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 中日文学关系史概貌

中国的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起步要比日本文学史的研究为晚。1934年，周作人发表《闲话日本文学》（1934年），大致谈了当时中国的日本文学作品翻译的情况（详后），算是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较早的开端。此后，1942年，在日本占领区的北京，“国立华北编译馆”出版了梁盛志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小册子，该书共5万来字，是译作与著作的合体，有周作人、藤村作、斋藤清卫、青木正儿分别写的序言。分上、下两篇。上篇《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梁盛志对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同名小册子的翻译，谈的是中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下篇《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梁盛志的自作，谈的是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新文学的影响，认为“新文学运动虽然由留美学生胡适发端，而辅翼和完成这个运动的，大半是留日学生”。上、下两篇合在一起，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史的一个概要或曰大纲。古代中日文学关系部分只能编译日本学者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欠缺。虽然该书只是粗陈大概的知识性小册子，但作为最早的同类专书也开启了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之先河。

到了1980年代后，中国学界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才真正全面地展开。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1990年的十余年间，是开拓和奠基阶段。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的成果是严绍璗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著《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和《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是中日文学关系领域的开山著作和标志性作品（详后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

这一时期，中日比较文学及文学关系研究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1988年在长春成立。该学会首届年会的系列论文以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问题研究》杂志“增刊”的方式，出版了《中日比较文学论文专辑》。1990年，该学会采用笔会的形式，组织会员撰写出版了《中日比较文学论集》（赵乐甡、孟庆枢、于长敏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收论文25篇，论题从中日古代传说一直到现代文学，作者有赵乐甡、王晓平、王长新、李树果、孟庆枢、于长敏、刘立善、靳丛林等，还有几篇日本学者的论文译文。1990年，赵乐甡主编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共四编，收录展示了以吉林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为主的研究人员的若干研究论文，作者有赵乐甡、王长新、王晓平、柴明俊、沈迪中等。各编的第一篇文章都概述某一时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总体关系，因而虽是论文集，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特别是将中日文学理论的关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两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本书的特色。同年，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的论文集《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收录了中日学者的23篇论文，其中有刘振瀛的《中日技艺观比较》、高增杰的《人工对称与自然和谐——中日民族审美意识比较》等重要文章。此外，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论文集或辑刊还有数种，如于长敏、宿久高主编的《中日比较文学论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孟庆枢主编的《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出版集团，2012年），吕元明著《日本文学论释——兼及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后者作为一部个人论文集，收录了日本文学、中日文学关系史方面的论文40余篇，全书共分“总论”、“古代论”、“中世近世论”、“近代论”、“现代论”、“中国论”六编，这些文章大都写于1980年代，许多文章选题在中文语境中而言是有开拓性的，例如从翻译史的角度看《魏志·倭人传》，日本的雅乐、谣曲与秦汉题材，日本五山文学的中国观等论题，都富有新意。

这一时期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主要是通过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的。例如，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方面，翻译家申非关于《平家物语》、《雨夜物语》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论文（1985年），民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紫晨关于中日开辟神话及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的论文（1986年），日本文学研究家、吉林大学教授赵乐甡关于日本和歌理论与中国诗学关系的论文（1987年），辽宁大学教授马兴国（1946年生）关于《世说新语》、唐传奇、《三国演义》、《游仙窟》、《搜神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言两拍”等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系列论文（1987—1991年），邵毅平关于日本平安文学、江户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论文（1988—1989年）等，还有严绍璗、王晓平的一系列文章，都有新意。此后，武汉大学历史系覃启勋（1950年生）的专著《〈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16万字的篇幅，全面梳理了《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的历史，包括《史记》何时传入日本，何时盛传于日本，《史记》传入日本的种种原因，《史记》对日本政治、日本教育、日本史学、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日本学术界对《史记》研究的成就及特点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论述。虽然该书印制粗陋，但学术价值不低，填补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处空白。此外，斯英奇翻译的日本学者野口元太的《从传承到文学的飞跃——〈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对日本的最早的物语与中国西南藏族地区的民间故事《斑竹姑娘》的惊人相似，做了比较研究和解释，在选题及方法论上都有参考价值。

