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对战中、战后文学与三岛由纪夫的研究

日本学术界不少学者以1930年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为基准，对文学史时期加以划分，划出“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对日本文学史也是必要的，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也很有用。因为从19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1937年，日本发动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文学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直到1945年8月，战后的十几年间，所谓“战后派”成为主要文学流派，战争题材、战争背景最广泛地被使用。就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而言，对战中文学、战后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日本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展开。最早着手研究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吕元明教授。1992年，吕元明与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合作主编了《中日战争与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这是中日两国学者的专题文集，全书分六部。第一部：“总论编——战争时期的文坛”；第二部：“概论编——战争文学与沦陷区文学”；第三部：“作家编——日本中国”；第四部：“中日文学交流编”；第五部：“学术研讨会编”，以上共收论文15篇；第六部：资料编，收四篇资料性文章，内容以东北沦陷区中国文学为主，单独涉及日本文学的只有日本学者谷口岩的《战争时期的永井荷风》一文。

接着，吕元明教授出版了《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一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日本战争时期文学专门著作，研究的是“在华”的日本的反战文学。这个方面长期不被人所知，故而作者加上了一个“被遗忘的”这一限定语。所谓“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指的是日本侵华期间流亡到中国的日本作家，如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长谷川照子（绿川幸子）、田村俊子等。另一种是在中国当了俘虏的日本士兵，他们在中国方面的感化教育下逐渐醒悟，写下了以反战为主题的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中国写的，用中文发表的，带有明显的中国味道，表现了战争时期在中国这一特殊环境条件下的极少数日本人的反战倾向，并与日本本土几乎清一色的服务于战争的文学形成了一定对比。吕元明先生独具慧眼，收集和挖掘了那些几乎“被遗忘”的日本在华反战文学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和有关作品，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分析，指出它们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不仅揭示了特殊历史时期中日文学关系的特殊现象，而且使文学研究跨越了历史学、战争学等学科领域，也丰富了日本文学史本身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

如果说吕元明先生研究的是在华反战文学，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研究的则是在日本本土甚嚣尘上的“战争文学”。该书有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笔部队”，这是战争时期日本人炮制的一个词。当时日本宣传媒体把派往中国前线采访的、为战争鼓吹呐喊的作家、记者等，称为“笔部队”；另一个词是“侵华文学”，这是作者自创的概念，作者指出：“我在本书中对‘笔部队’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侵华战争’为中心来进行的。我所说的‘侵华文学’，指的是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诚然，‘侵华文学’这个概念并不能统括二战期间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全部的日本文学，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第2页）该书由十四章（亦即十四篇相对独立的论文）构成。第一章“日本文坛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第二章“‘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第三章“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及其‘大陆开拓文学’”，第四章“日本殖民作家的所谓满洲文学”，第五章“‘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第七章“日本的侵华诗歌”，第八章“日军在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宣抚’活动及‘宣抚文学’”，第九章“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第十章“炮制侵华文学的‘国民英雄’火野苇平”，第十一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第十二章“‘亚细亚主义’、‘大东亚主义’及其御用文学”，第十三章“日本有‘反战文学’吗？”，第十四章“日本战后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这十四章曾作为单篇论文公开发表过，作为系统的专门著作，该书在写法上既体现历史线索，又选取“笔部队”及侵华文学中的突出问题与代表人物，加以横断面的剖析研究，并且将学术上的“研究”与反法西斯主义价值观上的“批判”结合起来，将中国人的立场与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将文学研究与侵华战争史研究结合起来，全面而又重点地揭示了“笔部队”及侵华文学的面目，为读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实，从文学的角度丰富了日本侵华史的研究，从历史学的角度丰富了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并根据史实和作品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例如，在第十三章中，对“反战文学”做了严密的界定，即战争中写作或发表的反战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反战文学，据此认为日本本土在战争期间并没有真正的反战文学，不能对日本“反战文学”做过高估价；在第十四章中，认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反战”，实际不是反对战争本身，而是“反对战败”等等。此前，日本学者对“笔部队”及战争文学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但没有出现像《“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这样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而且由于历史观等种种原因，日本学者也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关方面召开了专门的出版座谈会，媒体也做了较多报道评论，此后中国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

200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昆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列入该丛书再版。同时，该丛书还收有王向远的两部新作，一部是《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该书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的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学术文化领域，以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日本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所起的特殊作用，矫正了日本侵华史研究中长期忽视文化侵略的选题偏向，填补了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的空白。该书在大量史料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自18世纪以后，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这些人的侵华主张媒体化以后，逐渐被民众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在侵华战争中，这些民间的学者、文化人作为对华文化侵略的主体，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该丛书中另一部著作是《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研究——“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在时间上紧接上书，对战后，特别是1980年代后十几位有代表性的民间右翼学者的相关言论与著作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略历史、推托侵略罪责、敌视中国的言论与历史观，做了剖析、反驳与批判，为中国读者全面了解日本右翼历史观提供了参考。

