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研究

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理论，属于日本近现代文论的范畴。中国对日本近现代文论的大规模的译介，多集中在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中期。译介的特点是以大正时代的日本文论为中心，以日本左翼文论为重点，各流派、各种观点主张的文章兼收并蓄，既有鲁迅所说的“依照着较旧的论据”的属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文章，更有所谓“新兴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此同时，也大量翻译介绍日本的概论性和普及性、入门性的文论著作，如“文学概论”、“文学讲义”、“文学入门”之类。

1928年，任白涛辑译了《给志在文艺者》一书，收录了有岛武郎、松浦一、厨川白村、小泉八云等日本理论家的多篇论文。同年，画室（冯雪峰）编译了《积花集》，收入了藏原惟人、升曙梦等解说俄罗斯文学的文章。1929年，鲁迅编译《壁下译丛》，收入了片山孤村、厨川白村、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金子筑水、片上伸、青野季吉、升曙梦等人的二十几篇论文。同年，韩侍桁编译了《近代日本文艺论集》，收入了小泉八云、北村透谷、高山樗牛、片上伸、林癸未夫、平林初之辅等人的十几篇论文。1930年，冯宪章编译了《新兴艺术概论》，收入了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小林多喜二等12位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论文。同年，吴之本翻译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文学论文集》，收入了作者的有代表性的八篇文章；毛含戈翻译了日本左翼理论家大宅壮一的论文集《文学的战术论》，收入了作者11篇论文。除了论文集之外，日本的许多文艺理论专著，也被大量地翻译过来。如左翼理论家平林初之辅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文学与艺术之技术的革命》，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走向十字街头》、《欧美文学评论》，左翼作家藤森成吉的《文艺新论》，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有岛武郎的《生活与文学》，宫岛新三郎的《文艺批评史》、《现代日本文学评论》，木村毅的《世界文学大纲》、《小说研究十六讲》、《小说的创作和鉴赏》，伊达源一郎的《近代文学》，田中湖月的《文艺鉴赏论》，升曙梦的《现代文学十二讲》，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等等。仅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交的四年时间中，中国文坛就译介了几十部日本文学理论的论文集和专门著作。日本文论成为同时期中国译介最多的外国文论。据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1998年）、《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年）等相关著作中做过统计，从20世纪初直到1949年，中国共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理论的有关论文集、专著等约有110种图书，其中，日本部分约有41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新兴文学、左翼文学的理论的主流翻译之外，明治时代的文豪、文艺理论家夏目漱石的早期理论著作《文学评论》和《文学论》也受到重视。其中，哲人翻译的《文学评论》1928年由厦门国际学术书社出版；《文学论》由作家、翻译家张我军译成中文，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周作人为《文学论》译本写了序言，其中有云：“我平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是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但是关于茶的种种研究，如植物学地讲茶树，化学地讲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茶的理解的。夏目的《文学论》或者可以说是茶的化学之类吧。中国近来对于文学的理论方面似乎很注重，张君将这部名著译成汉文，这劳力是很值得感谢的……”《文学论》作为大学的讲义，文字表述十分学术，翻译难度很大，张我军的译文更多地采用逐句直译的方法，加上当时的现代汉语还不够成熟，特别是不少的错译和不准确的翻译，造成大部分文字段落晦涩难懂，令人不知所云，还有一些内容段落，因为涉及日本古文的引文，似因翻译难度大而跳过不译，但又未作任何说明。但尽管如此，张我军的译本还是有意义的，它让1930年代以“大众化”、实用性为尚的理论界，也得以窥见像《文学论》这样的纯粹“学院派”文学理论的大体面貌。

1937年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人们对文论这种纯粹的学术理论的东西已经无暇顾及了，直到1970年代，在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日本现代文论的翻译几近停滞，日本文论的综合性的选译本再也没有翻译出版过，单个文论家的著作翻译也付之阙如。

