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第6卷：法国文学学术历程

由于法国文学初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著述主要有两类，分别是综合性的法国文学史著作与法国文学研究专著。首先，周作人撰写的《欧洲文学史》一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于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后的授课讲义。此书以文言文写就，分“希腊”（第一卷）、“罗马”（第二卷）、“中古与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一篇）、“十七十八世纪”（第三卷第二篇）四个部分共三卷。其中第三卷第二篇第二章简介了18世纪的法国文学概况。此书于1919年再版。此后，则有蒋方震（字百里，1882—1938年）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此书由梁启超作序，写于1920年，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问世，可谓适得其时。梁启超在序中写道：“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蒋方震论欧洲文艺复兴之结果为二：一为人之发现；二为世界之发现。“近世文化各种事业皆以文艺复兴为其发祥地。”“用之于外延，而国家之形式成焉；用之于内包，而革命之事业生焉。”“其方向之趋于自然者，则科学之基础立焉；其方向之趋于人生者，则哲学之门径辟焉。”而当时中国之社会蝉蜕之情状实与当时欧洲有无数共同点，即“新理性借复古之潮流而方向日见其开展；旧社会依个性之发展而组织日见其弛缓”，“察往以知来，观人以律己。则可知文化运动之来源有所自，而现状纷纭之不可免，且不足悲也”，自省方面有特殊之必要。作者冀借西方之文艺复兴以观中国之新文化运动，“察往以知来，觇人以律己”，“或者于今日之所谓文化运动者有一得之助”。文艺复兴为欧洲现代文化之由来。此书为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之作，被后来的中国学者推荐为了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参考书。王维克翻译《法国文学史》时，在第八章“文艺复兴；其原因；其结果”结尾处加入译者言，向读者推荐这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读者如能参观蒋方震之《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及‘总论’二处，则于文艺复兴之原因及结果更可明白矣。”[15]

蒋方震书中论及，人类之所以有复古运动，乃出于现状求解放之道理。复古是解放的一种手段，解放乃改造之先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根本精神实发生于个性之自动，中古时代的团体生活、牺牲精神至此乃告一段落。历史上，个性发展之最高潮为法国大革命，其所倡之自由、平等、博爱皆与个性发展相关。以法国大革命为文艺复兴潮流之最后段落。书末作者大声疾呼“一切众生，平等无差别”，为文艺复兴“人”的觉醒作注，也呼喊出了时代精神。

《欧洲文艺复兴史》共包括九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第三章论意大利之文艺复兴；第四章、第五章则论法国之文艺复兴；第六章论北欧之文艺复兴；第七章、第八章则论宗教改革；第九章为结论。论法国文艺复兴部分实际上占全书1/4强，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同等重要。书中论及法国弗朗索瓦一世重文艺，开设法兰西学院；以拉伯雷为法国南宗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重点介绍《巨人传》。作者认为，《巨人传》文学上最大价值在于“歌颂自然之神圣与慈爱”，以为至善即从心所欲，而那些恶和苦均为不守或反抗自然公理之故。小说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之“趋于自然”者，是为“体认自然”，以之为“至高道德之标准”。小说描写了理想境界即“泰来姆僧院”，其唯一的院规“任所欲为”突显了自然之力，足以使人们避恶趋善。拉伯雷之非同寻常，在于他以其极富想象力的文学天才描绘出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取向——倡导自然，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由于西方新思潮之输入，维新派思想家提倡“求乐免苦”的人性论和伦理观。

此书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一重点内容。除文学上拉伯雷的《巨人传》之外，法国北方由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也是论述的重点。北系则以加尔文为宗教改革的代表，赞其文体极美，擅雄辩之长，为“今日散文之模范”。书中还主要叙述七星诗社和蒙田：详述七星诗社诗人；挖掘蒙田的人生观，由基督教徒而为“厌世派”，其文辞优美的散文作品中蕴含着厌世观和一种“为我主义”。蒙田的《散文集》以道德心理之观念为主，为一种独出心裁的论说体，以此风尚引领全欧。作者提出，16世纪的法国由于新思潮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欲在法国社会提倡一种新道德，一种永久的、能体现法国文化的以及体现个人对社会之责任的新道德。“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家提倡新道德，或与此相应。此书为作者在法国听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讲座的基础上整理、扩充资料而成，尽管不能算是正式的、独立的研究，然已开欧洲文学、法国文学研究之风气。且《欧洲文艺复兴史》广论思想和文艺，宏观论欧洲各国文明的交往及本地化，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宏观的视角、开放的视野以及对欧洲文明的全局观照也为国人探寻救国之路指引了方向。

在蒋方震这部时代特色鲜明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外国文学尤其是欧洲文学的介绍和关注日益增多，新派知识分子一头扎入浩瀚的外国文学，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方面的论著，把他们的灵魂与脑筋都沉浸在法国文学里，并以满腔热情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新知识介绍给国内读者。法国文学因法国为学问和艺术之都的特殊地位，而成为新派知识分子的首选。法国文学史编著和法国文学研究专著均应运而生。

一、法国文学史的编译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以翻译或编译作品为主。1922年，中华书局印行李璜编的被列入“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丛书”的《法国文学史》。此书叙述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法国文学。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论18世纪的戏剧、哲学、小说、抒情诗和散文；第二卷论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小说、戏剧、历史，以及写实主义的诗歌、小说、戏剧、历史；第三卷论20世纪的诗歌、戏剧、小说和历史。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鲍提埃著、王维克翻译的《法国文学史》。文中夹有一句译者言，曰：“今日吾国许多学子，均狂热似的欢迎外国近代文学，未知有如此用功看书的人否？”[16]写实了当时（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年轻学子对外国近现代文学的热烈追捧。书中提到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认为，伏尔泰的剧作大多为宣扬其政治思想及嫉视迷信之宗教。1929年，上海南华图书局出版的巴林·莫里斯著、蒋学楷翻译的《法国文学》也是一部翻译文学史作品。

在上海北新书局的邀约下，徐霞村编译了一部《法国文学史》，于1930年出版。这部文学史由中世纪论及20世纪初的法国文学。论述每个时期的文学背景时，文字简洁明了、重点突出，读之极易让人把握法国文学发展之主要脉络。书中不乏一些有意思的鲜明观点。比如作者认为，蒙田随笔最大的特点是“绝对的个人气”，他的《随笔集》是16世纪欧洲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书，作品新鲜而有激励人的力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17世纪悲剧大师拉辛具有“惊人的技艺”，是结构和创造上“十足的大师”，比高乃依更偏于心理方面，在题材上，爱情在高乃依的剧里是次要的，在拉辛的剧里却是中心；喜剧大师莫里哀人物描写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都趋于典型——答尔丢夫是伪善者的典型、阿巴贡是守财奴的典型，他写出的不是“过去的可笑的人”，而是“永远不变的人”。再如论18世纪文学时，作者认为，这时期的文学的两个主要特点是怀疑主义和功利主义，卢梭的《爱弥儿》和伏尔泰的《赣第德》都是为宣传某种思想而作的，与法国大革命有直接的影响，而缺少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启蒙小说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很奇怪的作品”，是一部“用最科学的文体来写的政治原理的书”，这部“方法上合乎逻辑”的书“在理论上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充满了抽象的论调，没有一点历史的根据”[17]，最重要的是书中的民主思想，甚至于被誉为“革命的圣经”。作者也提到伏尔泰取材于中国的剧作《中国孤儿》，认为，伏尔泰这种具有异国情调和地方色彩的剧作无意中开启了浪漫派戏曲的先锋。再如论到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时，作者认为，雨果是法国最大的诗人，他的诗的根本特色是人道主义，怜悯着老人、穷人、流浪人、小孩、动物和一切弱者。再如论及20世纪初的小说和批评时，介绍了洛蒂，这位跟中国和日本有关的法国海军军官作家。徐霞村于1928年翻译过洛蒂的《菊子夫人》，连载于当年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还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专书出版。他称赞洛蒂的小说富于浓重的地方色彩，其笔下的异国风景描绘十分美丽，充满浓郁的东方色彩和异国情调。

编译的法国文学史著作还有穆木天的《法国文学史》，于1935年在上海由世界书局出版。作者穆木天1923年至1926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此书由中世纪法国文学一直写到20世纪法国的现代文学，包括自然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等。相较于徐霞村的《法国文学史》，这是一部更加中规中矩，写作更加规范，也更学术化的法国文学史著作。这部文学史研究文学的方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持社会进化论，注意从时代、社会、阶级等视角出发观照法国文学，频繁运用二元论的分析方法。穆木天1931年成为左翼成员，书中的论述也时常体现出作者的立场接近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作者在“卷头语”写道，他学生时代从老师那里学到关于法国文学的本质是“拉丁精神”与“高卢精神”之不调和，进而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并认为，文学研究应将对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考察联系起来，那么这两种不调和实即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不调和。他论拉伯雷《巨人传》时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写实的艺术品，描写出了当时的阶级社会；拉伯雷在这部作品中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攻击中世纪，要求新兴市民阶层的自由发展，从而发展新兴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作者也从时代和阶级着眼论作家之差异。比如论拉伯雷和龙萨之不同，作者认为在于两者所处的时代和阶级不同：拉伯雷始终代表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布尔乔亚，而龙萨则代表旧日的贵族阶级。再如，孟德斯鸠的作品是18世纪上半期布尔乔亚评论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伏尔泰是贵族的布尔乔亚的代表，他的作品则是日趋衰落的古典主义的代表；狄德罗是中流工商业布尔乔亚的代表；卢梭则是小农和职工布尔乔亚的代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也从时代和阶级出发。比如论述17世纪文学时，将冉森派与耶稣会派相对、古代派与近代派相论争、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相对立。作者称17世纪为“绝对主义的时代”，并以此为第三章标题；在第五章中称17世纪的文学为“布尔乔亚社会的文学”。作者对每位作家都有定性的概括，如称洛蒂为“异国主义的海洋小说家”。最后一章“现代文学”论到罗曼·罗兰那种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是理想主义，同时论及与罗曼·罗兰发生论争的巴比塞，认为，后者接近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与前者小布尔乔亚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区别开来。文中介绍了巴比塞的三部主要小说《地狱》、《火》和《光明》。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法国文学史中详细介绍巴比塞及其小说创作。最后介绍的作家是纪德。写纪德反法西斯主义、反战的言论以及对苏联的赞扬：“在苏联的社会的建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应许。”作者认为，纪德不仅是20世纪法国的文学巨匠，而且是世界第一流大作家，将会同罗曼·罗兰并肩屹立在法国新文坛。当然，在穆木天撰写这部《法国文学史》时，罗曼·罗兰和纪德都还没踏上访问苏联的路途，而当1935年和1936年他们分别从苏联归来，两人对苏联的态度都已经改变。这当然是穆木天当时无法预料到的。此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节标题是“反传统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文学”，充分体现了这部《法国文学史》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撰写这部《法国文学史》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九一八”事变，故笔下时有对时局感愤之流露、爱国情绪之渲染。巴比塞等战时作家在书中受重视事出有因。总之，这部《法国文学史》撰写规范，内容全面、详尽，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法国文学史专著

