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949年-1978年的概述

一、法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诚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法国文学研究当然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和翻译状况是紧密相连的。总体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法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并不多。正如吴岳添在《百年回顾——法国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解放初期，曾举行过纪念拉伯雷、孟德斯鸠等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报刊上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也多了起来，但是重译介而忽视研究的状况并未改变，几乎没有出版过研究法国文学的专著。”[10]

总体而言，1949年至1978年的法国文学研究呈现出这样的几个彼此之间有着很大关联的特点：

首先，囿于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的影响，法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产出从量上来说较少，尤其是在1966年以后，有关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几乎为零。如果我们对1949年至1966年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分布作一个大致的分析，会发现除去翻译以及译作的前言[11]以外，法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大致有这样两个种类：第一类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对法国文学作品涉及的社会性主题展开批评；第二类虽然所占的比重较小，但是却不容忽视，即对国外的法国文学研究论文、著述的翻译和介绍。因此，从研究的对象来说，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法国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当时中国读者已较为熟悉的作家和作品身上，例如19世纪的经典小说家雨果、巴尔扎克，经典作品《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当代法国文学以及与法国文学相关的新思潮或是当代的法国文学流派的研究不多。这个时期，法国文学研究进行的方式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例如有关新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较为重要的成果几乎都是刊载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的翻译。应该说，当时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通过这一杂志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了法国当代文学。

其次，从法国文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阵地来看，和其他大多数外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一样，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文学领域的专业学术刊物上，例如《文学评论》、《西方语文》、《读书》等，但是更为重要的学术刊物仍然是各大学的学报。我们看到，尽管数量不多，但是1949年至1978年的很多法国文学研究论文是在各大学的学报上刊发的。事实上，这与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包括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的身份相关。在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阵营里，一向有两类学者：一类是基于中译本，对法国文学进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另一类则是熟通法语，经过法语语言和文学学习，同时从事法语或者法国文学的教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前一类学者较为零散，往往不为我们所熟悉，但是他们在各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产出总量占比却不低。在中国当时较为特殊的语境中，他们随时可能基于各种立场展开对法国文学作品的批判，而这也无疑构成了当时外国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景。后者则相对集中，在1949年至1978年，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有罗大冈、吴达元、李健吾、沈宝基、赵少侯等。而与他们相比，另外还有相当多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如傅雷、郑永慧、郝运、李平沤、罗玉君等，则把精力主要放在翻译上，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则较少产出。但是无论是怎样身份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是在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机构——或者高校就职。

在这一点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国文学研究成果与新中国成立前的法国文学研究成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介绍的人往往兼有作家的身份，是新文化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对法国文学的介绍立场不同、风格迥异，总体而言较为自由，既不体现一定体系的方法，甚至对作品内容、作家风格的看法也不拘泥于既定的视野。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国文学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差别。诚如我们在上文中谈到的那样，从翻译或者研究对象来讲，新中国成立初始的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较之从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而从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来讲，两个时期的法国文学研究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原本因为批评者的不同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结果的外国文学批评在新中国成立后渐趋单一化，批评的内容往往都是针对作品的社会性，批评的手段也往往是建立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简单的反映论上。毫无疑问，失去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环境的外国文学批评家们走了一条谨慎观望的态度，直至60年代后期开始彻底沉默。

因此，从法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对法国文学的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主要关注的是对法国文学作品内容、作家以及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介绍。即便对某一为读者熟知的作品有较为深入和广泛的讨论，针对的也主要是作品的主题以及该主题的社会意义，进行的与其说是对作者、作品的研究，毋宁说是对作者、作品的道德批判。

二、法国文学研究成果

虽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法国文学研究领域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但的确这一阶段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只是为读者、为外国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具体来说，这个初步的基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译者作为最初接触到作品的人，对作家、作品特点甚至是创作流派的介绍。这种介绍有些是学术性的，但也可以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予以生平式的介绍。这些介绍多以译文序言或后记的形式出现，对普通读者了解作品产生的基本背景、作者以及作品的基本内容都有所帮助。序言（有的甚至就冠以“简介”的标题）大多数较为简短，甚至只有区区两三百字，但是有些序言，例如傅雷的序言，也是研究性的。在这样的序言里，傅雷往往对所译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分析既涉及作品的内容，也涉及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典型人物的意义，还涉及法国甚至作者本人对该作品的阐释。