1980年至2012年的30年间，日本近现代文论的翻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若干成果。在近现代文论原典翻译方面，1980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内部铅印了陈秋帆在“文革”之前私下翻译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小册子。选译了有岛武郎、青野季吉、中野重治、藏原惟人的八九篇文论，从选题上看，可以说是此前日本左翼文论译介的一个延伸。在近代文论原典中，坪内逍遥的写实主义文学理论奠基之作《小说神髓》，1930年代就有夏丏尊等撰文加以介绍，但一直未有译文。1991年，刘振瀛先生翻译的《小说神髓》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发行，是此时期日本近代文论译介的重要成果。刘先生在译本序中，较为全面地评述了坪内逍遥的生平与思想，对《小说神髓》在日本近代文学改良和写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给予了强调，同时也用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指出了坪内逍遥理论的局限性，认为《小说神髓》只是告诫作者掌握“写实”的技巧，而“对文学作品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真实与典型的关系、作者主体与现实的关系等都置之不问”；“缺乏反封建的战斗性和彻底性”。

1998年，辽宁大学刘立善翻译的《爱是恣意抢夺——有岛武郎文艺思想选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将近代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爱是恣意抢夺》、《生活与文学》等三十多篇富有理论个性和思想锋芒的文章系统译出，译者序言《有岛武郎的文艺思想的轨迹》以3万字的篇幅，对有岛武郎的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对其理想主义、个人主义文论、恋爱美学论、“习性生活”、“理智生活”、“本能生活”的人生三阶段论等理论主张，及其在日本现代文论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做了分析评述，是关于有岛武郎文艺思想的不可替代的长文。此外，对其他近现代著名作家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章，如幸田露伴、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在1990年代后陆续编译出版的“作品集”、“选集”、“作品系列”、“散文选”中，都有所选译。

更多的译介，着眼于当代日本较为活跃的学者、文论家，侧重文艺理论、美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建设需要，选译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加以翻译出版，如陈秋峰、杨国华译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大冢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歌译桑原武夫的《文学序说》（三联书店，1991年），张青编译渡边洋《比较文学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牛枝慧译山本正男的日本美学与文论史论集《东西方艺术精神的传统与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孟庆枢、谷学谦译长谷川泉的《近代文学研究法》、谷学谦译《长谷川泉日本文学论著选·川端康成论》、孟庆枢译《长谷川泉日本文学论著选·森鸥外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1993、1995年）等。在日本美学翻译较多的是日本现代美学家今道友信，陆续出版的有《关于美》（鲍显阳、王永丽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东方的美学》（蒋寅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王永丽、周浙平译，三联书店，1998年）、今道友信编美学论文集《美学的将来》（樊锦鑫等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此后，中国一些有关日本美学与文论方面的文章与著作，大量援引今道友信的上述著作特别是《东方的美学》，但实际上，今道友信的著作主要是普及性的，在原创性与专业性方面不具有代表性。对此，日本学者神林恒道在《“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一书自序中认为：像大塚保治、大西克礼的著作，才是真正的“‘日本’的美学……但令人费解的是国外对日本文化及艺术的关注却不在专业的美学研究者的著作上，也就是他们关注的都是一些‘非美学’的美学”。这种只注重可读性而忽视专业性的偏颇，在中国的日本美学译介中也很突出。

进入21世纪后，当代日本评论家竹内好、小森阳一、柄谷行人、竹内实、川本浩嗣等的文集、讲演录及相关的学术理论著作，被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文论内容。赵京华译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三联书店，2003年）是一本有思想含量的文学批评文集，王琢译日本美学家岩城见一著美学论著《感性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是一部有自己独特理论建构的美学论著，赵怡等译川本浩嗣《川本浩嗣中国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收录了关于俳句及比较诗学等方面的演讲文，具有参考价值。此外，现代美学家九鬼周造首次对日本古典美学重要概念“意气”进行阐释的《“意气”的构造》一书，由杨光翻译，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茶之书·粹的构造》出版。该书作为名著，是极有翻译价值的，但该译本把日文的“いき”译为“粹”，书名译为《“粹”的构造》，沿用了此前许多人在引用该书时的译法，似乎并不恰当。主要问题是译文中对关键概念术语的翻译出现了混乱，并出现了大量错译，如第108页，110—112页，118页，120—121页，130—131页，133—134页等，还有一些漏译，如111页、189页。译本出现问题，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一些研究者也跟着出现相关错误。例如，2012年出版的《九鬼周造的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的第二章《关于“粹”的审美意识》，对九鬼周造的“粹”论（实则“意气”论）做了祖述，作者沿用了将“意气”译为“粹”的做法，虽然在脚注中标明所引用的是九鬼周造的日文原文，但引文错误却与上述译本中的错误有众多相同之处，不知是否为巧合，还需要做译本的比较分析方可判断。