此阶段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比较研究，尚未全面展开，以鲁迅与日本文学之关系研究的成果为主，这方面除了大量论文外，还有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等专门著作。后来还出现了集大成者的著作——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但严格而论，这类成果是以鲁迅为中心的，主要属于中国文学及鲁迅研究的范畴。

第二阶段是1991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是展开和深化阶段。这一阶段在上个十年的积累、积淀的基础上，中日文学关系史的若干专门著作也陆续问世，研究的幅度和深度都有拓展。

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领域，除张龙妹的《离魂文学的中日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2期）和《中日“好色”文学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2期），丁国旗的《〈徒然草〉对中国隐逸思想的接受考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单篇文章外，陆续出现了相关专门著作。较早的成果是马兴国（1946年生）教授在已发表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一书。杭州大学王勇的《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文学篇”的第十四章“明清戏曲小说中的倭寇题材——明代短篇传奇《斩蛟记》”，较早涉及明清文学的倭寇题材，并对《斩蛟记》做了细致的分析，在选题上独辟蹊径，具有启示意义。山东大学教授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涉及中日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各个时代的带有通史性质的著作，全书以论述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及重要作家作品为主，评述了日本的汉诗、汉文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同时也涉及日本物语文学《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其中，最富有新意的是对日本“五山文学”与中国关系的部分，在此前的相关中文著作中很少涉足，而作者以5万字的篇幅论述之，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知识空缺。邱岭、吴芳龄合著的《三国演义在日本》（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2005年），作为中国学界研究三国演义在日本影响问题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有开创价值。书中的上篇“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发现——《太平记》与《三国演义》”，对中世“战记文学”《太平记》中的《三国演义》影响作了分析；中篇“日本近世文学对《三国演义》的借鉴”，对日本近世、近现代文学对《三国演义》的翻译、研究与再创作做了评述；下篇“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重构”，对吉川英治的巨作《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从细节重写、结构重建、人物重塑等三个方面做了分析研究。《三国演义》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极为密切和复杂，该书只选择了若干重要的“点”加以评述研究，还是初步的，也为今后的研究开了好头。王晓平的《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和《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2005年）两书，从文本分析与比较的角度论述了敦煌文学在日本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详见本章第三节）。吴毓华、陈红著《日本文学专题研究》（日文版，线装书局，2008年）中的第一章“《宇津保物语》与中国古典文学”，以“琴”为中心，通过文本细读，揭示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天津外国语学院张晓希等著《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在十几篇相关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编辑修改而成的论文集，内容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古典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大部分属于没有事实关系的平行比较，例如刘沙沙的《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与鱼玄机》、徐丽丽的《从绘画的角度看王维的汉诗与芜村的俳谐》等，选题上都有一定新意。张晓希编著《日本古典诗歌的文体与中国文学》（日文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对包括歌谣、汉诗、和歌、连歌、俳谐、川柳、狂歌在内的日本古典诗歌诸文体的产生、特点、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了概述。金文峰的《〈徒然草〉受中日古典文学的影响》（日文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书名表述似欠规范）是目前所见到的相关领域的仅有的专门著作，该书通过细致的影响分析方法，论证了《徒然草》所受《白居易集》、《文选》、《蒙求》等中国典籍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了《徒然草》对此前的《源氏物语》、和歌、说话文学的继承与接受。隽雪艳的《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白居易形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从题目上看选题很有价值，而且研究的当然应该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白居易形象”，但翻阅之后，就会发现全书内容大大偏离了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全书第一章“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白居易形象”似乎最为切题，但也只是简单评述了《千载佳句》等几种汉诗选集中所选收白居易诗在主题上的特点；第二章“句题和歌与白居易”只是从《文集白首》等和歌集中分析日本歌人对白居易诗歌“句题”的化用问题，而这些都不是比较文学的“形象”问题，只是白居易诗歌在日本的流传和接受问题；第三章和第四章“日本中世的文艺理论与白居易”（上、下）也是很好的题目，可是作者仅以大约14000字的简单介绍，便浅尝辄止，究竟白居易对中古日本文论有何影响，未能做出深入的分析；至于占全书一半篇幅的第五章“日本思想散论”和第六章“翻译研究心得”，则完全与“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白居易形象”无关。这种“文不对题”的极为随便自由的构篇方式，在无视理论逻辑的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常常可以见到，但在中国的学术著作中并不多见。