第二个方面则是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成果，多数刊发在上文中所提及的学术刊物上。诚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及的那样，这批成果主要是由在社科院与高校任职、从事法语语言与法语文学教学的学者完成的。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较为零散，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启蒙主义以及少量19世纪的作家的评论。

实际上，对法国19世纪文学的介绍，反而是在20世纪初，外国文学最初进入国人视野的时候更为系统、全面一些。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囿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属于“西方资产阶级阵营”的国家的语言文学，大家尚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有些基础性的介绍工作，确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完成。因此，如果我们对1949年至1978年间法国文学研究的论文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有一定价值的成果反而是对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的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

1.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5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法国文艺复兴巨匠拉伯雷《巨人传》的节选。虽然全译本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版，但是突破却是在50年代完成的。1953年是拉伯雷去世400周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召开了会议，纪念这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因此，在这一年，杂志上就出现了一些有关拉伯雷的评论、翻译和介绍。这也是在1954年，平明出版社能够出版成钰亭翻译的《高康大》的原因。而在此之前，1953年9月的《人民文学》上，已经刊载了沈宝基和罗大冈翻译的节选。

拉伯雷是被当作反封建的斗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1953年，对拉伯雷的评介大多数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第18期《世界知识》刊载的《纪念世界四大名人》将拉伯雷纳入“世界四大名人”来介绍，与中国的屈原、波兰的哥白尼和古巴的何塞·马蒂并列。拉伯雷对欧洲小说界的贡献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被当成“世界四大名人”加以介绍，应该也是多亏了某些无产阶级导师和文学家对文艺复兴以及拉伯雷的肯定，例如高尔基认为他“善于而且敢于表现，暴露那种以吸血鬼和寄生虫残酷地压迫人民为基础的、肮脏的、无耻的、丑恶的生活方式”[12]。这篇文章虽然算不上真正的文学评论，但也涉及到关于拉伯雷的一些基本介绍和评价，并且指出作品“辛辣的讽刺，永远是后世作家们取之不竭的宝藏”[13]。

同年，第9期《人民教育》，刊载了一篇题为《拉伯雷的教育思想》的文章，作者署名鲁臣、西鸿。这篇文章虽然旨在介绍拉伯雷的教育思想，但也从《巨人传》出版的前前后后入手，指出拉伯雷教育思想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自由和民主”。当然，这篇简短的介绍最终也没有能够对作品深入分析，与上文中所提到的《纪念世界四大名人》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2.古典主义及启蒙前期文学

对古典主义作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领域。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外国文学翻译高潮以来，中国戏剧界和普通读者对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拉辛、高乃依已经较为熟悉。尤其是喜剧作家莫里哀，对中国新时期的戏剧、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如石璞著的《欧美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都对莫里哀进行了肯定的评价。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分别出版了莫里哀戏剧的全集和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戏剧的选集。这也为莫里哀戏剧的上演、评论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李健吾的译序、译后记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莫里哀研究最重要的早期成果。194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李健吾翻译的八部莫里哀作品。他为这八个中译本均作了序、跋和译文题记，对莫里哀的创作发表了较为详尽和深入的看法。得益于莫里哀研究的逐渐深入和资料的日益丰富，李健吾对莫里哀生平的叙述较之先前的译者更加客观、准确。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对莫里哀的研究继续了民国时期注重莫里哀的斗士形象和作品批判力量的评论路线。李健吾结合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评价莫里哀本人及其剧作的战斗精神，称赞莫里哀的大无畏精神，认为：“像莫里哀这样以进步的姿态攻击他应当侍候的主子们的，勇气应当分外足。”[14]在此基础上，李健吾明确指出了莫里哀喜剧背后广阔的社会含义。他这样评论《可笑的女才子》这部作品：“莫里哀攻击的不是运动，不是女才子，而是风气。”[15]他又认为：“《吝啬鬼》不仅是一出普通的风俗喜剧，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在小说里面所描绘，成为一出社会剧。”[16]他指出，莫里哀喜剧的用意在于“要观众笑，但是要笑得有意义，最有意义莫过于让他们体味自己或者自己一群中的言行是非：作品本身是艺术，用意却为服务”[17]。

