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论比较研究：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中日文论的比较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之后，包括古典文论比较研究与近现代文论比较研究两部分。在近现代文论比较研究方面，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第十一、十二章，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与日本政治小说的关系、对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在中国之影响等问题做了论述；在现代文论方面，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第三章“文论比较论”中的七节（七篇文章）中，对中国现代文论与日本现代文论的总体关联、两国的小说题材类型理论、鲁迅与夏目漱石的“余裕”论、鲁迅的杂文理论与日本杂文，厨川白村的文论与中国文论等问题，做了论述。以上，本书第二章已有所涉及。本章上一节所评述的厨川白村的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等内容，也包含着中日比较研究。

较早的一批中日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是赵乐甡教授在1980年代后期发表的系列论文《和歌理论的形成与我国诗学》、《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佛》、《浅谈世阿弥和李渔的戏剧理论》等，1990年又收录于专题论文集《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这些论文言之有物，引领中日古典文论比较研究风气之先。到2000年之前，主要论文还有孙德高的《〈古今和歌集〉两序与魏晋南北朝文论》（《现代日本经济》，1990年第5期），蔡镇楚的《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王晓平的《关于〈文心雕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4秋之卷），乔丽媛的《“物哀”与“物之感”探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姜文清的《“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日本研究》，1997年第2期），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张天飞的《从〈古今和歌集序〉与〈毛诗大序〉看中日诗学的差异》（《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李东军的《风雅考：中日古代诗学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等。有限的十篇左右的论文，论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诗论对日本文论、特别是和歌论的影响；二是对日本文论关键词“物哀”与中国诗学概念的关联研究。

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间，中日古典文论比较有二十来篇相关论文，除祁晓明、刘欢萍等发表的关于日本诗话与中国诗话比较研究的论文外，大部分文章从文论基本范畴，如“物哀”、“幽玄”、“姿”入手展开比较论述，如周建萍的《“物哀”与“物感”——中日审美范畴之比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李光贞的《物哀：日本文学的审美追求》（《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张晓丽的《“诗可以怨”与“物哀”——中日诗学理论浅析》（《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张全辉的《中国诗歌“意境”与日本诗歌“姿”的比较》（《保山师专学报》，2008年第1期），王向远的系列论文《道通为一：日本古典文论中“道”、“艺道”与中国之“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气有清浊：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中日“文”辨——中日“文”、“文论”范畴的构造与成立》（《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2期）、《心照神交：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心”范畴与中国之“心”》（《东疆学刊》，2011年第3期）等，从中日文论共用的几个基本范畴入手，展开论述。有少量文章，如谢梅的《中国文论的日本化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对中日文论关系作出了宏观概括。还有一些中国文论的研究论文，对中日文论关系有所涉及。

除单篇论文之外，进入21世纪的十年间，有4部相关专著出版。

其中，姜文清先生著《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是我国第一部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研究的专著，此前只有日本的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1989年）等极少数专门相关著作及少量单篇论文，因而该书在选题上具有开拓性。作者找出了中日两国具有相通性的类概念或类范畴，如日本的“物哀”与中国的“物感”，日本的“幽玄”与中国的“神韵”，日本的“寂”与中国的“兴趣”等，并做了初步的比较分析，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但由于该书的先行性，原典资料的收集、研读和利用不足，故而在基本范畴的界定、中日比较研究的对位问题上，留下了一些值得再探讨的问题。以全书较有特色的第五至第九章关于“物哀”论的部分为例，作者在“从哲学角度探寻‘物哀’的哲理依据”的标题下，只评述了和辻哲郎一个人的论点。而且，和辻哲郎的那篇《关于物哀》文章并非“从哲学角度”，而是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真正“从哲学角度”研究“物哀”的现代学者，似乎只有著名美学家大西克礼的《物哀论》（原文《あはれについて》，1941年）一书，作者对此却只字未提。同样的，在“用历史的方法探寻‘物哀’的社会思想内涵”的标题下，作者只谈了渡部正一的《日本古代中世的思想文化》一书中的观点，实际上这方面的书较多。重要的是，别的可以忽略不谈，谈“物哀”就必须对“物哀”论的确立与阐释者本居宣长加以深究，但作者只在“从本居宣长的汉学修养，看中国典籍对其‘物哀’论的影响”的标题下，用了一千来字，转述了吉川幸次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未能对本居宣长的“物哀”论的原典著作加以研读和利用。

