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汉诗文与汉文小说的综合研究

除上述对汉诗个案问题研究的成果外，对日本汉诗文、汉文小说的综合研究的成果也陆续问世。所谓综合研究，就是将日本的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既有历史演变的寻绎，也有空间关联的梳理，乃至将日本汉文学置于整个东亚汉文学的系统中加以观照。

在综合研究方面，王晓平教授的《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9年修订版。修订本只校正舛误，内容结构未变）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述“亚洲汉文学”的专著，填补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在这部书中，王晓平提出了“亚洲汉文学”的概念，强调将“亚洲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总体研究的必要，认为迄今为止东亚各国进行汉文学研究都是国别范围的研究，应该将亚洲有关国家的汉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相互关系及比较研究之中。作者在初版序言《亚洲汉文学的文化蕴含》中，高屋建瓴地综论了亚洲汉文学发展规律、特性和特色。作者指出：“各国汉文学大抵经过中国移民作家群与留学生留学僧作家群活跃的准备阶段，便由成句拼接到独立谋篇，从步步模拟到自如创作，从摹写汉唐风物到描绘民族今昔，迈进本土汉文学阶段，并与中国的文学思潮形成彼伏此起、交相辉映的格局。”作者认为历史上亚洲汉文学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8—10世纪的日本，是汉唐文学的咀嚼期；第二次高潮在12—15世纪的高丽，是宋元文学的咀嚼期；第三次高潮在15—17世纪，是程朱理学文艺思想的光大期，各国汉文学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第四次高潮出现在18—20世纪初，是亚洲汉文学的全盛期，也是明清文学的咀嚼期。作者认为亚洲汉文学是模拟性与创造性的矛盾统一，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汉文的阅读方法的多样性、民族语言的汉化、变体汉文及文体的创造、翻译注释与改编形式的配合；尤其重要的是亚洲各国汉文作者并不把汉文看成是外国文学或官方文学，而是个人抒情叙事的必不可少的方式。王晓平认为“区域的国际性”是亚洲汉文学的重要特性，在历史上亚洲各国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将汉文学区域化、国际化是由若干不同类型的作家群体来实现的，他们包括帝王群、臣僚群与文人群、释门群、道门群、闺秀群。在修订本序言《汉文学是亚洲文化互读的文本》中，王晓平进一步提出了“汉文学是亚洲学人同读共赏的文学遗产”、“汉文学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宝贵结晶”、“汉文学是亚洲学人共同的学术资源”这三个命题，从文学鉴赏、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三个角度论述了亚洲汉文学的意义。《亚洲汉文学》全书以专题论的形式设计全书的构架，分“书缘与学缘”、“歌诗之桥”、“迎接儒风西来”、“梵钟远响”、“神鬼艺术世界”、“传四海之奇”、“走向宋明文学的踏歌”、“辞赋述略”、“送别夕阳”共九部分。也许是为了追求行文的活泼可读，全书按普及读物的风格样式谋篇布局，这样的结构布局似不利于在时序和空间关联上揭示亚洲汉文学的内在联系，不利于体现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对亚洲汉文学的演变规律及特征的基本把握，这似乎是此书美中不足之处。

在亚洲汉文学的整体研究方面，继王晓平之后，高文汉、韩梅合著的《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则将日本与韩国的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作者在“前言”中提出本书的研究目标是“以梳理日、韩汉文学的发展、变化为基础，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韩、日汉文学的重点作家、主要文学流派的体裁、文学价值观、审美取向、表现手法、思想倾向等问题入手，以期探明中国文学对日韩汉文学的影响，日、韩汉文学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总结、归纳东亚汉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应该说该书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但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的最终成果，理应在原创性、体系性上要求更高。从全书架构上看，全书没有将日、韩汉文学纳入“东亚汉文学关系”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论述，而是以上、下两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将日本汉文学、韩国汉文学分别论述。这样当然有利于两个执笔者分头撰写，却不利于全书的完整立意的表现。在“上篇”即日本汉文学部分中，一共五节（实际上，若按约定俗成的写作规范，“编”之下应该是“章”，“章”之下才是“节”，但作者在“编”之下直接表记为“节”），包括第一节“日本汉文学史略”、第二节“中国典籍与日本汉文学”、第三节“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汉文学”、第四节“中国文化对日本汉文学的影响”、第五节“中国古典文学与日本汉文学”。从各节的名称中可以看出，在概念表述、内容思路上有互相重叠、纠缠不清的问题，例如“中国典籍”、“中国文化”、“中国古典文学”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的概念；而“中国典籍”的流传与“中日文学交流”也是相互包含和交叉的。因此在论述上就不免也有叠床架屋之感。该书的上编（日本部分）约有14万～15万字，篇幅不大，所使用的材料较为常见，也难以容纳更多的材料，并且在内容材料方面与作者早先出版的《日本古代文学比较研究》等有不少的重复。

