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一、“有计划”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

和别的领域一样，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50年代之后与50年代之前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完全是割裂的。这种承继关系首先表现在左联的文学艺术创作传统上；其次，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对包括40年代在内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讲话》的精神进一步被指定为国家文艺政策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纲领。

《讲话》探讨的是“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并明确地提出了文艺创作中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在这样的一种总体框架之下，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所面临的导向与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关键问题与翻译和研究的对象有关。也就是说，倘若说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仍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翻译和研究什么样的外国文学作品？《讲话》已经明确指出，文艺创作是为“一般革命工作”服务的，因而，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自然也是我们在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选择中首先要考虑到的因素。第二个关键问题自然与译者和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相关。对翻译和研究的作品，我们究竟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立场和态度会极大地影响到翻译中的策略，更会极大地影响到研究者的基本态度，从而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1949年至1978年间意识形态领域对文学翻译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都看成是完全负面的。虽然我们在断代上采取通行的做法，将1949年至1978年划分为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具有共性的一个时期，但严格说来，将近30年的这段时间还应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子时期”：第一个“子时期”是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在这一时期里，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还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中，并且集中了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大部分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成果。第二个“子时期”则是1966年至1978年的12年。在此期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外国文学在翻译和研究上产出极少，有质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则更是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工作逐渐纳入国家的管理和控制，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发表渠道——包括报纸、杂志和著作——逐步被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一方面，管理和规范有效地解决了20世纪前50年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无序和混乱；另外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管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原本应该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

因而，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有效管理，再加上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59年，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较为系统地回顾和整理了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间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时间里，基本实现了“翻译工作的计划化”。从数量上来说，“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止共九年多的时间内，我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共5356种。但解放前三十年间的全部翻译著作（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据比较可靠的统计共仅6650种；其中文学艺术所占的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足见解放后的文艺方面的翻译几乎是解放前三十年的两倍半”[1]。然而，在发展的同时，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也出现了单一化的趋势，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接着就提到，在这段时间里译介的5356种作品中，“苏联（包括旧俄）文学艺术作品共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数65.8%强”[2]。但是，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方面，在作者看来，相比较于翻译，则只是“跨出了第一步”。虽然外国文学的学者们有了新的发表园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学评论》（旧名《文学研究》），除此之外，各大学的学报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发表阵地，但是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的作者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还远不止于此：各种学术会议中，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已经占到一定的比例，而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开始建立了起来”[3]。

法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当然是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中进行的。只是，相比较于其他国别的文学，法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尤其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呈现出了更为明确的承继性。有统计数据表明，在1949年至1966年的这17年间，法国文学以282种的数量位列外国文学翻译的第二位，占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的5%，甚至高于英国文学（4.1%）和美国文学（3.7%）。[4]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归根到底，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自“五四”以来，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们，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对中国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日后已经渐渐演变为“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创作传统的一部分；其次，30年代建立的左翼联盟的文学翻译中包含着不少被定义为“进步作家”和“进步作品”的作家与作品；最后，二战期间，包括二战以后，法国有很多当代作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或者表现出对左翼的亲近，这使得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有可能得到译介和研究，虽然这种可能性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风潮而随时中断。

二、1949年至1978年法国文学翻译状况

同样是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作者首先解释了相较于外国文学翻译，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只是“跨出了第一步”的原因，那就是虽然“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对于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固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正常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总是靠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给他先准备群众基础”[5]。

这当然部分解释了外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相较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往往显得更有选择性，同时也略微滞后的原因。外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是在翻译之后的，而且从事研究的人也往往要超出外国文学译者的范围。

事实上，通过对1949年至1978年间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也因为外国文学“移植”过程自身的规律，在这个阶段，法国文学的翻译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19世纪甚至包括20世纪初的相当数量的法国文学作品完整的译本为其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而对当代即20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学，此时的中国则甚至还不具备接受和研究的基本条件。