对日本近代文论原典进行较大规模系统翻译的，是王向远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近代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这是第一个日本近代文论的综合性选译本，上、下册共80万字。译者在译本序中表示“试图重续任白涛、鲁迅、韩侍桁等先辈开创的日本近现代文论翻译的传统，并将选题锁定在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前期的近代文论，使其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选材最为全面系统的日本近代文论选译本”。译者确定的“近代文论”指的主要是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0年）的文论，有些理论现象也延伸到1920年代的大正时代前期。译者的选材标准是“在日本文学史与文论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有代表性的名篇，而且在今天我们中国读者看起来，文章写得仍不失新意，仍有美感，对今天我们中国的读者深入了解日本文学仍是必读篇目，对我们的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按照这样的标准，精选出50人的文论文章，共计105篇，大体囊括了日本近代文论的主要精华。

《日本古典文论选译·近代卷》将日本近代文论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诗歌戏剧革新改良论”，选译了外山正一、国木田独步、末松谦澄、前田林外、正冈子规、与谢野宽、长塚节、尾上柴舟、大须贺乙字、河东碧梧桐的文章；第二部分“政治小说与启蒙主义文论”，选译了小室信介、坂崎紫澜、尾崎行雄、末广铁肠、矢野龙溪、德富苏峰、内田鲁庵、森田思轩、严本善治、矢崎嵯峨屋、金子筑水、德富芦花、山路爱山等人的文章；第三部分“写实主义文论”，选译了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石川啄木、纲岛梁川、大西操山的文章；第四部分“浪漫主义文论”，选译了森鸥外、石桥忍月、北村透谷、田冈岭云、内村鉴三、高山樗牛、厨川白村的文章；第五部分“自然主义文论”，选译了田山花袋、长谷川天溪、岛村抱月、片上天弦、相马御风、鱼住折庐、阿部次郎的文章；第六部分“余裕派·私小说·心境小说论”，选译了夏目漱石、久米正雄、中村武罗夫、宇野浩二、德田秋声、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的文章。

王向远在译本序《日本近代文论的系谱与构造》（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中，对日本近代文论的系谱、构造与特色做了全面分析论述，指出：日本近代文论，以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为依托和动力，以“主义”为标榜，以启蒙功利主义为开端，经历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相生相克，发展到总括性的自然主义文学主潮，又由反抗自然主义而衍生了余裕派文论，由顺应自然主义而衍生出私小说论与心境小说论，显示了较为清晰的理论系谱和内在构造。他们将西方的文学理论的一系列、一整套术语概念，逐一翻译成了形神兼备的汉语词组，如哲学、科学、审美、美学、主义、主观、客观、理想、现实、社会、时代精神、国民性、文坛、创作、杂志、文学界、文学家、文学史、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翻译文学、写实、写实主义（写实派）、浪漫（罗曼）、浪漫主义（浪漫派）、自然主义（自然派）、演剧、历史剧、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倾向小说等等。这些概念术语都是日本近代文论中的关键词，并且也陆续传到了中国、朝鲜半岛，并对东亚近代文论话语的转换、形成与展开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近代文论在文本、文体上的显著特点，是文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紧密相联。最好的文论文章绝大多数也是作家写出来的，而且主要不是体现在大部头的著作中，而是体现在大量的篇幅相对短小的感悟性的评论文章中，这与西方文论的面貌有所不同。而到了1920年代以后的大正、昭和时代，“近代文论”进入“现代文论”时期之后，较大篇幅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但那些著作很少是原创性的博大精深之作，多是将此前西方与日本文论的成果加以条理化，从而形成了教科书类的较为通俗性、普及性的著作。从文论作者的身份上看，日本近代文论的“文坛”化倾向很突出，文论家则很少为政论家，他们在政治上基本认同政治家的国体设计。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即不同的文论思潮与流派，在文学问题上虽相互论争，但在国家政治问题上的总体的、最终的立场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例如，浪漫主义文论的最终的政治立场是日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高山樗牛为代表），而自然主义文论家也是一样（以长谷川天溪为代表），因此，与西方文论特别是18世纪前后的文论比较起来，日本近代文论作为一种纯文坛现象，尽管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其政治作用与政治功能是微弱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关于日本近现代文论的专门研究著作也出版了四五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厨川白村的个案研究；第二，以“文”为名头的日本文学与文论问题研究；第三，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论专题研究。