在汉文学研究方面，高文汉还有一本《日本近代汉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2005年）是日本汉文学的断代史，对明治时代及大正时代的汉文学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和研究。此前，在日本有《明治汉文学史》（三浦叶著，1998年）等相关著作，但在中国，此前还没有综合评述明治时代日本汉文学的专书，因而该书在选题上填补了一处空白。作者指出，明治七八年以后，随着过度西化的反思，汉学重新得到评价，汉文学再次复兴，并于明治二三十年代迎来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第四次繁荣”。据日本学者统计，明治年间日本出版的汉诗文集多达2700种，数量惊人。因而，这段汉文学史极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明治汉文学复兴的背景”，谈了学制及汉学学塾、诗社与文会、出版业的发展、中日文人的交流等对汉文学复兴的影响；第二章“明治前期的主要诗人”，评述了小野湖山、冈本黄石等十几位诗人的创作；第三章“明治中、后期的诗坛”评述了“森门四杰”及其他几个作家；第四章“明治时期的文坛重镇”，评述了中村敬宇等六位汉文作家的汉文创作；第五章“大正、昭和前期的汉文学”分两节谈了汉诗与汉文的创作。作者主要使用了作家介绍与作品分析的方法，这在日本近代汉文学的研究的前期阶段是合适的、可行的。另外，全书第一章、第三章前面，都有一段引言性的文字，但其他各章却没有，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对称，算是白璧微瑕。

长期以来，对日本汉文学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汉诗与汉文，而“汉文”主要是指散文，而常常忽略小说。实际上，日本的汉文小说也是日本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日本学者在1920年代以后，就有学者陆续加以整理和研究。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王三庆等，从1990年代后期，也陆续发表和刊行从日本收集到的汉文小说。2003年，王三庆等四位学者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在中国大陆，1988年，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的论文《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学术月刊》，2001年第3期）开中国大陆日本汉文研究风气之先，又发表《东亚汉文小说：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一文，呼吁对日本等东亚各国的汉文小说展开研究。孙逊教授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的研究课题，他主编的“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首先推出《越南汉文小说研究》、《韩国汉文小说研究》和《日本汉文小说研究》等专著，都是中国的海外汉文小说研究标志性成果。

其中，《日本汉文小说研究》（2010年）由孙逊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孙虎堂（1977年生）承担，该书也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该书“绪论”部分对日本汉文小说的研究理路做了清晰的阐释。(www.xing528.com)

作者认为，“日本的汉文小说”这一概念，广义上是指日本境内现存所有小说类汉籍，狭义上则指古代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小说著作，而“日本汉文小说”的研究对象就是后者。他还进一步对“日本汉文小说”的概念的名与实做了辨析，认为从文字体式的层面上，“日本汉文小说”应该指纯汉文或夹杂极少量变体汉文的小说作品，而不应包括和汉混合体或含有较多变体汉文的小说作品；在文体层面上说，不能仅仅拿现代小说的标准或欧洲文学理论中的“小说”标准来衡量日本汉文小说，而应该参照中国传统的小说及日本本土的叙事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否则就会把数量众多的“笔记体小说”排除在外；从作者的创作方式上说，日本的汉文小说分为“原创型”和根据既有的日文作品加以翻译改编的“翻译型”两大类，由于绝大多数的“翻译型”小说并非是对日语小说的忠实翻译，而是在章节选择、情节取舍、人物形象等方面有着较多改变的再创作。因此，研究日本汉文小说，也应该将这类“翻译型”的汉文小说包括在内。

在确定了“日本汉文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之后，作者又对日本汉文小说加以分类，认为应该综合考察作品的篇章体制、话语方式、流传方式等各种因素，参照学界一般通行的中国古代小说分类标准，将日本汉文小说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类。然后根据这四种分类，确立了正文的四章。第一章“笔记体日本汉文小说”，又分为“轶事类小说”、“谐谈类小说”、“艳情小说”、“异闻类”小说共四节；第二章“传奇体日本汉文小说”，分为“民间传说类小说”、“世情类小说”、“民间故事类小说”、“艳情类小说”、“‘虞初体’汉文小说”、“志怪类小说”共六节；第三章“话本体日本汉文小说”，分为“世情类小说”、“艳情类小说”两节；第四章“章回体日本汉文小说”，分为“历史演义类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神魔类小说”、“英雄侠义类含义小说集”共四节。分类是研究的基础，科学的分类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对于日本汉文小说这样的此前并没有以“小说史”这样的形式加以系统研究的文学现象，正确的分类是十分重要的。可以看出，作者每章的分类（一级分类）基本上是以文体为依据，而各节的分类（二级分类）基本是以题材为依据，这样的层级分类能够涵盖不同时期日本汉文小说的各种类型，并由此成功地搭建了全书的框架，使日本各时代的汉文小说在混沌中显出了秩序。作者充分吸收了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现行研究成果，对文本做了尽可能的搜罗，并在此基础上对四十多种重要作品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作为小说史著作，点线面结合，眉目清秀，以史代论，作者是初入学术之门的博士和年轻学者，所显示出的良好学术功底是令人欣慰的，也足见一个好的选题往往是困难的选题，困难的选题不容易做，但只要下功夫就可以做好，同时也可见出博士生导师的好的选题策划与指导，对博士生做出好的学位论文，是何等重要。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汉文学，也是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日本汉文学是用汉语书写创作的，在假名没有发明之前，日本古代的第一批日语文献，如《古事记》、《万叶集》也是用汉字（万叶假名）来标记的。那么，如何看待日本古代文献在汉语的使用中的不可避免的不规范现象？如何看待和评价那些日本化的汉字、日本风格的汉字词语与汉语句式？其形成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利用这些汉字汉语的日本化现象来研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这是日本汉文学研究及汉字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外经贸大学日语教授马骏（1960年生）的《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选题新颖，论题重要。在该书出版之前，马骏教授还出版了《〈万叶集〉和习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并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几篇相关论文。这些成果最终都纳入了《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一书中。