一些关于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的论著，也包含了文学的内容。其中广西大学李寅生（1962年生）的《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巴蜀书社，2001年）和《论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巴蜀书社，2007年）两书，论述了唐、宋、元三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相关章节涉及了中日作家、诗人的交流及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长期旅日的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汪向荣（1920年生）与孙女汪浩合著的《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以元代蒙古的两次对日战争、明代倭寇的肆虐、明朝军的抗日援朝战争为中心，研究了元、明两个时代中日关系史。对倭寇问题，作者对“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的性质做了清晰的区分，指出“后期倭寇”是以王直等中国人为主构成的，基本成员是那些在明代海禁政策下不能从事商业活动而衣食无着的贫民；对明代的抗日援朝，作者对《明史》中的官方记载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对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并直指中国的动机做了深刻分析，都足资参考。接着，汪向荣又出版了《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是一本论题大体相近的中日关系史论文集，其中最后一篇文章是《古代中国人日本观》以《后汉书》、《魏志·倭人传》等正史为据，分析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列岛地理、风俗等方面的认识，指出了其可靠性。汪先生的研究虽然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但采用的是比较史学的方法，其中涉及了不同时代中国人的对日记载和认识，分析了有关古籍中对日本的记载、日本形象的描述以及对日认识，与中日文学关系的形象学研究有叠合之处。

与此相关的是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系统地评述了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与日本形象描写。全书分为六章：“唐前的倭国形象”、“唐代的日本形象”、“宋代的日本形象”、“元代的日本的形象”、“明代的日本形象”、“清代的日本形象”（作者称因晚清部分材料极多，故略），运用以诗证史、以诗歌证诗、文史互证的方法，梳理了中国的文史典籍中的对日本及日本人的描述。几年后，作者将“形象”的研究进一步由“人”的形象而转移、聚焦于“物质”的形象，即以共同的“物质”为媒介的中日两国文学关系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不同于“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而是通过物质媒介而形成的“第三关系”的研究。这一思路体现在《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两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杨柳在中日文学中描写极多，中日两国学者对杨柳的及其文学描写的研究也不少，作者收集了丰富的相关资料和作品文本，对中日两国文学中的有关杨柳的素材、题材、主题，包括由杨柳形成的想象与比喻（柳腰）等，都做了细致的、不厌其烦的比较分析。不过，“杨柳”这种自然界的植物不同于人工的物质产品，人工的物质产品是需要不断地通过人工加以交换和交流的，而“杨柳”这样的自然植物，即便可以假定是经“物质的交流”的途径而从中国传入，但一经传入，便是日本人自行种植，或者杨柳自身自然孳生，就不属于“物质交流”的范畴了。不只是杨柳之于日本，还有西瓜、石榴等西域的各种瓜果、红薯、番茄、玉米、辣椒等从美洲传入的植物之于中国，情况都是如此。该书的副标题是“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其中的关键词之一是“物质的交流”，但是全书除第一章讲到杨树柳树传入日本之外，就没有再涉及“物质的交流”的问题了。可以说，“杨柳”这种“物质”本质上不属于一个“物质的交流”问题，所谓“杨柳的形象”的杨柳严格地说也不属于“形象”问题，而是意象、素材的问题。就中日文学而言，杨柳的问题只是一个相同的素材运用与描写的问题。该书的研究可以归为通常所说的“形象学”研究的范畴，也带有主题学研究的性质，并非如作者所言是通过物质媒介而形成的所谓“第三关系”的研究。但无论如何，本书资料丰富、分析细致，展示了以杨柳为素材的中日文学的系统知识。

在日本的中国形象及中国题材研究方面，还有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书，但该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不是文学文本，而是学术思想史文献。

