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史和汉文学史的研究成果

最早为汉文学写史的，是肖瑞峰的《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虽然只出版了第一卷后便没有下文，但作为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汉诗发展史，是填补了日本汉文学史的一个空白。该书第一卷有两编，第一编“绪论：日本汉诗概观”对日本汉诗的历史地位、日本汉诗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做了概括的评述和分析。关于汉诗在日本文学上的地位，作者援引了古今日本学者诗人的材料和论点，认为在奈良时代及平安时代，只有用《怀风藻》那样的汉诗、《日本书纪》那样的汉文才是正式的文学，而像《万叶集》、《古事记》则是地方文学；平安王朝时代被普遍推崇的作家诗人是空海和道真，而不是紫式部等闺房作家。当时的文人高官，大多是以能写汉诗，而不是能写和歌为荣耀的。而当时的日本人也明确地意识到了汉诗与和歌的不同，认为汉诗是庄重的，而把和歌视为“艳词”。作者把日本汉诗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平安王朝时代的发轫、演进期；五山时代的嬗变蝉蜕期；江户时代的成熟繁荣期；明治维新以后的转捩、衰替期。作者还对日本的日本汉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做了综述，认为日本对汉诗的研究与汉诗集的编纂是同时发生的，诗集的序文，以及入选者的小传，都为后人了解、研究汉诗提供了资料。而对诗人诗作加以评论的文字，流传下来的也较为丰富，在批评方法上受到了中国诗话的影响。到了江户时代，各种“诗话”集、诗选集纷纷刊行，并出现了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那样的系统性的研究专著，明治时代以后则出现了多种关于日本汉诗史、汉文学史的著作以及大规模的汉诗选本。该书第二编“王朝时代：日本汉诗的发轫与演进”对平安王朝时代汉诗的基本状况、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三部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以及敕撰集之后的汉诗总集《本朝丽藻》、《本朝无题诗》等，都做了评述。对王朝汉诗的最高代表菅原道真及空海等其他十几位重要诗人做了专章专节的介绍。

总之，肖瑞峰的《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借鉴吸收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开了中国的日本汉诗史系统研究的先河。遗憾的是该书只写出了第一卷，20年后的今天，仍然未见第二卷出版。

到了2011年，出现了从史的角度系统描述日本汉文学发展史的专门著作，那就是上海外语大学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上、中、下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近百年来，日本的汉文学史类的相关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几种，其中包括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1909年）、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1929年）、绪方惟精的《日本汉文学史讲义》（1961年）、市川本太郎的《日本汉文学史概说》（1969年）、猪口笃志的《日本汉文学史》（1984年）等，此外还有一些断代的汉文学史，如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文学史》（1981年）、山岸德平的《近世汉文学史》等，对此，陈福康教授在《日本汉文学史》的“绪论”中都做了评述和评价。认为上述著作中体现日本汉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是猪口笃志的《日本汉文学史》，但也存在着论述上的缺项（例如没有谈到日本的词），写了一些不该写的非文学的内容，以及一些见解有问题等。陈福康教授认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偌大的中国竟然还没有一部《日本汉文学史》，真正是说不过去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对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汉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上述的肖瑞峰、高文汉的研究，没有评述。）怀着这种责任感，陈福康倾数年之功，写成了上、中、下三卷、篇幅达100多万字的《日本汉文学史》，作为日本汉文学的大规模通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日本汉文学史》在绪论中，援引钱钟书关于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功能这一说法，认为“前者殆指文史考证带有考古发掘的性质；后者则说叙述文学史就像演历史剧，还有让观众（读者）欣赏的目的”（第21页）。并据此建立了自己的文学史写作价值观，认为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双重的意义。在谈到本书的追求时又写道：

本书最力求做的，是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放出中国人的眼光，来对日本汉文学进行审视、鉴赏、品评、研究。既充分参考日本学者的论著，又坚持独立思考。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注意揭露日本汉文学中一度游荡的军国主义幽魂；也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带着过分的文化优越感来对待日本汉文学。在论述中，力求做到史学与美学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坚持论从史出，尽可能广博地占有史料，包括少量保存于中国古籍中的史料。采铜于山，不炒冷饭。[2]

综观全书，作者基本上达到了这一总体目标。尤其是在史料收集方面，作者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众所周知，对于文学史乃至所有的历史著作而言，“史料”和“史识”是两个要件。史料是基础，史识是灵魂。陈福康教授首先是文献学家，《日本汉文学史》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篇幅规模大超出了以前同类著作，因而能够容纳更多的文献资料。同时，在史料使用中，也有一些文献考证式的发现，如对日本人的一些汉文学作品的抄袭或雷同现象做了指陈，还发现了一些汉文学史著作在资料使用上的一些错误。陈著的史料丰富主要体现在作家作品的发现和论列方面，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本书精心挑选引录的作品，比猪口一书多得多，仅从涉及的作家人数来说，猪口写到240余人，本书则达640来人”。涉及的作家多，选录的作品更多。几乎每个汉诗人，都选录了一首乃至数首完整的作品。在作品之后，便是对作品的鉴赏分析。这样，整部《日本汉文学史》的主要篇幅是作品选录和评析。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在书中加以呈现，不把文学史纯粹写成史家的论述，而是一种作品资料汇编，或者像是作品赏析辞典。作者认为：“在目前中国读者对日本汉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强调理论阐述，徒作空谈，更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一些我认为精彩的作品也就爱不忍释地抄录下来，并想贡献给我的读者。因此，我也把这一点作为本书的一个可以‘自豪’的特点”（第35页）。这确实是陈著《日本汉文学史》的特点，因而读者把该书作为一部日本汉诗文（主要是汉诗）的选本及赏析书来读，也是很有价值的。(www.xing528.com)