接下来出现的相关研究著作，是曲阜师范大学刘炳范（1963年生）的《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认知问题上，在选题上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书名没有“文学”字样，但主要的分析对象是战后日本文学作品，其中涉及到了战后派、无赖派、第三新人派等流派，也重点剖析了野间宏、石川达三、大冈升平的作品，从这些作家作品的分析中，进一步论证了日本战后文学在总体倾向不是“反战”，而是“反对战败”，即反抗战后的现实。这对于从“战争认知”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战后文学，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鉴于该书的题目是“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并非只是对右翼或偏右的历史观、战争观的研究，其中也应该包括对战争表示深刻反省的一些作家和学者，实际上这样的良心作家和学者在日本不乏其人，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可惜该书对这一方面关注不够。例如，该书一些章节段落偏离主题、流于对日本文学史的一般化介绍。瑕不掩瑜，作者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华侨大学胡连成（1962年生）著《昭和史的证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上，从“战时体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入手，关注战争这一极限状态下文学家的言行、文学家的所作所为。全书分为五章，凡20余万字，前后两章是总论与结论部分，第二、三、四章分别从1931—1937年、1937—1941年、1941—1945年三个时间段，展开论述，从而突显了不同阶段的战时体制对日本文坛的支配与左右。全书对日文、中文相关材料做了系统的收集、整理，对中日两国学者的相关的先行研究做了梳理和评述，在史料的利用及相关作品的评析上，都体现出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治学态度，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战中文学”的重要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董炳月（1960年生）著《“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一书，从“国民作家”的角度对中日现代文学关系、主要是战争时期的中日文学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该书选择了中日文学史中的五个个案，分为五章加以谋篇布局。第一章“留学的风景——《留东外史》发微”，第二章“‘梦’与‘肉弹’的文学史——中日现代作家创作中的互文问题”，第三章“婚姻·生育·亚洲共同体——佐藤春夫《亚细亚之子》的周边”，第四章“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日战争状态下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第五章“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所选的作家作品和问题点在大多集中在中日战争时期。正如王中忱在封底评语中所说：“本书关注中国和日本在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两国的作家怎样被‘国民’化，以及他们的立场怎样制约、规定了作品的内容和形态。”作者的“国民作家”这一特定视角，有助于突显特殊历史背景下作家个人主体性与“国民”意识、“国民”身份规定之间复杂的纠葛与联系。例如，第三章中，作者指出：“《亚细亚之子》的创作表明，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佐藤春夫作为日本文士与军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并且是双向的。佐藤春夫对日本军国政府侵华、扩张政策的配合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本军国政府的扩张也成为他重构文化理念、实践‘想象亚洲’的机会。他扮演的是‘军国政府共谋者’的角色，但在这种扮演中作为近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失去主动性和独立性，政治与文化、政治家与文士实现了两厢情愿的结合。”（第134页）这种分析是有参考价值的。又如第五章在评价太宰治《惜别》的时候写道：“太宰治确实是作为日本军国政府的‘御用作家’进入创作过程的，但是，在《惜别》中，太宰治从不同角度颠覆了这种‘御用作家’身份与官方给定的‘亲和’主题。”（第211页）认为太宰治笔下的鲁迅（“太宰鲁迅”）呈现了“鲁迅／太宰”的二重结构，在文体上则呈现“传记／小说”二重性，在表现方法上体现了“纪实／虚构”的二重性，并强调应更多地从“小说”的角度看待《惜别》（第235页）。这样的分析结论也同样得自作家个人的主体性与“国民作家”相交叉的视角，与王向远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中分析《惜别》时使用的“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的视角，显然有所不同。当然，在当年日本军国政府严厉的言论统制下，作家的个人主体性究竟能表现到何种程度，对此应该做出何种程度的估价，主观意图与作品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是需要继续思索的问题。

