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的评论研究

这里所谓的“当代作家”，指的是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活跃于日本文坛，或被日本文坛不断论说的作家。我们日本文学界对相关重要作家，或多或少大都有所介绍。以专著方式加以评述研究的，除了上述的三岛由纪夫外，还有石川达三（见刘振生著《石川达三文学评述》）、井上靖（见卢茂君著《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研究》）、陈舜臣（见曹志伟著《陈舜臣的文学世界》）、远藤周作（见路邈著《远藤周作：日本基督教文学的先驱》）、吉本芭娜娜（见周阅著《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其中评论研究最多的是后三个人。

川端康成（1899—1972年）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成名，但在中国几乎无人提到。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当时正是我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可能对川端康成的获奖做出应有的反应。1980年代初，川端康成的翻译一下子成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中的热点。老翻译家韩侍桁和叶渭渠、唐月梅最早翻译川端康成的作品。1981年韩侍桁译《雪国》和叶渭渠、唐月梅译《雪国·古都》出版。此后译本络绎不绝，仅1985年一年中，共出版了七八个川端康成作品的译本。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日本文学热”总体上已经降温了，但川端康成作品的翻译出版依然热火朝天。叶渭渠主编了四套川端康成的作品丛书，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十卷。到了2000年底，高慧勤主编的《川端康成十卷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以豪华精装的形式出版。

川端作品的这些丛书、译本规模化、大密度、持续不断的翻译出版，在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上是空前的。川端一生中大部分作品，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持续不衰的“高热”，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其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对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得者的崇敬乃至崇拜心理，在读者和文学界相当流行。1980年代后出版的大量的和诺贝尔文学奖金及其获得者有关的丛书、类书、专著等，就是明证。“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等于“世界级大作家”这样一种看法，虽然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不能被充分证实，但在感觉和印象上普遍存在。而川端康成作为亚洲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比起欧美国家的众多的获奖者，更显得稀罕而可贵，更能引起中国读者在“东方文学”层面上的认同、重视与共鸣。第二，川端康成在当代日本，是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之一，虽然不同的评论家和研究家互有争议，但总体上看是评价甚高。研究川端康成的文章、著作和资料，汗牛充栋，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对川端康成的译介。第三，川端康成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格，在文学类型、写法、意蕴等各方面具有特异性，是文学写作、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一个绝好的、不可多得的文本。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川端康成热”，是由翻译家和研究家、评论家们促成的。本来，川端康成的作品，大部分是属于所谓的“纯文学”的范围。一般来说，日本的“纯文学”和社会小说、推理小说等“大众文学”不同，由于缺乏通俗性和大众性，其阅读圈子相对狭小。而对我国读者来说，川端康成的作品在“纯文学”中恐怕又是最难懂的。但这种“难懂”，更多的不是由作品的情节、人物本身造成的。从情节上看，川端的作品情节淡化，故事大都非常简单；从人物描写来看，常常是单纯的、封闭的，缺乏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性格的描写。由于川端的作品从人情的细微处着笔，没有西方文学、古典文学那样博大精深，因而读者读起来不会产生高山仰止的崇高感；又由于他的作品只写感觉与感受，没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诞构思和哲学思辨，因而读起来并不感觉深奥难解。读完之后，留下的也只是一点点“感觉”和情调。但是，倘若要用逻辑的、理论的语言把“感觉”和情调加以总结和提升，就会觉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并没有读懂川端康成，原来川端康成并不那么简单。川端康成的作品和日本的传统文学、传统的审美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的作品大都通过男女恋情和性爱的描写，来表现他的日本式的“人情”、日本式的“感觉”，和日本式的所谓“美意识”。而中国一般读者，要从日本传统文化和美学的角度看待川端康成，理解其中的日本之“美”，那就非由学者和评论家加以研究阐释不可。而且川端康成的作品大多涉及到嫖妓（如《雪国》）、乱伦及乱伦意识（如《千鹤》、《山音》）、性变态与性妄想（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悖德、颓废的内容。在性道德比较严格的中国，要理解这些东西，是有着文化隔膜的。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也非要评论家和研究家对读者加以引导不可。

