翻译主要有：1983年，盛澄华翻译的《伪币制造者》；1986年，郑永慧等人翻译的《藐视道德的人》（又译《背德者》）、《地上的粮食》（又译《地粮》）、《窄门》、《梵蒂冈的地窖》、《田园交响曲》等；1987年，李玉民、老高放翻译的《背德者·窄门》；1986年，刘煜、徐小亚翻译的游记作品《刚果之行》。

对法国现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文学批评家普鲁斯特作品的翻译。面对《追忆似水年华》这样一本煌煌巨著，翻译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80年代，首先出现的是对普鲁斯特的短篇小说的翻译或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片段翻译，具体有：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收入了桂裕芳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片断，即著名的“玛德莱娜蛋糕”那一段；1981年，第5期《外国文艺》上刊载了管震湖翻译的《司旺的爱情》（《追忆似水年华》节选）；1986年，第4期《外国文艺》上刊载了郑克鲁翻译的普鲁斯特早期写的两篇短篇小说《薇奥朗特，或名迷恋社交生活》和《一个少女的自白》，均选自于短篇小说与随笔集《欢乐和时日》；1986年至1987年，《外国文学欣赏》也陆续刊出了刘自强翻译的《追忆流水年华》的几个片段；1989年，由瞿世镜选编的《意识流小说理论》选译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几位代表作家的文论和作品片段，其中有一章是普鲁斯特专题，包含《驳圣伯夫》中关于时间、记忆和艺术的一段和《失而复得的时间》第3卷中阐述文艺观的一个段落；由郑克鲁翻译的《少女的忏悔》选自普鲁斯特短篇小说和随笔集《欢乐和时日》，被收录于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法国小说集》。与此同时，译林出版社开始筹划对《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译林》杂志于1982年在杭州召开了“中青年译者座谈会”，与会的专家中，有很多人提出组织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应该尽快纳入议事日程。由于法语界当时没有一个人有充足的精力、时间和能力独立承担该著作的翻译，因此，译林出版社将该重任委托给法语翻译界的集体力量。1989年，李恒基、徐继曾翻译的第1卷《在斯万家那边》出版，揭开了法语翻译界90年代一大盛事的序幕。

对存在主义和荒诞主义作品的翻译。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小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小说当作“存在的探测器”（昆德拉语）。而在诸多形式的存在探索中，存在主义作家们，如萨特、加缪、波伏娃等，构成了法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一个不可绕过的坐标。改革开放之后，法国的文艺思潮成了中国文学界关注的对象。从1978年开始，当时专载译文的杂志上就开始探索性地刊载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1978年，第6期《世界文学》刊载了施康强翻译的加缪作品《不贞的妻子》，第6期《外国文艺》刊载了林青翻译的萨特戏剧作品《肮脏的手》。1980年，一系列萨特作品被各种刊物刊载：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刊载了张月楠翻译的《禁闭》，远岫翻译的《墙》和杨剑翻译的《可尊敬的妓女》；第4期《世界文学》刊载了郑克鲁、金志平翻译的戏剧作品《死无葬身之地》；第5期《外国文艺》刊载了周煦良翻译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81年，《春风译丛》刊载了罗大冈翻译的《恭顺的妓女》，并且说明此为“全文直译”。与此同时，其他存在主义作品也都有了翻译：1980年，《外国文学》刊载了罗国林翻译的加缪作品《沉默者》，董纯翻译的波伏娃作品《知命之年》，等等。

出版社很快就紧随其后。在整个80年代，各大出版社出版了萨特、加缪、波伏娃的十数种作品，主要有：1980年，顾方济、徐志仁翻译的加缪作品《鼠疫》；1985年，郭宏安翻译的《加缪中短篇小说选》、《西绪福斯神话》，马振骋翻译的波伏娃作品《人都是要死的》，吴丹丽翻译的《萨特戏剧集》收入了《苍蝇》、《禁闭》等八个剧本，罗嘉美等翻译的萨特戏剧选集《魔鬼与上帝》收入了《苍蝇》、《间隔》（即《禁闭》）和《魔鬼与上帝》；1986年，亚丁翻译的萨特长篇小说《理智之年》，郑永慧翻译的萨特小说选集《厌恶及其他》，李玉民翻译的加缪戏剧选集《正义者》收入《误会》、《卡利古拉》和《正义者》三个剧本；1987年，程燕如等翻译的萨特小说作品《木已成舟》，葛雷、齐彦芬翻译的波伏娃小说《他人的血》，杜小真翻译的加缪作品《西西弗的神话：论荒谬》；1988年，苏斌等翻译的《萨特自述》；1989年，施康强翻译的萨特自传作品《七十述怀》，等等。

