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的历程的介绍

从1980年代初开始，严绍璗教授就较早地开始了中日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了《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竹取物语〉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关系》（《中日文化与交流》第1辑，1984年）、《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日本古代小说〈浦岛子传〉与中国中世纪文学》（《中日文化与交流》第2辑，1985年）等文章。在此基础上，1987年，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比较文学丛书”之一种出版发行，这是作者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开拓性、创新性的作品。此前，日本学者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论文著作已经相当不少，但像这样系统的、有明确学术思想加以贯穿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通史，还是很罕见的。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术思想十分明确并且贯穿全书，通过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提出并论证“日本古代文学是一种‘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这一结论。在此之前，严绍璗在有关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日本文化的本质是“变异体文化”的观点。“变异体文学”显然是“变异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严绍璗在文学研究中对“变异体文化”的进一步阐述和论证。在日本文化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日本文化善于吸收消化和改造外来文化这一事实。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化为“杂种文化”，其特点是日本文化与传统文化、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达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严绍璗的“变异体”的提法，是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中将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一特征更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和深刻化了。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说来，就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1]

这种理论概括，来源于作者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成为作者研究分析具体问题的理论总纲。由于有了这个理论总纲的贯穿，作者没有把《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写成囊括一切问题的、史料完备的书。由于中日古代文学关系非常复杂，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多，要写成一部面面俱到的中日文学关系史，非有庞大篇幅不可，这在当时既不可能，也没有充分的必要。事实上，这样的书在进入2010年代的今天也还是没有出现（将来可能会出现）。而且，在此之前，一般中国人，包括学人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日本文化、日本文学主要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若除去了中国因素，它本身就所剩无几了。严绍璗的这部书着重分析论证日本文学如何接受中国影响、又如何消化、转化中国影响，而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的鲜明的民族性，可以帮助中国读者消除长期形成的某些误解。作者强调指出：

与中国古代的“诗教”之说、中世时代的“文以载道”论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观念不同，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就远离政治，它仅是作为一种纯粹表达感情和调剂精神享受的手段，故而，也就绝少见如中国文坛那样，作家诗人由文学获取功名，爬进官僚阶层的情景。日本民族对于文学的这种根本观念，造成日本古代文学耽于唯美的内容和形式，不能自拔，追求所谓“物哀”、“幽玄”、“寂静”等相融或相通的境界，以求表达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朴、典雅和自然返真等气质，由此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2](www.xing528.com)

由于有了理论聚焦点，严绍璗的这部书作为“史”书，篇幅不大，内容显得十分聚拢。作者并不试图描绘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全部图景，而只是选取若干重要的领域和课题，进行以点代面式的研究。全书共有八章，依次研究中日神话的关联、日本古代短歌中的汉文学形态、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日本知识与日本文学的西渐、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与意义、中世时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近世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明清俗语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共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日文学关系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并且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日本古代文学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这一基本结论。

作者在第一章中论述日本的“记纪神话”时指出：“记纪神话”中的“高天原”（天上界）、“苇原中国”（地上界）和“黄泉国”这三层宇宙模式，以及内含的诸种观念，是在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中国汉族的古典哲学，和经由中国、朝鲜传入的印度佛教等多种观念的混合影响下形成的。作者把神话分为“创世神话”和“唯美神话”两大类型，认为这也是中日古代神话的两种基本形态，指出日本神话的民族特征在唯美神话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日本唯美神话主要内容是崇尚勇武、热爱海洋、镇凶避邪、追求吉祥等，并体现在神话形象中。例如，在中国神话中，“鬼”的形象是与“恐怖”与“恶念”联系在一起的，而日本的“鬼”形象则常常是勇武的一种体现。在本书第二章“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中，作者通过大量的具体作品的分析，认为原始形态的和歌（“记纪”神话中的歌谣）是不具备“五七音音律数”的，而是从三个音到九个音，参差不齐，诗行也是奇数与偶数并存。而五言、七言的汉诗在日本的流传，日本人大量地写作汉诗，对“五七”调的和歌韵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推断“和歌形态发展中的韵律化和短歌的定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模拟了中国歌骚体及乐府体诗歌中内含的节奏韵律”，同时又指出：日本的和歌的特点，“它以诗行音数的长短参差构成一种具有民族风情的韵律——‘音数律’。‘音数律’表现了日本民族抒情的节奏和格调，但是，它是没有韵的。日本的和歌是有律无韵的诗。”在第四章“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作者认为，在日本古代神话到“物语”形成期这一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个以古汉文小说的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以《浦岛子传》为代表，在小说的题材、构思与创作手法诸方面，都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从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中吸取了诸多的营养；这种早于“物语”而产生的以中国文学为模拟对象的汉文的翻案作品，为此后的“物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作者还以日本“物语”文学的鼻祖《竹取物语》为例，对它所受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并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竹取物语》全面接受了中国汉民族自秦汉以来关于“仙人”的观念，将原来的“月神”改为“月宫”，作为仙人们的生活之所，这一观念成为全篇小说构思的基础；第二，《竹取物语》接受了中国汉代方士们所编造的“嫦娥”的形象，并把她改造为美貌无瑕的日本式女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第三，《竹取物语》采用了中国嫦娥神话中的“不死之药”的情节，并把它与作为日本国象征的富士山连接起来，构成故事的结尾……换言之，日本物语文学产生的过程，就是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加以改造、加以民族化的历程。第五章“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考察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对日本汉诗及和歌的影响与超越。关于白居易与日本文学关系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在这一章里，作者对以往的成果做了高度的吸收和概括，逐层分析了白居易的诗歌何以传入日本、何以广泛流布，“白体诗”何以影响日本汉诗的风格、何以被日本的和歌逐渐改造吸收，乃至完全醇化为日本的东西。从而矫正了一些日本学者提出的平安时代汉诗与和歌“相克”说，而认为汉诗与和歌本来就是“相生”的，正是白居易为代表的汉诗促进日本和歌的发展与醇化。第六章“中世时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分析了平安王朝时代以紫式部为代表的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关系，指出当时贵族女性的汉诗文的高度修养，对《源氏物语》等日本王朝文学起到了“基础性的浸润作用”，中国文学不露痕迹地融入贵族女性作家的创作中，渗透于文学观念、创造方法和情节构造中。第八章“明清俗语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梳理了当时日本的汉语口语翻译人员——“唐通事”在明清小说与日本町人社会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认为由于“唐通事”的培养以《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小说为教材，促使了明清小说的传播，指出了日本的“假名草子”、“读本小说”所受中国明清小说的影响以及独到的日本特色。