由于对“物哀”论的本质内涵没有深究，在中日美学相关范畴的比较中，也出现了相互之间的“不对位”或“错位”问题。在第七章中，作者把“物哀”与中国的“物感”联系在一起加以比较，固然是很可行的，但作者所说的“物哀”实际上是《源氏物语》中作为一般词汇使用的、非概念的“哀”（あはれ）。据日本学者统计，这样的“哀”字在《源氏物语》中使用了一千多次，而“物哀”只使用了十几次。虽然“哀”、“物哀”跟“物感”在字义上有可比性，但“物感”或“感物”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概念，而作者用以与“物感”做比较的，却主要是《源氏物语》中用于描写和叙述的、作为一般形容词或名词的“哀”。作为概念的“物哀”，是经江户时代思想家本居宣长的阐释才确立起来的。要对“物哀”与“物感”两个概念之间做比较，主要应该是中国的“物感”论与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之间的比较。第九章“‘寂’与‘兴趣’”谈到日本的俳谐审美概念“寂”的时候，涉及蕉门俳谐中的一个重要概念“しほり”（一作“しをり”，近代以后作“しおり”），作者把“しほり”的汉字标记为“怜”，并以汉字的“怜”来解读该词的词义，还说明“怜”字多见于向井去来的《去来抄》。实际上，《去来抄》等其他各种版本的俳论原典都没有把“しほり”标记为“怜”，而是通常写作“しをり”，汉字训作“枝折”、“萎”、“挠”，而不是“怜”，表示的是一种柔婉、曲折、萎靡、可哀的“蔫”之美。不知这个“怜”字引自何处。而且这一章对“寂”概念的分析论显得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显然也是因为对日本古今“寂”论原典缺乏研读所致。不直接研读原典，就只能使用二手材料，如第61页在谈到“幽玄”问题的时候，引用了藤原俊成的一段话，并有“藤原俊成在其《古来风体抄》中说”这样的说明。然而查《古来风体抄》却不见那段话。那段话实际出自《慈镇和尚自歌合》中。这样的错误，显然也是在第二手资料转引过程中出现的。

2008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州大学副教授李东军著《幽玄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视域下的日本中世文学》，这是我国研究“幽玄”概念的第一部著作，在吸纳日本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视阈下，对“幽玄”的内涵外延做了阐述。对“幽玄”与中国古代诗学的相关概念做了比较。作者受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一书的影响，以该书提出中国诗学的五大概念“志”、“情”、“象”、“境”、“神”为参照，并以此来构架全书的章节结构，又接受日本学者谷山茂《幽玄》一书中广义的“幽玄”界定，展开了“幽玄”与中国相关范畴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也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如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中世和歌的‘幽玄’类似于‘神’的范畴。”（第275页）“如果说中国诗学的最高范畴是‘诗而入神’，或称其为‘道’，那么我个人认为日本诗学的最高范畴应该是‘幽玄’。虽然有学者将‘幽玄’、‘有心’、‘物哀’等范畴并列，但‘幽玄’经过中世社会数百年间众多歌道家之手，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类似‘神’的高位诗学范畴。”（第274页）这种判断是言之有据，具有启发性的。