同时，中国治法国文学的学者的法国文学史著作也开始出现。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振铎所著的《文学大纲》，这是关于古今中外文学史的一部综合论著，自然包括法国文学。原文由作者于1924年至1927年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在《小说月报》上，是国内较早出版的一部世界文学史参考著作。郑振铎具有世界的、全球的、开放的文学观，认为，在文学上，全不受爱国主义的局限，亦无时代的、古今的限制。他说：

《文学大纲》的编辑，便是要辟除以上的偏见，同时并告诉他们：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的园囿是一座绝大的园囿；园囿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囿的风光有关系的。

《文学大纲》将给读者“以文学世界里伟大的创造的心灵所完成的作品的自身的概略”，同时并置那个作品于历史的背景里，告诉大家以从文学的开始到现在，从最古的无名诗人，到了尼生·鲍特莱尔，“人的精神，当他们最深挚的感动时，创造的表白在文学里的情形”，并告诉大家，以这个人的精神，“经了无量数次的表白的，实是一个，而且是继续不断的”。[18]

作者的这些观点，针对时弊，在当时可谓站在时代前沿，足以引领时代风气之先。

事实上，郑振铎之所以著这部《文学大纲》，是受了美国文学史家约翰·德林克沃特所编《文学大纲》的启发。他读了这部著作，发现书中并没有把中国文学包括进去，便起了自己编一部类似著作的心，重要的是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这一巨硕的园囿内，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坐标上以显现其在世界文学版图的独特位置。书中使用大量插图，增添了此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每章末均列十余二十余甚至三十余部参考书籍，大部分为英文著述，将当时关于世界文学的重要著作囊括在内，因此这部著作同时具有文学书籍目录的价值。

此书关于法国文学的部分，有以下章节：第十二章“中世纪的欧洲文学”，法国文学部分主要是列那狐的历史、玫瑰的故事、《罗兰之歌》和中世纪法国诗人维庸；第二十章“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法国文学部分主要讲述拉伯雷、蒙田；第二十二章“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主要介绍高乃依、莫里哀、拉辛、拉封丹、布瓦洛等作家；第二十六章“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主要介绍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博马舍、卢梭、谢尼埃；第三十三章“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主要介绍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乔治·桑、司汤达、梅里美、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左拉、都德、莫泊桑以及19世纪末叶的作家法朗士、浦尔格、洛蒂；第三十四章“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主要介绍浪漫派诗歌的先导谢尼埃，浪漫派诗人拉马丁、雨果、维尼、缪塞，帕纳斯派诗人，波德莱尔，邦维尔，象征派诗人魏尔伦、马拉美、兰波、拉福格，批评家古尔蒙；第三十五章“十九世纪的法国戏曲及批评”，主要介绍大仲马，雨果，维尼，缪塞，小仲马，批评家圣伯夫、泰纳、勒南等；第四十六章“新世纪的文学”，提到的20世纪法国作家有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塞、杜哈米尔、普鲁斯特以及立体派和未来派诗人。这部著作叙述的缺点是：由于是世界文学大纲，故对每一国别文学的叙述有些过于简略，比如法国文学部分，17世纪仅讲述拉伯雷和蒙田，对七星诗社等文学流派未曾涉及，而且大部分为内容简介，缺少具体的分析。此也为这一著述中关于国别文学之缺陷。另外，全书叙述止于19世纪，对20世纪文学仅在最后一章“新世纪的文学”作简要介绍，也是这部《文学大纲》的欠缺之处。

1929年，第1卷第1期《蚊雷》杂志有常文煜所撰《法国文学史》，文字简洁。1929年，袁昌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兰西文学》，为由王云五任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1000种之一。此书第一章“概论”先按时代之演进分期简述，再按体裁之别分“诗词”、“戏曲”、“散文”三章分述，共四章，45页，极为简略。小说作为主要的文学类别并没有专门涉及，只是在“散文”一章简单提及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1944年，袁昌英再次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法国文学》，共284页，可谓是1929年《法兰西文学》的“扩容本”。全书分“概论”、“诗歌”、“戏剧”、“小说”与“散文”五部分论述。作者在序中流露出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愿为中华民族文化贡献一己之力的热忱愿望。在写作此书的1943年，中日战争如火如荼，中国大地一片血雨腥风、风雨飘摇。人民物质极度匮乏，生活十分困顿。而作者袁昌英在如此艰难的时局之下，以半年时间，聚精会神完成这部《法国文学》，冀以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这部专著即这一意愿下所达成的成就。作者在第一章“概论”部分注重探讨法国人的民族性、精神层面等，对时代社会风俗也常有某些议论，能发殊异之见解，如论到17世纪法国的沙龙文化，称沙龙为“上流社会的思想交易所”。与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有密切关系的洛蒂及其作品得以详细介绍。此书论述到20世纪法国文坛时，用“唯觉派”来指象征派，其内部包含印象派、暗示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独立派等；而超现实派和现代古典主义这些文学、艺术流派，是继徐仲年的《法国文学ABC》之后在中国的法国文学史著作中得以介绍。在前文介绍的法国文学史专著中，由于年代的关系，大多没有论及法国当代文坛的这几个著名流派。此书最后介绍的一位作家是纪德，称他是“近代伟大散文作家之一”，并认为，纪德身上有双重性：对物质享受、感官陶醉以及神秘苦行、宗教热情的双重需要；性情既好沉思，同时又浮躁好动；既富于感觉和幻想，又有对宗教和道德追求的双重人性；既是道德家，又是心理学家。他的作品总在写宗教与生活的冲突。此书以诗歌、戏剧、小说与散文几种文学体裁为分章标准，以文学体裁为线索叙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可谓开法国文学史撰写的一种新形式。

黄仲苏编的《近代法兰西文学大纲》，于1932年出版。这部编著运用泰纳的文学论，认为，时代、环境等因素作用于文艺思潮和文学，并主张，除了作品和作家本身以外，也要考察政治、宗教、社会、风俗等各因素，以研究出不同时代各个作家的特性。此书论近代法国文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讲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将18世纪的三位启蒙思想作家卢梭、狄德罗和谢尼埃称为“近代法兰西文学之先觉者”，其理由分别为：卢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妙，主张以热烈的情感代替冷静的理智，宣扬人们重视想象的作用；狄德罗以科学精神提倡实验方法，使人脱离虚伪的义理拘束，认识物质的真实世界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从而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对19世纪下半叶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产生影响；谢尼埃这位“纯粹而热烈的诗人”诗中所表露的情绪思想促发了法兰西抒情诗的改进。这些正是法兰西近代文学新要素的来源：卢梭笔下对自然的描写与心情的感应，使19世纪初叶的文学家割断了守古的传习，摆脱了义理的拘束，放弃了模仿的惯例，发现了新奇的途径，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端绪；狄德罗注重实际自然界变幻莫测的现象与一切社会实况，其哲学思想根据实际经验，他的戏剧艺术论在博马舍剧作中得以贯彻，与19世纪中叶的写实主义文学相符；而谢尼埃则以其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在诗歌领域继承龙萨诗歌重想象与秘密的抒情传统，重新复活了法兰西抒情诗，开辟了近代法兰西诗歌创作的新径，开启浪漫派新诗的新声，对夏多布里昂、雨果、维尼、圣伯夫、戈蒂耶、波德莱尔等浪漫派诗人产生影响。下卷主讲19世纪下半叶的写实主义文学（书中主要指自然主义文学），称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为写实派的前辈，由此而认为，法兰西文学自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叶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这三种文艺思潮的演进，其中古典主义的对象为崇尚义理，浪漫主义运动为的是解放情感，而写实主义的旨趣乃是注重表现人生的真实性。书中涉及的文学体裁涵盖小说、诗歌、戏剧。就戏剧而言，作者认为，在法兰西戏剧史上，19世纪中叶有两个重要纪念，即雨果的《爱尔那尼》、小仲马的《茶花女》两种剧本的公演日期。《爱尔那尼》这一富有抒情诗意的历史剧的公演推翻了古典派的悲剧，解放情感、表现自我、破坏剧坛的戏剧得以成立；《茶花女》则可视为戏剧史上的一种文艺革命，适合时代新精神与真相，适应了观众需求和文艺趋势，由浪漫主义转向对现实风俗的关注，且写法排斥一切社会成见、时尚与阻碍，剧本内容充实、结构紧密，人物率真，情节极其复杂，一任剧作家天才的充分表现，其目的在于“建设一种有益的戏剧”。总之，这部《近代法兰西文学大纲》关注近代法国文学革新的进程。此书总结部分指出，近代法国文学革新的程序是由简入繁，尤与时代、环境之变迁密切相关。法国文学的系统永远延续不断，在思想、情感或艺术各方面处处均表现其民族的精神与天才的特性。作者希冀法国文学的这些特征能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中国青年以启发，不必拘泥于派别，能够认清自己的目标，不盲从、不彷徨，决定自己的途径，从事艺术的创造。此书每一章后还附有多道经认真构思的思考问题，供自学复习之用。这是一本论述详尽细致、理论性较高、实用性较强的法国近代文学史教材，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对每位主要作家的论述之详尽，为当时出版的多种文学史著作所少见，有颇多值得注意之处。这也是这部近代法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1933年，法国留学归来的徐仲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法国文学ABC》，分上、下册，是亦为中国学者治法国文学较早的专著。这部著作既是法国文学专论，也是一部法国文学史著作。上册由中古时代叙及18世纪；下册由19世纪论及当代（20世纪初）文坛，尤以介绍20世纪初法国诗坛（帕纳斯派、象征派、未来派、立体派、达达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派别）为要。作者在“小言”（序言）中自称本书写的是“法国文学流变大势”和“第一流作者”，第二流作家则列在附表里，其余作家则不论。徐仲年的这部法国文学史梳理了法国文学的发展，将漫长的法国文学发展史叙述得井井有条，将复杂的文学运动以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自然、简练、通晓、流畅，是一部十分好读的法国文学史普及之作。这部法国文学史的另一个特色是书中时常有大段引文，以诗歌为主，比如《罗兰之歌》、龙萨的《致爱莲娜》等情诗，拉封丹寓言《狐狸与乌鸦》、《橡树与芦草》，拉马丁的《湖》，雨果的《干面包》、《滑铁卢》，缪塞的《五月之夜》，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诗，魏尔伦的《无故的悲伤》，兰波的《醉舟》，瓦雷里的《海滨墓园》，阿波利奈尔的《米拉波桥》等。这些引用的文学作品译文使这部法国文学史十分生动。