对新小说作家及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新小说可以算是法国20世纪最后一个小说流派，旗下囊括了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以及克洛德·西蒙等小说家，第二代小说家还包括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等女作家。新小说50年代才出现，是真正意义的当代作品。中国的文学评论界倒是第一时间就对新小说有了“反应”。1963年，朱虹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法国新小说派“新”在哪里？》，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让中国的读者对法国新小说有了一点概念。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新小说不可能大加褒扬。但进入80年代以来，新小说却是渴求创作手法变化的小说界极为关注的对象。1979年，第2期《外国文艺》刊载了林青翻译的罗伯-格里耶作品《橡皮》的片段。就在这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出版了郑永慧翻译的《窥视者》。之后，其他译本陆续出现，主要有：1981年，林青翻译的《橡皮》；1983年，第1期《当代外国文学》刊载的古冰翻译的《反射影象三题》、宋维洲翻译的《海滨》和《舞台》，第1期、第2期《外国文艺》刊载的朱静翻译的布托代表作《变化》以及桂裕芳翻译的《变》（即《变化》）；1986年，桂裕芳翻译的萨洛特作品《童年》出版，第3期《外国文艺》刊载的林青选译的克洛德·西蒙作品《佛兰德公路》（即《弗兰德公路》）；1987年，李清安、沈志明翻译的罗伯-格里耶长篇小说《嫉妒》（含《去年在马里安巴》），林秀清翻译的《弗兰德公路》，以及第1期《外国文艺》刊载的华青翻译的罗伯-格里耶中篇小说《吉娜》。

如果勉强将玛格丽特·杜拉斯算在新小说作家的行列，那么她无疑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新小说作家。早在1980年，第2期《外国文艺》就刊载了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1982年，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出版，将王道乾新译的《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也收在里面。1984年，杜拉斯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令她一夜之间成了畅销作家。1985年，出现了王东亮、颜保、蒋庆美、王道乾四个版本的《情人》，其中，王道乾的译本又被收入1986年出版的《情人：当代法国中篇小说集》。同年，又出现了戴明沛和李玉民的译本，书名为《悠悠此情》。同期译作还有：1986年，陈景亮、谭立德翻译的《长别离·广岛之恋》；1987年，第2期《外国文艺》上张小鲁翻译的《痛苦》。

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中国与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的关系一向有点复杂。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几乎在其兴起之时就在中国引起了诗人们的关注。1930年，徐霞村翻译的苏保的小说就刊载在《小说月报》上。30年代，有很多文学刊物都对超现实主义进行了介绍，对超现实主义诗人如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苏拜维艾尔等的诗歌都有所涉及。而超现实主义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二战期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战后，也正是他们执掌着法国作家协会。因此，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也还将这些超现实主义诗人当作“进步诗人”和“进步作家”来看待。50年代末，《文学评论》上还刊载过罗大冈评介阿拉贡小说《共产党人》的文章。并且，阿拉贡的《共产党人》在50年代也有了两个版本。但是，这一时期却没有见到对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的完整翻译。大约他们的作品在当时还是有些令人尴尬的地方，并不能为当时的文艺路线所接受。

到了80年代，中国的诗人却热衷于在这些超现实主义诗人中寻求灵感。于是，对超现实主义诗作的翻译应运而生。1980年，《青海湖》和《星星》刊载了王意强翻译的德斯诺斯和阿拉贡的诗歌。紧接着，在1981年，《春风译丛》也刊载了张冠尧、沈一民翻译的艾吕雅的诗歌《盖尔尼加的胜利》。同年，第3期《外国文艺》也刊载了高行健翻译的普雷维尔的诗歌《这爱》和《我就是我》。1983年，第6期《外国文艺》刊载了徐知免翻译的三首艾吕雅的诗歌，阿拉贡包括其名作《艾尔沙的眼睛》在内的四首诗歌和勒内·夏尔的四首诗歌。1984年，第5期《外国文艺》刊载了徐知免翻译的四首苏拜尔维尔（徐译“絮佩维埃尔”）的诗歌。1984年，第3期《当代外国文学》也刊载了艾吕雅的六首诗歌。除了诗歌以外，1987年，外国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蔡鸿滨翻译的阿拉贡的小说《巴塞尔的钟声》。