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戏剧界对莫里哀及其喜剧的定位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如莫库尔斯基的《莫里哀》和《论莫里哀的喜剧》），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将莫里哀的战斗精神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阐释方式成为了当时评论的主流。在50年代中期，李健吾专门写作了《战斗的莫里哀》一书，系统阐述莫里哀的战斗精神以及莫里哀喜剧对中国现实的借鉴意义。这一论调为在文学研究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严峻的六七十年代继续莫里哀的译介打下了基础。他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上的长篇论文《莫里哀的喜剧》是这一时期莫里哀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有关莫里哀喜剧创作的背景史料，再次肯定了莫里哀的文学地位，称其为“现代喜剧的前驱”：“他继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发扬法兰西中世纪以来就有的几乎总是带着政治性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传……表现出了热爱生活乐趣和自由批评权利的愉快、活泼、勇敢与机智的进攻精神。”文章结合社会分析和丰富的史料，分别从宗教、贵族、资产阶级、年轻人和下等人四个方面，对莫里哀的作品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指出了莫里哀的主要作品和主要人物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意义。继1959年赵少侯等翻译的三卷本《莫里哀喜剧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六种》在1963年出版。在译本序中，李健吾再次强调了莫里哀的斗争性，并通过将莫里哀与西班牙剧作家维迦、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进行比较，巩固了莫里哀在文学史和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合理地位：“洛贝·台·维迦和莎士比亚都曾写出造诣非凡的喜剧，但是把力量全部用在这一方面，把它的娱乐性能和战斗任务带到一种宽阔、丰盈而又尖锐的境地的，到底还是莫里哀。”[18]70年代末，《莫里哀喜剧六种》再版，社会学研究所铸就的莫里哀的斗士形象日益深入。这一评价切合时代氛围，成为中国文学界对莫里哀的阐释基础。

同样受到社会学批评影响的，还有吴达元为《欧洲文学史》撰写的莫里哀部分和他为《莫里哀喜剧选》中译本所写的序。这两篇文章也是当时莫里哀研究的重要成果。吴达元在研究中全面论述了作家的时代和生平，而且按照作家的创作时序，扼要地分析了莫里哀的主要作品。他从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两个方面肯定了莫里哀的成就，认为：“说他（莫里哀）是古典主义作家，不如说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更恰当。”

这一时期，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评价也影响着中国译者对译本的选择。李健吾没有翻译莫里哀的《凡尔赛即兴》等五部剧作，因为当时这类作品被认为是宫廷消遣的玩意儿，没有太大的意义。当时的学者认为，莫里哀一生中依附王权的经历与其战斗精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了强调战斗精神，就势必要策略性地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并限制翻译那些应王权要求创作的定制剧目。

除了李健吾等译者撰写的文章之外，50年代至60年代，在戏剧杂志或其他类型的杂志上出现过五六篇关于莫里哀戏剧或剧本的评论，有的为译者本人所撰，也有的为戏剧界的专家所撰。黄式宪撰写的《评莫里哀的名著〈悭吝人〉的演出》一文，题目虽为评演出，但是文章对喜剧的要义、作品的内容、剧中的人物甚至译本都有评述，当然也涉及到了排演和演员。其中有一些观点颇为独到，例如在谈到莫里哀的喜剧人物时，作者认为：“普希金认为莫里哀的人物往往是一种情欲、一种恶习的典型，我觉得这正是莫里哀的优点，莫里哀的特色。喜剧情节固然应当引人入胜，但喜剧的人物却应当单纯。”[19]

