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专题研究成果

汉文学是日本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学界对日本汉诗文，特别是汉诗的关注较早，早在唐代，李白、王维等就与渡唐日本诗人晁错等有相互唱和之作。宋元时期中日诗僧也有往来，日本诗僧流布于中国的作品，也斑斑可考。但总体而言，流入中国的日本汉诗极少，中国人对日本汉诗长期缺乏关注。到了清末，俞樾（1821—1907年）曾应日本人岸田吟香的请求，编选日本汉诗集《东瀛诗选》四十卷并补遗四卷，凡五千余首。在《东瀛诗选》的序言及《东瀛诗记》中，俞樾对日本汉诗有所评论，并将日本的汉诗与中国诗做了一些比较，也可以把俞樾的这些文字作为中国的日本汉诗评论与研究的滥觞。

直到1980年代后，中国开始对日本汉诗加以编选刊行和研究。首先对日本汉诗按主题题材加以编辑整理。其中，从中日两国交谊、往来的角度编选的日本汉诗就有数种。有张步云的《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知秋编注《历代中日友谊诗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孙东临、李中华选注《中日交往汉诗选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黄铁城等编注《中日诗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孙东临编注《日人禹域旅游诗注》（武汉出版社，1996年）等。这些选集一则可为中日交流史提供诗证，二则可为读者的鉴赏提供材料。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编选注释的日本汉诗集也有几种，其中包括黄铭新选注《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程千帆、孙望选评《日本汉诗选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马歌东编选《日本汉诗三百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刘砚、马沁编《日本汉诗新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王福祥、汪玉林、吴汉樱编《日本汉诗撷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2008年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汉文著作丛书”，列出的书目有从古代到现代的日本汉文作品18种，已出版的有《一休和尚诗集》（2008年）、《夏目漱石汉诗文集》（2009年）、《内藤湖南汉诗文集》（2009年）等。此外，对于日本的填词，中国学界也做了一些介绍，其中，词学家夏承焘先生的《域外词选》选录了一些日本词，张珍怀为之笺注。在此基础上，张珍怀出版了《日本三家词笺注》（黄山书社，2009年），收录日本明治时代前期三位词人森槐南、高野竹隐、森川竹溪的填词作品，并加以笺注。张珍怀为该书写的“前言”，评价了三位日本词人的创作，并在此前发表的《日本的词学》（《词学》第2辑）中对日本的填词史做了总体评述。

在此基础上，近三十年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们展开了对日本汉诗的研究。其中，有的研究从考释的角度展开，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福祥（1934年生）编著的《日本汉诗与中国历史人物典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以178位中国历史人物为切入点，选出含有这些历史人物典故的汉诗476首，并对诗人生平略作简介，既是一部独特的日本汉诗选集，也是一部有特色的中日比较文学的专著。由此可以看出以中国历史人物（既有真实人物，也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为题材的日本汉诗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部类。冠于卷首的长文《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化》描述了日本历代汉诗的发展演化的轨迹，对日本汉诗人的思想情操、创作中所受的不同时代中国诗风的影响，日本汉诗与中国的时令节气、节日习俗，日本汉诗的主要的修辞手法等，都结合具体作品做了分析。