1946年，吴达元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文学史》是一部比较全面和详尽的法国文学史著作。这部著作由中古时期论及，章节分列细致，按时代之演进共分为六篇：“中古时期”为第一篇，“十六世纪”为第二篇，“十七世纪”为第三篇，“十八世纪”为第四篇，“十九世纪”为第五篇，“二十世纪”为第六篇。每篇各有详尽的章节，如第一篇共设8章，每章有2节至4节不等，第三篇设15章，第五篇则有19章之多，以整节甚至整章的篇幅专论一位作家，如拉马丁、维尼、雨果、缪塞、巴尔扎克、梅里美、小仲马、左拉、都德、莫泊桑、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等。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是东西文化交流合并的时代，在中国对欧洲文学发生兴趣的人一天比一天多”[19]。但由于语言的关系，当时中国从事英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人多，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人少，在法国文学研究界，缺少一部用中文写的良好的法国文学史参考书。当时坊间虽然有三四种法国文学史，但有的错误太多，有的内容简单。因此作者决意编著这部《法国文学史》，“不止求忠实的记载作家和作品的名字，还要搜集每一个大作家的生平事迹，解释每一部大作品的内容，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精神”[20]。全书耗时七八年方写成，文字经朱自清润饰。

此书序言部分对法兰西民族性的议论十分有意思：

法兰西民族是理性特别发达的民族。他们不是不明白人生有很多痛苦，但他们绝不愿意像日耳曼人似的自寻烦恼，研究宇宙之谜。人类命运这问题曾经绞尽了多少哲学家的脑汁，他得着解答了吗？法兰西人的理性教他们不要想入非非，不要浪费精力在无边无际的形而上的哲学里。人生是应当享受的。生命如果是美丽的，我们固然要享受；就是丑恶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美丽，享受它。这就是法兰西人的人生观，理性的人生观。这人生观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非常清楚。17世纪马雷伯整理法兰西文字，把它弄成一种纯粹而简洁的逻辑文字。这不能说马雷伯用人为的力量改变法兰西文字，这是法兰西民族性的要求。17世纪的沙龙人士和法兰西学院不是也同样要把法兰西文字弄成理性的文字吗？不管如何，理智是法国文学的特点。布瓦洛继马雷伯之后，把理智定为文学的最高的标准，教人写作不要走出理智的范围。理性高于一切的理论，从此把诗人作家的感情压下，造成客观文学独霸文坛的局面。[21]

“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精神”，诚如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主要出于能“代表时代精神”的考虑。《罗兰之歌》是“十一世纪法国社会风俗的忠实描写”，这部史诗的灵魂体现了中世纪的两种精神，即对世界主宰的信仰和对君主的忠心；《列那狐的故事》里找不着道德教训，只是辛辣的讽刺，和同样具讽刺性的韵文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伤风败俗的一面，说明了中世纪法兰西人对于自由主义的梦想，体现了法兰西人“愉快的爱自由的”民族心理，等等。而诗学则是“为时代精神写下永久的定义”[22]，布瓦洛等文艺理论家同样受到重视。

第一篇“中古时期”的一个特色在于：将“历史”作为本篇最后一章写入，将散文体历史书籍作为文学作品构成的一部分，介绍了中世纪史学家维尔阿杜安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记》、尚维尔的《圣路易传》、傅华萨的《编年史》等史书。这跟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观念一致——中古时期欧洲的史诗、武功歌等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史一家”观念的体现——作者在这里将第八章标题取为“历史”，似乎在有意表明“文史一家”的中国观念。《左氏春秋》、《史记》向来同时被视为历史和文学著作。同时，吴达元这部《法国文学史》的主旨在于以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而这些历史作品恰恰是能“充分表现时代精神”的。这是历史书籍首次如此隆重地被见介绍于法国文学史专著。第五篇“十九世纪”第十三章也是“历史”。历史学家梯叶里的《关于法国史的通信》、《十年的历史研究》，基佐的《法国史论》、《英国革命史》、《欧洲和法国文明史》，米什莱的《中世纪法兰西史》、《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文艺复兴及近代法兰西史》，勒南的《基督教的起源》、《以色列人的历史》等历史著作都得到介绍。

其实，在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中，不仅仅历史书籍被纳入进来，宗教、政治作品也都被纳入文学范畴。第二篇“十六世纪”第七章为“宗教、历史和政治文学”。在第四篇“十八世纪”中，对博物学家、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的先驱者布丰也详加介绍。

另外，在这部《法国文学史》中，法国语言文字地位的重要性十分突显。作者使法国语言文字的进化和演变与文学的发展保持同步。论到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有一章专门讲法兰西文字，因为17世纪是法兰西文字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并对这一时期为法兰西文字的进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文学沙龙和法兰西学院进行了重点介绍。

吴达元论述精到，如比较高乃依和拉辛，他写道：

高乃依不是拉辛，他表现的不是寻常人具有的感情，而是非常人特有的意志，他的英雄不是没有情感，但是不让情感作他们的命运的主宰。他们有优美的道德，有崇高的责任：罗得黎格的子职，保利娜的妇道，唐·狄哀格的荣誉观念，奥拉斯的爱国思想，保利厄克的宗教信仰。他们可以牺牲一切，为了实现他们的责任。他们都是意志的象征。他们要征服的不是不正当的感情。这太容易了，不足以表现他们意志的坚强。他们内心的斗争不是为了感情和责任发生冲突，这也不足以表示他们的伟大的个性。在善与恶间，在勇与怯间，他们绝不会有任何犹疑，知道如何取舍……高乃依的英雄都有坚强的个性，伟大的灵魂，因为他们有非常的意志，能为人所不能为。他们尽了艰难痛苦的责任，永远没有半句呻吟，永远没有半点后悔……这种坚强的意志就是高乃依悲剧最特殊的特点。

爱情往往是高乃依悲剧的出发点，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高乃依和拉辛不同，他不把爱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它只有一种作用：要来和别一种感情或崇高的观念发生冲突，因而造成悲剧的因子……高乃依和拉辛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他不能接受神秘的爱情，不承认爱情是宿命的，不可改变的。他的悲剧人物可以任随理智转移他们的爱情……高乃依的英雄都是非常人物，他们的意志要他们牺牲爱情，造成可歌可泣的悲剧情节。[23]

这种比较手法的运用还见于18世纪爱情喜剧作家马里沃与拉辛的比较：

爱情是拉辛悲剧的主题，它在马里沃的喜剧里也占着同样的重要地位。和拉辛相同，女性的心理分析是他的特长。和拉辛的悲剧相同，内心波涛是他的喜剧的动作。他的人物要说的不过是“是”一个字，可是这“是”字怎么样说出来，这可大费苦心了。马里沃的人物，在喜剧收场里，总免不了说出这一个字，可是需要相当时间，不到必要时决不肯说。他们犹疑不决，抑制内心的情绪，抵抗对方的追逐。这就是喜剧的动作。[24]

吴达元论述详细，比如介绍伏尔泰的一章，即分“诗人伏尔泰”、“历史家伏尔泰”、“哲学家伏尔泰”、“伏尔泰的通信集”、“伏尔泰的思想”五个小节分别予以论述。他认为，伏尔泰是“典型的布尔乔亚，现实主义的思想家”，甚至是“为我主义的”、“保守的”、“自私自利的”，卢梭则是个“愤世的乐观者”。他认为，主观作家、抒情诗人卢梭打破了200多年来法国理性文学的传统，不单是浪漫文学的先知先觉，也是近代文学的始祖。论雨果，不仅仅介绍他的小说创作，也将他的诗歌创作详细介绍，有“雨果的诗集”、“抒情诗人雨果”和“史诗诗人”三节文字。而对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作出了独特的解读，他认为，雨果在这部小说里要描写的是巴黎圣母院——“这个建筑学的奇迹”，是这部小说唯一一个“有生命的人物”[25]。《巴黎圣母院》当得上是一部历史小说，只因为巴黎圣母院是它的背景。

这部总共740页的《法国文学史》可谓是当时法国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成为当时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者比较权威的法国文学史参考著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法国文学研究专著

在20世纪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人员中，有着张若名这个熠熠发光的名字。张若名是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曾参与领导由天津学生会“觉悟社”发起的“五四”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名非常活跃的革命青年学生。1920年，张若名赴法勤工俭学，到法国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她因在法国参加政治活动受到法国警察的调查，此后退出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并于同年进里昂中法大学文学院就读。1930年，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以《纪德的态度：心理分析论文》一文获博士学位，成为获得法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博士论文完成后，张若名把它寄给纪德本人，收到了纪德的亲笔回信。纪德在信中对张若名的研究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张若名的研究使他“似乎获得了新生”，“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26]。论文于1930年在里昂公开出版发行，1931年则作为“中法大学丛书”之一在北平公开出版发行。