因此，作为外国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这段时间的法国文学翻译进行回顾和整理。

应当说，较之前50年的法国文学翻译，翻译家们在原文本的选择上并没有很大的改变。法国文学翻译在改革开放前，仍然专注于法国19世纪的文学，尤其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重要流派的小说。这些作家、作品在之前的50年里已经多有译介，所以，在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翻译家们在国家的“指导”与“组织”之下：一是有目的地进行了部分作品的重译；二是对一些重要作家尚未翻译过来的作品也进行了翻译，从而弥补了前50年翻译的不足。

以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小说为例，在50年代，郑永慧重新翻译了《九三年》（1957年），李丹重新翻译了《悲惨世界》（1958年）。除此之外，鲁鹰翻译了《布格·雅加尔》（1956年）、《笑面人》（1962年）；沈宝基翻译了《葛洛特·格》（1959年）；李平沤翻译了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1962年），等等。这些小说在前50年均没有完整的单行本出版。

在50年代，多亏了女翻译家、留法学成归国的罗玉君，另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的作品也有了一定的翻译。罗玉君第一次从法文原本翻译了《魔沼》，并且重译了王了一曾经翻译过的《小芳黛》。1954年，罗玉君翻译了乔治·桑的另一部小说《弃儿弗朗沙》；1955年，还翻译了她的童话选集以及《说话的橡树》；1958年，又翻译了《安吉堡的磨工》。

其他浪漫主义作家如梅里美、缪塞等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翻译。1953年，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翻译了梅里美的《嘉尔曼》[6]和《高龙巴》，合成一册出版。1955年，叶君健翻译了《卡尔曼》，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林讬山也翻译了梅里美的一部长篇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

当然，在50年代，译介得最多，同时也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还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尤其是受到过恩格斯肯定的巴尔扎克。加之从40年代末开始，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早已在中国的外国文学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巴尔扎克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内最受关注的一位法国小说家。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十年间，傅雷陆续翻译了七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其中包括《高老头》与《欧也妮·葛朗台》的再版，另外五部分别是《邦斯舅舅》和《贝姨》（1951年）、《夏倍上校》（1954年）、《搅水女人》（1962年）、《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1963年）。巴尔扎克的译介与研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难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巴尔扎克是最受关注的法国小说家之一。(www.xing528.com)

非常有意思的是，傅雷既非巴尔扎克最早的译者，也非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最多的译者。早在30年代中期，法国文学翻译家穆木天就已经在中法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下，着手于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宏大计划。尽管因为翻译上的一些争论，穆木天在50年代放弃了法国文学翻译，转而从事苏俄文学翻译和研究，但是他翻译的《勾利尤老头子》（即《高老头》）、《从兄蓬斯》（即《邦斯舅舅》）、《凯撒·比罗图盛衰史》和《夏贝尔上校》（即《夏倍上校》）也都陆续出版。另外，留学法国的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也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一系列作品。1949年，他翻译了《幻灭三部曲》（含《两诗人》、《外省人在巴黎》、《发明家的苦恼》）、《独身者三部曲》（含《杜尔的教士》、《比爱丽黛》、《单身汉的家事》）、《老小姐》、《古物陈列室》、《闻人高笛酒》、《葛兰德·欧琴妮》、《幽谷百合》和《地区的才女》。50年代初，高名凯又翻译了《受人诅咒的儿子》、《杜尼·玛西美拉》、《米露埃·雨尔胥》、《驴皮记》、《三十岁的女人》、《玛拉娜母女》、《钢巴拉》和《朱安党》。

除了上述三位译者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之外，五六十年代，还出版了东林、索夫翻译的《剥削者》，郑永慧翻译的小说选集《钱袋》和陈占元翻译的《农民》、《高利贷者》等。也就是说，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法国文学翻译作品总共出了282种，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占到了将近1/10的比重。