事实上，在我国，对川端康成作品的翻译，与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和评论是相辅相成的。在我国学者撰写的日本作家的研究评论文章中，有关川端康成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大量翻译和大量研究评论共同构成了川端康成译介的热闹景观。1980年代初之后的30多年间，我国的各种学术期刊、报纸发表的有关川端康成的论文与文章，近200篇；出版的有关川端康成的研究、评介著作和论文集等也有多部。除了翻译过来的川端康成研究著作（如孟庆枢译长谷川泉《川端康成论》，何乃英译进藤纯孝《川端康成》）之外，由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研究性评传著作有叶渭渠的《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及修订版《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996年）等，何乃英的《川端康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川端康成和〈雪国〉》（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孟庆枢的《川端康成——东方美的痴情歌者》（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谭晶华的《川端康成评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其中，叶渭渠的《川端康成评传》及其修订版《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996年）是川端康成评传式研究的集大成和最高水平的作品。该书充分吸收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融会了自己多年翻译和研究川端作品的体会，资料很丰富，对作品的分析深入细致，观点剀切详明，堪称我国读者全面了解川端康成的必读书。

1980年代，围绕着川端康成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雪国》的理解和评论，我国文学界、学术界长期进行了热烈的、有时是激烈的讨论和争鸣。总起来看，对川端康成的评论和理解，大体可以分成立场、角度各有不同的三派：一派从现实主义观念及“典型人物”、“典型环境”论的角度解读川端康成，认为川端康成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权且称为“现实主义观念”派；一派站在社会现实的角度，从作品与社会现实的直接的关系上冷静分析作品，认为川端康成的作品没有正确地反映时代和现实，因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姑且称为“社会现实派”；另一派从日本传统文化、从日本与西洋文化融合的角度，特别是审美文化的角度研究和评论川端，姑且称为“审美文化派”。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我国文学评论界独尊现实主义，习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看待文学现象。1980年代初，研究和评论川端的一些文章，就把川端康成的作品看成是现实主义作品。用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论及“人物形象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川端康成作品中的人物，用所谓“主题思想”的概括来把握作品，用“反映社会本质”论来衡量作品的价值。如署名黎梦的《从生活原型到文学形象》（《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的文章认为：“《雪国》尽管在创作方法和艺术构思中，有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成分，但它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打着实际生活的鲜明印记的。因此，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作品。”李明非、尚侠在《试论〈雪国〉的人物与主题》（《日本文学》，1983年第2期）一文中反问道：“《雪国》所描绘的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图景？作品所展示的一幅幅生活画面，难道没有客观性可言，而只能是岛村眼里的虚无世界的幻影吗？”并得出结论说：《雪国》中的驹子是“一个在追求中忍受，在忍受中追求的日本现代社会中的被损害的女性形象”；“《雪国》的主题”是“作品通过驹子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物的不幸，表现了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这一主题揭示了30、40年代日本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类文章的出发点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川端，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及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时，却显出了不将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僵硬和机械。

和“现实主义”派不同，“社会现实派”论者反对将《雪国》说成是“现实主义”作品。李芒在《川端康成、〈雪国〉及其他》（《日语学习与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川端康成的作品“依然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但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有模特儿也未必成为塑造典型人物的根据”；川端康成“无意着力塑造艺术的典型形象”，《雪国》中的驹子也不是什么“典型人物”；驹子与岛村的关系“只是游客和艺妓比较热乎的肉体关系，驹子的追求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爱情，她的存在也并不充实”。《雪国》写于日本对外侵略期间，“如果是现实主义作品，也总该叫人闻到一些‘时代’气息，或者看到一些这类事件对于日常生活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影响，或者对自己所写的应予否定的社会生活有所批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川端笔下的《雪国》仿佛是世外水晶宫，生活着一些‘从社会性走向生理性的人’”。莫邦富在《也谈川端康成的〈雪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岛村对驹子只有性欲上的要求，根本没有感情上的爱恋……而驹子对岛村的‘爱情’也是计时收费的。”他认为：“川端康成在驹子身上灌输了落后的、封建的恋爱观，而这种恋爱观是同日本的封建历史分不开的。”这些评论是从《雪国》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出发，而不是从僵化的概念出发，对川端康成及其《雪国》的评价力求冷静、客观，反对对川端康成作品的哄抬和拔高。莫邦富还用可靠的材料说明，《雪国》的情节人物均有错乱之处，“很难设想一部连主人公的岁数与出生地都多次搞错的作品会是构思精巧之作”。