20世纪初叶，在法国哲学思想界，柏格森的心理哲学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开始取代孔德的实证哲学盛行起来。1924年至1927年，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期间，修习过心理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文科课程，这篇《纪德的态度：心理分析论文》正是她由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纪德的一种尝试。论文由“纪德人格的演变”、“纪德的宗教信仰”、“纪德与道德”、“纪德对待感官事物的态度”、“纪德的纳瑞思主义”、“纪德象征主义美学观的形成”、“纪德的古典主义”、“现代人眼光中的纪德”八部分组成。其中有几个主要观点：在“纪德人格的演变”部分，以道德、神秘、艺术三要素来归纳纪德的人格，因而所谓“纪德的态度”就是指道德家、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的态度；同时纪德又受到新教教义的熏陶，思想中有新教教义的影响，支配纪德人格的根本态度就正寓于其中。来自基督教教义最深的影响，莫过于来自《福音书》的这条教义，即凡要保存性命的反要失去它，要失掉性命的反要得着它，如果把希腊文本更准确地翻译出来，那就是使它变得更有生机。对纪德来说，来自基督教的这种影响同时深深地打上了尼采式个人主义和基督教个人主义的烙印。他说：“个人主义的胜利在于个性的放弃之中。”纪德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个主张。第二，纪德的宗教是一种艺术的宗教，是他根据自己追求自由的需要与宗教信仰所产生的矛盾而做的调和，从而创建了自己的宗教。第三，纪德的人格和宗教信仰影响和投射到他的创作，就是他所创造的人物，均是他牺牲和放弃了自己而化身为他笔下的人物，他成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物而去生活和思想。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纪德掌握一种密切了解他人的方法，他对他人的心灵感兴趣，故能非常清楚地掌握它的一系列状态，在书中再现其人格。而他所塑造的每个人物，都只代表自己的某种潜在性，这些不同人物的人格可以是彼此矛盾的，但并非总是没有连续性的。纪德的每部作品都展现了其人格的某一特点，表现了易变性，但同时又保持着固有的一致性。这是因为纪德放弃了自我个性，而让位给某个引起他注意的人，站在这个人的角度来生活。张若名引用杜加尔的纪德研究，认为：“支配纪德一生的，也是支配他作品的，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这样的同情心有时达到了‘暂时的非人格化’。”张若名在文中多次强调纪德的这种“同情心”或者“非人格化”，并认为，正是这种“同情心”或“非人格化”使纪德不断地塑造了各种人物。就如纪德自己所说，“在生活里也一样，他人的思想与感情寄居在我心里；我的心只是出于同情心才跳动”。“这构成了我的性格和作品的关键。”正是这种嫁接他人心理的能力支配着纪德的人格。张若名将纪德的这种“同情心”升华为“自我的牺牲”，并认为，这是支配着纪德的人格力量，也是他的主要美德。

张若名在文中还不时地将纪德作品的艺术与其他深受心理学影响的文学作品如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兰波等人的诗作来进行比较分析。纪德早年曾与象征派诗人如马拉美、雷尼埃等来往，也写过多部象征主义的作品。但自1897年创作《地粮》开始，纪德逐渐远离象征主义，向着他自己独创的风格演进。1909年发表在《新法兰西评论》创刊号上的《窄门》更是纪德与象征主义分手的标志。张若名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纪德与象征主义诗人的关联。她首先比较了在对待感官事物上纪德与象征主义诗人的不同。她指出，与普鲁斯特通过感觉（如味觉）唤起记忆不同，纪德维护感觉的当下状态，他让每种当下的感觉都保持不变，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忘掉过去与不知未来这两种虚无之间。普鲁斯特的作品使读者淹没在过去的汪洋大海里，与现实世界分开；而纪德的作品则排除了记忆的介入，使读者沉浸在此时此刻之中。在波德莱尔的作品里，感觉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每个感觉都失去了独立性；而在纪德的作品里，每个感觉都很独特，相互之间有具体的界限。但纪德的美学观则是象征主义的，他视文学作品为某一深层现实的象征，艺术家只有借助象征才能表达丰富的现实，也就是纪德称之为“观念”的东西，在兰波那里被称为“未知”，在波德莱尔那里则被称为“幽昧而深邃的统一体”。显然纪德与象征派诗人通过不同的途径都发现了诗的隐秘，他们的思想存在着某种共同点：诗的本质潜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与马拉美、波德莱尔、兰波等象征派诗人一样，纪德也摆脱了感官世界的束缚，在世界与“我”的交融中把握了诗的本质，使自己成为知晓未知的“通灵人”，通过创作去揭示无限美的秘密。

纪德曾经写过一篇《论古典主义》的论文。文中指出，古典艺术是说话最少而表现最多的艺术，浪漫主义则表现夸张，字面压倒了真实的情感和思想，唯有古典作品以其内在的坚稳渗透着言外之意，能体现一部作品的真价值。他以此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文艺立场，自认为是当代古典主义的最佳代表。张若名则认为，纪德调和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他的作品包含着个人生活的独特性，而这独特性又具有普遍的意义。他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浪漫派与古典派的独特风格，其艺术成绩超过了福楼拜在这方面（指调和古典派与浪漫派的理想）所做的努力。总之，张若名这篇由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纪德研究专论充满了逻辑严密、分析深刻的论证，是一部学术水平极高、不可多得的纪德研究专著，堪称杰作。《纪德的态度：心理分析论文》使张若名成为名副其实的纪德研究专家。她的论文在法国博斯法里斯和里欧出版社出版（印刷180多份）之后不到五个月便供不应求。直到1988年，还有美国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介绍称赞此书。其学术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范希衡是通过庚子赔款赴欧洲留学的一员，于1929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1932年，范希衡获得了鲁汶大学拉丁语系语言学博士学位和以最优等通过博士论文的拉丁语系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15万字的《伏尔泰和纪君祥——〈中国孤儿〉研究》。这是中法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关于伏尔泰的改编剧《中国孤儿》研究的第一篇法文博士论文，是比较文学中法关系研究的名篇。1965年，范希衡为他翻译的《中国孤儿》写了篇译序。在这篇译序中，他重拾30年代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所作的博士论题，再次深入探讨了纪君祥《赵氏孤儿》与伏尔泰《中国孤儿》在文学上的因缘。

沈起予的《巴比塞评传》（1933年）对巴比塞的生平和著述作了介绍，尤其着重详述1919年起巴比塞所频繁参与的社会主义进步活动，直至他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书中对巴比塞的成名作、获龚古尔文学奖的《炮火》（1916年）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认为，这部小说站在反战争的立场来描写帝国主义战争之残酷，以新写实主义的立场，用新的眼光来看一切，而其1918年发表的小说《光明》的主人公身上具有巴比塞自身的灵魂。1919年，巴比塞发起的“光明团”运动，即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组成的团体，后逐渐由纯知识分子领域的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运动合流。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是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相信阶级斗争，主张革命，极端排斥和平主义。《评传》还叙述了1919年巴比塞在“光明团”杂志《光明》上以一篇《罗兰主义论》发起了与罗曼·罗兰之间的一场论争。罗曼·罗兰则在《自由艺术》上开始了与巴比塞的辩论。这两位进步作家因对待暴力革命的不同态度而分道扬镳。巴比塞后期的作品则主要介绍其以第一人称来创作的自序传《耶稣》（1926年）。巴比塞笔下的耶稣，出身寒微，以解放穷人为其使命；主张社会革命，自称是劳动者之劳动者；所宣扬的并非传统的天主教救世宣言，而是与当时的唯物论相通的哲学。一些学者批评巴比塞是在用心理构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在那个护教运动抬头、旧教有复兴之端倪的时代，巴比塞的《耶稣》无疑有启蒙之价值。《评传》还记载了1930年至1931年间巴比塞在法国文艺运动机关刊物《世界》杂志上的作为，尤其是详文叙述了1931年12月《世界》杂志上刊载的《论作家与革命》的宣言，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国革命作家的使命作出了具体规定，即文学应服从于社会革命，革命作家的文学创作应反映社会情势，既要反映资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破产，也要真实展现无产阶级的生活。然而，此时法国左翼文学团体内部偏袒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此书最后发布了1933年关于巴比塞要继“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真相的消息。当时，对国际组织尚有所期待的中国人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对这个消息颇感振奋，认为：“为世界反帝大同盟的代表巴比塞等来华调查过后，一定会作一篇解放殖民地的意见书而得着中国的成万成亿的劳苦大众的欢迎罢。”[27]这或许能解释沈起予这部《巴比塞评传》诞生的契机。总之，巴比塞所代表的是当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趋向，沈起予的这部《巴比塞评传》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这位当时的法国左翼革命作家的致敬，为当时中国的社会革命派助阵，表达了对中国社会民主革命的期许，其有助于革命的意义远大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四、法国文学研究论述

1.法国文学研究作品的翻译

新中国成立前，法国文学才进入中国的视野不久，除了文学史的翻译、编撰等基本工作以外，对法国文学真正系统的研究几乎没有。但是，尽管这样，凭借一些文学杂志的阵地，对法国文学研究作品的翻译却也和最初的介绍以及翻译作品一起奠定了法国文学研究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民国时期，发表译介、研究法国文学文章的报刊数目众多。《晨报》、《时事新报》、《真美善》杂志（1927—1931年）、《小说月报》（1910—1932年）、《小说林》、《月月小说》、《小说月刊》、《小说世界》、《学衡》、《文艺月刊》、《少年中国》月刊、《译文》月刊、《文学》月刊、《文学旬刊》、《真美善》半月刊、《新月》杂志、《现代评论》等都是刊载法国文学翻译和批评比较活跃的民国期刊。

其中，较值得关注的是1924年第15卷《小说月报》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刊”。《小说月报》属于左翼作家联盟阵营的出版物、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是民国时期关注法国文学、发表法国文学动态期刊的一大先锋。“法国文学研究专刊”收入了16篇法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译文或编译文，其中包括郑振铎、沈雁冰合译的美国学者埃默里纳·冉森所著的《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28]。此文按照时间顺序由11世纪、12世纪、13世纪、文艺复兴叙及19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此文以亨利·冯·狄克的一首诗《法兰西之名》开场：

给我们一个名字，能够充满心灵以

引导人类的光明的思想，(www.xing528.com)

学问的绚烂，与艺术的愉乐的，——

一个名字，能够叙述出一个光荣的参预：

在人类的长久的苦役与猛烈的战争里，

以期打开一条路，

从黑暗中走到

自由博爱平等的日子的，——

一个如明星似的名字，一个光彩辉耀的名字。

我给你们以法兰西！

法国因《罗兰之歌》而被冠以“甜蜜的法兰西”之称号。《罗兰之歌》被称充满了“爱国的热情”以及“对于甜蜜的法兰西与她的英雄的亲挚的热心”，并崇扬法国作为欧洲的知识中心的地位。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因了法国才能迅速地传到西欧去，由法国而光大了文艺复兴的精神。此文极言法国文学作为欧洲知识中心对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比如德国常常是法国的模仿者，受法国文学影响极大——从《罗兰之歌》至18世纪的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不仅德国，包括西班牙、俄罗斯等在内的欧洲国家都受法国文化影响极深，宫廷以通行法语为时尚。