除了古典主义剧作家之外，18世纪的剧作家也引起了法国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启蒙运动的剧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当然必不可少，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在50年代，出现了三篇针对博马舍以及博马舍作品的研究文章，其中两篇均为法国文学专家吴达元所作。1956年，第1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刊载的黄曾樾撰写的《博马舍研究》，作为较早的介绍研究博马舍的论文，可谓非常全面。论文分六个部分，从博马舍所在时代的社会状况入手，到博马舍的生平，再到博马舍的作品以及代表作品《费加罗的婚礼》（黄文称《费伽洛结婚》）的特色及成功原因，论述很是详尽。除吴达元编写的《法国文学史》所涉及的博马舍的部分之外，此文应该算是最早涉及博马舍的长篇论文了。黄曾樾认为，博马舍尤其是《费加罗的婚礼》的成功，首先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也因为作品“精巧而复杂的结构”，并且与古典主义喜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再是贵族的喜剧，而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市民戏剧”。吴达元就是《费加罗婚礼》剧本的译者，因而他的两篇文章都是针对作品本身的，一篇是刊载在1957年第3期《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人物形象》，另一篇则是刊载在1958年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费加罗的婚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吴达元有着与黄曾樾不同的切入点：他虽然也赞成博马舍作品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但并不是简单地用作者或者作品所处的社会环境加以说明。《“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人物形象》一文首先将《塞维勒的理发师》与莫里哀的《太太学堂》加以对比，并指出，费加罗这一人物形象让《塞维勒的理发师》的政治立意有了明显的不同，“它的主题思想不仅是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也是封建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斗争，先进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和落后的中世纪反动世界观之间的斗争”[20]。接着，作者就从四个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形象入手，依然是通过与《太太学堂》里的人物相比较，来说明博马舍塑造着一系列人物的真正用意。另一篇《“费加罗的婚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依然看重人物在博马舍喜剧中的重要性，但是，这篇文章更加看重的是《费加罗的婚姻》的政治性。作者认为，博马舍的贡献主要也在于他是与封建势力斗争的急先锋。当然，文章还有很大一部分论述了《费加罗的婚姻》的艺术性，作为与思想性并驾齐驱的构成。作者认为，在脱离古典主义戏剧的限制方面，这部作品有相当大的突破，表现在戏剧的场景、结构——和黄曾樾指出的一样，较之古典主义戏剧，博马舍的戏剧作品在结构上显然要复杂很多，场景以及戏剧的人物上也更为丰富。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这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会遭遇失败，就是因为偏离了“现实主义”。

3.启蒙文学(www.xing528.com)

启蒙运动的剧作家自然也是法国文学研究者不会遗漏的对象。1961年，戏剧界还围绕着启蒙运动哲学家、剧作家狄德罗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李健吾翻译的狄德罗撰写的《演员的矛盾》一文，文章刊载在《人民日报》上。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围绕狄德罗所提出的表演理论进行了探讨，这组讨论发言刊载在1961年《戏剧报》增刊第3期上。与新中国成立前一样，戏剧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文学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而围绕狄德罗的这组讨论发言，不仅给戏剧界带来了新的思考角度，也让普通读者对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文学家狄德罗更加熟悉。