以中国的都市空间为单元，对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特别是上海的体验加以研究，是日本学者早就着手进行的一个研究领域和研究类型，而且相关论著很多。2000年，刘建辉在日本出版《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现代”体验》，赵梦云在日本出版《上海文学残像：日本人的光与影》。其中，《魔都上海》的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分六章对明治以来到昭和年间日本人与上海的关系，包括在上海对现代享乐生活的体验，在上海的情报网络，以及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井上红梅、松村梢风、横光利一等作家的上海体验与上海题材的创作等，做了大体描述。由于该书篇幅很小（约10万字），只是粗陈大概，且大多数篇幅涉及的不是文学内容，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十年后，陈多友的《日本游沪派文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在这个领域继续推进，把研究范围限定于文学，而且借鉴赵梦云创制的“游沪派”文学这个概念，以20余万字的篇幅，对192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的游沪派文学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评述研究。其中，1920年代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时期“游沪派”文学是作者探讨的重点。作者以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做了历时性的梳理，呈现了游沪派文学形成流变及其总体特征，揭示了游沪派文学中隐含的中国观、中国人观及偏狭的日本民族主义心理和帝国主义意识，在论述的范围及深度上，较此前相关研究有了明显的推进。

最近几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如柴红梅、王升远、祝然、李炜等，用“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空间”这一新的视角，将某一特定的中国都市作为地理空间、言语空间、想象空间，来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殖民文学乃至中国题材文学。例如，关于日本文学与大连，柴红梅陆续发表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之中国大连源起观》（《重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日本北川冬彦的诗歌与中国大连之关联》（《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与大连》（《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大庭武年侦探小说与大连之关联》（《学术交流》，2010年第6期）、《大连的日本“返迁体验文学”论》（《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大连都市文化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求索》，2011年第4期）、《故乡与异乡的悖论：日本作家清冈卓行的“大连小说”论》（《东疆学刊》，2011年第7期）等。王升远发表《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以村上知行的“北京文人论”为释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战争期间日本作家笔下周作人的实像与虚像——小田岳夫的〈北京飘飘〉中“田有年”之原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等文，祝然发表《从哈尔滨诗集看室生犀星眼中的中国东北城市》（《江淮论坛》，2012年第5期）等文，李炜发表《论殖民视角下的近代天津形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增刊，2012年第6期）等文，在大连、北京、哈尔滨、天津等都市空间的层面上，揭示了日本在中国的殖民侵略在日本文学中留下的印痕。(www.xing528.com)

此外，在单篇论文方面，魏育邻的《“现代的超克”的民族主义基调——对其产生背景及有关主要言论的考察》（《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认为，所谓“现代的超克”的思潮主要来源于京都学派和日本浪漫派，前者通过“知性饶舌”、煞有介事的哲理搬弄，后者则以“诗性辞藻”、蛊惑人心的情绪渲染，合理化和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孳生和蔓延提供理论依据和情感依托。

“战中文学”之后是“战后文学”。最早系统研究日本战后文学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德纯（1926年生）。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李德纯就在《世界文学》等国内相关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日本战后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加以介绍和评论，从战后初期，一直到当下，不断对日本文学最新动向加以追踪。他先是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战后文学管窥》（明治书院，1986年）一书，不久又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题名《战后日本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该书将相关文章加以系统编排，除了井上靖、长谷川泉写的短序之外，共有十二篇文章，依次为：一、战后日本小说；二、战后派；三、三岛由纪夫；四、广津和郎《到泉水去的路》；五、井上靖；六、松本清张；七、司马辽太郎；八、社会派；九、有吉佐和子及其《非色》；十、石原慎太郎；十一、现代派；十二、战后日本诗歌。数年后，在这本小册子的基础上，作者又加以充实，分“流派论”、“作家作品论”两部分，编成《爱·美·死——日本文学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一书，篇幅由原来的15万字增加为24万字。新增加的内容包括无赖派、现代派、城市文学等流派，还有石川达三、原田康子等作家。到了2010年，在上述两书的基础上，写成了《战后日本文学史论》（译林出版社，2010年）一书，按文学史的体例安排章节，以思潮流派或作家为单元，划分为二十五章，内容较前两书有所细化，论题有所增加（特别是增加了“大江健三郎”一章），字数也增加到28万字。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撰写的翔实的战后日本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众所周知，写文学史有“灯下暗”现象，越是晚近越是难以把握，李德纯先生用长达三十多年的努力，对日本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现象、重要作家作品做了追踪评论，体现了我国日本文学界对日本文学动向的把握力，为我国读者了解日本当代文坛提供了参照。例如，是他最早对日本的村上春树等新派作家的创作加以注意，并从“都市文学”的角度加以评论。更为可贵的，李德纯先生作为老一辈评论家，他评论的日本战后文学史，不是以滞定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原则，“以不变应万变”地应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而是以其活跃的思维、开阔的视野、与评论对象相适应的角度与方法来把握对象和论题。在介绍日本文学的时候，也引进了并且示范了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批评方法，这在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都是非常可贵的。当然，日本战后文学很复杂，作家作品很多，《战后日本文学史论》不可能面面俱到都加以评述，很大程度地受作者的兴趣和关注点的制约。例如，对日本读者众多、影响颇大的历史小说（时代小说），除了司马辽太郎外，其他作家作品都没有介绍；推理小说除了松本清张、森村诚一外，其他作家也没有涉及。对“日本战后文学”实际上只关注了作家作品，而没有关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当然，这些都不能苛求作者。