如其题目所示，此文重点论述法国文学对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尤其在论述自然主义文学部分，重点并没有具体论述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家左拉、莫泊桑及其作品，反而对“唯法国文学马首是瞻”的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国以及北欧国家挪威、丹麦，乃至英国、美国等国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大书特书。所以此文的重点在于强调历史上（自中世纪直至19世纪末）法国文学对世界文坛的影响。在自然主义时代，可说是法国“独力改换了全世界文坛的色彩”。若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角度而言，此文为典型的“影响研究”。

济之翻译的《中产阶级胜利时代的法国文学》选自俄国人佛利柴所著的《西欧文学发达概论》（1922年）的一章，主要论述中产阶级胜利时代即19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学。此文深受马克思关于法国七月革命的论述和社会经济理论的影响，尤其表现为尝试用“经济史观”研究西欧文学：从经济制度着手，欲向读者证明“社会的经济如何影响于文学”。由经济制度研究文学，冀开世界文学研究之另一门径。此文按时代的演变即法国社会的巨大变动简述19世纪中叶法国文学的发展，为这一时期法国主要作家的基本特征作了简要概括，如圣西门被称为“工业社会的哲学家”；巴尔扎克则是“中产阶级的历史家”；特维尼（即维尼）“从贵族的眼光上批评中产阶级的社会”；渥齐哀体现了“中产阶级的胜利”；乔治·桑则描写法国文学的社会问题，她的小说被称为“社会小说”；“平民的劳工的诗人”雨果也以小说表现社会问题。此文对乔治·桑和雨果着墨较多，主要由于两者从下层阶级出发描写社会问题。乔治·桑小说表现为法国由贵族社会向中产阶级社会转变之社会转型阶段从平民立场出发对平民和劳工出路问题的思考，此所谓其“社会小说”之含义。尽管乔治·桑以小说表现社会问题，但她在社会问题里看见的并非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而是道德的问题。乔治·桑并非社会主义者，对她而言，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是同义词。她笔下的主人公英雄的立脚点是“基督教的社会主义”。雨果则继19世纪40年代的乔治·桑于19世纪60年代以小说反映社会问题。社会贫富对比极致的描写（类似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反映这一社会问题的《笑面人》主人公的塑造、《海上劳工》对理想工人形象的塑造，都是雨果对时代社会问题的深刻揭露，写出了工人无产阶级的苦楚以及潜藏着的社会危机。

译者在译后又记中讲：“讨论社会问题，描写下层阶级的文学，所谓‘血和泪’的文学，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是如何地切要呀。中国的诗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乔治·桑和嚣俄（即雨果）的文学……”

此外，胡梦华的《法文之起源与法国文学之发展》，题目虽有“法国文学之发展”，但此文主要在叙述法文的起源，于法国文学的发展只在文末简略提及，强调自法语之确立直至18世纪法国始终为欧洲知识中心，18世纪法国的社会家和批评家又站在世界的前头。法国文学始终占据超越的地位，遑论后来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了。

王靖的《法国战时的几个文学家》介绍了跟一战密切相关的四位法国作家。他们分别是夏尔·佩吉、厄内斯特·普希卡里、爱弥尔·诺里、巴比塞。尽管这几位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分量可能不如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等人那么重，但因为他们“有心世道”，投笔从戎是旨在“救世”，且大多“为他平日所抱的主义而牺牲”，具有“宏伟的精神”，足以代表法兰西一代的民族性，是少年法兰西的代表，故入选。其中，第一位夏尔·佩吉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名爱国烈士，战死于一战战场。他曾写诗颂扬过的圣女贞德也是爱国英雄。他平素主张“博爱的自身牺牲”。作者赞美这位“死在战场的诗人”、这位沙场英雄的作品清轻流丽，字里行间自有一种仁厚温谨的解颐妙语。他最可赞颂的思想就是他的“救世的热情”——佩吉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着一种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都应见义勇为的欲望，视人类有无边的困苦和罪恶，并有拯救的必要——“要想努力补救人类普遍的疾病”是佩吉一生最主要的思想。除了诗歌，佩吉还是法国近代的散文家，文中活泼的论辩最“令人倾倒”。总之，佩吉可称为“法国的惠特曼”，一生反抗社会旧有的恶习惯、不合理的礼制，反抗中等阶级的资本家，反抗公文式的历史制度与文化，反抗与精神界相反的世俗思想，反抗与灵魂相反的物质，反抗与清贫廉洁相反的富贵尊荣。倘若他不是早死，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厄内斯特·普希卡里同样是一战战场上的牺牲者。他认为，人生价值在于把人生用于毫无自私的服务，青年时即抱牺牲与服务的观念，入伍开始战场生涯。对精神生活的渴求使普希卡里与佩吉一样最后皈依罗马天主教。他的小说创作同样体现作家对人类道德上进的盼望和追求英雄事业的坚决心。爱弥尔·诺里也是一位战死疆场的战时作家。巴比塞的三部小说《火》、《地狱》和《光明》在战时的欧美风行一时，同一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多位译者（包括敬隐渔）翻译了巴比塞的小说。巴比塞在左拉去世后的法国文坛因其能鼓励一时情感的作品而名噪一时。巴比塞的小说兼有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的特征，其悲惨的写实主义能给读者留下经久不灭的深刻印象，描述人类的忧苦格外有力而又动人，故能至于此。另外，当时处于欧战的非常时期，社会人心不安，巴比塞这种带有刺激性的小说尤其是《地狱》，迎合了人们的心理，引起读者的共鸣。巴比塞创作这类惊心动魄有时甚至是不堪入目小说的动机，在于反抗社会的罪恶和人类的痛苦，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对受苦的民众表示同情，以反动来抵御社会的种种不道德，并始终怀抱拯救人类的热念，试图用文学的喇叭去唤醒沉睡的人们。好比鲁迅在《呐喊》自序（1922年）里提到的“铁屋子”，巴比塞就是那个大嚷起来，惊醒里面沉睡的少数人，从而可以毁坏“铁屋子”、实施拯救希望的那个人。他比鲁迅走得更远，作为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巴比塞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实现拯救人类的愿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比塞的小说是时代的杰作。

刘延陵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概观》主要讲述法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以及象征主义文学。浪漫主义从卢梭讲起，继而是斯达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文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浪漫主义？据佩里西尔的意见，浪漫主义的主要动力是基督教精神的复兴。浪漫主义作家们都有浓郁的基督教精神：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一书重新发掘了基督教的道德魅力和诗学价值，雨果的《〈克伦威尔〉序》正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的，拉马丁、维尼甚至缪塞的作品也都极具基督教色彩。另提到与浪漫主义有关的重要作家还包括戈蒂耶，在写作上追求形式的完美以及反古典主义的批评家圣-佩韦。19世纪后半期与写实主义相应的批评家则是泰纳。

类似的法国文学简史的翻译文章还有谢六逸译自《日本近代文艺十二讲》的《法兰西近代文学》，由古典主义文学一直论及20世纪的象征主义文学。有专门论象征派诗人的一部分（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波德莱尔，说他的《恶之花》诗作虽然充满“恶魔般的气氛”，只是“求神而不可得的失望之影”，因此法朗士称其为“神圣的诗人”，他是近代主义者的第一人。此外，还介绍了魏尔伦。第八部分内容由象征主义至神秘主义，介绍了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和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

在这期《小说月报》号外中，法国19世纪及之后的文学受到更多的关注。这期中有《法国的浪漫运动》、《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近代法国写实派戏剧》、《大战前与大战中的法国戏剧》、《法国近代诗概况》等五篇译文。《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一文译自日本学者相马御风的作品，由19世纪法国批评界开始，介绍主要批评家圣-佩韦、泰纳和勒南。文中最受推崇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是莫泊桑，认为，他是所谓描写“人性的兽性”的自然主义作家中把人生的黑暗面或“兽”方面的描写发展到极致的一位，与主张“全真”的左拉作品相比，在莫泊桑的作品中能看到更多“真”的自然人生。而左拉虽然主张自然主义却不能遵从自然主义，其实是当时的“理想主义者”。莫泊桑“求人间而得兽，求生而得死”，可谓“近代文艺上最伟大的勇士”。王统照在《大战前与大战中的法国戏剧》一文中历数卢梭、左拉、莫泊桑、法朗士、巴比塞、罗曼·罗兰这几位文学家的精神能代表拉丁民族文学的特色。文章最后写道：“将法国戏剧在战前与战中的情形，作一种报告，使我们得一种最大的兴感，知道虽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而他们创作的努力，与精神的一致，实足令惰性的中国人民，闻之生愧。”

另外，这期《小说月报》号外还包括《巴尔扎克的作风》、《波德莱尔研究》、《罗曼·罗兰传》、《圣佩韦评传》、《福楼拜》等作家专论，也都是译文。这些译文认为，巴尔扎克的艺术观和哲学基础是物质主义，这位有力量有生气而且多产的作家缺少细腻；波德莱尔是法国文学中的颓废派，不仅影响了马拉美和魏尔伦，也影响了英国诗人济慈，并引用了奥尔维利论波德莱尔的话，“波德莱尔是从地狱里来的，但丁不过经过那里”，“在《恶之花》之后，诗人只有二条路可走：抹杀他的头脑或是做一个基督教徒”；圣-佩韦的批评法是历史的和心理的，而福楼拜则是最艺术的小说家。

从这16篇论文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这期《小说月报》号外可谓对法国文学研究的一次“大检阅”，并以此专刊确认法国文学之执欧洲文学之牛耳，甚至引领世界文学潮流的重要地位。