但是由于《幽玄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视域下的日本中世文学》所涉及的是很复杂、很有难度的课题，自然也留下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首先，既然说“幽玄”是中世文学的“最上位概念”，当把“幽玄”与中国的诗学范畴加以比较时，就应该把中国诗学范畴的“最高范畴”——“神”拿来做比较。但本书并没有专章或专节的内容将“幽玄”与“神”加以比较研究，而只有第六章第一节“‘有心’论中的‘入神’思想”，是拿“有心”这个“幽玄”的次级概念与“神”的次级概念“入神”加以比较，在比较的层级上出现了错位，而且比较研究也未能充分展开。同样地，第三章“幽玄”与“言志”的比较、第四章“幽玄”与“缘情”、第五章“幽玄”与“意境”理论的比较，都出现了“幽玄”与相关的中国诗学范畴的不对位、不对等的问题。换言之，“幽玄”与中国文论中的这些概念虽然有关联，但所指涉的并不是相同层次的问题，故而缺乏充分的可比性。作者虽用了不少篇幅做比较，却因为双方概念的不对位，而造成了比较的不贴切、不得要领。“幽玄”除了与中国的“神”相对应外，它的次级范畴“余情”、“余情妖艳”、“面影”、“景气”、“行云回雪”等，讲的都是文学作品的包蕴性的审美特征，它们应该与中国文论中概括作品审美特征并可以作为“神”之次级范畴的“隐”、“含蓄”、“蕴藉”、“神韵”等概念，以及“复意为工”、“意在言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命题加以比较，才有较为充分的可比性。(www.xing528.com)

其次，由于把“幽玄”看作中世时代日本文论的最高范畴，作者便把日本文论的其他范畴，如“物哀”等，都统驭到“幽玄”之下，这是很值得商榷的。“物哀”作为中世时代和歌之一体——“物哀体”，与经过本居宣长阐发的概念化的“物哀”，是两回事。前者可以统驭到“幽玄”之下，而后者则不能。对此，作者没有明确加以区分和阐明。应该说，“物哀”与“幽玄”都是日本文学的一级概念。“物哀”所指涉的是作家的审美情感，“幽玄”所指涉的是作品的审美特征，即内容的含蕴性、意义的不确定性，是虚与实、有与无、心与词的对立统一。将“幽玄”看作中世时代日本文学的最高美学范畴是没有问题的。但日本文学中的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文体，都有不同的美学范畴，例如“物哀”是平安王朝时代以物语文学为依托的最高审美范畴，“寂”是近世俳谐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意气”（いき）是江户时代町人市井文学的审美范畴，这些都无法统摄在“幽玄”之下。

在中日文论的比较研究方面，日本“诗话”与中国诗话及中国文论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日本“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汉诗批评形式，盛行于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前期，用汉文或日文写成，可称为“汉文诗话”、“日文诗话”。1919年，日本学者池田四郎编纂《日本诗话丛书》（东京文会堂书店，1919年），收录诗话61种，其中汉文诗话32种，日文诗话29种，对日本诗话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日本诗话在日本学界无人问津。1977年出版的日本学者船津富彦著《中国诗话的研究》仅在附编中论及日本诗话。中国学者对日本诗话的研究，是从中日诗话的关系开始的。湖南师大蔡镇楚教授在《诗话学》中，专设一章“比较诗话学”，并有《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一文（1992年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较早关注中日诗话的比较。他认为相比于中国诗话和朝鲜诗话，日本诗话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诗格化”，即注重诗歌格律、法式；二是“钟化”，属于钟嵘《诗品》一派；三是“诗论化”，指的是明治时代以后具有“诗论”的特点。三个特点的概括是有新意的，但可惜在举例的时候，误将江户时代的荷田在满等人的相关著作作为明治时代的著作加以列举，遂削弱了第三条概括的价值。后来，蔡镇楚与龙宿莽合著的《比较诗话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一书第十二章“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基本看法未变，论述稍有展开。2002年，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在《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2年）的“域外汉诗学”一章中有“日本古代诗学总说”一节。稍后又在《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兼谈中日韩诗话的关系》（《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认为日本诗话有“诗歌化”和“小学化”两大特色。