事实上，对法国启蒙运动文学的评介和研究的确已经显示出一定的深度。由于启蒙时期的文学在中国已有译介的基础，加之同样被当作一种“进步的”文学来看待，我们可以发现，对启蒙主义作家和作品的介绍要深入很多，并且会就作家或作品的某一方面展开较为细致的探讨。1955年，外国文学专家黄嘉德发表在第2期《文史哲》上的《法国启蒙运动奠基者孟德斯鸠》是一篇纪念孟德斯鸠去世200周年的纪念性文章。作者介绍了孟德斯鸠的生平、作品以及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孟德斯鸠的思想在法国思想史上、文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文章虽然仍然是一般的介绍，但对孟德斯鸠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已有较为深刻的分析。另一篇关于孟德斯鸠的文章则是1957年，第1期《文学研究》上刊载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这已是一篇真正的文学评论。作者是法国文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北京大学的罗大冈。这篇长文有两万字，分成九个部分。前两部分相当于是文章的导论：第一部分论述了《波斯人信札》在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地位；第二部分则分析了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从第三部分开始，文章分析的则是作品本身：第三部分分析的是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因为针对的是作品的内容，也是文章中篇幅最长的中心部分；第四部分阐述了作者的世界观以及作品中的宗教问题；第五部分谈及作品所表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分析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妇女问题；第六部分谈及作品的异域情调；第七部分分析了《波斯人信札》的文学形式；第八部分谈到了作品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则是结束语。文章有导论，有结论，更有针对作品内容、观点、风格的评述，是当时不多见的、完整的法国文学评论成果之一。

1958年，《西方语文》上刊载了郭麟阁撰写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的美学思想》。郭麟阁与罗大冈的经历相似，20年代毕业于中法大学，1928年至1935年在法国攻读比较文学，同是继前一代的作家兼翻译家之后成长起来的真正学者型人物。因此，他的这篇文章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下语汇的痕迹，但是主题明确——虽然对社会环境、启蒙主义的社会意义有所论述，但都围绕着伏尔泰的美学思想来进行——结构严谨，引证丰富。文章首先从启蒙运动产生的背景入手，分析了启蒙运动之于古典主义的“破”和“立”。但是，作者同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任何“破”的立场都脱胎于传统，所以，文章紧接着就谈到了作为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伏尔泰的美学思想与古典主义美学思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文章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伏尔泰美学思想的局限之处，只是作者没有局限于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用了一节的篇幅，详细分析了其美学思想的“不彻底”。

4.19世纪法国文学

对19世纪法国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原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等仍然是法国文学关注的对象。上述作家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在中国已经有较多的翻译，也成为广大读者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仍然能够接触到的法国文学作品。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或许正因为基本的译介工作已经完成，再加上社会环境的限制，对19世纪的法国作家，研究界反而是谨慎的。以雨果为例，1949年至1978年，虽然雨果的作品仍然在翻译（或者重译）出版，但是研究雨果的作品却很少。在寥寥几篇牵涉到雨果的研究作品中，除了李健吾在1952年撰写的《维克多·雨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战士》一文是专门针对雨果诗歌的评介之外，几乎都只是在某个方面的介绍中提及雨果，或是像拉伯雷一样，作为“文化名人”出现，或者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家”之一出现——雨果是浪漫主义戏剧理论的重要代表。

尽管如此，李健吾的这篇文章还是值得一提的。这篇对雨果诗歌的评介保持了李健吾的一贯风格，即“评传体”风格。其实，兼创作与翻译于一身的李健吾并未过多地涉入法国文学研究领域。他早年留学法国时，主攻的是福楼拜的作品，但是他著的《福楼拜评传》到了80年代才出版。在不多的几篇关于法国文学的文章（多收入他的散文集）中，《维克多·雨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战士》是较长的、较为完整的一篇。文章立足于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尽管文章写于1962年，但与当时流行的语汇不同，李健吾在这篇文章中带着浪漫的激情赞颂了雨果，当然也提到了雨果的“改良主义倾向”，但是，在他看来，“他有脱离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倾向”。文章将雨果身处的历史和他不同时期的诗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大家呈现了一个坚持正义、充满热情、不断进步的诗人雨果。这种“评传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早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遗风，在80年代之后的研究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少，但是在外国文学研究成果较少且提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五六十年代，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相较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境遇似乎要好一些，但是，现实主义稍好一些的境遇也只表现在巴尔扎克的身上。这首先表现在五六十年代，几乎只有巴尔扎克的作品还在继续翻译或者重译，连并不算最喜欢巴尔扎克的傅雷也认为这是相对安全的选择。有了作品的翻译，当然也会有针对作品的评论与研究。的确，相较于其他作家，巴尔扎克是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法国作家之一。除了上文中我们列举到的傅雷的译序之外，杂志上围绕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争论文章有十数篇。但真正能够算得上文学研究的却很少，争论主要围绕巴尔扎克批判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展开。具体的情况我们在下一节中将会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其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如司汤达，一部《红与黑》就引起了足够的争论。50年代，尚有少量的学者，如李健吾、黄嘉德等，还能够关注到《红与黑》的艺术特色，肯定这是一部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作品，而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因为《红与黑》的电影而引起的争论则已经完全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成了特定意识形态环境下的文化批判与反批判事件。