在近代文学方面，以中国近代文学重要团体“南社”为中心，对其与中日文学的关系做出深入研究的，是山西大学教授陈春香（1956年生）的系列论文，包括：《马君武的外国文学翻译与日本》（《广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南社与日本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清末国民性批判思潮中的日本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苏曼殊诗歌创作的中国传统与日本意象》（《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苏曼殊的外国诗歌翻译与日本》（《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重庆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汉诗——以田桐的〈扶桑诗话〉为例》（《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5集，2009年12月）、《高旭新思想的日本渊源》（《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高旭与吉田松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从叶楚伧的〈蒙边鸣筑记〉看近代中国的日本认识》（《纪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论文集》，中国美术出版社，2011年）等，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南社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联性揭示出来，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此外，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将晚清时期中国人的日本游记文章加以整理汇编并影印，对研究近代中日文学文化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一阶段，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与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全面展开，取得一系列成果。

中日近现代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重要领域。这方面最早的专门著作，是东北师大教授孟庆枢（1943年生）主编的《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一书，这是国家“七五”社科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执笔者除孟庆枢外，还有张福贵、陈泓等。内容包含中日近现代文学思潮比较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的文章颇有新意与创见，如张福贵的《日本白桦派与周作人》等，但不同文章的质量颇有参差，如《日本新剧运动与田汉》一文，思路不清，结构混乱。有的文章在材料和观点上颇可商榷，如《日本唯美主义在中国：从引进到流失——以谷崎润一郎为中心》一文，由于对中日唯美主义文学的材料掌握和消化不够，便匆忙得出了结论说：“中国文学方面始终没有‘平行地’存在过即使是最低意义上的唯美主义流派或作家”，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也没有能够影响中国文学，日本唯美主义介绍到中国，接着又“流失”了。现在看来，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尽管有这类的问题，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同类著作，在选题上的开创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书后附录的《中国译介日本文学年表》，表明著者对有关资料的收集下了功夫，对读者也很有用处。除主编《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外，孟庆枢关于中日近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章大都收录在《孟庆枢自选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该书收录了关于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岛敦、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十几篇文章，在观点或材料方面都有新意。

以作家为单元，对中日现代文学关系加以研究的，是靳明全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该书试图多方位地描述“日本”对中国现代留日或旅日作家的影响，共分十八章，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四部分：（1）中国作家对日本社会、日本人、日本文化的评论认识，主要以郭沫若和鲁迅为中心；（2）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作家、日本文学之比较，如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丰子恺与夏目漱石、鲁迅与有岛武郎、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欧阳予倩与日本歌舞伎和中日新感觉派等；（3）日本普罗文艺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胡风、李初梨、蒋光慈等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关联；（4）对茅盾、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旅居日本时的创作活动的分析。这些问题，有的是此前已经有人研究过的问题，有的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力图从事实材料出发加以陈述。但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只是极为简单地指出影响关系，而对中国作家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复杂纠葛缺乏深入分析。由于该书出版较早，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不多，也有情可原。十多年后，靳明全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显然是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一书基础改写的，并在四川大学文学院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全书的章节编排上有所变化，但在论题的范围、篇幅规模（均20万字左右）方面都未见进展，在材料、观点上也未见有明显突破。在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厚的2004年，作为原创性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未能在自己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也未能在借鉴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是令人可惜的。(www.xing528.com)