受到高度关注的还有备受左翼翻译文学传统青睐的左拉、莫泊桑以及罗曼·罗兰等作家。多位法国文学翻译家都参与了左拉的“长河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20卷各自独立的长篇小说的翻译。1950年，焦菊隐翻译的第9卷《娜娜》出版。1951年，李青崖翻译的第3卷《饕餮的巴黎》，毕修勺翻译的第19卷《崩溃》均出版。1953年，毕修勺翻译的第13卷《萌芽》——这也是第一个从法文原文翻译过来的《萌芽》译本，冬林[7]翻译的第18卷《金钱》均出版。1958年，王了一在1934年翻译出版的第7卷《小酒店》（1934年的译本名为《屠槌》）重新出版，林如稷翻译的第1卷《卢贡家族的命运》出版。1959年，侍桁[8]翻译的第11卷《妇女乐园》出版。至此，《卢贡·马加尔家族》的20卷作品中有8部有了中译本。除此之外，1950年，毕修勺还翻译了左拉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劳动》。而在二三十年代备受青睐的左拉中短篇小说在五六十年代也有翻译出版。1956年，孟安翻译了《娜伊斯·米库兰》。1958年，他还翻译了《给尼侬的故事》。1959年，江影翻译了《磨坊之围》。

莫泊桑作品的翻译在五六十年代也较为活跃，主要的译者仍然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已经着手翻译其作品的李青崖。新中国成立初期，首先是一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翻译的莫泊桑作品得到了再版。李青崖翻译的中短篇小说包括1952年出版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和1956年出版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1951年，黎烈文在40年代翻译的《两兄弟》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1953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了索夫翻译的《如死一般强》。50年代，莫泊桑的两部重要长篇小说《俊友》和《一生》也都有了不止一个版本。《俊友》的版本有：1951年，何敬翻译的《漂亮的朋友》；1955年，李青崖翻译的《俊友》。《一生》的版本有：1954年，索夫的译本出版，名为《她的一生》；1957年，李青崖的译本出版，名为《一生》；1963年，盛澄华的译本也出版，名为《一生》。50年代出版的莫泊桑作品还包括：1954年，罗玉君翻译的《我们的心》和冬林翻译的莫泊桑小说选集《巴黎一市民的星期五》；1955年，李青崖翻译的《温泉》；1958年，赵少侯重译的《羊脂球》。

而曾经在中国得到热烈响应的罗曼·罗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如既往得到了外国文学读者的喜爱。傅雷在40年代翻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在1950年、1957年两度重版。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罗曼·罗兰的多部作品翻译出版，具体有：1950年，李健吾翻译的剧作《爱与死的搏斗》，沈起予翻译的另一部剧作《狼群》；1951年，陈实、秋云翻译的《搏斗》；1954年，齐放翻译的剧作《七月十四日》，严文蔚翻译的传记作品《亨德尔》；1957年，孙梁翻译的散文集《罗曼·罗兰文钞》；1958年，许渊冲翻译的小说作品《哥拉·布勒尼翁》。

另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大量译介的法国作家是凡尔纳。在20世纪初期，科幻作家凡尔纳本来就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国作家之一。梁启超、鲁迅等都从其他语言转译过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在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凡尔纳作品，其中包括：知人、范希衡翻译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联星翻译的《蓓根的五亿法郎》、《神秘岛》和《机器岛》，王汶翻译的《气球上的五星期》，沙地翻译的《八十天环球地球》，杨宪益、闻时清翻译的《地心游记》，曾觉之翻译的《海底两万里》，等等。除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外，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在1956年出版了王沫以翻译的《牛博士》，在1957年出版了周煦良翻译的《天边灯塔》。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凡尔纳是法国文学翻译的宠儿，但并不是法国文学研究所青睐的对象。

19世纪的法国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译介的还有法郎士、都德、小仲马、司汤达、福楼拜等人，但翻译的作品数量都不算多。1956年，肖干、郝运翻译了法郎士的代表作之一《诸神渴了》。同年，赵少侯也翻译了《法郎士短篇小说选》。至于都德的作品，除了贾芝翻译的散文集《磨坊书简》外，1955年，郝运翻译了《小东西》，中篇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和《奈凡尔美人号》。1962年，赵少侯也翻译了都德的短篇小说集。曾经掀开中国文学翻译长卷首页的小仲马的《茶花女》在1950年也有了齐放的新译本。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司汤达和福楼拜这两位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位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都不多。司汤达只有《红与黑》，译者为罗玉君——当然，这却并没有妨碍在60年代，随着电影问世，文学界、读书界展开了对《红与黑》的批判性大讨论。而福楼拜的作品也翻译出版得很少，具体有：1950年，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得到再版；1953年，同为李健吾翻译的《情感教育》由文化出版社出版。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文学翻译主要还是继承了前50年的选择和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突破。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法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二是对当代法国文学作品探索性的翻译。