但是另一方面，“目前中国读者”对日本汉文学似乎并非“一无所知”。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可以从19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的十几种汉诗选本中读到上千首日本汉诗。倘若是为了让读者欣赏到更多的好作品，那么完全可以在书后附录一个“作品选”，而不必一定要录在《日本汉文学史》的正文中，否则就不免让众多的作品史料冲淡了作为学术理论著作应有的洗练性和结构的紧密度。从“史料学”的角度看，陈著《日本汉文学史》所收集到的材料是丰富的，有些是稀见的、珍贵的，写进书中加以强调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有些作品别的选本也选过，似乎可以简略。另一方面，从著作的定位来说，如果把《日本汉文学史》这样的书，定位为普及性的非学术读物，则多多选录和评析作品是绝对必须的。但如果定位为学术著作，则读者对象就不应假定为普通的“一无所知”的读者，而应定位为学界专业人士。当然，学术著作的雅俗共赏是可能的，但是雅俗共赏应该是以“雅”来提升“俗”，而不是让“雅”附就“俗”。应该把学术著作定位为高端，就高不就低，宁愿曲高和寡，不去迎合普通读者，这样才能保证应有的学术水准。实际上，有了学术水准，反而会有较多的读者。因为在我国，仅仅是文科的教授、博士等高端读者，估计得有十几万以上。这些读者的阅读标准不是通俗，而是学术。由此联想到一些学术著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读者假想为外行人，假定这方面的知识只有从我的书中才能读到，因此便写了许多一般化的、从别的书上也可以看到的知识或材料，或者故意使用通俗读物的架构和表述方式，影响学术表达的严谨与科学，这恐怕是不足取的。

写史要有“史识”。陈著《日本汉文学史》在宏观理论的提升方面也有若干亮点，例如，他指出：“日本汉文学作品的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流传下来的大部分还应属于合格之作。尤其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以让中国作家也佩服的。我认为，虽然在总体上，日本汉文学不可能胜过中国文学，但是在局部，有一些汉文学作品，如果置诸中国大作家集中也可能难以辨别，甚至有时有‘青胜于蓝’的现象。”（第25页）这是在中日比较中做出的可靠的有启发意义的总体结论。但是，“史识”一方面体现在对具体历史现象的概括、提炼与总结，另一方面也更直接地体现为文学史的理论体系的构架上。但这方面，作者似乎显得有些消极保守。全书按日本的朝代更替——王朝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来分章，这也是日本学术史上许多人常用的分期法，每章之下分若干节，第一节是“引言”，以下各节是按人名排列。对这种沿袭已久的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构架，作者在“绪论”中认为：“有人称这是教科书写法的固定模式。事实上，日本学者的《日本汉文学史》就都是这样写的，而且它们也确实原先都是教科书……想到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日本汉文学史还处于几乎无知的状态，因此，‘教科书的写法’倒是非常合适的。”（第34页）使用流行的教科书的构架模式固然有充分的理由，但也就放弃了作者的日本汉文学史理论体系的独特构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对日本汉文学发展进程的纵向性的独特阐释与把握。例如，日本汉文学史不同于日文（和文）文学史不同的消长规律，汉文学与“和文学”之间的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等，都需要在史的构架中得以揭示。

另外，《日本汉文学史》以文献使用和史料收集见长，但也有一些疏漏。例如，书后缺乏一个参考文献。对于严肃的史书而言，参考文献是不能不列的。对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汉诗、汉文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几种早于该书出版的汉文学史类的著作，本来就很稀少，即便作者认为没有参考价值，也应该提到才是，而不能不加反应；对于日本学者较晚近的时候出版的类似的书，如1998年出版的三浦叶的《明治汉文学史》等也没有提到。特别是松下忠的《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是一部在日本学术界享誉甚高的巨著，凡80万字，2008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而且在写法上，也是将单个诗人分专节论述，与陈著《日本汉学史》的结构布局颇为相似，陈著若没有参照此书将是一个缺憾，如果参照了此书而没有提及，更是一个疏漏。在汉诗选辑方面，作者在谈到中国学者对汉诗的收集整理出版时，提到了1882年陈鸿诰编选的《日本同仁诗选》，1883年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1980年代后刘砚、马沁的《日本汉诗新编》，1988年程千帆、孙望的《日本汉诗选评》，1995年王福祥等编选的《日本汉诗撷英》，2004年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所附《日本汉诗精选五百首》，然后写道：“这些，就是我写书时所知中国出版的日本汉诗的全部了。”而实际上这并不是“全部”，另外还有张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1984年），黄铭新选注《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1984年），杨知秋编注《历代中日友谊诗选》（1986年），孙东临、李中华选注《中日交往汉诗选注》（1988年），黄铁城等编注《中日诗谊》（1995年），孙东临编注《日人禹域旅游诗注》（1996年）等，都不能无视。在对日本汉诗的论述方面，作者也有若干重要的遗漏，如明治时期的两个文坛领袖森鸥外和夏目漱石，都有专门的汉诗集，而且写作水平很高，后来的研究者较多，但不知为何陈著不予论述。还有，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汉文学，除汉诗、汉文之外，汉文小说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全书对汉文小说却基本上没有触及，这就使得《日本汉文学史》成为汉文小说缺席的历史，这在汉文学的文体样式上说，无论如何是不全面的。但是，作为第一部大规模的日本汉文学通史，出现这些缺憾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本”常常是难以完善的，如作者今后加以补充修订，相信会更好。

注解：

[1]　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2]　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