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论史与美学史的研究成果

从史的角度对日本文论与美学进行纵向的梳理和研究，是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它可以为日本文论与美学提供系统的知识框架，有助于读者从总体或整体上加以把握，并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础。由于日本的传统上的纯思辨、纯理论的美学发育不充分，日本美学研究与日本文论研究往往密不可分，古典文学作品及古典文论中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因此日本文论史与日本美学史研究往往具有重合交叉性。这一特殊性在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又由于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在大量的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而日本文论史与美学史的研究成果，直到21世纪后才陆续出现。此外，史的研究一般都需要较大的篇幅、较多的信息含量，因而成果形式多体现为专著。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邱紫华（1945年生）的《东方美学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述东方美学的著作，在选题上填补了空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该书第五编是《日本的美学思想》，约10万字，对日本文学艺术中所表现出的审美意识及审美思想等做了评述，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该书在写作过程中似乎未能参阅日文文献，而作者执笔写作时国内出版的关于日本文论、美学的翻译出版极少，因而作者只能根据曹顺庆的《东方文论选》、今道友信的《东方美学》、叶渭渠和唐月梅的《日本人的美意识》及《日本文学思潮史》、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等为数很少的中文著作或译作来写作。在这种条件下，要写好日本美学颇为艰难。实际上《东方美学史·日本的美学思想》关于日本美学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多，更多的篇幅是关于审美文化史背景的一般性描述。对日本文学文化基本背景的描述、对日本美学的评述、概括都出现了一些不准确、不到位乃至错误的地方。例如，在讲到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特点的时候，概括为四点：“第一，崇尚生命之美，赞赏生气盎然之美”；“第二，美与善同一”；“第三，色彩具有明确的人类文化学及审美象征的意义”；“第四，以植物生命为象征体系的审美意识”（第1057—1068页）。其中第一、第三、第四条很难说是日本美学的“特点”，因为其他民族的审美意识大体也都如此；关于第二点“善与美同一”，相信凡有日本文学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古今日本人审美意识的最大特点是：美是在不道德（不善）中产生的，而最能体现日本人审美价值的“物哀”论，其鲜明的反道德、超伦理性就是明证。因而，“善与美同一”说是值得商榷的。

《东方美学史·日本的美学思想》在对日本美学基本范畴的把握上，也显得无序和混乱。例如，在“日本美学范畴”一章中，作者把“物哀”这一范畴与“风”“雪”、“月”这样的文学意象词汇，同样作为“美学范畴”来看待，甚至把“白”、“青”、“黑”、“赤”这样的色彩用语也视作“美学范畴”（第1117页）。把“一即多”、“简素”、“余白”、“贫穷”（第1136页）之类的中文词语也作为“日本美学范畴”。这就将“美学范畴”扩大化、普泛化了，“美学范畴”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规定性。在概括“日本美学范畴的特点”的时候，作者认为日本美学范畴具有“形象性”、“象征性”、“情感性”三个特点。这样的概括也很成问题。第一个特点“形象性”，原来作者举出的“范畴”的例子是“风”、“雪”、“月”、“白”、“青”、“黑”、“赤”这些自然物或自然色彩，无怪乎由此得出了“形象性”的结论。实际上，只要称之为“范畴”，就是一种抽象概括，而不可能具有“形象性”，即便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所说的“基本象征物”，虽不无形象性，也是高度抽象的结果。实际上，真正的日本特色的美学范畴“物哀”、“幽玄”、“寂”、“意气”、“间”、“言灵”等，也是非常玄妙和抽象的。作者所说的第二个特点“象征性”本来应该是文学艺术形象塑造的一个特点，而言范畴具有“象征性”，不知何指。作者为说明这一特点举出的例子只是“白”、“花”和“月”之类。同时把“空寂”、“贫困”、“余情”、“自然”、“无”等概念的“难以令人深切理解和把握内在特征”也归结为“象征性”，非常牵强。第三个特点“情感性”，是作者把“物哀”等所指涉的情感内容，混同为“范畴”的特性了。范畴，无论指涉不指涉情感内容，都同样是一种理性的抽象概括。关于日本美学范畴的发展逻辑，作者断言所有的美学范畴都是由“真”为“逻辑起点”（第1122页），但是对这一重大论断，却完全没有做任何论证。作者关于日本美学范畴形成的描述，也有许多与事实不符，如谈到“物哀”时，说“在‘哀’字之前冠以‘物’而成为‘物哀’的范畴，是由紫式部完成的”（第1138页）。实际上，“物哀”这个词早在紫式部之前就使用了，如在纪贯之的《土佐日记》中就有用例，实际上《源氏物语》对“物哀”的使用很少，后来经由本居宣长对《源氏物语》的解读阐发，才使“物哀”成为一个美学范畴。总之，作者未能深入日本美学原典内部，未能将真正的“美学范畴”与一般性的词语、概念区分开来，未能对日本美学的基本范畴区分出层级，并构拟出其中的逻辑结构。这一问题，到了后来在《东方美学史》基础上改写的《东方美学范畴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一书涉及日本美学范畴的部分，也仍然没有改观。此外，《东方美学史·日本的美学思想》对文献的引述注释有许多不统一、不规范、不完整之处，脚注中的许多文献只列出书名，而不写出处。有的该注明出处的而未注明出处，如第1078—1079页用了近千字讲述了菅原道真的悲剧故事，却只字未提该故事出自什么文本。