1990年代对战后文学研究作出系统评述的，还有何乃英的《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该书20万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流派论”，评述了战后派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无赖派文学、第三批新人文学，作为人派文学、内向的一代文学，推理小说、社会批判文学；第二部分“作家作品论”，评述了川端康成、井上靖、太宰治、松本清张、野间宏、水上勉、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等作家，呈现了日本战后文学的大体面貌。

近年来，以战后文学的流派为单元加以专门研究的专著也问世了，那就是北京大学翁家慧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通向现实之路：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内向派研究的专著，在日本，研究内向派专著也仅有古屋健三的《“内向的一代”研究》（1998年）一部书而已，显示了我国日本文学研究在选题上的投射力。全书以17万字的篇幅，对“内向的一代”作为流派的形成、创作的艺术特征、主要作家（古井由吉、后藤明生、黑井千次、小川国夫、阿部昭、大庭美奈子）的生活经历、体验与思想创作的关系做了分析，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对他们的主要作品文本做了文本分析，并与私小说等相关创作现象做了比较，为读者全面、立体的了解“内向的一代”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以断代文学史的形式，对日本战后文学进行系统评述的，是曹志明著《战后日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是教育部规划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高校教材。作者把1945—1995年五十年间称为日本文学史上的“战后”时期，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54年，是战后文学的初期；第二个阶段是1955—1975年，是战后文学的中期；第三个阶段是1976—1995，是战后文学的后期。以此为线索，以27万字的篇幅，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作家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评论家的评论等，做了全面系统、简明扼要的梳理评述。与此前的李德纯、何乃英的著述相比，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按照教科书的写法，以祖述文学史知识为主，涉及到的问题点与知识点多，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并重。书名《战后日本文学史》中的关键词之一是“战后”，说到“战后”，一般都与“战争”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并与“战前”、“战中”相对而言。但实际上，到了本书所说的第三个阶段，日本文学总体上与战争的关联已经很疏淡了。究竟“战后”、“战后文学”或“战后文学史”所指涉的时间范围在哪里，对中国的研究者而言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战后派作家中，三岛由纪夫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的自杀与战争、与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的特异的思想与丰富复杂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世界性影响，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界，在三岛由纪夫的译介与评价上，也产生了分歧、交锋与争论。