其他不能够引起争论的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如梅里美、福楼拜，则几乎在这一时间段没有研究。虽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译介，但是外国文学评论界对他们的作品则一直相对保持沉默。

我们对现实主义作家的热情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译介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国外的一些对作家、作品的评述性文字之外，译介国外研究者对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评传也成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关于巴尔扎克的有：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加香著、徐公肃译的《加香论巴尔扎克》，丽列叶娃著、王梁之译的《巴尔扎克年谱：生平与创作》；关于司汤达的有：1950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扎克著、李健吾译的《司汤达研究》；关于福楼拜的有：195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伊瓦青珂著，盛澄华、李宗杰译的《福楼拜》，等等。

而非常奇怪的是，脱胎于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作家一方面得到大量译介，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评论。当然，我们看得出来，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左拉、莫泊桑等都是受到左翼作家青睐的法国作家，因此，在相对较为宽松的50年代，巴金、茅盾在创作会议上提到莫泊桑、左拉时多半持肯定态度，然而关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专门研究则几乎没有。

除了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三大重要法国小说流派代表作家之外，还有大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值得关注的小说家。他们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受到了相当的关注，例如法朗士、罗曼·罗兰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有的则相对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那个特殊的时期，译介和研究的数量本来就少，默默无闻的自然还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甚至法朗士这样的作家，在近30年里都没有一点研究。罗曼·罗兰仍然是关注的对象，甚至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引起过不小的争论，但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争论。

在诗歌领域，有一位诗人倒还没有完全处于被遗忘的状态，那就是波德莱尔。1957年，陈敬容在《译文》上发表为纪念《恶之花》出版100周年的9首译诗，这些译诗在后来启发了朦胧诗的创作和地下诗歌写作。在同期《译文》上还刊载了何如翻译的苏联学者列维克所作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华”》。1958年，沈宝基翻译的《阿拉贡文艺论文选》中收入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年纪念》。1973年3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里收录了《波特莱尔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虽然选编的批判意识比较明显，但也在客观上对波德莱尔的文艺观进行了介绍。而其他象征主义诗人，如魏尔伦、马拉美，则一直沉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初期，才迎来了应有的研究和评介。

5.20世纪法国文学

总体而言，20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在1949年至1978年期间，在中国受到关注的程度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文学研究者们对同时代的法国文坛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20世纪早期有一些作家，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而遭到了冷落，如普鲁斯特、纪德、莫里亚克、克洛岱尔等。这些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小说家、剧作家或诗人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现在中国读者的眼中，但在这一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消失”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萨特和他的存在文学。

超现实主义作家之所以没有被摒除出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主要得益于它的代表作家，如阿拉贡、艾吕雅，都是法国共产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同样出于政治历史的原因，他们因在二战中鲜明的立场和抵抗的姿态而执掌法国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在中国，这两位诗人也因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得到了认同。1953年初，《光明日报》翻译转载了法国《人道报》上的悼念文章《代表理性的真正诗人保尔·艾吕雅》，以此悼念保尔·艾吕雅。文章对他的创作生涯和政治生涯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经过了战争和战后人们所称的超现实主义这一个近于狂热而实际却是极其崇高的火焰”，“共产主义对他来说是人类幸福和希望的一条合理道路，是他长期摸索得来的一条真正出路”。几乎同时，罗大冈也发表了《悼艾吕雅》。罗大冈的评论当然与国外的专家有所不同，他着重指出诗人早年曾被“消极地引向颓废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中”，但还是肯定了“艾吕雅在法国文学史上独辟一章的朴质、恬静和优美的诗歌艺术”。在50年代的中国，艾吕雅和阿拉贡，因他们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因他们的文艺思想发生了转变，是作为保卫国家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光荣战士，作为“脱离超现实主义的虚无混乱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共进步作家来介绍的；布勒东由于依旧陷入往日幼稚的泥沼而遭到遗忘。[21]