对一部作品进行专门的研究的，是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宋再新（1952年生）的题为《和汉朗咏集文化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的小册子。《和汉朗咏集》是平安时代编纂成书的汉诗、和歌佳句集锦，编者据认为是著名歌人藤原公任。全书分为两卷，共收中国诗文佳句234句，日本汉诗文佳句354句，和歌216首。宋再新教授认为，该书将中国文学、日本汉文学、日本传统文学的佳句汇于一集，通过该书的阅读研究，可以很好地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看出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认识日本文学固有的文学观和文学的特殊性，因此《和汉朗咏集》值得研究。《和汉朗咏集文化论》除前后的“引言”和“结语”外，分为“歌谣·和歌·汉诗”、“日本汉诗文的兴盛与和歌的复兴”和“〈和汉朗咏集〉的文学价值”三章，论述了《和汉朗咏集》成书的背景、汉诗与和歌之间的彼此消长、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和汉朗咏集》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并将《和汉朗咏集》的全书附录于书后，用两句汉诗题译出了其中的200多首和歌。作者指出：《和汉朗咏集》对汉诗的选择标准带有明显的日本平安朝宫廷贵族文化的取向和趣味，平安贵族崇尚唐文化，提倡华贵、风雅，《和汉朗咏集》中编选的佳句，都是闲适、绮丽一类。其中入选最多的白居易的佳句（共135首）也都是此类风格的诗，而对于白居易自己最得意的乐府讽喻诗中的忧国忧民、社会批判的诗，则几乎不选。又指出：“《和汉朗咏集》所提倡的并不是中国古代文人热衷的‘诗言志’、‘文以载道’，他们仿效的是侍宴应制、酬酢唱和，钟情的是中国文学中描写自然风景、卿卿我我的作品。”（第9页）这些话，在当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都是新颖的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十年后，宋再新教授又出版了《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2005年），在研究思路上与上述相似。《千年唐诗缘》以《千载佳句》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了唐诗在日本的接受研究。该书重点不是全面地分析唐诗在日本的影响（那需要更大的篇幅），而是通过考察日本人对唐诗的理解和鉴赏经过，了解各时代的日本人接受唐诗影响的文化背景和鉴赏。作者指出，日本人对唐诗的选择欣赏与中国人是有差异的，他们喜爱的诗句诗篇与中国人最推崇的诗句诗篇并不相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公元950年前后平安时代学者大江维时所编纂，并被历代读者所酷爱的唐诗佳句选集《千载佳句》一书中。该书收集153个唐代诗人的1083联七言诗佳句，其中白居易的诗就占了一半，就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唐诗是有分拣选择和过滤的。他们以和歌的审美标准来选唐诗，而将表现社会政治、忧国忧民的唐诗摒弃在外了，他们唯尊白居易，而且独尊白居易描写风花雪月的作品。到了江户时代，随着汉学水平的普遍提高，传为中国明代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以及明清两代尊崇李杜的风气传到日本，日本人开始比较全面地了解唐诗，对李白、杜甫也重视起来。直到当代，日本人对唐诗仍很重视，中学课本中有唐诗，出版社不断推出各种唐诗选本。《千年唐诗缘》按照这样的思路，描述了上千年间唐诗在日本的接受轨迹，分析了唐诗对日本民族诗歌乃至民族文学的影响。书中对日本独特的审美趣味的强调及相关结论，与上述的《和汉朗咏集文化论》是一致的。此外，《千年唐诗缘》书后所附录的《千载佳句》全书，对中国读者而言也有文献价值。

同样收入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的日本汉诗研究专书，还有苏州大学教授严明（1956年生）的《花鸟风情的绝唱：日本汉诗的四季歌咏》（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2006年）。该书是一部赏析性的书，把日本汉诗按春夏秋冬四季加以编排，列出描写四季风物的原作，并加以鉴赏，也时有中日诗作的比较分析，该书可作为了解日本汉诗基本面貌的入门读物。此外，严明的《日本狂诗艺术特征论》（《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第2辑，2012年）一文，对日本“狂诗”的由来及其艺术特色做了透彻的概括分析，是这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从1990年代起，到新世纪头十年的二十多年间，陕西师范大学的马歌东（1944年生）在中国和日本的相关书刊中，陆续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有《物理·事理·情理·禅理——试论中国古诗与日本汉诗中的造理表现》（1990年）、《日本汉诗的运命》（1991年）、《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五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1995年）、《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1995年）、《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李白诗歌之受容》（1998年）、《日本的诗话的文本结集与分类》（2001年）、《训读法——日本受容汉诗文之津桥》（2002年）、《俞樾〈东瀛诗选〉的编选宗旨及其日本汉诗观》（2002年）、《唐宋涉脍诗词考论——兼及日本汉诗脍意象》（2002年）、《日本五山僧汉诗研究》（2003年）、《中日秀句文化渊源论》（2003年）等。后来，这些论文结集为《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发行。后来又增补了两篇文章，以相同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2011年再版发行。

《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的大部分论文，在选题、材料或结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例如，在《日本汉诗的运命》一文中，作者从日本的历代诗话的分析中，认为日本人对日本汉诗的评价向来是以中国为标准的，日本汉诗中的所谓“和臭”（又作“和习”、“倭臭”、“倭习”，指汉诗中的日本式字句与表达习惯）是极力避免的，作者指出，到了江户时代——(www.xing528.com)

日本汉诗已相当成熟，能够创作性地显示出日本汉诗的民族特色，达到了“日本的汉诗”这一至境。如果广义地把这也视为一种“和臭”的话，这已与道真时代的“和臭”有了质的变化。从产生了“和臭”到“和臭”减少，再发展到无“和臭”却显示出民族特色，这是日本汉诗走过的合乎逻辑的进程。[1]