在古典文学方面，最大突破是翻译了拉伯雷的《巨人传》，具体有：1954年，成钰亭翻译的《高康大》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6年，鲍文蔚的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虽然两个译本都不是《巨人传》的全译本，但是对读者了解法国的古典文学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古典主义剧作，也有了不少翻译。五六十年代，李健吾、赵少侯、王了一等都翻译了莫里哀的不少剧作。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莫里哀戏剧选》，收入赵少侯、王了一等翻译的19种莫里哀喜剧作品。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则将李健吾翻译的6种莫里哀戏剧合成一册出版，名为《莫里哀喜剧六种》。除了莫里哀之外，1956年，齐放翻译了高乃依的剧作《熙德》；1957年，还翻译了拉辛的著名剧作《昂朵马格》。

除了古典主义剧作，17世纪的“流浪汉小说家”勒萨日的作品在中国也有了翻译。这在当时的翻译环境下颇受瞩目。1956年，杨绛翻译了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勒萨日文集》，收入张道真翻译的《瘸腿魔鬼》和赵少侯翻译的《杜卡莱先生》。

18世纪启蒙作家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有翻译。1955年和1956年，傅雷分别翻译出版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和《查第格》。1957年，郑兆磺翻译的《修女》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8年，匡明翻译了狄德罗的长篇小说《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958年，罗大冈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956年和1957年，吴达元还翻译了博马舍的两部剧作《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

在另一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同时代的法国文学应该说也不是没有关注，只是关注的重点主要放在共产党作家或未表现出反共态度的作家上，翻译的作品也主要在于他们表达共产主义观点的一些作品上。法国共产党著名的作家、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均有翻译。50年代，阿拉贡的《共产党人》有两个译本：一是叶汝琏、金满成、冯俊岳合译的六卷本；另一个则是郑煌译的三卷本。1954年，罗大冈翻译了《艾吕雅诗钞》；1956年，又翻译了《阿拉贡诗文钞》。1958年，盛澄华翻译了《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

而对同时代名声较大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和荒诞戏剧，法国文学翻译界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批判地”译介了其中的几种。例如在1955年，萨特与波伏娃作为“进步作家”受邀来中国访问之后，《译文》上便刊载了罗大冈翻译的萨特剧作《恭顺的妓女》（罗译《丽瑟》），当然翻译中存在着较大尺度的改写。1965年，郑永慧翻译的萨特小说作品《厌恶及其他》由上海作家出版社出版。1961年，仅供“内部发行”的加缪作品《局外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62年，黄雨石翻译了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的剧作《椅子》，施咸荣翻译了另一位荒诞派剧作家贝克多的名剧《等待戈多》。

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文学翻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之后，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翻译的一些特点以及翻译为法国文学研究“铺垫”的基础。首先，总体而言，法国文学翻译还是延续了前50年的传统，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断裂性的改变。从翻译的对象上来看，也还是以法国19世纪的小说家为主，特别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等人。这就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文学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这些小说家身上。一则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这些作品时，往往写有译序或译后记，可以视作法国文学研究的初步成果；二则是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这些作家与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接受面，使得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成为可能。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和其他国别的文学一样，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下翻译环境的影响。在数量上，尽管法国文学的翻译并没有急剧减少，但是，除了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等少数几位作家以外，其他作家往往只有一两种作品得到了翻译或者重译，并且这一两种作品甚至不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法国文学研究产生很大的限制。再次，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在50年代，在翻译家们的努力之下，法国文学译介方面还是有所突破的，像拉伯雷这样的文艺复兴巨匠以及当代的存在主义、荒诞派作品在中国也都有了初步的翻译和介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应当说是较为大胆的尝试，虽然对当时的法国文学研究没有构成很大的影响，[9]但对改革开放初期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在这些方面的飞速进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的翻译家同时也构成了法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力量。尽管在1949年至1978年，法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而这不多的成果恰恰就是翻译家们完成的。罗大冈、吴达元、李健吾等翻译家在翻译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做了最为基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