谭雯《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是中日诗话关系研究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是在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全22万字，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日本诗话概况”、第二章“诗史论”、第三章“格法论”、第四章“本质论”、第五章“批评论”、第六章“作家作品论”、第七章“儒家文化与日本诗话”、第八章“日本诗话对中国诗话的继承和发展”。全书内容基本上是对日本诗话内容的概括评述，但在理论概括方面，显得较为贫弱，如在第一章中概括“日本诗话的总体特色”，认为日本诗话第一个特点是“诗格化”（这也是此前蔡镇楚、张伯伟的概括），第二个特点是“理论性”，第三个特点是“论争性”。这样的“特点”很难称其为特点。“理论性”是诗话之所以是诗话（而不是诗）的一般特点，况且与中国诗话、韩国诗话比较起来，日本诗话的“理论性”相对较弱，这似乎与日本人不擅长理论思辨有关；所谓“论争性”也算不上什么“特点”，因为中日韩诗话中都有流派，都有论争，是共通现象。因而作者未能对日本诗话的文化的、美学的特点做出实质性的概括。此外，在原典材料的使用方面，汉文诗话部分，作者主要依靠1919年日本学者池田四郎编纂《日本诗话丛书》，涉及到少量日文诗话部分，一部分是作者自译文，一部分引自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在自行翻译的若干段引文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译（如83—84页、305页），以致完全不能传达原文本；引用的《东方文论选》的译文，也未经与日文原文核对，同样是错译错用。对此，祁晓明在《近年来中日比较诗学中存在的问题》（载《轩翥集》，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做了详细的指陈和批评。

2009年，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祁晓明的《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研究的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诗话，但由于江户时代之前日本诗话极少，因而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诗话的整体研究。全书在书名和章名上虽然没有突显中日比较，实则具有时时处处与中国诗话加以比较论述，因而视为中日诗话关系研究的著作也未尝不可。

《江户时代的日本诗话》全书36万字，分为上、下两篇，共九章。上篇是第一章“日本诗话的成立”，对日本诗话的产生发展做了纵向梳理。第二章“日本诗话产生的文学背景”回顾了日本汉文学的历史，以及中日诗歌论对诗话的影响。第三章“日本诗话的内容及其特征”，按内容将日本诗话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面向初学者的汉诗入门书，第二类是阐明诗歌理论、主张的著作，第三类是有关汉语词汇、典故、名物等的解说，第四类是日本汉诗史、汉诗人的介绍，第五类是有关中日汉诗的零星注解与随想。关于日本诗话的特征，作者联系了日本古代文论，乃至日本学术文化的一般特点，认为日本诗话区别于中国、朝鲜诗话的第一个特征是其“启蒙性”，即作为汉诗入门书的教材性质，第二是其“集团性”，即捍卫各自诗派的诗歌主张及作为诗社刊物发表其成员的作品。这一部分的分析概括非常到位，显示了作者对日本文学总体情况的熟知；第四章“‘二百年’说与中日诗话的影响关系”，对江村北海在其《日本诗史》中提出的日本汉诗创造思潮大概落后于中国“二百年”的看法，作了独到的分析，认为“二百年”说只不过反映了日本诗话摄取中国诗话时间上的滞后性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文学史的预见”或规律总结。下篇是第五章“日本诗话的诗歌本质论”；第六章“日本诗话的诗歌韵律论”；第七章“日本诗话的诗歌创作论”；第八章“日本诗话的诗歌批评论”；第九章“日本诗话的诗歌鉴赏论”，对日本诗话的内容做了分类评述。日本学者深泽一幸在本书序言中的最后一段话写道：“对于日本诗话的研究，虽然以前也有，不过大部分仅仅停留在概说的层面，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本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背景，深入这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第一次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且见解独特，议论精辟。”纵观全书，可知这不是溢美之词，虽然个别地方有微瑕（如第473页最后两行参考文献中把一本书的编者搞错了），但总体上在史与论两个方面都显示了扎实的功力，确实是日本诗话研究、中日诗学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具有很大学术价值。

中山大学教授孙立（1957年生）的《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也有自己的特点。作者站在中国文学的角度研究日本诗话，把日本诗话视为域外中国文学的一个延伸和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在这个语境下，对日本诗话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历代作家作品论、日本诗话中的唐宋诗之争、日本诗话对明代文学、对中国的文学批评、对中国诗体的看法与评论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评述、概括与总结，读者可以从作者的分析论述中，了解日本诗话的内容概貌特别是日本人的中国文学观，发现中国文学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整个日本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全书文献资料丰富、论述周密，体现了扎实稳健的学风，对中日文学关系及比较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足之处是数量相若的日本汉文诗话和日文诗话两部分诗话文献中，对汉文诗话的引证很细致，对日文诗话的分析利用尚显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