继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问世的第二本以“东方美学”为书名关键词的著作，是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彭修银（1952年生）的《东方美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由27篇论文构成的东方美学论文集，大部分篇目是作者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合写。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全球化时代的东方美学”的12篇文章，对东方美学的理论形态、东方美学在世界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东方美学形成的文化语境等问题，加以论述；对印度、阿拉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美学及其特点，做了宏观层面上的论述。中篇“东方美学中的‘他者’”中的7篇文章，主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近代日本美学如何接受西方美学与文论做了分析论述，对几位重要的理论家如西周、芬诺洛萨、冈仓天心等做了个案评述；对中日近代“美学”、“美术”、“日本画”、“洋画”等重要概念进行了梳理考辨。下编“东方美学中的‘日本桥’作用”中的8篇文章，论述了近代日本作为中西美学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与作用做了考察，分析了日本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从立意布局上看，《东方美学》并没有试图写成“史”，而只是选择若干重要论题加以研究，但从东方传统美学到现代美学，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史的线索。侧重点在日本美学及中日美学之关系，尤其是下编中的各篇论文，在中日现代美学关系研究上有所推进。有的论题属于国别美学研究，有的论题注重东方美学之间的相关性的揭示，如上篇中的《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一文，用中国文论中的“意象”一词，将日本的“物哀”、“幽玄”和印度的“味”论、“韵”论统驭起来，也言之成理的。但也有的文章，如《古代印度美学》、《伊斯兰美学思想初探》、《“物哀”与日本民族的植物美学观》、《空寂：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最高境界》等，主要使用第二手材料，缺乏对第一手原典著作的研读，基本上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祖述。

在《东方美学》一书的基础上，彭修银、皮俊珺等合著的《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型及其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进一步将研究落实到近代中日文艺学关联性的研究。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也分为上、中、下三编共八章，其中上编的两章分别论述王国维与梁启超的美学与日本美学中介因素的关系，中编的三至五章分别研究中国近代“美术”概念的形成与日本“美术”概念的关系、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西周的“美妙学说”的地位与影响、在日美国学者芬诺洛萨的东方美学思想及对中国的影响。这些论题大部分是在《东方美学》相关章节基础上修改而成，内容大致相同。该书最有原创性的，是皮俊珺执笔的下编中的第六至八章。这三章内容集中研究现代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冈崎义惠（1892—1982年）及其“日本文艺学”的构想与著述。冈崎义惠从1940年代开始，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推出研究日本传统美学及文艺学方面的论著，是日本文艺学的学科奠基者，著作等身，影响颇大。但此前中国学界几乎对他没有翻译介绍，更谈不上研究。这一部分内容对冈崎义惠提出的“日本文艺学”及其学术地位与影响、他对日本文艺美学的贡献，以及日本文艺学的民族特色等做了论述。作者的研究基于对冈崎义惠原作的系统研读，因而言之有物、内容充实，是全书的有创新性的亮点。