1990年代末期，出现了两部对中日现代文学做出系统比较研究的著作，一是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1998年，详见本章第四节），二是吉林大学张福贵（1955年生）和靳丛林（1952年生）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该书与王向远的横向截面的研究不同，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对中日现代文学关系做了系统研究。作者按历史线索将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40—1918年，作者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经过黄遵宪、梁启超和鲁迅三个阶梯，基本完成了由传统文学交流向近代文学交流的过渡；第二个阶段为1919—1927年，作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在日本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却使中国近代文学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更有利于交流的层面；第三个阶段为1928—1936年，是中日无产阶级文学交流甚密的时期，是两国文学交流最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后的共振期；第四个阶段为1937—1949年，战争阻断了中日文学的交流，但尚有涓涓细流使两国文学关系不致完全中断。全书根据这样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分为四编。每编分若干章节，较为系统地评述了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学的交流历史。由于篇幅有限，本书对这种关系的梳理大多是粗略的，还有不少问题点没有涉及。例如，在第四编中对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学关系，叙述太过简略。总之，作为第一部试图系统评述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史的著作，在理论与材料、观点与方法上，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此后，选题上相关的著作还有武汉大学方长安（1963年生）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此书在选题范围及论题上，大多与此前的研究重合，出新较难，因而在观点材料上多借鉴和化用此前的成果，但有的章节选题论述富有新意，如第四章第一节“五四文学发展与夏目漱石《文学论》”，主要讲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的译本及其影响，特别是对成仿吾的影响，指出：成仿吾在1922—1923年间的发表的《诗之防御战》等一系列理论批评文章，“对五四以来文学中出现的哲学化、概念化和庸俗的写实倾向，作了批评，提出了自己的救治方案。而如果将他们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相对照，便可发现其诸多立论与《文学论》相同，而这种相同，从基本概念、观点、论述方式等角度看，绝非跨文化语境的巧合，实属直接借用的结果”（第115页），并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林祁的小册子《风骨与物哀——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对现代中日女性文学做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认为现代中日女性文学刚好有着时间上颇为相近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人’的女性觉醒”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社会感伤’到自我表现”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女性躯体的重新书写”阶段，试图以此揭示中日女性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是有新意和启发性的。北京师范大学李怡（1966年生）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日本体验”为关键词，深入分析了从黄遵宪、梁启超到鲁迅、周作人、创造社作家等如何通过留日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激活，并由此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起源做了探索。湖南大学李群从“文学史写作”及“文学史观”角度，发表了《近代“中国文学史”的诞生、写作与日本之关系研究》（《文学评论丛刊》，2011年第2期）、《近代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中日文学史写作》（《东方丛刊》，2009年第3期）、《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等文章，从一个新的侧面切入了中日文学关系研究，有助于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深化。

文学思潮运动是推动中日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以某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团体流派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模式。

其中，对中日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之关系加以研究的，有王晓平、陈应年、夏晓虹、王向远等人的相关论文。在专著方面，有何德功（1957年生）的《中日启蒙文学论》、秦弓（张中良，1955年生）的《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东方出版社，1995年），都是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专家林非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分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何德功的《中日启蒙文学论》，研究范围，就中国文学来说是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五四”时期以鲁迅、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日本文学来说，涉及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文学，并延伸到大正时代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作者论述了日本政治小说与晚清小说界革命，诗界、文界革命与日本明治文坛，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夕的文学主张与日本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与日本白桦派，鲁迅、郁达夫与私小说等问题。在有关问题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看法，但在资料的收集和利用上，尚有一些未尽之处，限制了作者将论题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秦弓的《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其核心概念似乎是“人的文学”。很大程度上说，“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是中日近现代文学的主导思想，涉及面相当广泛。秦弓的意图在于对中日两国的“人的文学”做“宏观性的比较研究”。全书分为“思潮研究”和“主题研究”两部分，对中日两国“人的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的“人的文学”对日本近代“人的文学”的择取、“人的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框架，“人的文学”的主题在创作中的表现等，都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日两国人道主义文学对应发展的轨迹、规律和特色都有助益。

在中日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方面，刘立善的专著《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只选取了日本的一个文学流派——白桦派，并以此为中心，对中日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进行细致的清理和比较研究。此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方面的研究都有不少的成果。刘立善的著作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多地收集材料，从而成为这个课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有关白桦派文学的背景材料，并对白桦派作家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梁山丁等作家的关系，做了细致的梳理。对长与善郎与中国的关系，也做了评述。虽然有些章节中直接从日文著作引进的材料显得过多，过琐细，但它作为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白桦派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最翔实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中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加以研究的专门著作是山东大学肖霞（1963年生）《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中日浪漫主义文学之关系的第一部专著。作者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陶晶孙七位留日作家，如何受到日本浪漫主义的影响，如何通过日本浪漫主义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评述，并在影响分析中，指出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即留日作家的浪漫主义特征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日本的，它是以情绪抒发与表现的浪漫情调，表现民族危亡、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与反抗，是带有反帝反封建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抒情主义”（第19页）。该书的关于中国浪漫主义、日本浪漫主义的一些基本结论，是此前的研究已经有的。通过留日作家的文学主张与文学作品的分析、通过日本浪漫主义相关史料的援引和参照，加以进一步论证和印证，是该书的特色和贡献。