这样分析和结论是十分准确的。也就是说，“和臭”或“和习”是日本人汉语水平和汉诗水平不高所产生的迫不得已的现象，并非是日本人故意显示“和习”来标新立异，“和习”更不是显示日本民族特色的有效途径。这与当下有些“和习”研究所得出的相反的结论，形成了对比（详后）。在《训读法——日本受容汉诗文之津桥》一文中，作者介绍了日本汉诗文训读法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认为：“训读法不仅是日本人接受汉籍并进而创作汉诗文的语言工具，更重要的是，向使日本人一味用音读法处理汉诗文，则汉诗文就始终只能是极少数文化贵族的文学，汉诗文在日本就永远只能是‘外国文学’，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不可能出现江户时期的鼎盛，更谈不上融入日本文学。成为构成日本文学的和汉两大体系之一。”（第45—46页）这样的分析也是颇得要领的。还有几篇论文选题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如《物理·事理·情理·禅理——试论中国古诗与日本汉诗中的造理表现》，从“理”和“造理”的角度对中日诗做比较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但可惜作者只谈了中国古诗中的“造理”的分类，从中日有关诗歌中分析两国诗歌在造理上的相通性，却没有联系日本古代文论，分析日本人对“理”的独特理解，特别是和歌、物语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学对说理、讲道理，即落入所谓“理窟”的反感和排斥，来揭示中日文学在“理”上的根本不同。在《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五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一文中，作者从中国诗话史料中，看出许多论者用“幽玄”或“穷幽入玄”一词，来概括王维的诗风，特点是“伤暮悲秋、境入静寂”，并指出日本汉诗也有王维式的“幽玄”之句。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性的选题，但可惜作者只是从具体作品的风格分析中来论“幽玄”，未能联系日本古典文论特别是源远流长的“幽玄”论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对“幽玄”的诗学内涵、中日“幽玄”的美学差异等，也没有理论分析。在《中日秀句文化渊源考论》一文中，作者从语义学的角度，对中国诗学中的“秀句”一词做了考辨，并对“秀句”的基本审美特征做了分析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日本对中国“秀句”文化的受容。虽然该文未能联系日本古典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对“秀句”作为文论概念的概念做出深入阐释，却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总体看来，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中的相关论文，开启了一系列创新型的选题，代表着1990年代后20年间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中的高水平，为今后的研究铺垫了很好的基础。