可见，这一时期，超现实主义大多并不是作为整体性的思潮或是文学流派而被探讨、被研究。研究者更多地是把目光集中在几位与国内政治环境较有渊源的代表人物身上，通过选取他们的一些作品，分析他们的创作源泉、阐述他们的创作思想来进行研究。50年代末，《世界文学》还刊载了阿拉贡夫人，即马雅可夫斯基夫人的妹妹爱尔莎·特丽奥莱的中篇小说《第一个回合花费了二百法郎》。罗大冈在同一期上发表《近来年法国进步小说概况》，介绍了近年来法国进步小说的概况，首先就谈到了阿拉贡及他的《共产党人》和《受难周》。1959年，罗大冈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近三万字的《阿拉贡的小说〈共产党人〉》，称赞作品中新颖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以帮助读者解决作品“难读”之惑，从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方面，从作者处理事物的立场与态度上面，从作者在创作中对自己提出的重大任务和严格要求的角度，肯定了作品艺术上的新尝试，并认为，《共产党人》是一部“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相结合的完美的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学上占领的第一个桥头阵地”。

而萨特与他的存在文学则更为微妙，这一点与萨特本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一开始，我们还是将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当作“进步力量”来看待的，这一点却在1946年发生了突变：萨特已经俨然以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大师的身份去美国，接受了美国知识界的欢迎和追捧，尤其受到反斯大林主义的《党人日报》以及时髦读书杂志的欢迎。而这也使得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经历从“进步力量”到“反动力量”的转变。然而，这种暧昧的身份在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作为“进步作家”的代表受邀访华又悄然发生了些微改变。因而，在萨特访华之际，第11期《译文》月刊又再次刊载了罗大冈翻译的萨特戏剧作品《恭顺的妓女》，当时的翻译有较大的变动，并且更名为《丽瑟》。同年，盛澄华翻译的《患狂犬症兽类——写于罗森堡夫妇电刑处死后的第二天》也刊载在《新观察》上。这可以算是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期。只是这种短暂的蜜月期很快宣告结束，因为萨特访华归国不久就和法国共产党宣告破裂。起因也仍然是政治的，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上，萨特谴责了法国共产党，认为：“在法国，斯大林的政治是同体面地从事文学事业不相容的。”[22]因而，从1959年到60年代中期，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选译了一系列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文学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与萨特（时译沙特）相关的就有《论存在主义者》、《马塞尔与萨特——两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文学批评与雅斯柏斯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等。而这类的翻译文章之前往往都有编者按，无一例外都是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态度，批判几乎可以称得上严厉。《沙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前的编者按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措辞：“其实，沙特在他的近著《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狂妄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停顿了’、‘僵化了’。还说什么黑格尔、马克思和存在主义之间有所谓‘共有之物’，即‘存在和意识的辩证法’，并说这种‘辩证法’是和恩格斯以后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说法不相容的。显然，他是想把马克思跟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借‘辩证法’之名，贩卖存在主义之实，企图用存在主义来篡改并取消马克思主义。”[23]这种政治立场也波及到了作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萨特。同样是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1965年的第1期翻译刊载了一篇麦克阿赫兰的文章，这也是中国早期翻译的介绍存在主义文学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前也有这样的编者按：“存在主义文学是现代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流派之一，也是臭名昭彰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中的反映。从本文可以看出，这种文学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描写的，不外是一些杀人犯、精神变态者、淫虐狂者、悲观厌世者等等人类渣滓，这些作品的基调则充满着孤独、绝望、虚无生义和荒唐。这种文学，一方面反映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颓窟和堕落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表明了这些作者企图通过文艺形式来宣扬反动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思想：‘个人存在先于在何本质’，借此鼓吹资产阶极端个人主义，以跟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相对抗。这种垂死挣扎，当然是徒劳的。”[24]这种边批判边接受的方式不仅表现在对萨特的评论文章的翻译上，同样表现在萨特其他作品尤其是哲学作品的翻译上，比如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65年，上海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萨特文学作品《厌恶及其它》。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也为改革开放后作为小说家、剧作家的萨特的接受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这种边批判边接受的方式不仅适用于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文学，也适用于同时代的甚至在西方尚未有“定论”的作品和文学理论。以同样的方式，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在这近30年间也初涉新小说作家和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尤以结构主义文论为代表。