“审美文化派”改变了川端康成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特点是站在文化的、美学的角度，这是审视川端康成的最本质的角度。在我国，较早尝试使用这种角度来研究川端的，是丘培的《浅谈〈雪国〉》（《日本文学》，1983年第1期）一文，作者认为：“如果把《雪国》比作一支凄婉、感受的乐曲，悲观和虚无就是它的主旋律，它主宰着全篇的象征、暗示和余韵，奏出了‘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心声。”川端康成“在这里显然是要说明，美是虚无的，对美的追求是徒劳的，人生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梦”；“在川端康成的意识里，建立在真善美基础上的传统的美学观念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悲’、‘虚无’、‘美’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许虎一在《试谈川端康成的“美的世界”》（《日本文学》，198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川端康成的美的世界是建立在非现实基础之上的。他反对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文学超越现实，描写瞬息间的感觉、印象和感情，他注重下意识的活动和变态心理。……作家好像要说明，美就是在无数偶然的假象所造成的瞬息间的幻觉之中”。高慧勤在为自己的译本《雪国·千鹤·古都》所写的题为《标举先感觉，写出传统美》（1985年）的长篇序言中，在分析了三篇作品之后说：“他（川端康成）在《雪国》、《千鹤》、《古都》中，刻意追求的，就是美，就是传统的自然美，非现实的虚幻美，和颓废的官能美。川端作品的写法，既是‘新感觉派’的，西方式的，同时也是传统所能接受的，日本式的，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如果说，川端康成给日本文学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做出什么新贡献，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作家本着现代日本人的感受，以优美叹惋的笔调，谱写出日本传统美的新篇章。”

审美文化派研究的成果，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叶渭渠等在20世纪末主编出版的专题论文集《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该书收中外学者的文章近30篇，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学者、翻译家或评论家的文章，包括叶渭渠的《川端对传统美的现代探索》，佟君的《日本纤细哀愁的象征》，止庵的《川端文学之美》，余华的《川端康成与卡夫卡》，刘白羽的《川端康成的不灭之美》，魏大海的《川端康成的虚空与实在》，张石的《川端康成与易学》，汪正球的《美的佛界与魔界》，邱雅芬的《传统与永恒之美——〈伊豆的舞女〉论》，李强的《〈雪国〉与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的情结”》，唐月梅的《人·自然·传统之美——〈古都〉论》，孟庆枢的《〈千只鹤〉的主题与日本传统美》，李均洋的《茶心、禅心的美学——〈千只鹤〉》，陈春香的《川端康成的无奈——〈睡美人〉之我见》，于荣胜的《谈〈河边小镇的故事〉》，杨伟的《川端康成与少男少女小说》等，大都是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选编的，很大程度地体现了1980—1990年十年间中国川端康成研究的水平，反映了我国学者在审美文化的视阈中对川端文学的认识。

上述川端康成的研究和评论，清楚地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学、特别是文学评论方法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先定的观念走向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的变化轨迹。由于川端康成的作品具有特异性，原有的用来批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的批评方法与川端康成的作品之间已形成了背谬，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尝试使用其他的方法和其他的角度，为此而又不得不借鉴和参考日本文学研究和评论家的方法与视角。这对1985年前后我国文学批评方法由传统现实主义向多样、多元方法的转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经过多年的讨论和争鸣后，我国的评论者研究者对川端康成的作品的认识，在审美文化的层面上取得了基本的一致。

进入21世纪后的十几年间，我国的川端康成研究的基本走势是转向文化研究的视角，川端康成的评论研究文章每年都有四五篇左右，基本上是审美文化视角的延伸。这一点也体现在此时期出版的几种专著——包括张石《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周阅《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吴舜立《川端康成文学的自然审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著述中。

