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史与题材史的研究：王向远的比较论

在上述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出版十年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系统著作也出现了，那就是王向远（1962年生）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8年）。该书研究的范围是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该书封底的“内容提要”称“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

该书在“绪论”中回顾了此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认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研究的格局还不够完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憾。首先，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大部分论著集中在鲁迅等少数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上，其他许多重要的课题无人涉及或很少涉及，因而还不能充分说明中日现代文学之间的广泛联系。第二，发现、整理两国文学交流和文学影响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但还要在事实材料的发掘和归纳整理中求同辨异，既说明“原来是这样”，又说明“为什么会这样”，通过比较，发现和总结规律，而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还相当薄弱。第三，有些论著材料不足、不新，见解平平，甚至反映了作者知识结构的欠缺。有的专论在论题的确立和概念术语的使用上缺乏严密的论证和界定，使比较研究显得牵强肤浅。第四，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未见一部由个人撰写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全面系统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著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就是基于这种判断而写出来的。全书共分为“思潮比较论”、“流派比较论”、“文论比较论”、“创作比较论”四章，每章有七节，每节作为一篇相对独立的论文都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过，可以说该书是一部有着内在结构系统的论文集。论文集的写法使全书最大限度地挤掉了“水分”，使著作保持了论文的品格，而且，由于将28篇论文纳入了一个较为严整的体系之中，也使全书保持了理论体系的完整统一性。作者在“绪论”中提出了该书在构思与谋篇布局上的追求：第一，它不是一部中日现代比较文学史著作，因此并未面面俱到地谈及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的所有问题，但又不放过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大体涵盖了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基本课题和主要方面。第二，它不以史的线索谋篇布局，而是着意追求内在的理论体系。全书四章二十八节，由外及内，从宏观到微观，纵横交织，上下贯通，分别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论述。第三，它不是综述或归纳现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在前人研究得较多、较充分的一些领域，力求独辟蹊径，务实而又求新；对前人有所论及，但未能深入的课题，在材料和观点上有所发掘、有所深化；在前人较少研究，或完全没有研究的领域尽力开拓。

2007年，该书收入在《王向远著作集》第五卷再版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秦弓（张中良，1955年生）研究员在为该卷写的“解说”中认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是海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著，此次收于《王向远著作集》第五卷再版。初版十年后再读，更深深地感到，此书无论是历史的梳理，还是理论的透视，无论是微观的辨析，还是宏观的把握，都把中日近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至今仍未被他书所超越。”他认为该书总体上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内容布局上，《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具有“整体性视野”。全书整体结构分为思潮、流派、文论、创作四章，基本涵盖了中日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文学现象。另一方面，在进行中日文学比较时，作者把视野放大到广阔的东西方文学、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之下。第一章思潮比较论，举凡启蒙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普罗文学等思潮，均囊括在内。第二章“流派比较论”，不仅对学术界已有相当研究的白桦派、新理智派、新感觉派予以重新审视，而且视野延及此前很少甚或没有注意的鸳鸯蝴蝶派与砚友社、中国乡土文学与日本农民文学、战国策派与日本浪漫派等的比较研究。在第三章“文论比较论”里，著者先是宏观性地梳理了中国文坛对日本近现代文论的接受脉络及其特点，然后论述了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几位文论家，如小泉八云、本间久雄、萩原朔太郎、木村毅、宫岛新三郎等。而像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日本的杂文观念与小说题材类型理论等，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例如，作者对夏目漱石的“余裕”论与“文明批评”及写生文给予中国的影响做了新颖而深入的考察，指出了鲁迅主张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其源头之一即是夏目漱石的“余裕”观与“文明批评”，这一认识无疑拓展了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杂文研究的视野。第四章“创作比较论”，涉及话剧、小说、诗歌、散文四种现代体裁，但不是大而化之地泛泛而谈，而是抓取典型现象，如早期话剧与日本新派剧、田汉的话剧创作与日本新剧、郁达夫、郭沫若与“私小说”、鲁迅与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的历史小说，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中国的小诗与日本的和歌俳句、中国小品文与日本的写生文。在这里，整体性的观照不是以牺牲具体性为代价，而是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现象生动地呈现出来。

秦弓认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历史主义眼光”，无论是史料的钩沉，还是具体文学现象的脉络梳理，抑或历史动因的追寻与文学现象的评价，无不表现出作者的深邃的历史主义眼光。在历史资料的发掘方面，作者深知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也明了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资料的单薄，下了很大功夫，沉潜到日本文学深处，找到许多能够说明中日文学因缘的材料。由于材料的发掘、脉络的梳理、动因的追寻与现象的评价等环节始终贯穿着历史主义眼光，使本书具有扎实厚重的中日现代比较文学史的价值。