对中日唯美主义文学思潮加以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是孙德高（1959年生）的《唯美的选择与转换——日本文学与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潮》（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是在复旦大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否像日本、英国那样形成了唯美主义思潮，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作者对唯美主义做了泛义的界定，认为“文学上的唯美主义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叫做审美主义，和文学上的唯美主义比较起来，审美主义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其最广泛的含义应当是指现代性语境下的审美主义”（第13页），并据此认为五四时期的创造社、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京派、海派（新感觉派），1940年代的“战国策”派，还有闻一多的诗歌“三美”主张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和理论主张，都列入“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潮”的范畴。实际上，作为文学思潮的“唯美主义”，与作为艺术至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倾向，在内涵上应该颇有不同。但书的副标题却没有标注“中国现代审美主义”而是标注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同样的，对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作者也不是单指以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为代表的日本唯美派，而是宽泛到了包括自然主义、私小说、新浪漫主义在内的其他思潮流派。这种宽泛的“唯美主义思潮”的界定到了对“唯美主义思潮”近乎解构的程度，就不得不削弱全书的比较研究的依据、理由和基础。

翻译文学是国别文学之间互通互读的津梁，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也是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这方面最早的专著，是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7年再版改题《日本文学汉译史》，详见本章第四节）。此后，相关文章不断出现，许多文章不单单是语言学上的对错分析，而是跨文化的翻译学的、文艺学的比较研究。其中，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2004年出版的《翻译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研究的面貌。该书收录了23篇相关文章，卷首第一篇文章是已故翻译家李芒的《日本文学翻译史漫谈》，这是李芒先生晚年的重要文章之一，根据自己亲身体验和经历，对1950年代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第二篇文章是刘德有的《我和日本问题翻译》，也是体验谈，并具有史料价值。其他如王成的《夏目漱石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苦闷的话语空间——〈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翻译及传播》，林涛的《武者小路实笃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秦刚的《现代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与接受》等，相关材料的收集都很到位，内容充实。王琢的《翻译者的语言禁忌——关于〈同时代的游戏〉的“不译”》以大江健三郎的《同时代的游戏》的李正伦译本为例，指出了译者出于对于性描写的“翻译禁忌”而对相关文学加以淡化，或干脆“不译”的做法，并再次重申了翻译家的责任是忠实原作的原则。

王志松的《小说翻译与文化建构——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为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以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为主题的论文集，收论文14篇。这些文章都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发表，论题从晚清到当代，几乎篇篇有新意，有的文章发前人之未发。例如，在《李伯元和〈前本经国美谈新戏〉》一文中，对晚清作家李伯元根据矢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改编的戏剧《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了这个剧本在对原作的取舍改编中所显示的政治倾向与审美意识，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翻译、解读与文化的越境——析“林译”村上文学》一文，对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日本文学翻译中的贡献、特色、影响以及围绕林译所展开的褒贬争论等，都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评述，并指出中国的村上热的形成与“小资”阅读的关系，将原作、译作、译者、读者及评论者等要素结合起来，在翻译评论的写法上也有示范意义，是一篇高水平的当代翻译文学的评论文章。《90年代的出版业市场化和情色描写——与日本翻译文学的关系》分析了1990年代中国的《上海宝贝》、《北京娃娃》中的情色小说与日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渡边淳一的《失乐园》译本之间的关系、不同译本对原作色情文字的处理策略、翻译与出版策划者的动机与运作所起的作用，以及时代与社会对情欲小说的逐渐接纳与宽容的趋向，都做了很中肯的分析，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学对当下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出版者与读者的影响。