其中，张石的《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一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川端康成的生活”是作家生平的评述；第二章“川端康成的美学”论述了川端康成与日本的感性文化之美的关系；第三章“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论述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的关系；第四章“作品专论”。作者第三章中，通过原始资料和作品的细致分析，认为川端康成的创作早年便受到祖父的关于风水学的未刊稿《构宅安危论》的影响，这个问题此前日本学者濑沼茂树在《川端康成论》中虽也提到，但并没有展开分析。张石通过对川端康成的早期作品《十六岁的日记》相关记载的分析，又证之以《南方的火》、《山之音》等小说，认为川端康成受到了中国《易经》的“易”与“不易”思想的熏陶影响。这在川端康成研究中可谓新鲜的见解，从一个侧面深究了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有助于为川端美学寻找文化根据。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阅（1967年生）的《人与自然的交融——〈雪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对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从成书过程、人物分析、结构内容与思想价值，到艺术特色等，都做了细致的文本剖析，对作品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翻译传播研究情况等，也做了综述。之后，周阅又出版了《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这是在北京大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以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以文本细读与文本分析方法，对川端康成与佛教禅宗的关系、与东方美术特别是中国宋元美术的关系，与中国围棋中的“中和思想”的关系，与老庄思想、儒家思想的关系、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与唐人小说的关系，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全面呈现了川端康成与东方文化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资料丰赡，论述细腻，虽然书中的问题与结论，此前为许多研究者或多或少论述过，但像该书这样以50多万字的规模篇幅，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吸收借鉴和超越，做出如此全面周密的综合研究的著作，无论是中国还是在日本研究成果中都是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川端康成文学的审美文化研究的最有分量的著作。该书与叶渭渠的《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一道，是中国学界川端康成研究著作的代表作。(www.xing528.com)

对日本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1935年生）的译介与研究，是1990年代后至今中国的日本文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1994年在大江获诺贝尔奖之前，我国对他的作品翻译仅仅有零星的几个短篇，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1988年，王琢发表《人·存在·历史·文学：大江健三郎的小说》（《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是关于大江的最早的评介文章。几年后孙树林发表《大江健三郎及其早期作品》（《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2期）的文章，对大江健三郎极力加以推介，认为：“大江健三郎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被誉为‘川端康成第二’和‘新文学的旗手’。自从作为大学生作家登上文坛以来，大江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戏剧、评论及随笔等，成为日本文坛的宠儿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代言人。他的作品有广泛的读者，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大江健三郎常常走在日本文学的最前列，用具有现代意识和风格的作品去反映忧郁、烦恼、无所依托的青年一代，深深地挖掘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人生的本质，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的流弊。他的作品被介绍到欧美，成为当今享有国际声誉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作家之一。然而，在我国，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翻译及研究近乎一片空白。故此，笔者想通过这篇拙文放一把火……”实际上，由于大江作品在“政治与性”两方面的大胆表现，日本文坛也存在着很大争议，特别是对中期以后那些泛滥、出格的性爱描写，中国的翻译者也不免存在一些顾虑。但诺贝尔奖金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消除了所有的障碍和顾虑，这把火一放即火光冲天。还有，大江健三郎在政治上的左翼立场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致，他与中国官方自“文革”时期就有的良好关系，他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莫言等作家的关注和关照，他多次来华访问，这些都使得他在中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很高的关注与评价。

1995年一年间，我国所有的文学报刊，日本研究类学术刊物，如《外国文学月刊》、《日本学刊》、《日本研究》、《国外文学》、《文学报》、《文艺报》等，都争先恐后地报道大江健三郎，翻译和发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发表关于大江健三郎的评论文章和研究论文，可以说，1990年代后半期的五六年间，持续出现了一股“大江健三郎热”。199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了叶渭渠主编五卷本《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各卷冠有叶渭渠和王中忱分别写的两篇序文。叶渭渠的题为《偶然与必然》的序文，谈了大江获奖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认为大江获奖的必然性主要在于大江将存在主义文学“加以日本化”了；王中忱的题为《边缘意识和小说方法》，从大江所说的“边缘意识”出发，阐发了大江文学的特性。1996年，叶渭渠又主编了《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五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1年，叶渭渠主编《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全三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多种单行本译本陆续出版。在此基础上，相关的评论文章也陆续发表，其中有宏观层面上的研究，如刘士龙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观及其文学特征》（《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王中忱的《倾听小说的声音——试说大江方法意识与创作特征》，于进江的《大江和“大江文学”的特色》（《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王琢的《“被监禁状态”下的苦闷和不安》（《海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麦永雄的《燃烧的绿树：大江健三郎思想特质论》（《东方论丛》，1997年第1期）、《日本的艳情文学传统与大江的性》（《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何乃英的《大江健三郎创作意识论》（《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曹巍的《寻找失落的家园：大江健三郎的乌托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等，还有王新新、王琢、许金龙、关立丹、霍士富等撰写的评论分析具体作品的文章。进入21世纪后，学术期刊上关于大江的论文有所减少，每年平均三五篇，重要的有王新新的《中国之于大江健三郎》（《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从大江文学看日本战后文学的天皇制禁忌》（《吉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从战后启蒙到文化批评》（《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胡志明的《暧昧的选择——大江健三郎中期创作中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消化》（《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大江健三郎小说创作的互文性特征》（《国外文学》，2011年第3期），许金龙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鲁迅影响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水死〉的“穴居人”母题及其文化内涵》（《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等文章，都有新意。由于与研究对象距离近，不少文章属于“评论”文章而不算是研究论文，大多数文章只是将大江自述的文学观与其作品加以相互分析印证。王新新在其专著《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的序章中分析日本国内的大江研究状况时认为：“大江及其文学的研究依旧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摆脱大江自己在自己的小说后记或文学随笔中对自己作品进行的解说，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研究和评论，并未能超越大江自身对自己文本的阐释”（第4页），这一评价对中国的大江评论而言，多少也适用。