先说第一个方面，关于厨川白村的个案研究。

在日本，厨川白村作为一个文论家并不那么有名，但在现代中国，厨川白村的文论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日本文论家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尤其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由于鲁迅、丰子恺等人的翻译介绍、厨川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近代恋爱观》、《走向十字街头》等十几种文学论、文化论著作，陆续在中国出版发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他对创作“生命力”冲动的强调和对精神分析的推崇，也受到唯物主义文论家的批评和质疑。到了1980年代，由于鲁迅研究的再度升温，鲁迅与厨川白村的关系，尤其是鲁迅文艺思想所受厨川白村的影响问题，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同时，由于新时期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被作为现代文论中的文艺心理学，乃至文学象征问题的论著，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高度评价，认为《苦闷的象征》是文艺心理学和象征理论在中国最早的译介和普及。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论方面的著作，对厨川白村都有所论及，1980年代后的三十多年间，关于厨川白村研究以及厨川白村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研究的论文有一百多篇，如许怀中的《鲁迅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及其它》（《鲁迅研究》，1984年第4期）、王向远的《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胡风与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任现品的《内在契合与外在机运——中国现代文坛接受〈苦闷的象征〉探因》（《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王成的《苦闷的话语空间——〈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翻译及传播》（《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王铁钧的《从审美取向看厨川白村文艺观的价值认同》（《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

进入21世纪后，还出现了关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两部专著。一部是王文宏著《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一部是李强著《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王文宏（1956年生）的《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除引言和附录外，分为六章，包括第一章“思想渊源”，第二章“‘情绪主观是文艺的始终’”，第三章“‘人间苦’与‘生命力’的升华”，第四章“社会文明批评家”，第五章“厨川白村在中国”，第六章“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正文共十来万字，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以“主观情绪”、“人间苦”及“生命力”、“社会文明批评家”这些关键词为中心的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评述，但祖述的成分多，而“论”的成分少，理论分析的深度不够，有关章节不免给人以浅尝辄止之感。关于厨川白村，在此之前的研究文章实在不少，但作者似乎对先行研究的文献缺乏调查研究，在书中甚至没有博士论文必须有的“文献综述”的内容，书后附录的“主要资料与参考书目”也有许多不应有的遗漏。对先行研究没有很好吸收，也就不可能有超越，学术创新也很难做到。不过，假如不是从“博士论文”的规格要求，而是以一般学术性读物来看待，此书对读者是有益的。

同样是研究厨川白村，同样是博士论文，北京大学李强（1953年生）的《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昆仑出版社，“东方文化集成”丛书，2008年）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充分尊重国内外先行研究的成果，不仅在绪论中对日本、中国的厨川白村研究的历史、现状做了完备的文献学层面上的调查，并作出了中肯的评述和评价，而且在书后的十项附录中，列出了厨川白村著作出版、汉译本出版、中国研究厨川白村论文与专著的翔实的目录，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认真求实的学风。这样先行文献调查不仅确保了作者的研究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学基础上，也为后来的厨川白村研究铺垫了一个新的起点，具有重要的价值。该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和批评实践做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了厨川思想与西方思想文化、日本本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成熟的轨迹和内在机理，从而全面细致地呈现了厨川白村的学术理论风貌。这样的整体呈现和把握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著作，此前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没有，从而填补了一项空白。(www.xing528.com)

第二个方面，是以“文”为名头的日本文学与文论问题研究。

在中日文论的比较研究中，以关键词或重要概念为聚焦点或切入点，是颇为可行的途径和方法。这方面，林少阳（1963年生）的《“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是较早出现的成果。该书以“文”为关键词展开论述，从书名上看是有新意的，也较能引起理论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注意。全书有三个部分，共分七章，研究了从江户时代到当代的七位日本知识分子的相关思想。

