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百年轨迹

中国文坛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关注，是与20世纪初以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到21世纪头十年，已形成了100年的历史。这一百年又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初至1920年代后期。

这是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时期，中国文坛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关注和评论，主要出于新文学建设的需要。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是中国第一篇系统论述日本近代文学发展过程的文章，可以说是中国的日本现代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滥觞，具有开创意义。此后有关日本现代文学的评论介绍文章陆续出现。被评论的作家有文坛领袖夏目漱石、森鸥外，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仓田百三，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岛崎藤村，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佐藤春夫，新理智派作家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叶山嘉树等。这一时期译介、评论日本文学的核心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

首先，出于新文学理论的需要，对日本现代文论加以译介和评论，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丰子恺对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张我军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翻译及周作人在该书译本序中对漱石《文学论》的推赏，对小泉八云《文学讲义》等多种普及性文论著作的译介以及朱光潜在《小泉八云》对小泉八云的肯定。其次是鲁迅、周作人等对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位文坛领袖的译介评论，关注他们的个性主义，特别是游戏的、有“余裕”的审美化人生态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主旋律相联系，鲁迅、周作人对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文学也大力推崇，对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仓田百三的有关作品，做了翻译和评论。同时，从全面接受外来新思潮的角度，此时期对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及其代表人物田山花袋、唯美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都热心地加以译介，开阔了读者眼界。特别是1927年芥川龙之介自杀事件，引起了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了若干评论芥川龙之介的文章，此后中国文坛对日本文坛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

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上半期的左翼文学主潮时期。

随着世界性的“红色三十年代”现象的形成，中国左翼文坛崛起并与日本左翼文坛有着非常密切的呼应和联系，因而这十来年日本现代文学译介评论的重点是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在左翼作家中最受重视的是小林多喜二，还有叶山嘉树、秋田雨雀、金子洋文、平林泰子、藤森成吉、中野重治、林房雄等人。在评论方面，钱杏邨对平林泰子、藤森成吉的评论，楼适夷对林房雄的评论，都以人物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中心，这种文学价值观和评论角度，在当时是很流行且有代表性。此阶段对日本文坛基本上是即时追踪，对有着时间落差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文学思潮流派，如启蒙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介绍极少，例如，对于日本现代文学之主潮的自然主义，只有1932年傅仲涛的《日本明治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文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35年谢六逸的《〈小说神髓〉》（《文学》，第4卷第5期）等极少量的文章。

除了对左翼文学的推崇及对日本文坛的一般性的介绍评论外，此时期也有少量富有敏锐观察、见解犀利的文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韩侍桁的长文《杂谈现代日本文学》（《文学评论集》，现代书局，1934年），是20世纪上半期最富有观察力和深度的日本文学评论文章。韩侍桁站在中国人的独特视角上看问题，发表了值得注意的看法。韩侍桁认为：日本现代文学数量极大，但质量不好，质与量不成比例，原因在于在日本当作家比较容易，一旦当了作家，特别是成了名的作家，他们“便能享受着荣誉的生活，在安乐尊贵的生活中，他们唯一的计算不是为着艺术的制作，而只是想如何能产生大的量，以维持他们既成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上原有的地位”；日本现代作家大都以写身边琐事为能事，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惋惜地说它确实是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有些东西甚至是“非常幼稚的”；他还认为，“现代日本文坛太缺少批评家了，严格的批评家几乎是未曾有过的”，搞评论的，“大半只是互相称颂”。韩侍桁还具体地批评了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等大作家，除了有岛武郎外，他对这些作家都作了否定性的批评。韩侍桁的日本文学评论代表了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评论者的一种声音，对作家作品虽有一些误读，但体现了中国文学界的文学价值观和阅读趣味。