1970年，三岛自杀的事件以及带来的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引起了中国的警惕。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三岛由纪夫的军国主义倾向最突出的《丰饶之海》四部曲翻译出来，作为“内部参考”，“供批判用”。1971—1973年，《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陆续出版，内部发行。此后一直到1985年间的十几年时间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翻译在我国完全停止。一直到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唐月梅翻译的《丰饶之海》四部曲之一《春雪》，为三岛由纪夫在当代中国的公开翻译出版开了一个头。唐月梅在译本前言中，指出三岛在战后初期的创作“在唯美主义的背后，还是隐藏着那根深蒂固的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主义的意识”，而1960年代以后的创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表明他已经不仅追求情欲的满足，而且表示对天皇制传统观念的憧憬，对其精神支柱——武士道精神的求索”。谈到作品翻译的动机，唐月梅写道：“翻译他的某些作品，并不等于赞同他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同样，批判他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也并不意味着否定他的全部创作。我们对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的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作品具体分析。”1994年，叶渭渠在《外国文学》月刊《三岛由纪夫专辑》发表《“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一文，反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三岛，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三岛由纪夫1970年自戕后，他的一些文学作品作为政治载体很快地介绍到我国来，以‘供批判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在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人们自然怀着政治的激情，将其人其行为固定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并批判他的《忧国》、《奔马》等。三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时至90年代的今日，有的论者仍然按照特定时期的既定观点批评三岛由纪夫要‘复活军国主义’，并且‘借助艺术形式来宣扬他的这一观点’；有的论者甚至进一步开放，将批判范围扩大到《金阁寺》和《春雪》，认为前者‘反映了他的军国主义情绪’，后者‘鼓吹军国主义复活’，这是值得商榷的。”他主张不从政治角度，而应从文学、美学角度看待三岛。关于三岛的精神结构与天皇制的关系，叶渭渠通过对三岛的相关作品与言论的分析，认为三岛由纪夫要复活的，是“文化概念的天皇制”而不是“政治概念的天皇制”，三岛所理想的天皇，不是政治权利的象征，而是日本悠久的传统文化的象征；认为三岛以其“文化概念的天皇制”这种两重价值取向作为同一圆心，纵轴建立起行动学，横轴建立起美学。就其“行动学”而言，核心是“文武两道”，“武”的方面强调“肉体训练”；“文”的方面及精神方面，把中世纪武士道的“死”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极致，并将其美学化，推崇自杀、剖腹的所谓“残酷美”，并形成了“血+死=美”的方程式。叶渭渠的这篇文章对三岛的精神结构、文学与美学内涵做了深入的分析概括，颇得要领，是他关于三岛观的总纲和三岛评论的代表作。该文又作为《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作家出版社，1994年）的“代总序”冠于各卷卷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三岛由纪夫的评论与研究文章，有一部分收在了叶渭渠等主编《三岛由纪夫研究》（开明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收录了美国、日本、中国学者的二十多篇文章。中国学者的文章有叶渭渠的《三岛由纪夫的精神结构与美学》、隋玉林的《三岛由纪夫与天皇制——〈文化防卫论〉批判》，唐月梅的《三岛由纪夫美学的重层性》和《全乐章的交响——〈丰饶之海〉四部曲》、莫言的《三岛由纪夫猜想》、余华的《三岛由纪夫的写作与生活》、王向远的《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及其根源》、竺家荣的《怪作〈假面自白〉剖析》、于荣胜的《试评〈金阁寺〉——兼谈三岛由纪夫的美》、陈春香的《毁灭与拯救的双重变奏——〈金阁寺〉的生命观与美学观》、肖四新的《试论〈金阁寺〉的审美观》等，分别从政治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的视角，对三岛及其创作做了解读和评论。如作家余华在《三岛由纪夫的写作与生活》一文中指出：“三岛由纪夫混淆了全部的价值体系，他混淆了美与丑，混淆了善与恶，混淆了生与死，最后他混淆了写作与生活的界限，他将写作与生活重叠到了一起，连自己也无法分清。”针对有人所说的三岛由纪夫只是鼓吹“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制，而不是“政治概念”上天皇制的问题，翻译家隋玉林在《三岛由纪夫与天皇制》中指出，如果不是“政治概念”上的天皇制导致日本的战败投降，“他（三岛由纪夫）还会反对所谓政治概念上的天皇制吗？他不满足于天皇的象征性，他要把军权交给天皇，他还要来一次造神运动把天皇重新抬上神位”。“他对昭和天皇有点恨，那是恨他不争气，恨他自己宣布《人的宣言》。”关于有人所说的三岛由纪夫剖腹不是搞“政变”，隋玉林指出：“三岛煽动自卫队目的在于率领他们冲进国会，强迫国会通过他所设计的修改宪法草案，这显然就是政变。（中略）如果只是宣传自己的思想，又何必非找自卫队不可呢？如果不是煽动政变而只是宣传武士道精神，难道他要自卫队都学他来个集体剖腹吗？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总而言之，我只能说三岛由纪夫是个妄图阻止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他的文学的社会价值等于是个负数。”王向远在《三岛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三岛文学中的变态心理既不是一般的颓废主义，也不是他人所说的‘唯美主义’。他被人划为‘战后派’，但又与反对和揭露战争、期望和平与民主的战后派作家截然相反。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在道德的堕落中有着清醒的理智，在唯美的颓废中有着强烈然而又是反动的政治信念和追求。他小说中人物的倒错心理，是他与战后日本社会畸形对抗关系的一种艺术的透射和隐喻。虐待（施虐与自虐）心理是他面对丧失了神圣性的日本武士道传统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恨情绪的发泄，嗜血心理基于他残暴的武士阴魂的复活与冲动，趋亡心理则基于三岛由纪夫以毁灭、死亡求得永存的‘殉教’倾向。一句话，三岛文学的倒错、虐待、嗜血与趋亡等变态心理是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畸变。”

以评传的方式，对三岛由纪夫做出系统评析和深入研究的，是唐月梅《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作家出版社，1994年）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三岛由纪夫的传记，也是唐月梅的三岛由纪夫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作为一部学术性的传记，广泛吸收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利用了大量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评述了三岛由纪夫的生平和创作生涯，观点基本上是科学、中肯的，分析是细致深入的，在总体水平上超过了日本及日本国外的同类著作，堪称了解三岛由纪夫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