秦弓指出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第三个特点是理论上的“深邃独到的辨析”。每节内容都有鲜明透彻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与结论。例如，对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等思潮流派的概念，对政治小说、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概念，写生文的趣味、“黑色的悲哀”与“幻灭的悲哀”等在中日文坛上的微妙差异，均有细致的辨析。关于鲁迅、周作人与白桦派，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新感觉派之间厨川白村等复杂的关系，都有前所未有、丝丝入扣的理论辨析。细致深邃的比较辨析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中日现代文学的各自特征，而且对于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难点大有裨益。譬如胡风文艺思想的来源问题，王向远先生通过细致的考察，认为胡风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关键词——诸如感性直观、内在体验、主观精神、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精神的燃烧、精神力量、精神扩展、精神斗争、人物的心理内容、战斗要求、人的欲求、个人意志、思想愿望的力量、人格力量、生命力、冲击力、力感、突进、肉搏、拥入、征服、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等，均可以在厨川白村那里找到原型。再如，战国策派曾经在几十年间被视为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流派，近年来评价才略有转机。日本浪漫派通常被拿来同创造社等浪漫主义色彩鲜明的流派进行比较，而王向远先生却把战国策派与日本浪漫派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考察，真可谓别具慧眼。通过古典文化观、近代文化观、战争观、文学观与美学观等方面的对比分析，透视出日本浪漫派这一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真面目，而澄清了战国策派头上的阴霾，还之以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文学之清白。

继《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之后，王向远又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收入《王向远著作集》第三卷时，改题为《日本文学汉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从中国文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日本文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是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历史，也是以翻译为途径的中日文学关系史。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在20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史中，日本文学的翻译同俄国文学、英美文学、法国文学的翻译一样，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00年来，中国共翻译出版日本文学译本2000多种。日本翻译文学对中国的近代文学、“五四”新文学、1930年代文学以及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文学，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出现一部日本文学翻译史的著作，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处于空白状态。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责任研究、整理百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的历史。这对于总结和借鉴中日文化交流史及翻译文学的历史经验，对于丰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对于拓展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对于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对于促进东方文学、日本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对于指导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翻译文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作者阐述了“翻译文学史”的基本理念，认为“翻译文学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因而也就是一种比较文学史”。“翻译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部门，翻译文学史应该是与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相并列的文学史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认为翻译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在内容的构成要素方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一般的文学史，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有四个，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读者”；而翻译文学史的内容要素则为六个，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在这六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是外国文学史著作的核心，而翻译文学史则应把重心放在后三个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译本”。翻译文学史还是应以译本为中心来写。翻译文学史应该解决和应该回答的主要是如下的四个问题：（1）为什么要译？（2）译的是什么？（3）译得怎么样？（4）译本有何反响？

孟庆枢在为《王向远著作集·日本文学汉译史》所写的“解说”中指出：“本书初版本刚出版不久我就拜读过，这次为了写‘解说’，又有了一次通读的机会，我觉得比初读还显厚重。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别文学翻译史，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史研究、中日文学交流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对后来的各种国别文学翻译史的研究与撰写出版都有一定的启发与推动作用，书中的材料与观点也被许多论文及著作所征引。应该说，不管今后谁写‘中日文学交流史’、‘中国翻译文学史’、‘外国文学汉译史之类’的著作，向远的这部书都是难以绕过的、应该参考的著作。”他认为：“作者‘把近百年来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划分为五个时期，围绕着各时期翻译文学的选题背景与动机、翻译家的翻译观、译作风格及其成败得失、译本的读者反应及译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梳理，全景式论述，从而构架了日本文学汉译史的框架体系。进入《日本文学汉译史》的世界里，就仿佛一个旅游者跟随一位高明的导游走进一个琳琅满目的‘书博会展’，让人目不暇接。以百年历史作为纵轴，以古典、近代、现代、当代，各种题材作为展台，把各种译介（包括代表性译者、译本）作为网络，纵横捭阖，宏观与微观结合，做许多切中肯綮的评说，不由得让你与之对话、交流。而且，包括推理、科幻作品、儿童作品在内通俗大众文学（这些领域有时在文学评论界受到不应有的轻视）都纳入了研究视野之中，论述精确到位，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2007年，王向远著《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从“题材”切入的中日文学交流史和关系史，也是中日两国第一部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史著作。作者指出：综观世界文学史，在漫长的文学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特定的外国——中国——撷取题材，并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的国家，唯有日本而已。就中国题材的重要性而言，朝鲜传统文学几可与日本文学相若，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近代之后朝鲜文学的中国题材已经萎缩，不成规模，而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在近代以后数量更多，20世纪后期以来更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则是绝无仅有的。鉴于中国题材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必要为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史写出一部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专门著作。这是一件拓荒性的工作。在日本，笔者没有发现这样的专门著作，在中国更是空白。而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文化的、学术的价值与意义。它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从一个独到的侧面深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巨大的、持续不断的影响，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人如何塑造、如何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并看出不同时代日本作家的不断变化的“中国观”，并由此获得应有的启发。(www.xing528.com)