对20世纪作家及其作品的全面发现和翻译。法国文学进入20世纪以来，一个重要的表象就是不再像19世纪那样，有定义明确的流派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创作规则。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除了对上述作家和流派的重点关注、研究与译介之外，法国文学翻译界在开放的空气中也全面关注到了20世纪的其他法国作家，例如法国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保尔·瓦雷里。1979年，第4期《世界文学》就刊载了卞之琳翻译的瓦雷里的四首诗歌。还有与瓦雷里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国女作家科莱特的作品也有了翻译。1985年，罗国祥翻译的科莱特小说选集《姬姬》收入了《姬姬》、《摄影师的妻子》和《西朵》等三部较为重要的中篇小说。

法国文学翻译界在80年代还发现了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加缪和纪德之外，还有两位是我们在80年代之前从未关注过的。一位是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杰·马丁·杜迦尔。1983年至198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郑克鲁翻译的杜迦尔代表作四卷本《蒂博一家》。与此同时，译文出版社也于1985年出版了王晓峰、赵九歌翻译的另一个三卷本译本。另一位则是195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981年，周国强翻译了《黑夜的中止》；汪家荣、薛建成翻译了《盘缠在一起的毒蛇》（1987年，又出版了王晓郡的译本，书名为《蝮蛇结》）。同年，周国强翻译了《黛莱丝·德克罗》，而第2期《外国文艺》也刊载了桂裕芳翻译的《苔蕾丝·德斯盖鲁》，该版也于198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在80年代，还出版过莫里亚克的两部小说集，分别是：1983年，周国强等人翻译的《爱的沙漠——莫里亚克选集》，收入了包括《爱的沙漠》、《黑夜的中止》、《盘缠在一起的毒蛇》等六篇小说；同年，桂裕芳翻译的《爱的荒漠》，收入了《爱的荒漠》、《苔蕾丝·德斯盖鲁》和《昔日一少年》等三篇小说。

法国传记小说家莫洛亚倒是假借傅雷之笔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进入80年代之后，读者对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兴趣不减，十年间出版了十种左右的莫洛亚传记作品，主要有：1981年，谭立德翻译的《雪莱传》，李桅翻译的《三仲马》[7]；1983年，沈宝基翻译的《雨果传》（1986年，又出版了陈伉译本（从俄文转译）和周国珍译本）；1983年，谭立德、郑其行翻译的《屠格涅夫传》；1984年，朱延生翻译的《狄更斯评传》；1985年，裘小龙、王人力翻译的《拜伦传》（从英文转译）；1986年，朗维忠翻译的《乔治·桑传》（译名为《风月情浓女作家——乔治·桑传》），王人力翻译的《狄更斯评传》（从英文转译）；1987年，袁树仁翻译的《普鲁斯特传》（译名为《从普鲁斯特到萨特》，等等。而莫洛亚的小说作品也有翻译，主要有：1985年，江伙生翻译的《瓦朗蒂娜和她的私生女》；1986年，孙川才、罗新璋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栗树下的晚餐》；1987年，姜德山、范仲亮翻译的《爱的气候》（1988年，有马金章的译本，书名《爱情的气候》）。傅雷是莫洛亚最早的译者之一。他翻译过莫洛亚（傅译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及《服尔德传》。1986年，三联书店再版了傅雷翻译的《人生五大问题》。

法国现代小说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也在80年代来到中国，并迅速有了数个版本。但是在80年代，《小王子》还基本上被当作儿童读物来对待的。其版本主要有：1979年，程学鑫、连宇的中法对照本；1981年，胡雨苏译本；1985年，张荣富译本。除了《小王子》，1981年，汪文漪、何友齐翻译的小说选集《夜航》，收入了《夜航》、《人的大地》。