对日本文论加以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综合性研究，是研究展开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纵向的历史研究方面，出现了两本书，一本是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靳明全（1950年生）著《日本文论史要》，一本是南京大学教授叶琳等《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

《日本文论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是在作者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文学批评史》最终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日本，《文学批评史》、《评论史》、《论争史》之类的著作成果已有不少，但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的专门著作，因而该选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如果做得好，可以填补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但是，正因为这个课题的研究难度相当大，对文献的要求、对理论的要求也很高。要做得好，首先必须对日本文论原典加以广泛涉猎，并且从文字上、内容上真正吃透。日本古代文论原典用古文写成，近代文论文白夹杂，现代文论资料浩繁，要写成一部自古及今的《日本文学批评史》，困难可想而知。事实上，作者似乎也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努力显然很不够，终于未能做出真正的《日本文学批评史》，故而在出版最终成果的时候，将书名更改为《日本文论史要》，这就一定程度地回避了通史所应具有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也减弱、降低了原有选题的学术价值。

从分量和结构上看，《日本文论史要》总字数只有20万，其中，“附录”的日本文学批评的译文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在附录的这些译文中，古代部分大部录自《东方文论选》，并非作者自译；近代文论部分大部分文章是早已经有了译文的篇目，如坪内逍遥、有岛武郎、厨川白村的文章，一般读者很容易查到，这些篇目虽署“靳明全译”，但和已有的译文关系如何，复译的译文质量是否有提高，尚有待译本的对比分析才能做出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所附录的译文中，有的篇目存在大面积的错译。（错译问题属于另外的论题，此略。）不管怎么说，对国家级课题的高端学术著作而言，将本来已有译文的篇目附录于书后，除了徒充篇幅以外，只能增加该书的含水量。

除去附录的译文，属于作者实际撰写出来的字数只有13万字左右。这么小的篇幅，对于日本文论史而言，实在太单薄了。即便是“史要”，相对于古今日本文论史的丰富内容，分量也显得严重不足。日本学者久松潜一的《日本文学评论史》只写古代部分，就有厚厚五大卷，约合中文150万字，相当于《日本文论史要》的十几倍。写“史”者、读“史”者，都期求丰富的资料信息。首先是史料、然后是史识。史料不齐，史识焉附？本书在史料上的严重欠缺，并不是卷首二百来字《自序》中所称的“要而不繁、简明扼要”，而是残缺不全、丢三落四，如此，“史”的价值便大打折扣了。

从总体构架上看，《日本文论史要》采用的教科书式的写法，在章节结构上以“概述”加人头，来谋篇布局，未能提炼出问题点，也未能对文论文本做出应有的解读和阐发。在实际的行文中，流于浅层的介绍，缺乏深入的理论剖析，缺乏独到的见地。特别是站在中国学者立场上的比较文学的分析、美学层面的分析，就更为贫弱了。全书甚至连一个提纲挈领的、对日本文论发展规律及民族特点加以总结的序言、绪论都没有。作为本身就是研究“文论”的著作，却如此不“理论”，是超乎想象的。诚然，教科书式的写法、教科书式的读物也不无用处，教科书可以做得很基础、可以写得很通俗易懂，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粗糙浅陋。尤其是作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本来应该是以“原创”为根本追求，不能仅仅写出入门读物便宣告“圆满结题”（该书“后记”语）。