王新新（1966年生）的专著《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一书，认为大江的早期创作带有鲜明的“战后启蒙”的特征，大江作为作家与实际的政治运动保持一种距离，在战后日本社会的转型期，主要用文学的方式对天皇制进行批评，对侵略战争加以反省，对民主思想加以普及，重新确立战后的自我意识。大江所进行的战后启蒙，是继明治时代启蒙运动后的“再启蒙”。因而，王新新认为“启蒙者意识”和“文化批评意识”是大江早期创作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她认为这两点被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忽视了，并试图从两个角度来把握大江的早期创作。围绕“再启蒙”这一视点，她对大江的《火山》、《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人羊》、《我们的时代》、《十七岁》、《性的人》、《个人的体验》等作品做了分析，围绕“文化批评意识”，对《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做了分析。这样的分析研究，对读者理解大江健三郎的早期创作，是有益有用的参考。

与上述王新新的专著同时出版的另一部专著，是海南大学王琢（1958年生）《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一书，以“想象力”为关键词，从文艺学及“小说方法”的角度，对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做了深入的解读与评析。作者认为，大江是典型的理论与创作两栖的人，迄今为止的大江研究多偏重于作家作品论，而忽略了作为理论家的大江；认为大江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想象力”，他在创作的不同阶段所接受的萨特存在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及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都可以归结到“想象力”这一根本问题上。特别是大江对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提出的“想象力是改变形象的能力”、布莱克提出的“想象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的命题的接受与延伸，是大江在文学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大江自觉地把西方的“想象力”论运用于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核时代的想象力”、“政治的想象力”的概念，又接过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民众共同的想象力”的概念、山口昌男的“中心——边缘”的概念，运用于创作、运用于对日本文学与文化的批评中。以想象力理论对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关于“想象=虚构=不真实=谎言”的思维模式，对私小说的“脱政治性”、“日常性”和“个人性”加以批判。又站在“边缘”立场上，对“中心”进行抵抗，并在这一过程中训练想象力、激活想象力，这使得大江文学带有一种对于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化的，乃至怪诞的想象力的发挥，从而展开了文学实验的冒险。王琢的著作就是这样以“想象力”解读大江其人其作品，从而对大江文学的文化构成，对大江文学与西方文化文学、与日本文化文学、与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的复杂关联，找到了深入理解的入口和契机。这样的研究，也超越了对大江作品的评论层面，而具有了更高的理论价值。

将大江健三郎与中国的莫言进行比较，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文颖（1972年生）的《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认为大江与莫言都是边缘意识很强的作家，因而他们的文学特质非常接近，都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问题的最好的范本。他们站在与中心文化相对的家乡（边远乡村）边缘文化的立场上，以其倔强、粗野、坚韧的原始生命力，以孤独痛苦的体验和传奇性、怪诞性，构建了充满想象力的文学王国。全书以“边缘”为关键词，对莫言与大江的文学展开了系统的比较分析。联系到五年后（2012年）莫言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比较研究便更加增添了一层意义。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49年生）自197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以后，很快便形成世界性的影响。1980年代，他的《挪威的森林》等小说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成为畅销书。但在村上进入中国的头十年中，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和评论界并没有予以普遍关注，除了1989年李德纯发表的《物欲世界的异化——日本的“都市文学”剖析》（《世界博览》，1989年第4期），按照日本评论家川本三郎的观点，将村上春树、中上健次等作家界定为“都市文学”派，许多人只把他的作品作为流行文学看待。据杨炳菁女士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一书绪论部分的调查研究，村上文学进入中国的头十年，相关评论文章不足十篇。她认为：“在这不足十篇的论文中，却有着对中国村上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王向远的《日本后现代主义与村上春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认为王向远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村上文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村上文学的“后现代文学”的定性，受到“普遍认同”；另一篇是林少华的《村上春树作品的艺术魅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对村上的创作主题、语言特色等诸多问题发表了见解，后稍作修改，改题《村上春树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用作上海译文出版社《村上春树文集》的总序，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后来的文章多少带有“林氏解读”的痕迹。