书名既然是《“文”与日本的现代性》，那么“文”与“现代性”两个词，理应是该书的关键词，然而作者始终没有对两个关键词做出明确界定。关于“文”，作者开门见山明确指出：“‘文’的概念是东亚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一个最核心概念……本书将从‘文’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知识分子史。”（第1页）“文”既然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那么，“文”究竟是什么呢？然而除“绪论”之外，全书只有论述荻生徂徕的第一章、论述夏目漱石《文学论》的第二章，直接涉及到“文与现代性”。其他大部分章节，从章节标题到具体行文，竟然很难找到“文”这一概念的影子，不免给人以“文不对题”之感。在“绪论”部分和关于“文”的界定，作者一会儿说“文”指的是一种“语言”（“绪论”第8页、正文第51页）或“特殊语言”（“绪论”第2页），一会儿说“文”是“作为话语历史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文’”（“绪论”第5页），一会儿说“文”是“思想史概念”（“绪论”第9页），一会儿说“文”是“知识分子思想本身”，一会儿在“言文一致”的意义上暗示“文”是与“言”（口头语言）相对的书写语言（正文第72页）；在谈到夏目漱石的时候，又说“‘文’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诗、俳句、书画、小说等”（正文第99页），甚至于说“文”是“中国革命”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的表现形式”（正文第11页）。总括起来，“文”似乎具有语言学、思想史、革命史、文学艺术各种体裁样式等多方面的指涉，其内涵没法确定，外延就更加漫无边际了。至于“现代性”是一个时间观念，还是一个文明形态的价值判断，它与“文”的联结点何在，全没有透彻论述。由于缺乏关键概念的明确界定，论述过程过于虚泛，枝蔓丛生、迂回漫延，看似滔滔不绝，说东道西、纵横南北，但整体上缺乏聚焦点，思路不清，零乱不得要领。所谓“围绕着‘文’之概念”将六七个思想家、文学家的论述“加以谱系化”（见小森阳一序）这一点，并没有很好地加以实现。

《“文”与日本的现代性》问题很多，为篇幅所限，这里只以林著第二章“‘文’与现代性——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为例。因为从章节名称到具体内容，看上去这一章是最为切题的一部分，也是全书最有代表性的章节。

作者声称这一章中要“在语言的层面上分析夏目漱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文’这一概念上展示的”（第61页）。然而凡是读过夏目漱石《文学论》的人，都会知道《文学论》除了在个别地方引述“汉学者”所谓“山川河岳、地之文；日月星辰、天之文”之类的表述外，并没有把“文”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来使用，更没有对“文”做出界定。《文学论》所使用的是“文学”（有时候是“文章”）这一概念。原来，用“文”这一概念来解读《文学论》，只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性的概念预设而已。日本当代左翼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不是“小说”，而只能称其为“文”，他所谓的“文”指的是西方影响下的近代小说形成之前的混合的文体类型。林著以“文”来看夏目漱石，很显然是承接了柄谷行人。

作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考察夏目漱石的“文”。“首先是文体意义上的，如‘美文’、‘写生文’……其次是偏于语言的书写体（écriture）意义上的‘文’……三是存在论（Ontology）意义上，作为精神寄托对象的‘文’……本文试图按照对漱石的‘文’的细分，揭示漱石之‘文’的特质。”（第62—63页）然而作者用了三四万字，从日本江户时代的荻生徂徕，说到当代的子安宣邦、小森阳一；从西方的海登·怀克、福柯，说到尼采、德里达、梅洛·庞蒂，再到中国的钱钟书；从格式塔的“场”，再到现象学，迂回曲折兜了一圈又一圈，要说明的道理却很简单：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通过（F+f）这一公式，要打破汉文学与英国文学之间、“形式对内容”、“主观对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的设定”，要以多义性的“文”，反抗主流秩序的“一义性”，并断言“漱石似乎难以用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这一新的‘文’的形式尽抒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无论如何，正是‘文’，才是他的精神支柱”（第99页）。