所谓“和习”，也写作“和臭”，指日本人受自身语言的影响，在使用汉字、汉语时夹杂着的日语习惯及不合汉语规范的表达。从“和习”角度评论与研究日本的汉文学，始于江户时代的儒学家荻生徂徕。但从荻生徂徕起，到后世的日本的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以规范的汉语为标准，对“和习”采取批评和否定的态度。《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在参考和吸收日本人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用语言学及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日本的“上代”（奈良、平安时代）用汉字标记的史书《古事记》、和歌集《万叶集》、用汉文书写的史书《日本书纪》、地方志《常陆国风土记》和汉诗集《怀风藻》等五部文献中的“和习”现象，进行了比较语言学层面上的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资料丰富细密、引述不厌其烦，使全书篇幅较大，达70万字，在方法、套路与著述方式上与日本学界擅长的微观研究很是接近。书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列出原文，从字、词汇、词组、句法的角度，做微观的语料分析，从而见出“和习”日语与规范汉语之间的关系，解释有关日本原典与中国典籍之间的接受与变异的复杂关系，指出了哪些中国文献对日本的某部典籍发生了哪些影响，对来自不同文献的不同影响，即“出典”问题，也做了细致的考辨和分析，并由此对日本学者的相关看法与结论做了一些质疑、指弊和矫正。作者特别强调：与中国的传世经典相比，汉文佛经的语言文体对日本上代文学语言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些被视为“和习”的语言现象，实际上并不是“和习”，而是传入日本的汉译佛经中的语言影响所致，认为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学典籍与汉译佛经的交互作用中，来展开“和习”的研究。在对“和习”现象的评价方面，作者指出：长期以来，日本学者以规范的汉语来看待和评价“和习”现象，并做出负面评价，是偏颇的；认为“和习”现象是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交流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反映了日本人在使用汉语过程中的一种“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是日本作家根据本国传统文化、审美趋向、风俗习惯乃至生活环境等所创造出的新的文学表达内容与形式，因而应该对“和习”现象做出积极的、正面的估价。诚然，从比较文学的“变异研究”及“创造性叛逆”的角度看，作者的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和很有价值的。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时代的日本人，既然要使用汉语来写作，主观上恐怕都希望能够使用地道的汉语，而不可能是故意破坏汉语并由此来体现“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对“和习”的评价，恐怕不能从荻生徂徕等日本学者的负面评价，一下子掉转方向做出完全正面的评价。要对“和习”问题做出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就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和习”的确是日本人汉语水平有限所造成的，它影响了汉语的有效、正确的表达功能，日本人主观上也极力规避，但规避不掉；而另有一些“和习”，特别是一些新的日本汉字的创造，一些新的汉字词的创制，是对汉语的正面贡献。此外，本书的书名《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似乎也带有很强的“和习”色彩。首先是“上代”这个词，在日语是“上古”的意思，而作为中文词汇一般用于“上一代”的缩略语。对“上代”这一“和习”式的表达，一般中国读者可能会莫名其妙；其次是“文学‘和习’”这个词组，所指涉的当然是“文学中的和习”，但是，严格而论，文学中的“和习”不同于语言中的“和习”，文学中的“和习”应该指日本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和风”，包括题材主题、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审美取向、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民族气派。这种“和习”不是“问题”，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该书所研究与其说是“文学”的“和习”问题，不如说是语言中的“和习”问题，而且作者所研究的五部文献中，除了《万叶集》和《怀风藻》是文学作品外，《古事记》、《日本书纪》、《常陆国风土记》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却主要属于历史、地理风土方面的文献，而不是一个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总之，《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虽因大量资料的胪列而某种程度地掩蔽了学术思想的表现与提升，但作为立意新颖的著作，细密、厚重，具有丰富的文献信息和很大的劳动含量，为从“和习”角度研究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演变，探索以汉字、汉语为媒介的中日文学关系开了先路，在研究角度与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