王向远在上述的文章中，援引当时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美国的弗·杰姆逊、日本的柄谷行人等人的观点，认为日本自1960年代末以后已经属于“后现代”社会，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条件，指出从那时到1990年代，日本的内向派文学、都市文学、儿童派文学三个流派，在创作具有“内向性”的特点，本质上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范畴。还有未被归为某一流派的某些作家，如丸山健二、高桥源一郎等，也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并进而认为所谓“都市文学”的代表人物村上春树“鲜明地、集中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系列特点”，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首先是其作品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氛围：消费性，亦即商品的消费，乃至性的消费；另一个特点就是其“消解”——自我的消解、意义的消解，追求偶然性、随机性和过程性，表现了“后现代作品中的人物的生存常态：不再为沉重的压迫而喘息，却因轻飘飘的失重而茫然，这就是所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处于这种失重状态的人物，没有痛切的感觉，没有深沉的痛苦，没有执著的信念。有的只是一点点哀愁，一点点忧伤，一点点无奈，一点点调侃，一点点惆怅。这就是村上笔下的后现代人的综合感觉”。最早明确地以“后现代主义文学”为村上春树的文学的基本性质、属性和特征做出了判断和概括。

上述林少华的那篇文章，把村上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是“作品的现实性，包括非显示的现实性”，认为“作者笔下的非现实性世界、非现实性人物在本质上无不带有奇妙的现实性，从而象征性的、寓言式地传达出了当今时代和社会的本质上的真实”。第二是“独具匠心的语言、语言风格或者说文体”，特别是其幽默、调侃和潇洒。第三是“敏感、准确而又含蓄地传递出了时代氛围，扫描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青年尤其是城市单身青年倾斜失重的精神世界，凸现出了特定社会环境中生态的真实和‘感性’的真实”。第四是唤醒了人们“深层意识中那部分沉睡未醒的憧憬，那便是男儿糅合着田园情结的永恒的青春之梦”。另外在结构上大多是板块式结构，一章章明快地切分开来，喜欢两条平行线推进故事情节，男主人公颇有女人缘，爱写哭泣、数字运用多而且具体，商品名、唱片名、乐队名层出不穷等。

进入21世纪后，关于村上的评论和研究多了起来，可以说，十年来，谈论村上文学、评论村上文学、研究村上文学，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中国各报刊杂志每年都有十篇左右的评论文章，内容主要是对《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及《1Q84》等作品文本分析评论，也有的文章将村上春树与其他外国作家做比较研究。重要的文章如许金龙的《从大江健三郎眼中的村上春树说开去》（《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曹志明的《村上春树与日本“内向代”文学的异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在中国——全球化和本土化进程中的村上春树》（《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周勇的《从村上作品看日本文学的西学东渐》（《世界文化》，2006年第12期），刘研的系列论文《国内村上春树研究概况及走向》（《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2期）、《“中间地带”论——村上春树的多元文化身份初探》（《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身体的出场、规则与突围——论村上春树的“身体写作”》（《东方丛刊》，2010年第2期）、《“小资”村上与中国大众文化语境》（《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等，尚一鸥与尚侠的《村上春树〈且听风吟〉的文本价值》（《社会科学战》，2009年第6期），吴思佳的《论村上春树的中国观》（《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杨炳菁的《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文本在中国大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5期）和《论村上春树的翻译》（《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2期）等。有关村上春树的书籍也出版了十几种，其中许多属于趣味性高雅读物。如《村上春树RECIPE：味之旅》（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王昕的《村上春树音乐之旅》（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雷世文主编《相约挪威的森林》（华夏出版社，2005年）等。香港评论家岑朗天的《村上春树和后虚无年代》（新星出版社，2006年）结合村上春树的创作论述了当代的“后虚无主义”，稻草人编《遇见100％的村上春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苏静与江江编《嗨，村上春树》（朝华出版社，2005年）汇集了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评论文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台湾学者张明敏的《村上春树文学在台湾的翻译与文化》（台湾联合文学，2009年）系统评述了台湾的村上文学译介与传播情况。此外还有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秦刚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黑古一夫的《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秦刚、王海蓝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等相关著作。