第三个阶段，是1936年后到抗战结束的十年间。

这一阶段，对日本的战争文学（侵华文学）的警惕、关注和批判，是重心和焦点。在这方面做了较多工作的，有夏衍、吴哲非、郁达夫、郭沫若、卢任均、巴人、林焕平、林林、沙雁、张十方等人。在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揭露与批判方面，除了1936年张若英发表《中日战争在文学上的反映》（《光明》，第1卷第4期），1937年林林发表《试看林房雄的面孔》（《光明》，第3卷第5期）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外，还有两本小书很有代表性。一本是张十方著《战时日本文坛》，1942年由湖南前进新闻社出版，这部书3万多字，分为十一章，从日本的从军文士，到石川达三、火野苇平、上田广，及“大政翼赞会”等，评述了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坛上的种种劣行败迹；第二本书是欧阳梓川编的《日本文场考察》，1941年由重庆文化书店出版，全书也有约3万多字，编辑了抗战以来国内报刊发表的十篇评述日本侵华文学的文章。其中有林焕平的《论日本文学界》、《日本文坛的侧影》，沙雁的《告火野苇平》、《随军文士与随军娼妇》，张十方的《火野苇平与日本文坛的倾颓》、《林芙美子在战火中》、《敌国文士从军归来后》等等，可以说是中国文坛对日本侵华文学研究与批判的一个总结。在具体作家作品翻译评论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与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的翻译。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一定程度地真实表现了侵华日军的暴行，翻译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冯雪峰等评论家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借此戳穿日军“圣战”的谎言，揭露和认识其野蛮的侵略暴行；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翻译出版后，许多读者、评论家（如巴人），从《麦与士兵》中的那些似乎是“人道主义”的描写中，看出了侵略的实质和侵略者的真面目。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附逆文人对日本的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品加以翻译和鼓吹，如张仁蠡译多田裕计的中篇小说《长江三角地带》。译者在译序中指出，《长江三角地带》“是以大亚细亚主义的理念为题材的”，并认为这是“今日的文坛所最需要的”，并希望“读者如果能够在这部小说里获得若干印象，因而坚定对于建设大东亚的信念，并且增加在这个困难的大时代艰苦奋斗的勇气”云云。此外，对在华流亡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反战文学也有一些译介和评论。(www.xing528.com)

第四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

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由于中国左翼意识形态实现了权力化和正统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战后左翼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一直是关注的核心。刘振瀛、卞立强等研究者都发表过评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特别是关于小林多喜二的文章。“文革”十年对日本文学译介评论几乎完全停止，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末期，无产阶级文学继续受到特殊重视，一些在1950年代起就开始日本文学翻译与评论工作的专职人员，如李芒、文洁若、吕元明等，都发表过若干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及小林多喜二、黑岛传治等作家的评论文章，以至于小林多喜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日本第一流的作家，有的中学教科书还把他的《为党生活的人》的片段列入课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才逐渐减少。同时，自1930年代后就已形成的独尊“现实主义”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得到进一步强化，也成为衡量日本文学之价值的标尺，到了1980年代，对日本现代具有社会批评性、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家作品尤其看重，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性，这方面的作家被评介最多的当数山崎丰子、石川达三、井上靖、有吉佐和子、曾野绫子、水上勉等，相关的评论文章均以译本序言和单篇文章这两种形式发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动向，就是1980年代后，对日本的大众通俗文学，特别是对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星新一等的科幻小说和微型小说、做了大规模的翻译，有关译本发行量少则上万册，多则几十万册，读者众多，影响很大，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一些读者阅读的娱乐化的阅读取向，与此相适应，有不少文章介绍了日本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的相关作家作品，以及在思想艺术上的特色。

进入1980年代后，一些有关日本现代文学的文章，由于跟那一时期的文学有了较长历史距离，与当下的大众阅读关系也并不密切，因而有关文章能够突破“评论”的属性，而具备一定的“研究”属性。从文章的学术含量上看，也开始具有了“研究论文”的性质。例如，在现实主义文学方面，有许虎一的《明治社会近代化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雷石榆的《试评石川啄木的创作思想及其艺术成就》（《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等文；在浪漫主义文学及森鸥外研究方面，有丘培的《论森鸥外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特色》（《国外文学》，1982年第1期）、李均洋的《论森鸥外早期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在自然主义文学及私小说方面，有郭来舜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几个问题》（《日本文学》，1983年第2期）、《试论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深圳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莽永彬的《正宗白鸟文艺思想研究》（《外国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等文；在白桦派及理想主义或人道主义文学方面，有柴明俊的《试论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日本文学》，1986年第4期）；在新思潮派及芥川龙之介研究方面，有吴兆汉的《论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思想》（《暨南学报》，1988年第1期）；在唯美主义及谷崎润一郎研究方面，有李均洋的《谷崎润一郎明治时期作品的特质》（《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在夏目漱石研究方面，有严安生的《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文明的批评》（《外国文学》，1986年第8期）、许金林的《漱石文学中的“低徊趣味”》（《外语与外语教学》，1986年第2期）；在宫泽贤治研究方面，有王敏的《宫泽贤治研究五十年》（《日本文学》，1986年第2期）等。