《日本文论史要》理论建构上缺失，文献资料方面也存在着残缺不全、顾此失彼、引证不规范的问题。例如，在古代部分，“连歌”论相当重要，日本古人写了不少“连歌论”的专著和文章，很有理论价值，而《日本文论史要》中却只字不提。难道作者不知道日本出版的任何一种《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在文论方面都必然收录“连歌论”吗？再如，关于世阿弥的戏剧理论，《日本文论史要》只讲《风姿花传》，而对世阿弥的其他十几部相关著作只字不提，这就不可能全面把握世阿弥的戏剧理论体系。总体上看，在文献资料方面，从古代、中世、近世部分的脚注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一书中王晓平先生的译文，而对日本原文原典，却基本没有触及。例如，作者之所以不提连歌论，是因为连歌论原典那时尚没有中文译文；之所以对世阿弥《风姿花传》之外的其他著述不提，是因为那时其他著述尚没有中文译文；之所以对净琉璃论、歌舞伎论等近世戏剧艺术论不提，也是因为那些文献尚没有中文译文。凡是有中文译文的，就写。凡是没有中文译文的，就省略，这显然是作者取舍时的主要考量。像这样主要靠有限的中文译文来研究和撰写《日本文论史》，就势必捉襟见肘。令人困惑的是，作者在“后记”中声称自己在日本各大图书馆“收集了《日本文论史》的大量一手资料”，但是这“大量一手资料”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呢？(www.xing528.com)

有时貌似引自原典，实则可疑。如第50页、第51页的脚注写明：所引用的井原西鹤、广濑淡窗、荻生徂徕的话，分别出自岩波书店版中村幸彦校注《近世文学论集》第6页、第9页、第6页。乍看上去，这似乎在引用原典，但实际上所引并非原典，而是对编者的“解说”文字的转引。更有甚者，第23页，引了菅原道真《新撰万叶集序》中的几句话，该页有作者的脚注云：“佐佐木信纲编：《日本歌学大系》第一卷，靳明全译，文明社昭和十五年版，第85页。”而这个短短的脚注却隐含了三个错误：

第一，该段话不见于佐佐木信纲编《日本歌学大系》第一卷85页，而是在第35页。

第二，该段话原文为汉语，无须翻译，也根本不存在“靳明全译”的问题。

第三，该段话在引用时出了错。原文是“青春之時、冬玄之節、隨見而興（既作，觸聆而感自生。）凡厥所草稿不知幾千”。作者却错引为：“青春之时，冬玄之节，随见而兴既作。触聆而感自生。凡厥取草稿不知几千。”作者的错引，把括号去掉了，把句读改变了，把文字置换了（“所”字换为“取”字），致使原文的意思也变异了、莫名其妙了。由此而不得不令人怀疑全书文献引用、翻译的可靠性。

此外，令人纳闷的是，在很多场合下，作者都援引《东方文论选》中王晓平先生的译文，而菅原道真《新传万叶集序》在《东方文论选》中也选录了，而且文字上与佐佐木信纲编《日本歌学大系》中的原文完全一致，为什么对这段不需要翻译的汉文，反而要舍近求远，需要“直接”引自佐佐木信纲编《日本歌学大系》呢？这要么是“伪引”，要么是暴露了引用上的随意性和不严谨性。这样的问题，在《日本文论史要》中还大量存在着。篇幅所限，此处不一一列举。

近代部分在内容上的顾此失彼缺漏也很严重。例如，在日本近代文学中，自然主义是文学主潮，也是最具有日本特色的理论评论现象，但《日本文论史要》课题却几乎没有论及；再如，谈新感觉派文论，不谈该派最重要的理论家横光利一，却只谈川端康成。对于日本近代第一流的几个评论家和文论家，如高山樗牛、北村透谷、长谷川天溪等，完全没有论及；对日本对外侵略期间，文学批评如何协助对外侵略，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日本文评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却丝毫不涉及，如此等等。战后60多年来的日本文学评论，丰富多彩，最值得好好梳理和评述。然而，《日本文论史要》却只写到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为止，匆匆收笔。作为“史”而缺乏当代史部分，也是一种很大的缺憾。