但是，从作品的体验性评论和作品特色的概括方面来说，真正搔到痒处的还是“村上专业户”译者林少华的文章。他主持翻译了20多卷本的《村上春树文集》，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村上的译本都是经他之手翻译出版的，以其鲜明的译文风格被评论家称为“林译村上”。在翻译的基础上，林少华对村上文学也做了不少的品评解读和研究。2005年，林少华的专题文集《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2005年之前林少华关于村上的各类文章，有研究评论类论文，有作品赏析文章，有答记者问，有翻译经验谈和翻译主张。从这本书的文章可以看出，随着村上翻译的日益累积、林少华对村上文学的体验感受也越来越细致深刻。例如，他认为村上小说所描写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村上作品中最能让我动心或引起自己共鸣的，乃是其提供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生活态度：把玩孤独，把玩无奈”（第50页）。又说：“村上的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栖息的草坪。”（第52页）这些话比此前仅仅把村上的作品视为现实社会的真实表现，要深刻得多了。林少华又指出：村上小说的美感来源之一就在于“优雅的距离感”，认为村上讨厌日本传统私小说描写的那种“乱糟糟黏糊糊的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和人事关系，因此，他的作品中明显有一种距离感”，人与人之间保持了一种优雅的距离。这种距离感“还表现为对社会制度、对官僚组织、对权力、权术、权威的无视和揶揄，表现出小人物随遇而安却又拒绝同流合污的自尊与傲骨”（第65—66页）。他还似乎从土居健郎的研究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娇宠”的构造》（原文《あまえの構造》）一书得到启发，指出：“村上笔下的男主人公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几乎普遍带有孩童化的倾向，就是说，男主人公尽管性格内向、主体内缩、孤独寂寞、特立独行、与人寡和，但在女性面前——哪怕年纪小得多——往往格外兴奋，表现出孩童般的娇宠或撒娇心理。说话也十分顽皮、俏皮甚至癞皮，充满孩子气。”他援引陈映芳在《从青年文化的孩童化倾向说起》（《读书》，2002年第3期）一文所说的“想撒娇、扮天真，希望你温柔点——‘哈日族’们所心仪的，并不是东瀛风情，而是他们体验中的孩童世界”，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世界”（第85—87页）。将复杂的现代生活加以简洁化，删繁就简、返璞归真，便是对孩童化世界的诗意的憧憬。2009年，林少华又出版了《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年），此书是前书的进一步扩充，涉及到38部作品的赏析与评论，是作者关于村上的译本序、随笔、演讲、访谈的结集，作者在序中称这是“自己长达二十年的村上作品译介和研究活动一个总括”，当然也是满含着作者人生与艺术的体验；强调之所以取“为了灵魂的自由”这一书名，是因为“为了灵魂的自由乃是村上文学世界的灵魂所在”。

在学术论著方面，杨炳菁（1972年生）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也是我国出版的研究村上春树的第一部博士论文。该书以近20万字的篇幅，主要特点是将村上春树的创作置于日本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置于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通过对村上的生活轨迹与创作活动的分析、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他所受欧美文学的影响、他与日本现当代文学的联系与不同、他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并将其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认为村上的小说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性特征，例如，对于“语言”本身的意义的质疑；二是“书写历史的欲望”，认为历史指涉是村上小说的重要主题，但历史只是以虚构的形式参与文本，只是一种表现手段；三是“自我主题的承继”，认为村上继承了夏目漱石等近代文学的自我表现传统，但在“话语”与“故事”两方面都实现了变革，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虽然书中的理论概括还有进一步明晰与进一步深化的余地，但从“后现代语境”对村上春树创作的本质属性与创作特征所做出的分析阐释，是颇具理论价值的。

2012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王艳凤教授与于清赫、刘影合著的《交融与交响——日本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是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三个作家的研究合集，以系列单篇论文的合成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作家作品做了评述、解读与研究，特别是对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及其与音乐之关系的研究很有新意。

注解：

[1]　刘立善：《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论近代作家的爱的觉醒》，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