本期《小说月报》号外还收入了15篇短篇小说，分别是：巴比塞的《四个人的故事》，皮埃尔·路意的《比勃里斯》、《马丹埃士果里野的非常奇遇》，马塞尔·普列沃《斯摩伦的日记》，勒内·拉赞《信箱里的鸟》，卡杜勒·孟戴斯的《三个播种者》，亨利·波尔多的《生命是为别人的》，查尔斯-路易·菲利普的《归来》，莫泊桑的《旅行》，巴尔扎克的《刽子手》，乔治·桑的《侯爵夫人》，缪塞的《柯华西斯》，戈蒂耶的《穿面包鞋的小孩子》，拉维丹的《永世》，法朗士的《哑妻》。最后，《法国文艺家录》按人名英文字母排列的先后为序收录共316位法国古今作家名录，并简要介绍其生平。

从1924年第15卷第1期开始直至1927年第18卷第1期，时任主编的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其《文学大纲》，将包括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史统一在一个文学大纲里。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单独印行了这部《文学大纲》（具体见第一节法国文学史部分）。整个20年代，《小说月报》在当时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和批评界占据着重要地位。除了《小说月报》，《少年中国》也是20年代发表法国文学文章较多的期刊。《少年中国》是少年中国学会（1919—1925年）的会刊，1919年7月15日创刊于北京，直至1924年5月停刊。这期间，《少年中国》联系着最多的留法人士，发表的84篇介绍批评外国文化的文章或译文中有28篇是与法国文化有关的评论文或评论译文，包括12篇介绍法国文学的文章。李璜是《少年中国》最活跃的作者。30年代，《文艺月刊》取代《小说月报》成为最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阵线，聚集了众多留法学人，包括张道藩、李青崖、金满成、李金发、赵少侯、戴望舒、卞之琳、傅雷、王鲁彦、欧阳予倩等人。1923年至1927年，《学衡》杂志刊发一些从英译本转译的法国文学作品。1928年9月，第65期《学衡》刊出的“1928年西洋文学名人纪念汇编”包括《但因诞辰百年纪念》，另收吴宓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福禄特尔逝世百五十年纪念》、《卢梭逝世百五十年纪念》、《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年纪念》。

1927年，曾朴、曾虚白在上海创立真美善书店，出版《真美善》半月刊，致力于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真美善》是继《少年中国》之后集中翻译批评法国文学作品的学人期刊，在法国文学的中国传播进程中是举足轻重的译介阵线。曾朴是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积极响应者，是较早接触到日本维新和欧洲文明的现代学人之一，推进了西学东渐，与江苏学人徐念慈等组成了活跃的学人团体。他们的文化活动主要在于提倡新式教育和以文学（主要是小说）革新晚清中国社会。真美善书店及其杂志是新文学运动之后最集中法国文学翻译批评的阵营，它们所出版和刊发的法国文学翻译作品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成就。《真美善》主要刊载有关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的作品和评论，周围聚集了大量研究法国文学的学人，包括苏雪林、徐怀瑾、张若谷等人，他们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和评论深化了法国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除了曾朴，曾虚白是《真美善》最重要的翻译者。他翻译了古典主义作家塞维尼侯爵夫人，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维尼、缪塞、梅里美、戈蒂耶、乔治·桑，写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左拉、巴比塞、法朗士、纪德等人的作品。

除了集聚了当时法国文学译者、研究者的这些杂志之外，其他的文学刊物也都或多或少地发表了翻译的法国学者的文学批评文章。比如《晨报副刊》从1922年9月起连续5期发布勒夏尔提埃著、毕树棠翻译的《法国文学之趋势》一文，谈论法国欧战之后的作家。罗曼·罗兰、克洛岱尔被重点介绍。作者认为，真正的法国文学中美好的作品还是古典派和写实派——区别于自然派的写实派。1922年，第53期《青年进步》发表远涛翻译的西约米克斯作品《最近五十年法国文学的大概》，提到自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至一战期间法国文学的变动，由于时局的巨大变动，使得文学发展到必须注意于全体的社会生活，而不能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生活，这样才能迎合国民的需要。又说，法国的文学大概以认识人类的心理为目的，并以认识人类的心理为“达到完备人生”的手续。

1929年，第3卷第1期《现代小说》有文章《法国文学的新倾向》，介绍法国文学评论家勒内·拉鲁的观点：“法国文坛近来最显著的变动乃是一般著作家已将纯艺术的倾向去掉，竭力用作对于社会的和心理的探讨的工具。”1934年，第2卷第24期《时事类编》刊出日本学者小松清著、张果翻译的《现代法国文学底转机》。日本文坛同样地关注纪德。这篇文论的政治色彩也十分浓郁，关注纪德的共产主义倾向以及法国知识阶层共同组成的反法西斯蒂联盟及其签名事件。1935年，第43卷第10期《清华周刊》刊出保尔·尼赞著、云梦翻译的《今日之法国文学》。这是一篇富于政治色彩的文论。作者保尔·尼赞是萨特的朋友，一位有着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家、评论家，1939年以前曾参加法国共产党。此文主要从社会阶级分析的角度去谈论法国文学。法国文学之富于社会性，是法国文学极其鲜明的特色，在社会动荡的革命年代尤其如此。法国社会变动是如此巨大，法国作家的影响又是如此之巨，要了解法国文学就必须了解法国作家政治转变的意义和结果。这倒并不是说每个法国作家都必须或一定依附于某个政治团体，但是他们必然有着自己的政治倾向，在本性热衷于政治的法国，尤其在那个时代，这是毫无疑义的。作者重视法国文学的社会性，按阶级论的观点对法国作家进行了分类，分成大布尔乔亚作家和小资产阶级作家两类。他对一些“艺术至上”、远离社会政治现实的布尔乔亚文学持批判态度，将安德烈·莫洛亚、保尔·瓦雷里、吉罗杜、保尔·莫朗等纳入这一类“生活在文学的云端，远在地球和它的社会问题之上”，制作精美的“充满了诡辩的私密的文学”的大布尔乔亚作家行列。但即使是这类作家，亦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二类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是18世纪思想家们的后代，兼有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和个人主义的精神。但在这巨变的时代，他们正尴尬地处在大资产阶级和法西斯蒂或无产阶级两种倾向之间。这类作家包括受到法西斯蒂蛊惑的作家杜亚美和倾向于无产阶级道路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最后，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法西斯蒂的文学。当时，法西斯蒂的诱惑是如此之大，就像以前的德雷福斯案件将全法国人分成两个阵营一样，这时候的法国人也必须从A、B两个选项中选择其一而从之。纪德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在这种矛盾中毅然选择与自己过去所属的阶级决裂，“弃绝以前所维护的一切”，选取了共产主义，更进一步走向革命，这是“一个人在这时候有了透视历史的智慧的例子”，是最可信任的“进化程序”。作者赞赏纪德的态度。与纪德那般鲜明的态度比起来，罗曼·罗兰显得不声不响，但也从和平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走进阶级斗争，选择共产主义，回应高尔基的问题。1933年的“法国革命作家同盟”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法国作家聚在一起，其中包括两位大作家——以外省农民为创作题材的吉奥诺和批评家费尔南德斯。他们都觉悟了阶级斗争的意义，选择走向无产阶级的革命。保尔·尼赞写这篇政论文时，正是他自己与法国共产主义如胶似漆的时候，行文经常流露出他对共产主义与革命斗争的热烈情绪。总之，这篇文论政治色彩浓烈，阶级划分清晰，从意识形态出发，将作家按其阶级立场分门别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简直可以说是一篇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主义的战斗檄文。对这篇文论的翻译和刊出可见当时一些进步期刊是如何急切地关注着法国左翼文坛的动态，积极刊发此类文章以鼓励和启发当时的中国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们。

关注法国文学发展动态和国内法国文学研究进展是当时诸多期刊的共同点。1923年是民国期刊刊载有关法国文学的文章“爆棚”的年份。这一年，第10卷第2期《学生杂志》发布了李璜编的《法国文学史》的新书通告。这部《法国文学史》由中华书局于1922年出版，是“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通告里说道，“最近国内青年对于文艺的倾向甚盛”，表明当时中国文艺青年对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有着热爱的热潮。1925年，第73期《晨报副刊》“文坛消息”发布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动态，称“近一二年中关于法国文学作品之介绍已日渐增加，此确为可喜之现象”，当指1923年至1925年中国法国文学翻译所取得的进步。此文发布莫泊桑、法朗士小说译本的最新动态，以及对保尔·布尔热的心理分析小说和文学批评翻译的期待，以告知于“法国文学的嗜读者”。这些都是当时法国文学在中国文坛“走俏”的证明。1929年，第37期《良友》刊载了李青崖的照片，介绍称“文学家李青崖君，法国文学甚有研究，近译《莫泊桑全集》”。而同一版面上刊载的大都是当时政治人物如蒋介石、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的照片，只有李青崖是唯一一位文学家。林国材的《华北月刊》（创刊于1934年2月）仅维持两年，在这短短的两年里，有“世界文坛情报”栏目，其中“法国文坛”是重点内容。1934年，第2卷第2期的“世界文坛情报·法国文坛”中的“大批文学奖金揭晓”发布了1934年法国13种文学奖得主的消息。它还发布当代作家的新作，如琶南代斯的《道德和文学》，将场景置于“异域”——包括中国、南非森林和马达加斯加，描写了普遍的时代人的典型，具有新的“异邦主义文学的道德”，体现了异邦主义文学的真髓。1935年，第3卷第1期（《华北月刊》最后一期）依然有“世界文坛情报”专栏，第一部分就是“法国文坛”。

当时的民国期刊也关注着著名法国作家逝世的即时消息。除纪德、罗曼·罗兰的逝世引起当时中国文坛的普遍专文纪念，1925年，第16卷第5期《小说月报》刊载了冯璘、吴山的《法国文学界对新死的巴兰（即莫里斯·巴雷斯）之评论》。巴雷斯于1923年12月因病去世。他既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持热情的爱国主义，亲近布朗热主义，积极参与政事，被选为议员。作者对巴雷斯的政治活动未予置评，只写道：“世俗的爱慕原本算不了什么，但是文字上一种不可磨灭的光荣是永远承认的。”此文录入法国各大小杂志如《法兰西水星》、《两世界杂志》、《评论杂志》、《法兰西杂志》、《新法兰西杂志》、《新欧洲杂志》等发表的对巴雷斯的纪念文字，以资纪念。1929年，第20卷第11期《小说月报》发表“法国文学批评家苏德（Paul Sauday）作古”的消息。又如1936年，杭州宗教杂志《我存杂志》第4卷第2期发表法国作家布尔热逝世的消息。该杂志主旨在于宣传天主教，布尔热临终前要求用宗教仪式举行葬礼，是为这则消息的重点。北京《新北辰》亦为天主教杂志，刊载的文章也服务于宣传天主教。该杂志1937年第3卷第2期刊载的黎正甫译自英文的《现代法国文学》正是这样一篇文章，历数法国文学史上热衷于天主教或者推崇天主的“公教”作家，包括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克洛岱尔等。