《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之后的另一部日本汉诗的论文集，是旅日学者蔡毅（1953年生）的《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该书收录作者的18篇论文，其中主要是考据、考证性的文章，包括《空海在唐作诗考》、《韩志其人其事》、《祇园南海与李白》、《市河宽斋简论》、《从日本汉籍看〈全宋诗〉补遗——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例》、《市河宽斋与〈全唐诗逸〉》、《市河宽斋所作诗话考》、《长崎清客与江户汉诗——新发现的江芸阁、沈萍香书简初探》、《陈曼寿与〈日本同仁诗选〉——第一部中国人编辑的日本汉诗集》、《俞樾与〈东瀛诗选〉》、《黄遵宪与日本汉诗》、《明治填词与中国词学》等，多有探幽发微的寻觅与发现。还有对日本汉诗的赏析与批评的文章，如《试论赖山阳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超越大海的想象力——日本汉诗中的中国诗歌意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汉诗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方面，作者也提出了一些高见，如《日本汉籍与唐诗研究》一文认为，纵观日本对唐诗的接受史，有两个现象尤其引人注目：一是平安时代白居易的文坛独步，一是江户时代李攀龙编《唐诗选》的天下风行，由此看到日本汉籍对唐诗研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那就是中国的白居易研究应该借助日本所收藏的、中国国内不见的各种白居易文集抄本、刊本。而对唐诗字句的注释，也应该参照日本人对《唐诗选》的翻译注解。在《日本汉诗研究断想》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汉诗，重要的是发现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的不同，“求异是难点，也应是日本汉诗研究的重点，正是在这里，日本汉诗才展示出它独特的魅力”。例如，由于日本“民风自古开放，‘男女之大防’较中国远为松弛，日本汉诗，特别是江户时代的汉诗，爱情之作时可寓目。赖山阳和江马细香的‘生死恋’，就具有现代性爱的平等精神，其互诉肺腑之作，足可谱写一曲新的‘长恨歌’。其他如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国文学中一直作为恐怖形象的大海，在日本汉诗中却是明朗亲切的存在，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差异，于此得到鲜明的体现”（第168—169页）。基于日本汉诗特殊性的强调，作者认为，“日本汉诗最有价值的，并不是五山僧侣们与中国诗惟妙惟肖、难分二致的诗作，而是江户中期以后逐渐兴起的‘汉诗日本化’的作品。”这些看法都可为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的着眼点和方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试图从“文体学”这个特定的角度，对日本汉诗做出研究的是吴雨平（1962年生）女士的《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该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汉诗作“文体学”的研究，研究日本汉诗的体裁样式，即语言、结构、体裁、体制等，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角度。作者在该书“绪论”中，表示要“将日本汉诗作为特殊的‘文体’，对其‘生命史’进行文体演化的研究，考察日本的汉诗诗体、诗风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并且同时关注这种过程与作为文体环境的日本社会历史进程中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以及日本各个历史阶段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势力的消长对日本汉诗的作用，即通过对日本汉诗这种特殊文体的内部与外部研究，来探讨它尚未被完全挖掘的历史文化及文学价值”（第2页）。但是作者没有将文体作为“体裁样式”来把握，而是对“文体”做了极其宽泛的理解，“认为‘文体’既是语言的编码方式、体裁文类，更是文体风格、体裁内容、表现方法乃至作家的主体精神，甚至是时代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凝聚。这可以看作是本书对日本汉诗进行文体和文体意识研究的理论预设”（第6页）。这样一来，“文体”就从内容到形式、从作者到社会、从社会到历史文化，无所不包了。在这样宽泛的理解中，“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就变成了“对日本汉诗这种文体的研究”；换言之，在这种语义中，“文体”这个概念就完全被虚化了，实际表述的是“对日本汉诗的研究”。统观全书，对日本汉诗的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学研究”的内容极其微少，全书共有七章——第一章“日本汉诗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第二章“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第三章“日本汉诗与执政者的意识形态”，第四章“日本汉诗与其创作主体”，第五章“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学选本、诗文别集”，第六章“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第七章“汉诗文与《万叶集》”——大都是对日本汉诗与周边历史文化各个方面之关联的评述，而不是真正的“文体学研究”本身，因而作者并没有集中阐述出“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这一标题所表示的主题，没有集中论述中国诗（“橘”）在文体上如何变为日本汉诗之“枳”。这样一来，从书名上看论题很鲜明集中的“文体学研究”，便弥漫为关于汉诗的历史演变、文化背景、诗人创作及其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一般化的评述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书中也有一些作者自己的心得，但要写出更多的创意和新意，就相当困难了。

旅日学者张石的《寒山与日本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以寒山及寒山诗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为切入口的日本汉诗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研究。众所周知，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在近百年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书上长期没有记载，但其诗作传到韩国、日本和欧美世界后，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种颇为值得研究的现象。近年来，研究寒山对日本文学、文化影响的文章陆续出现，但一直没有出现专门的成规模的研究专著，张石先生的《寒山与日本文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全书分两编：第一编“寒山与中国文化概论”，详细分析寒山及寒山诗的内容与艺术特色，分析了寒山诗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影响；第二编“寒山与日本文化”是全书的重心，对寒山诗传入日本的途径、保存、流传和出版刊行情况做了描述，对寒山诗与日本佛教，特别是禅宗及著名僧侣的关系做了评述，对日本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接受寒山诗的影响做了全面分析，对日本绘画等美术中的寒山题材及寒山形象做了梳理呈现，还进一步论述了寒山对日本人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中，作者对寒山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论述尤其详细，包括日本五山汉文学、谣曲中的寒山题材，寒山诗与松尾芭蕉、良宽等人创作的关系，近现代作家坪内逍遥、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冈本可能子、安西冬卫、井伏鳟二等作家对寒山形象的描绘及受寒山诗作的影响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作者指出，寒山诗中的禅宗思想、乐观放达的“笑”的魅力、修炼孤独与享受孤独的精神，都是寒山及寒山诗能够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原因。而寒山诗中的无常观、简朴清贫的生活观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观，则是寒山诗能够影响日本文化的深层原因。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文献考据等结合起来，既有扎实的文献功底，又有透彻的理论分析，使《寒山与日本文化》成为一部了解该领域的不得不读的书，也是中国古诗对外传播与影响研究的一部力作。