作者写作此书，有着鲜明的文学史方法论更新意识。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研究，经过20世纪近百年的积累，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取得了不少成果，各种中国文学史，以及由中国人撰写的各种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及国别文学史著作与教材，已达上百种。但是毋庸讳言，除了少量成果外，角度较为单一，作家作品的传记式研究、教科书式的陈陈相因的文学史，占了大多数。同样地，日本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日本已出版各种各样的《日本文学史》类的著作数以千计，比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还要多。但是除了少量著作外，在层面角度、结构体系、观点资料上多是大同小异，带有明显的滞定性与模式化的特征。文学史研究要进一步推进与深化，就必须从通史、断代史、作家评传等单一化、模式化的研究中寻求突破，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发掘和呈现文学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某些侧面，以各种专题文学史的形式，呈现文学史原有的生动性与复杂性。认为“外国题材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国题材外国文学史”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主张从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的角度，从域外题材切入，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视角。同时强调，所谓“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也不同于“日本文学史上的中国形象”。“题材”当然可以涵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但同时它又不局限于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它包括了异国人物形象，也包括了异国背景、异国舞台、异国主题等；它包括了“想象”性的虚构文学、纯文学，也包括了有文学价值的非纯文学——写实性、纪实性的游记、报道、评论杂文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的题材史的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与方法，又不是一种纯文学的研究。因为题材不是纯形式问题，它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对题材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而对中国题材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中日双边文化交流关系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

作者通过对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认为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大量撷取、借用和吸收，根据其需要，其途径、方式与处理方法也有所不同，日本人是在两个层面上摄取和运用中国题材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题材的直接、较为完整的运用。在这个层面上，作品的舞台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明确表明为中国。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中国题材加以改造，将中国题材的某些诗歌意象、情节要素、故事原型、人物类型、糅入日本文学当中，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翻案”（亦即翻改）。“翻案”后的中国题材，不再有“中国”的外在标记，须经后世的研究者加以考证与研究之后，才能搞清它们与中国题材的渊源关系。如日本江户时代的“读本小说”，大量翻改《水浒传》、《剪灯新话》、“三言两拍”、《聊斋志异》等中国明清小说，中国题材在这些日本作品中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完整形态，而是被吸收到日本题材之中了。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作品对中国题材的处理方式是“易地移植”，那么第二个层面的作品则是把中国的枝条嫁接到日本树木上的“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是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及中国题材深度消化的结果，已经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题材”。因而，《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指的就是第一个层面上的作品，即相对完整的中国题材在日本的“易地移植”的历史过程及种种情形。作者又指出，中国题材在日本“易地移植”的历史，是与整个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相伴随的。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已经有了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没有中断，至今仍繁盛不衰。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独自历史传统的文化和文学大国，像日本一样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特定国家（中国）撷取题材。

王晓平在《王向远著作集》第四卷《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解说”中写道：他许久以来就盼能有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这一类论题的书，现在“这样的书终于盼来了。它不仅涉及的作家作品远远超过了川西政明的著述，而且从日本古代论到20世纪末，写成了一部纵贯古今的专题文学史。这就是王向远教授的《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这本书，是21世纪初中日比较文学的最新收获之一，也是有志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值得细读的好书。它以‘中国题材’这一独特视角，描述了日本文学的发展脉络，展现了日本人的中国形象、中国话语、中国观的镜像”。他认为，《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中的“中国题材”，把“想象”性的虚构文学、纯文学，以及有文学价值的非纯文学——写实性、纪实性的游记，乃至一部分报道、评论杂文等，一并收入囊中，同时又把对中国题材日本史的研究，赋予中日双边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意义，注目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展开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而日本中国学研究最有力的两大支柱，一个是考据，另一个是比较研究。这样的视野和方法，首先对于我们的日本文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同时研究日本学术史的人，也可以从本书对作家作品冷峻而暗含激情的独到阐释中，更具体全面地眺望日本中国学的背景、舞台和纵深影响。王晓平最后说：“曾有学者对近年出版的日本文学研究类书籍，发出这样的感慨：‘怎么老是这些东西？’何以如此？除了材料陈旧外，一些论著不见‘自我’，一味沿用日本学者二十年前文学研究的老模式，缺乏自己的眼光和声音，恐怕是主要原因。王向远看重学术研究的实有价值，多读未读之书，多探未探之境界，在《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中解密‘文艺中国’艺术世界的‘画外音’，写进了对诸多重要问题的潜心思考。”

由于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作为一部从古至今的“通史”，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众多、作品史料非常浩繁，《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和问题。例如，由于对“中国题材”的界定偏于严格，对日本古代文学中虽不是“易地移植”的“相对完整的中国题材”，但涉及到中国的人物、中国的舞台背景的作品，如平安朝末期的《浜松中纳言物语》、镰仓时代初期的《松浦宫物语》都没有提到；对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作品，虽然广为搜罗，但像清冈卓行的小说《槐树下的大连》却也遗漏掉了。看来，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作为新开辟的文学史领域，是需要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的。

注解：

[1]　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　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3]　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