此外，康东元著《日本近现代文学翻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用日文写的小册子（约合中文10万字），试图考察清末以来一直到21世纪初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分五个历史时期加以论述，但该书在资料上有大量不应有的遗漏，大都是随意抽样式的个案罗列，文本分析也相当粗浅。

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也是中日关系研究的重要角度和重要层面，在这方面，近年来有王中忱的《故乡、语言与认同的困境——两部中国题材日本小说解读》（见《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比较文学研究论集》），王向远的《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研究与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日本当代文学中的三国志题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新旗手宫城谷昌光》（《长江学术》，2006年第4期）、《历史小说巨匠海音寺潮五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郭雪妮的《历史情感与都市想象——论明治日本人长安游记的单一性》（《江淮论坛》，2012年第5期），姜毅然的《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大地之子〉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3期）等系列文章。在专著方面，有王向远的《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详见本章第四节）等。在单个作家的中国题材研究方面，中央财经大学卢茂君（1973年生）的《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一书，以23万字的篇幅，对当代名家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动因、文化内涵、艺术手法及其在中日两国的影响等，做了全面的分析评述；该书在姊妹篇《井上靖与中国》（九州出版社，2011年）除对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创作做出大体描述外，主要将井上靖作为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个案，对他在中国的行迹、与中国的文化界人士的交往做了史料性的系统梳理。日本当代文坛的另一个以中国题材见长的作家是华裔作家陈舜臣，1980年以后的30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陈舜臣作品有三十来种，在读者中影响较大，值得做专门研究。在这方面，曾有王向远的《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论》（上、下，《励耘学刊》，2006年第3、4辑）等文章加以初步研究。接着，曹志伟出版《陈舜臣的文学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这是在天津师范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以25万字的篇幅对陈舜臣的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和随笔游记散文创作，做了全面的分析评述，指出了中国历史文化和中日文化的融合对陈舜臣创作的重大意义，书后附录的陈舜臣访谈、汉译本目录等，都具有文献价值。

与“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相对的是“中国文学中的日本题材”。近年来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如沈庆利的《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的第二章“日本形象与现代中国异域小说”，评述了苏曼殊、平江不肖生、郁达夫、陶晶孙、郭沫若、张资平的日本题材的小说；刘舸的《他者之镜：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日本》（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对当代中国（包括台湾）文学（包括影视剧）中的日本、日本人的描写做了系统的评述分析，是该领域的第一部系统的研究著作。但因这类研究主要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此不详述。与此相关的还有徐冰（1957年生）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在特定对象的中国“日本认识”评述中多少有一些与文学相关的内容。

在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领域，还出现了若干论文集性质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大部分是将已经发表的论文加以编辑，在材料观点上都有较高的原创性。其中，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比较文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收录了14篇文章，分为四辑并附录3篇短文，作者以“越界”（似可理解为超越“文学”之界）与“想象”（似可理解为文学的自主特性）入手，分别论述了作家作品与日本殖民侵略的关系，梁启超、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问题，中日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当代作家大江健三郎与西方文学之关系等，许多篇目令人耳目一新。例如，第一辑“帝国·殖民以及与此相关的想象”中的《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四迷的中国之旅》一文，对二叶亭四迷关于日本殖民的种种设想、设计和身体力行地在中国及亚洲各地的实地考察，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二叶亭四迷作为所谓“东亚大经纶家”的殖民主义先驱者的另一面，而这一面长期以来被研究者所忽略了，因而该文不仅对日本近代文学及二叶亭四迷的研究很有价值，对日本侵华史及殖民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辑的第二篇文章《殖民空间中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分析了诗人安西冬卫在中国大连的殖民生活体验及与现代主义诗歌起源之关联，而这一点长期被一般的日本文学史著作所忽略。此类文集还有邵毅平的《东洋的幻象——中日法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日双语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最后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王琢编选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将1980年后的20年间的有代表性的相关论文24篇（包括日本学者的4篇），辑录成书，颇有选家眼光，编者在书后所附《20世纪中日比较文学的回顾与展望》、《20世纪日中比较文学的回顾与展望》两篇回顾总结文章，颇得要领；书后的“20世纪中日／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文献目录要览”，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