2.中国学人的法国文学研究论文

（1）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在有了初步译介的基础之后，中国学者撰写的法国文学研究论文也逐渐出现在读者面前，构成了中国最初的法国文学研究风景，如1923年，第4卷第4期《民铎杂志》刊载的张有桐的《法国文学之社会性》，主要考察法国大革命前后18世纪、19世纪法国文坛状况以及法国社会思想状貌，以揭示法国文学中社会性的一面。18世纪的法国原为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推翻前一世纪的基督教教理、神权说，代之以一种新哲学思潮。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既是文学家，更是思想家、哲学家。三大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作品很多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像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小说《新爱洛依丝》更讲述了一个为阶级思想所阻碍的爱情故事。伏尔泰除了撰写大量的历史著作，其创作的戏剧、哲理小说也都具有浓郁的思想启蒙功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是一部社会政治思想作品，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由他们的作品讨论18世纪法国文学之社会性，自是最合适不过。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曾遭国王路易十六下禁演令，因其内容描写平民对贵族的胜利，由此反衬了绝对君权的没落。剧中费加罗的言论亦能切中时弊、振聋发聩，体现平民的觉悟和民主思想。此剧在巴黎上演的那年（1784年）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仅五年之遥，可谓已发法国大革命的先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得登帝位，法国文坛上为法国革命和法国社会振臂疾呼的作家有斯达尔夫人，以其《文学论》和《德意志论》宣传其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思想。此后，司汤达的《红与黑》亦暗喻革命和政治。雨果出，七月革命起，圣西门、布鲁东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张出现，乔治·桑发表大量社会小说，对农民和劳工深表同情，暗含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批评。19世纪中叶，孔德提出实证哲学，科学主义渐入诗文领域，巴尔扎克之现实主义、福楼拜之自然主义、左拉对“实验医学论”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可谓百花齐放、状貌纷纭。唯基督教此时已逐渐演化为种种人道的提倡，构成近代法兰西文学社会性的唯一因子。自1923年这篇文章见报，“法国文学之社会性”似成为法国文学研究界的一种共识，直到1943年曾觉之在《法文研究》上撰文，依然说“论者以其文学之特征为富社会性”，可见这一意见之经久。

1926年，穆木天发表在第1卷《创造月刊》上的《法国文学的特质》一开始即引用法国文学评论家费迪南·布吕纳在其《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中的观点，法国文学的社会连带原则和个人特权原则，法国文学的主流是社会连带的文学，也即将社会性视为法国文学的特质，正如同1923年张有桐的文章对法国文学社会性的关注一般。穆木天则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说，社会性是所有文学的一项功能，并不能代表法国文学的特质。他在这篇文章中谈法国文学的特质，并不突出其社会性，而是要将其内的方面、心理的方面揭示出来。那么，法国文学的特质究竟是什么？穆木天从法兰西民族的起源探究，认为是原始高卢人的气质与拉丁民族性的融合交错，法国文学的潮流即与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不调和的气质在波浪中共同消长。因此，不仅古典派、写实派是法国文学的嫡派，浪漫派、象征派也是法国文学的正流。穆木天写作这篇文章时，他的法国文学知识主要脱胎于他的老师，所谓法国文学为“高卢气质”和“拉丁气质”矛盾融合的观点正是来自他的老师。后来，30年代，当他撰写《法国文学史》时，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再用“高卢气质+拉丁气质”之说来解释法国的民族性和法兰西文学了，而是运用了社会进化论。这在上文已经谈到了。

曾仲鸣这位革命家首先是一位法国文学热爱者和研究者。1928年，曾仲鸣在上海嘤嘤书屋出版《法国文学丛谈》，收入八篇法国文学专论：《法兰西近代之小说家》、《巴斯嘉与洛朗》、《洛朗百年纪念》、《法国诗人杭沙（现一般译为龙萨）》、《法朗士》、《梅德林的十二曲》、《回想》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文学》。这些文章大多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如《法国诗人杭沙》一文发表在1926年第7卷第5期《学艺》上；《法朗士》一文发表在1924年第12期《晨报六周年增刊》上，为纪念法朗士于当年10月逝世而作；《梅德林的十二曲》发表在1924年第6卷第3期《学艺》上；《回想》发表在1926年第8卷第1期《学艺》上。曾仲鸣认为，龙萨的精神有二：一为好学；二为爱美。在《法国诗人杭沙》中，曾仲鸣以五言绝句体译龙萨诗，颇与原诗“章句严整，音律纯正”相合。曾仲鸣对龙萨的诗歌甚为喜欢，后来又曾在1930年第48期《民言画刊》上发表以五言诗体译的龙萨诗。纪念法朗士一文的文末，引用反战勇士法朗士的呼吁，“帝国主义是文明的民族的仇敌”，“战事不能永远存在的，世界的民众能联合的时候，就是战事灭绝的日子”，“我们应联结起来，以反抗强权，不然，公理何以伸张，世界何能和平”。在1924年的中国，法朗士的这些呼声仿佛也喊出了曾仲鸣的心声。曾仲鸣因而宝贵之。因着文学能改造社会思潮的关系，介绍近代即19世纪以来的法国小说家以自然主义小说家为主，如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兄弟、都德、莫泊桑等。曾仲鸣为左拉受时人诘难辩护，说：“世人对左拉或骂之为不道德者，或称之为厌世派。实则近世之家庭如此腐败，社会如此龌龊，又何必曲为之辩护。彼造此腐败之家庭与龌龊之社会者，不知自悟，而反求人之褒誉称美，真为可恨，抑亦可笑也。”他认为，左拉书中对社会和家庭丑相的描写其实旨在提醒世人，以促进社会和家庭的改造。对勒南百年之纪念，为当年之热点，他认为，勒南一生的信仰和欲望都是科学——信仰科学会是将来的宗教。曾仲鸣认为，法朗士的思想是在科学上求“真”，在艺术上求“美”。对比利时剧作家梅德林，也说他“爱天然的美，又爱科学的真”。《回想》是一篇怀念夏多布里昂的文章，其中也录入了曾仲鸣自己翻译的夏多布里昂诗作《回想》。译文押韵，每小节换韵，诗中情愁飘摇，充满诗人温柔的多情与敏感的愁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文学》一文中，作者认为，这时期的诗歌，只有《马赛曲》和谢尼埃的《出征歌》是可留存后世的作品，并收入曾仲鸣自己翻译的《出征歌》。同年，曾仲鸣还在开明书局出版《法国的浪漫主义》一书。

1932年，曾仲鸣在上海黎明书局出版《法国文学论集》，再收入八篇论文：《法国大革命前民主精神的文学》、《百年前的法国浪漫主义》、《法国的新浪漫主义》、《梅希默（现译梅里美）传》、《谭奈的生日百年纪念》、《美尔博的略传》、《法国的女诗家狄希洛夫人》、《法国女诗人德斯波华模尔传》。其中，大部分也都曾刊载于报刊杂志，如《百年前的法国浪漫主义》以连载的形式刊载于1930年第4期至第9期《白潮》上，《梅希默传》刊载于1930年第2期《白潮》上。第一篇《法国大革命前民主精神的文学》将文学与民主、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极富政治色彩。作者认为，自路易十四去世后的摄政时期，文人由于不满专制而想改革政治，于是在文学中渐渐产生了民主精神。此文历数自此之后法国文学中产生的民主思想，包括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达尔让森的政治理论著作《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8世纪启蒙思想家虽有民主思想，但并非绝对要推翻王室，而是使读者受他们作品的感化，造成一种民主精神的气氛，催生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被视为“成见的推翻者”，卢梭被尊为“自由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姓氏甚至被冠以“民主的”形容词。以此为法国大革命之前民主精神的酝酿和准备。对法国大革命之前文学中民主精神的检阅，可见曾仲鸣对法国政治和文学的关注，似也可解释他自己在从法国求学归国后虽然从政，但仍然不放弃文学上的专长，以服务于其职责的需要。曾仲鸣对革命和文学的双重热爱，从他的职业选择和文学著述中看得很清楚。光谈文学并不能救国，真正救国、报国是要投身政治的，而这正是曾仲鸣的选择。关于法国的浪漫主义，曾仲鸣在文中引用莫拉斯的意见，认为，浪漫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人主义的实现，即个人得到自由和平等，人人可以发展个性，不受旧制度、旧思潮的束缚，或用雨果的话来说，浪漫主义就是要在文学上求得自由，如同政治上实现自由主义一样。1926年，曾仲鸣在第7卷第6期《学艺》上发表以五言诗体译的狄希洛夫人的诗《幸福》，颇得古体诗之韵致，末句“但愿长相爱，永远如今夕”从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化出。在写女诗人德斯波华模尔一文中，他以五言诗体译诗人的诗，犹如其一贯的译文，诗文整齐，情感饱满。大概曾仲鸣的诗人气质，较适于翻译与他本人气质相似的诗人的诗，其所译诗文流淌着同一种诗人气息。

1930年，曾仲鸣在第7期《白潮》上发表《〈嚣俄共和二年之战士〉注解》。此文原为汪精卫译雨果的一首诗《共和二年之战士》而作的注解（因有读者将“嚣俄”误认为苏俄人）。此文将雨果及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作一详细的解释，尤其解释标题所谓“共和二年之战士”的具体含义，详细叙述了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共和政府在共和二年即1793年受到欧洲各国反革命势力的围攻、士兵们奋起保卫共和政府的事件经过。守卫共和政府的士兵即雨果诗题所谓“共和二年之战士”。曾仲鸣此文借法国革命史，借怀念“共和二年之战士”，来发抒自己的革命豪情。

在20世纪30年代，法朗士主要被中国学人视为新浪漫主义作家，被认同为左派作家。与其有关的译文、论文主要有：东声翻译的《勃兰兑斯论法郎士》，黎烈文翻译的A.卢那察尔斯基的《佛郎士论》，赵少侯的《法郎士生活之一斑》，胡风的《霭理斯·法郎士·时代》。叶灵凤在《法郎士的小说》中写道：