以上第一、二、四、五、六、八各章都是以日本文学为主体、为中心加以论述的。而全书的第三章、第七章则是以中国文学为中心展开论述，由此而形成了“日中—中日”双向互动的文学交流关系的框架。其中，第三章“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日本知识与日本文学西渐的起始”，介绍了中国古籍中对“倭”或“倭奴”的记述，并指出了唐代诗人与日本诗人之间的唱和交流。第七章“中近世时代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从中国宋元明清时代的文献中，呈现了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传播与影响的重要事例。其中包括历代文献中关于徐福东渡的故事的记载、宋元时代中日诗人之间的唱和、明清时代中国文学中的日本题材与日本文学作品汉译的发生，特别是中国诗人完整描述日本风情的最早的完整诗作——明代宋濂的《日东曲》10首以及清代诗人沙起云的《日本杂诗》16首，明清时代以丰臣秀吉为题材的传奇小说《斩蛟记》、《野叟曝言》及戏曲《连囊记》，清人曹寅的使用大量日汉对译词（即所谓“寄语”）创造的以日本臣民祝愿大清国为主题的剧本《日本灯词》，还有明代的《日本考》中对51首日本和歌的介绍与翻译，以及清代鸿濛陈人对日本剧本《忠臣藏》的改变翻译。这些史料与史实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出版之前，虽然也有文章个别地提及，但像这样在中日文学交流的框架内系统地予以呈现并加以分析，此前还未有过。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是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有很多史料需要进一步发掘、呈现、研究，严绍璗作为一个知名文献学家，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出版之前，已经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及日本所藏汉籍开始了调查研究，出版了《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年）一书。作为一位文献学出身的学者，严绍璗的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在丰富的文献阅历基础上做成的。不过，或许由于“中国比较文学丛书”的篇幅与规模的限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只是就若干最重要的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未能充分展开。书中的几乎每一章，都可以作为一部专门著作加以细化和深化。但是，在有限的篇幅内，该书涉及了中日文学关系的大部分重要问题，由于全书的主题论旨非常鲜明，作者没有过多罗列史料，而是采用举例式的写法，没有淹没在繁琐散漫的史料中，而是写得不枝不蔓，要言不烦，读者读起来也大有眉目清秀、酣畅淋漓之感。作为中国文学学术史上的第一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著作，它所提出的论题、它体现的中日文学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史论结合的论述方式，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昭示了方向。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出版后，严绍璗与王晓平合著了《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全书32万字，其中古代部分占全书的三分之二的篇幅，基本上是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基础上的改写。1996年，严绍璗和日本学者中西进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该书的序论和第一章、第三章由严绍璗执笔，涉及中日神话和物语同中国小说的交流，基本上也是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的基础上的补充和改写。后来，严绍璗将主要研究方向超出了扩展到了日本的“中国学”及日藏汉籍的收集整理，陆续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1991年）、《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992年）、《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5年）、《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2005年），最后推出了全三卷、多达300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2007年），从日藏汉籍文献学的角度，为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目录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