而实际上，这些结论是被作者极其主观地“分析”出来的，也是经不住推敲的。细读《文学论》就不难看出，漱石的（F+f）这一公式，表示的文学作品的理性因素与情绪因素两者的相加相融，本身就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而且，联系漱石关于文明论与文学论的相关著述，就可以知道他作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其基本思维方法与言论方式本身就是“二元论”的。例如“余裕论”与“没有余裕”、“人情”与“非人情”、“文学”与“科学”的二元文学论；“西洋的开化”与“日本的开化”、“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的文明论的二元论等等。实际上，前提是必须先承认“二元对立”，然后才有“打破”对立的问题。漱石在《文学论》中，用了大量篇幅分析作品中的这两种因素，以及两种因素的融合，与其说是要“打破二元对立”，不如说是首先正视二元对立，然后寻求“对立中的融合统一”。而作者断言“文”与“近代的小说”两者在漱石身上形成对立与矛盾，这一断言本身恰恰落入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牛角。实际上，漱石的“文”与“文学”之间，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是同一的、浑融的，而非对立的。漱石的全部创作，正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矛盾统一的范例。就《文学论》而言，这是一部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写出来的崭新的“文学原理”类著作，书中所举出的作品例子大都是18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都是很“近代”的。漱石就是要用这些英国“近代”作品为例，来阐发他的“文学论”，并在《我是猫》、《草枕》、《心》等一系列作品中加以实践。如此，怎么可以得出“漱石似乎难以用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这一新的‘文’的形式尽抒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无论如何，正是‘文’，才是他的精神支柱”这样的结论呢？难道作为众所公认的日本近代文学之代表的夏目漱石，是一个反“近代”的复古主义者吗？如果是这样，漱石的《文学论》如何实现所谓的“现代性”？作者的主题论旨——“文与日本的现代性”又如何来说明呢？这种结论岂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诚然，漱石也喜欢传统意义上的“文”——汉诗、俳句、东洋书画，但这一切只是他的修养的组成部分，而他的主要成就恰恰在于那些“近代意义上的‘小说’”，他的“精神的支柱”也主要在此。

统观“‘文’与现代性——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一章，并没有充分尊重《文学论》文本，没有从文本细读中得出可靠结论，而是从自己预设的“文”观念出发，大量援引各色理论，在《文学论》的外围东拉西扯，云山雾罩，却没有对《文学论》本身做出切实的解读与阐发，得出了似是而非、貌似复杂而实则浅显的结论，既缺乏新意，也无助于读者对漱石《文学论》的理解。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为情而造文”之说，《“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一书似也带有“为‘文’而造文”的强烈色彩。使用这种套路写书的，在当今的西方、日本乃至中国都不乏其人，然而这似乎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著述的正确有效的途径。

此外，在文字表述等技术层面上，该书也有大量错误。许多引文，由于不像引自第一手的原典，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出现过多的错别字、引文不准及出典错误，这些几乎达到俯拾皆是的程度。仅以“‘文’与现代性——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一章为例，仅就该章的中文脚注和引文内容进行核对，至少可以发现20多处疏漏和错误。只是本章一开头引用鲁迅《藤野先生》中的一段文字，在70来字的引文中，竟有4处错误。至于古文的引用，差错就更多了。有的地方出现了常识性可笑的错误，如第60页弄错了漱石辞退政府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的时间；第61页弄错了《文学论》产生的时间；第104页的脚注弄错了夏目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英文学科的时间；第106页弄错了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文学论》的时间……此外的大量的硬伤错误，不遑一一列举。据说本书作者师从日本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一书实际上是向该校正式提交的博士论文的“准备篇”。但是，《“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一书似乎没有很好地体现日本学术界传统的科学实证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却更多地沾染了当今一些新派时髦学者貌似博学、貌似很“理论”，实则于理不通、浮躁花哨的文风。