法国作家、曾任戴高乐时期文化部长的马尔罗的作品也在80年代有了翻译。1988年，李忆民、陈吉盛翻译了《人的状况》，朗维忠翻译了《征服者》。

80年代之前从未有过翻译的马塞尔·埃梅也是法国文学翻译界在80年代发现的作家之一。早在1981年，第1期《世界文学》就刊载了刘君强、李恒基翻译的短篇小说《小矮人》、《图发尔案件》、《穿墙记》和《保尔代沃的传说》。1986年，徐真华翻译了长篇小说《陈尸台》。同年，王允道、陈卓殊翻译的短篇小说集《侏儒》收入埃梅的短篇小说10种；李玉民、陆秉慧翻译的《埃梅短篇小说选》收入埃梅的短篇小说16种；李玉民、叶葳葳翻译了童话集《小姑娘的动物伙伴》。1987年，李熊翻译了《家仇国恨》。

法国女作家、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作品在80年代也被翻译过来，包括：1981年，第6期《外国文艺》刊载的林青翻译的短篇小说；1986年，刘扳盛翻译的长篇小说《熔炼》和刘君强等翻译的小说选集《东方奇观》；1987年，罗芃等人翻译的短篇小说选集《东方故事集》；1988年，刘扳盛翻译的长篇小说《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

另外，80年代还发现了一批真正意义的当代作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版了他们的一两部小说，虽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也为他们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奠定了基础。这些作家、作品主要有：

1979年，王道乾、郝运翻译了米歇尔·图尔尼埃的短篇小说，包括《鲁滨孙·克罗索的结局》等。

1980年，倪维中翻译了罗曼·加里《绿林情仇》；1988年，《外国文艺》刊载了加里的四篇短篇小说，分别是：杜青冈翻译的《我谈英雄主义》和《墙》，朱松年翻译的《一个信奉人道主义的人》和《高尚和伟大》。

1981年，埃尔维·巴赞的短篇小说被译成中文，分别是：刘禾文翻译的《婚姻介绍所》，李化翻译的《烟头儿》和朱松年翻译的《诚实的行为》。1988年，刘君强、佘协斌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毒蛇在握》。

1981年，高发明、朱晓敏翻译了E.阿雅尔的《生活在等待他》，次年又有了马中林的译本。

1982年，《外国文艺》刊载了两篇弗朗索瓦·萨冈的短篇小说，分别是：小禾翻译的《柔和的眼睛》，朱毅翻译的《难捱的圣诞节前夕》。1987年，余中先翻译了《你好，忧愁》，雷蒙翻译了《失落的爱》，胡品清翻译了《心灵守护者》，方荃翻译了《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1982年，第5期《外国文艺》刊载了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的短篇小说，分别是：郝运翻译的《阿扎明》，蒋国萍翻译的《蒙多》。

1982年，沈大力翻译了罗布莱斯的戏剧作品《蒙塞拉》。1984年，萧曼、金德全翻译的小说选集《这就叫做黎明》收入了罗布莱斯的七篇小说。1987年，郭安定翻译了《威尼斯的冬天》。

1983年，范道存、朱延生翻译了迪迪埃·德库安的《约翰·地狱》。

1983年，方德义、宫瑞华翻译了让·季奥诺的《山冈》。

1984年，第1期《外国文艺》刊载了小禾翻译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暗店街》。1986年，黄雨石的译本面世。

1985年，蔡若明、王姤华翻译了莫里斯·德吕翁《人类的末日》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大家族》。该书在1987年和1989年又分别有了刘志威和冯百才的译本。

1988年，刘甲桂翻译了鲍里斯·维昂的代表作《流年的飞沫》（即《岁月的泡沫》）。

1988年，沈志明翻译了路易-费尔迪南·塞利纳的代表作《茫茫黑夜漫游》。

1988年，赵坚翻译了让-路易·居尔蒂斯的《一对年轻夫妇》。1989年，李玉民、马素华翻译了《离异》。

1989年，吕永真翻译了亨利·德·孟戴朗的《少女们》。

1989年，孙德芬翻译了马塞尔·帕尼奥尔的《玛侬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