由于研究的积淀不足，这一阶段除了何乃英的现代作家评传小册子《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85年）、《川端康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德纯的小册子《战后日本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芒的论文集《投石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之外，日本现代文学评论与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是单篇文章，真正具有学术见地的文章不多，受制于时代思维的主流定式，大多数文章在选题上倾向于思想与艺术二分法，热衷于分析“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更多的文章流于作品评论与赏析的模式，不免简单浅陋。

第五个阶段，是19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间，中国的日本现代文学由评论形态发展为研究形态。

这一时期，一些资深的日本文学研究者陆续出版了总结性的文集，其中内容大多涉及日本现代文学评论与研究，有刘振瀛的《日本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该书收录作者生前的相关论文及译本序言18篇；翻译家文洁若的《文学姻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收录以日本现代文学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文章34篇；卞立强的《卞立强文集——一个翻译家的轨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收录了作者1950年代后的关于日本现代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还有若干篇译本序言共计30余篇。这些文集都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老一辈研究者的研究轨迹。

由于有了以上80多年的积累，这一阶段中国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学术性论文发表较多，20年间平均每年约有50篇左右。以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的研究为例，在近代启蒙主义文学方面，有柴明俊的《试论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时期文学》（《现代日本经济》，1990年第5期）等文；在写实主义文学方面，有平献明的《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日本研究》，1990年第4期），高宁的《试论〈浮云〉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关冰冰的《坪内逍遥的“人情说”初探》（《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1期）和《试论日本近代文学的“近代性”——坪内逍遥艺术论的个案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甘丽娟的《论坪内逍遥的写实主义小说观——以〈小说神髓〉为中心》（《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等；在自然主义及私小说方面，有魏大海的《日本现代小说的自我形态：基于“私小说”样式的一点考察》（《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陈延的《自然主义在日本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华侨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胡连成的《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的产生及其本土化》（《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李先瑞的《论日本私小说的文学土壤》（《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孟庆枢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再探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等；在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方面，有肖霞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姚继中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论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张剑的《纯粹自我的浪漫主义追求——北村透谷文学观初探》（《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张晓宁的《论泉镜花的独特浪漫主义风格》（《日本研究》，2006年第1期）和《论泉镜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1期）等；在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文学研究方面，有刘立善的《托尔斯泰影响下的日本白桦派》（《日本研究》，1992年第3期）、《爱是夺取，还是奉献：论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秦弓（张中良）的《复归伊甸园的困境：论有岛武郎〈一个女人〉里的叶子》（《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人性深层探索》（《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等；在新思潮派及芥川龙之介研究方面，有施小炜在《日本文学散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收录的关于芥川龙之介的四篇文章，张抗抗的《可能：芥川龙之介及其小说》（《读书》，1995年第4期），关立丹的《日本新戏运动与菊池宽的戏剧创作》（《东北亚研究》，2000年第2期）；在唯美主义及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方面，有唐月梅的《美的创造与幻灭——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思潮》（《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皮俊珺的《谷崎文学的“美意识”萌芽之初探》（《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李雁南的《大正日本文学中的“支那趣味”》（《国外文学》，2005年第3期），权宇的《试析日本象征主义抒情诗的诗美范畴和审美特征》（《延边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在大众文学研究方面，有刘研的《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等，都不乏新意。但是，大部分文章仍然没有摆脱作家论与作品评析的流行模式，看完一篇作品即可下笔，选题与研究路径缺乏应有的难度深度，能称得上是“论文”的、有价值的文章是少数。

1990年代后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更为集中地体现在研究专著方面。这20年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专著，占了一百年中国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八成以上。其中选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夏目漱石及近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二是对战后文学及三岛由纪夫的研究；三是对当代三大名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的评论与研究。以下分节论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