后来，作者或许感到了书中的问题，又出版了一个修订版《“文”与日本的学术思想——汉字圈（1700—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作者在前言中称本书“除了纠正原书文字方面的错误，并删掉两章附录及部分内容外，由原书的七章，扩充为十二章，补充了近16万字的新内容”。修订本自然减少了作者意识到的一些错误，但对“文”仍然没有清晰界定，书名改为《“文”与日本的学术思想》，与初版本的《“文”与日本的现代性”》看上去论题发生了很大转变。但是在整体内容没有太多变化的情况下，“日本的现代性”这一论题，是如何一下子转换为“日本的学术思想”乃至整个“汉字圈”近三百年历史问题的？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以“文”为题的另一部著作，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陈多友（1963年生）著论文集《研文肆言——文与中日文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作为论文集的题名，“研文肆言”中的“文”是对日本文学、中日文学、文学理论的一种概括性表述，而不是一个全书要论述研究的核心概念，这在学理或学术通例及规范上是没有问题的。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理论研究”，收录了关于日本现代文论家铃木贞美、小森阳一文学理论的评述文章等共八篇，作者曾翻译过小森阳一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天皇的玉音放送》（三联书店，2004年）等书，对小森阳一的理论观点相当熟悉，因而相关的三篇论文写得尤为言之有物、富有理解力和概括力。第二部分是“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研究”相关论文六篇。第三部分是“日本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举要”。这一部分对14位作家——安部公房、芥川龙之介、井上靖、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森鸥外、中岛敦、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大冈升平、志贺直哉、横光利一、上田秋成、井原西鹤——的生平简介、年谱编纂、作品及全集选集的出版情况，做了介绍，特别是对日本学界的关于该作家的研究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并附有关于该作家研究的相关文献，包括图书杂志、单行本及相关重要论文等。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是日本文学及日本文论研究的基础工作，不仅对于一般读者，而且对于研究者也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个方面，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论专题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松（1962年生）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程正民、童庆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的日本部分的最终成果。

众所周知，日本是东亚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早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从日本传入的，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由于日本战后左翼逐渐被边缘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及马列文论的人不多，成果很少。在这个意义上，王志松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全书的“绪论”部分梳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第一编“日本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章从日本的政治体制、大众化社会和传统文化三个方面，考察日本近现代的社会语境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就“福本主义的形成”、“政治与文学”、“转向与本土化”、“文学大众化与大众化时代的文学”及“语言与形式”问题，从不同角度探讨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第二编“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中的四章，对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三木清、户坂润、吉本隆明、柄谷行人的理论进行专题解析。第三编“中日间的交流与影响”三章考察了中日两国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其中的“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一节，第一次系统评述了1940年代至1950年代日本左翼文学界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在日本的译介、接受和影响，指出其中既有极左的理解，也有辩证的把握，还有创造性的解读，到了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文革”时期，则是质疑和反思。全书思路清晰，论述周密，体现了很好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从纯学术的立场出发，把这样的原以为是“应景的课题”（作者“后记”语）、容易落入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窠臼的课题，做得相当学术，这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似乎还应该指出：无论是日本战前还是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都是“革命”性的、反体制的、属于非主流、非权力话语，这与1949年后中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性质上具有根本的不同。

赵京华（1957年生）的《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三联书店，2007年）所研究的所谓“知识左翼”，是指197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具有反思现代性、反体制、反中心、解构既成知识体制之倾向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家，包括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该书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他们的著作、思想与言论进行了细致评述，填补了这方面著述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由于前田爱、柄谷行人、小森阳一等主要是文学批评家，所以本书也可以归为日本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作者指出，1960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社会斗争与左翼学生造反运动，是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直接背景和社会根源。新马克思主义的宇野经济学和广松理论，以及山口昌男、中村雄二郎的“中心／边缘”及“边缘文化”理论，前田爱所发现的日本当代文学叙述“从时间、历史、精神”到“空间、神话、身体”（即“从存在到结构”）之转变的理论，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知识左翼则从非政治化的“主体解构”、“文本批评”向政治化的“左翼批判”转向。《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第一次向国内读者评述了日本后现代主义与“知识左翼”之间的密切关系，描述了在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左翼”作为“边缘”文化如何坚强地反抗、抵制、批判着中心文化和主流文化，文学批评在日本这样的哲学思考力并不发达的民族如何发挥思想特有的思想理论功能，对我们了解当代日本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当代日本社会中处于非正统的“边缘地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中具有绝对统治和指导地位的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两者在文学批评、政治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的根本不同，也值得读者在比较中加以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