新小说在法国如火如荼之时，国内也在第一时间关注到了它的存在。在那个非常时代，这种关注同样也是以否定的方式进行的。与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文学有相似之处的地方是，1963年至1966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翻译、编译了一系列关于法国新小说的文章，包括：罗波和索瓦日的《试论法国新小说》（1963年第5期）、阿姆斯的《小说中的新动向》（1964年第5期）、戈力的《法国〈费加罗文学报〉讨论新小说派》（1964年第9期）、布鲁斯·摩里赛德的《罗伯-格里埃的电影创作道路》（1964年第12期），以及新小说“旗手”罗伯-格里耶的《从现实主义到现实》（1966年第2期），等等。被认为是新小说宣言之一的《自然、人道主义、悲剧》（柳鸣九译）一文被收入1965年第2期《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这系列文章都是法国或其他国家的法国文学评论家对法国当代小说“新动向”的关注。文章多以第一手资料涉及到了新小说的主张，对新小说的形式创新表示肯定或是质疑。自然，在这样的文章之前，往往也伴随着提醒大家必须加以甄别的编者按，认为这完全是“鼓吹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中国的读者而言，虽然读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许仍然无法窥得新小说的全貌，但是，至少他们对新小说已经有了大概的印象，知道在这面旗帜下有哪些作家。几篇文章都提到了新小说的主要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时译罗伯-格里埃）、娜塔丽·萨洛特、克洛德·西蒙（时译克劳德·西蒙）以及米歇尔·布托（或译布托尔）。

与萨特在五六十年代的境遇有所不同的是，在1963年，国内也已经有外国文学领域的专家对此作出了反应。这一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英美文学室的朱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法国新小说派“新”在哪里》的文章。文章分析了罗伯-格里耶的代表性作品《橡皮》、《窥视》和《在迷宫里》等。当然，以当时的政治立场，作者的结论是新小说是“反科学的”，是“腐朽”的“西欧资产阶级文学”。紧接着，法国文学专家赵少侯也在《文艺报》上撰文，分析了新小说的特点，指出新小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不同。赵少侯的文章的语言没有那么尖锐，但对新小说也基本持反对态度。但是，值得一提的却是，同时期发表在第6期《世界文学》上的《法国“新小说派”剖视》。作者柳鸣九、朱虹在文中主要透过罗伯-格里耶对新小说的技巧、美学观、理论、影响、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等进行了评述，同时也关注到了新小说的语言、人物等，无论其立场如何，应该说是那个时期对新小说最为全面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受当时政治历史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只是将罗伯-格里耶及其所代表的新小说作为西方新兴的文学流派加以关注，并没有表露深入研究的意向，并且当时的研究带有特殊的时代印记，对其相关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报以批判的态度，并归结为是资本主义末期文学创作面貌的体现。

同样兴起于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些许介绍，但更多的是作为语言学领域的一种研究范式，而不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1958年，许国璋就已经详细地介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包括结构主义在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以及外语教学中的运用。当时正是结构主义最为兴盛的时期，许国璋的关注可谓是同步的。此后的《西方语文》和《语言学资料》也都介绍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内容。或许，这也算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基础之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