有一时期，我颇爱读阿拉托儿法郎士的小说。我尽可能的搜集所能买到的他的小说，贪婪的一本一本读下去。这样，他的三十几册小说，我差不多读了五分之四。

其实，我并不完全喜爱法郎士，我最厌恶他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以及一大套近于玄学的幽默。如最为一般文选家所称道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仇台太守》，正是最使我头痛的一篇小说。反之，他的巧妙的处理故事的手法以及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使我觉得他不愧是跨立在新旧时代的鸿沟上的最后一位大师。法郎士死后，无疑的，法国文学史是结束了最光荣的一代而开始另一个时代的叙述了。

我并不爱好华丽的《红百合》。这部小说像是一间新油漆的客厅，辉煌得使人目眩，但是并不使你感到亲切。我当然爱好美丽的《黛斯》，可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古代宗教的玄学的叙述，又使我头痛了。[29]

（2）20世纪40年代

在法国文学研究界，徐仲年是一名勤奋的耕耘者。1943年，第1卷第2期、第3期《时与潮文艺》刊载了徐仲年的《四十年来的法国文学》上、下篇。文章由19世纪文学的遗产即浪漫主义、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谈起，进而论20世纪法国文学，介绍了莫里斯·巴雷斯、绿蒂、罗曼·罗兰、纪德、普鲁斯特、瓦雷里、夏尔·贝玑等法国作家，以及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现代主义诗坛，包括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现代主义充斥法国诗坛的现状，还介绍了弗朗西斯·雅姆、克洛岱尔等当代诗人，以及剧坛现状，并将小说分为理想小说、心理分析小说、风俗小说、历史小说、地域小说、描写中国、描写亚洲、描写欧洲、描写美洲、描写非洲等十类小说详加介绍。1943年，第2卷第1期《时与潮文艺》刊载了徐仲年的《纳粹铁蹄下的法国文学——续〈四十年来的法国文学〉》，作为《四十年来的法国文学》的续篇，探讨二战战败后的法国文学，谈到法国战败之后“有志之士的出奔”：有的成为战俘，有“蛆附在维希者”，有“滞留在巴黎者”，有“伏处于自由区者”，有“自放国外者”等。文中还录有徐仲年翻译的法国当代诗人阿拉贡的《二十年后》、《填字游戏的时代》、《二十年代的华尔兹舞》，拉马丁的《诗》，皮埃尔·艾玛纽埃尔的《自由颂歌》等战时诗作。文章最后还介绍了当时法国主要的人文杂志，包括曾经由纪德主编的《新法兰西评论》、《法兰西水星》、《两世界杂志》、《万象杂志》等。同一年，徐仲年还在重庆的第1卷第1期《青年杂志》上谈“怎样欣赏法国文学”，旨在帮助读者通过一定方法的阅读进而了解法国文学。

1943年，曾觉之在第4卷第6期《法文研究》上发表《近代法国文学中之中国》。这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论文，研究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当今比较文学研究富有启示意义。曾觉之此文虽大量取材于美国学者斯沃兹的《法国近代文学中对于远东的想象性阐释》，但以文言写就，有古雅之风。文中称道18世纪伏尔泰根据译成法文的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其哲理小说《查第格》说明他曾读冯梦龙《警世通言》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的法文翻译，用其中田氏扇坟的情节——事实上《查第格》里将扇坟的情节改成了泉水改道，并将田氏以斧取心的情节改成了割鼻子——但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换用而来则十分明显。还有其他著作里的中国，皆为感兴于中国而作。戈蒂耶1835年就有“中国风”之诗作，1846年又根据雷慕沙所辑之《中国小说集》中李渔的《倒影楼》作《近水楼》，甚至以中国诗人之超然态度，结合其艺术观点而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中国诗由此影响到法国帕纳斯诗派运动，影响到戈蒂耶身边的诗人圈子。戈蒂耶之女朱迪特·戈蒂耶继承父志，通过大量以远东为题的著述将其父对中国的这股热情进行到底。曾觉之由衷感叹：“中国在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中之地位，殆为高氏父女二人所造成矣。”此时期专业汉学家出，为中国研究之专家，包括德经、雷慕沙、儒莲、巴赞、毕欧、德理文等19世纪的汉学家，20世纪则有沙畹。不仅汉学家，当时一些法国作家亦通过阅读雷慕沙翻译的《中国小说集》等而对中国产生兴趣，于其言谈著作中涉及中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名的莫过于雨果、福楼拜、梅里美、莫泊桑等。梅里美通过雷慕沙所译之中国白话小说《平山冷燕》等而生感想，福楼拜、戈蒂耶的好友布耶作咏中国诗11首，在形式上模仿中国之七言体和排律诗，为中法文学交流史增添佳话。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作家有洛蒂、克洛岱尔。克洛岱尔的剧作《第七日之安息》运用中国人物、布局。1911年，拉卢瓦将《汉宫秋》搬上舞台。再有安德烈·马尔罗之《人的命运》、谢阁兰之《碑》直论至作者所身处的20世纪40年代法国汉学界的现状，将法国近代文学中的中国与法国的汉学研究结合起来。总之，这是当时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中独特的一幕。到法国文学中去寻找中国的形象，为研究中的反向研究，旨趣独特而另类，却颇能开国人之研究视野。

张若名1931年自法国回国后继续撰写纪德研究论文，认为，纪德的艺术是融会法国一切过去的文艺思潮而独创出来的一种特殊风格，融会了象征派、写实派、浪漫派和古典派的特质和风度，是20世纪法国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也极度复杂化的一种结晶。[30]此后，张若名又曾再次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司汤达、福楼拜和纪德三位“天才”作家的创作心理，将小说家的生活分成黑暗时代（指儿童与青年时期）、艺术化时代（壮年的创作时期）和社会化时代（晚年）三个时期。[31]此外，还有一篇从法国作家谈论小说创作的论文。[32]除了纪德，张若名还对象征派诗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写过论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兰波的长篇论文。[33]

除了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心理分析论文》，1948年，盛澄华的纪德研究论文集《纪德研究》出版。书中收入了盛澄华1934年至1948年之间所发表过的九篇文章，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纪德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张若名以道德、神秘和艺术来概括纪德的人格，盛澄华则认为，在纪德作品中，道德、心理与艺术三者是分不开的。这“心理”与张若名所说的“神秘”大致同义。这九篇文章是：《安德烈·纪德》、《〈地粮〉译序》、《试论纪德》、《〈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文学》、《普庐及其〈往事追踪录〉》、《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纪德的文艺观》、《介绍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和《纪德在中国》。盛澄华是纪德作品的主要中译者，对纪德作品十分熟悉，与张若名专门从心理学角度所作的纪德研究相比，他的纪德研究视角更为丰富，从各种不同角度和层次展现了纪德作品和思想的不同侧面。并且这九篇文章并不仅仅局限于纪德和他的作品，还有旁涉纪德同时代作家包括普鲁斯特等人的，也有探讨曾由纪德主编的《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状况的，涉及的法国文学面广阔，能折射出该时代法国文学的一个侧面。书中有不少精到的论述。比如他提出，在纪德的伦理观中，真正个人主义的实践在于放弃个性，趋于平凡。又比如他引用纪德的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宗教，是一种借理性和经验，不是借神启而产生的宗教。纪德以理性和理想两条大道通往共产主义，但1936年的苏联一行给他带来了理想的幻灭，使他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失望，写在出版一个月内就重版40多次的《访苏联归来》一书里。盛澄华以“真诚”来形容贯穿纪德一生的态度。《〈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文学》这篇研究《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的长篇论文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它通过以《新法兰西评论》为中心的编者和作家们的作品，勾勒出了20世纪初至二战前夕法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指出《新法兰西评论》为法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就是普鲁斯特与纪德作品所代表的真正现代的道路和方向。或如朗松在其《法国文学史》中所称，《新法兰西评论》是“当代最优良的文艺倾向的代表”。在《纪德的艺术与思想的演讲》中，作者认为，纪德的小说几乎都是带讽刺性或批评性的作品，书中人物的观点并不完全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而他每部作品所创造的人物都是个性相异的；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作品都具有表面人物简单、剧情内倾的特点。这部《纪德研究》还包括“纪德作品年表”（截至1946年）和“纪德书简”两个附录。其中“纪德书简”收入1937年至1947年间纪德写给盛澄华的14封私人信件，为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最初的几封信里，纪德好几次写他自己将盛澄华误认作其他中国人或将他所见的其他中国学生误认作盛澄华，显露其率真的性情。纪德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友善。在写于1939年的第10封信里，纪德向盛澄华表达了他访问中国的愿望（当时盛澄华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他写道：“想认识中国的这一愿望，在最近几年愈来愈在我心中坚强起来。”在写于1947年的第13封信中，纪德再次重申了这一愿望，“没有一个国家有像中国那样更是我所希望去的”。然而当时中国远未开放，离中国和法国正式建交还有17年，致使纪德的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纪德逝世于1951年），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著名的反战作家、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于1944年去世，这一年中国一些期刊为罗曼·罗兰发行了各种纪念专辑，现代中国文艺界的学人纷纷撰文纪念。郭沫若在1945年3月21日所作的《罗曼·罗兰悼辞》中写道：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这两种民族斗争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所说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们代表正义、人道的民主阵线，你所说的下降就是构成轴心势力的法西斯蒂。一边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类的困厄；另一边是奴役，饥饿，活埋，杀人工场，毒气车，庞大的集中营，一个鬼哭神号的活地狱。但今天，上升的不断地上升，下降的不断地下降，光明终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们要使全人类都不断地上升，全世界成为自由人类的共同祖国。

罗曼·罗兰先生，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当你看到法兰西民族又恢复了她的光荣的自由，而你自己在这时候终结了你79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微笑的吧？但当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还呻吟在法西斯蒂的控制下边没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饥饿、奴役、恐怖作决死的斗争，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悲愤的吧？

但是，罗曼·罗兰先生，伟大的人类爱的使徒，请你安息吧。上升的药不断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药不断地使它下降，我们要以一切为了人类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的民族为模范，我们要不避任何的艰险、凶暴的压迫势力、法西斯蒂、现世界的魔鬼，搏斗！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人类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法西斯魔鬼们是必然要消灭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