日本文论史方面的另一部著作是叶琳等的《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作者把“现代文论”界定为192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共60年的时间。这段时期日本文学批评流派甚多，文章甚多，情况更为复杂。作者以时间推移为线索，以团体流派为单位，分专章依次对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艺术派”文学批评、战争时期文学批评、战后文学批评、“传统派”文学批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文学批评、女性文学批评等，做了评述。尽管此前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相当不少，“文学论争史”、“文学评论史”等已有多种，相关资料集也出版了若干，但这样的中文著述此前还没有，因而《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选题本身很有价值。

但是，遗憾的是，《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学批评史”的正题，书中有太多的内容，评述的是一般文学史上都讲的作家作品，而不是“文学批评”本身。这种情况，在第一章“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和第二章“现代艺术派的文学批评”中尚不太突出，到了第三章“战争时期的文学批评”则开始明显。第四章以后，不属于“文学批评”的内容逐渐增多，乃至有的章节用了超过一多半的篇幅来综述文学史的演进及作家作品，使人感到作者似乎忘记了是自己在写“文学批评史”，而是在写一般的“文学史”！而到了第六章“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几乎全部篇幅在评述作家创作，至于“批判现实主义”有哪些“文学批评”的文章、有哪些理论主张，则完全没有涉及。第七章“高度增长时期的文学批评”共30多页，用于“文学批评”评述的文字不超过一页。第八章“女性文学批评”中的三节分别谈女性文学的风格、创作主题及女性文学的贡献，几乎不谈女性文学批评是怎样的。更不用说最后一章“典型作家的文学批评”，更是无关乎“文学批评”，不过作者在“前言”中明确做了说明，说因为那些作家很重要，所以需要“从理论角度”做“个案评析”。

诚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密切关联的，但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是“理论”形态的东西，后者是虚构叙事、情感想象的东西；前者涉及理论文本，后者涉及虚构性作品文本，这是无需多说的常识。然而遗憾的是，《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的大多数章节却将两者混淆起来，不以“理论文本”的评述、解析和阐发为主要任务，于是偏离了“文学批评史”的正题。在这种情况下，书中所提到或评析的文学评论的文章篇目也出乎意料地少，“文学批评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般的文学史。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出现这一问题是很不应该的。至于书中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如第126—127页谈到诗人金子光晴“反战”诗歌的时候，却不提（或不知道）该诗人也写过歌颂战争的诗歌；第144页提到“国民文学”主张的时候，只字不提“国民文学”最有影响的提倡者之一高山樗牛的观点，等等，还有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和论文目录，许多的与作者论题密切相关的中文及日文的重要文献未能纳入视野，显示了作者对文学史料把握的残缺不全与片面性。

孟庆枢等著《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批评》（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是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项目，也是日本文学批评的断代史研究有一定系统性的论文集，全书分为“日本‘近代’‘文学’批评的确立”、“日本文学批评的深入与发展”、“多元的日本文学批评”三章，除“前言”及每章前面的“概论”部分外，共收17篇文章，对20世纪日本文学批评的若干重要问题、重要现象、重要批评家及理论观点，做了评述与研究。其中有的文章选题有新意，例如第二章第五节“大众文学理论的兴起”，第三章第二节“大众文学理论的发展”（执笔者刘研），对日本大众文学批评的来龙去脉基本情况、重要理论观点做了较为系统的概述和评述，这在以往的日本文学研究及文论研究，是被忽视的，鉴于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大众文学读者众多，影响很大，其理论建构也有特色，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关注和研究；又如第三章第四节“战后文学研究中承上启下的前田爱”（执笔者刘金举），对战后日本文学研究与批评方法的转换及代表性人物前田爱的文本批评实践做了分析评述，指出了其探索的成就与不足，是个案研究的一个好例。由于本书不是以批评“史”来构架，而是以散点性的个案研究为主，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家、理论现象未能纳入论述范围，尚不能呈现“20世纪日本文学批评”的总体面貌，但本书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为将来的《20世纪日本文学批评史》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